[轉載]千古遺恨秦公大墓（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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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千古遺恨秦公大墓（下集）作者：劉潤和

1974年，秦始皇兵馬俑在陝西出土。這座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的「地下軍團」，以其舉世罕見的陣容轟動了世界,也推進了秦史的研究。

眾多歷史學者和考古專家通過對歷史文獻和考古發現，秦人有四大陵園區。到1987年，秦人四大陵園中的二、三、四陵園，即雍城陵園、芷陽陵園和臨潼秦始皇陵園都在陝西先後發現，唯有秦人的第一陵園一直難覓蹤影。學術界出於研究的需要，地方政府出於旅遊業的開發，都在積極尋找。長達近十年的尋訪，並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秦人的第一陵園究竟在哪裡？

《史記·秦本記》記載，秦的祖先最初居住在「西犬丘」，因牧馬有功，且在與西戎的戰爭中視死如歸，所向披靡，被西周王朝封地授侯，得以建立秦國。「西犬丘」實際上是秦族、秦文化的發祥地和根基所在。《史記》之後的史書，所記載的「犬丘有兩個」。一個在今天的陝西省，一個在今甘肅省。確定「西犬丘」的準確位置，是解開秦人第一陵園在何處的關鍵。

1919年，甘肅禮縣紅河鄉出土的青銅器——秦公簋曾引起國內外考古界的廣泛關注。這件現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國寶，是先秦時期著名的青銅器，上有銘文105個。70年前，這隻秦公簋幾經周折傳至北京，著名學者王國維、郭沫若等人撰文考證，認定秦公簋是秦肇始文明的最重要實物證據之一。

王國維參照《水經·漾水注》的說法，認為秦的早期都邑西垂就是「漢隴西郡之西縣」。西縣，是漢代縣治，就是今天的禮縣。但王國維本人並未到禮縣做過實地調查。他的論證，僅僅是依據歷史資料的推斷。另有學者則認為，秦人第一陵園西犬丘是陝西寶雞的西山。這兩種意見，都因為沒有實物充分證實，只能成為推測秦人第一陵園所在地的參考。

王國維和郭沫若等大師難以預料的是，上世紀90年代，禮縣大堡子山兩座秦公大墓的被盜和發掘，意外地證明了他們的推斷是正確的——西犬丘，就在甘肅禮縣。這裡是秦人早期的一處重要都邑，是秦先祖、秦早期文化的發祥地，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祖先的「老家」。禮縣被盜掘得秦公大墓，就是秦人的第一陵區——西垂陵區。

2004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國家博物館考古部、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五家單位組成聯合課題組，啟動早期秦文化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項目。重點調查禮縣西漢水上游地區新發現的數十處早期秦文化遺址。

2006年9月初，聯合考古隊進駐大堡子山，發掘禮縣大堡子山遺址。

大堡子山位於禮縣永坪鄉和永興鄉交界處的西漢水北岸，隔河與南岸的山坪城址相對，西側有永坪河自北而南注入西漢水。西漢水以東的河谷平坦開闊，一馬平川；以西則山勢險峻，狹窄蜿蜒。墓葬遺址西面、南面石壁陡峭、不可攀登，東面較緩，北面與起伏的群山相連接，遺址總面積約150萬平方米。

從地理位置上看，大堡子山「兩河加一山」獨特地勢，完全符合先秦貴族選擇陵園的「風水」取向。

在被盜秦公大墓的西南角,聯合考課題組古隊發掘出了一處建築遺址。遺址南北長107米，東西寬16.4米，建築基址四周為夯土圍牆，中間有18個大型柱礎石，每一個的直徑都接近一米。西牆地面以上殘高20至60厘米，牆寬1.5米左右，地下基礎寬約3米；東牆、北牆以及南牆東半部只剩地基部分，寬2至3米左右。從地層堆積和夯土內的包含物看，這個建築規模宏大，大約始建於西周晚期春秋初，戰國時期廢棄，漢代遭到嚴重破壞。現代因修整梯地，東牆地上部分完全被毀。專家認定，這個建築應是秦人的大型府庫類建築。

聯合考古隊又在被盜秦公大墓西南20餘米處發掘出了一個祭祀遺迹，4座人祭坑、6個灰坑和1座樂器坑。

人祭坑裡有一具年齡約為35歲的女性屍骨和一具中年男性屍骨，還有童男童女的祭祀骨架。專家認為，這種用人來當作祭祀的祭品，可能是用於祭祀地神，非常符合秦朝時期的歷史特徵。

在一座東西方向的長方形樂器坑內，南北兩側排列著樂器。南側為銅鐘鎛與鍾架，北側為石磬與磬架。屬於春秋早期3個銅鎛和8個甬鍾，在坑道里一字排開，外觀完整，銹色深綠，紋飾華貴，一出土就成為這次發掘中最引人矚目的亮點。

銅鐘鎛由西向東、由大到小依次排列，在3件鎛上或一側發現3件銅虎。鎛、鐘上附有銅掛鐘，置放在鎛、鍾之上或一側。鎛和甬鐘的表面還有殘留的布紋。

在20世紀末期禮縣的古墓浩劫中，這些國寶與盜賊擦肩而過，僥倖留存，實乃不幸中之大幸。

在鍾架的一側，考古人員發現了一組石磬，共10件，按照有東向西、由大到小的方式排列。石磬的上方是磬架，這組石磬很有可能就直接懸掛在磬架。

出土的編鐘保存非常完好，禮縣博物館的管理人員做了編鐘奏樂演示，編鐘發出音的響清脆悅耳，美妙動聽。

西北師範大學音樂學院朱東生教授說，秦公大墓出土的這11件銅鐘鎛樂器，音域、石磬寬到3個多8度，銅鐘鎛的音色和音質、音準都非常好，可以演奏很多器樂。古人對器樂的排列，是按宮商角徵羽編造的。用現在的簡譜表示，就是哆來咪嗦啦這五個音組成的。用這五個音，就可以演奏很多樂曲。

過去，一些研究秦國音樂史的專家認為，秦王朝統治中國的歷史只有17年，秦國的音樂不可能在這樣短暫的時間內達到某種高度。這次出土的鐘鎛和石磬，證明在春秋時期，秦人就已形成了自己的音樂傳統，秦國宮廷里鍾罄齊鳴，樂隊氣魄宏偉。

蘭州城市學院趙小鈞教授說，在通行的中國音樂、美學的史料里，都是把先秦音樂和漢族的音樂放在一起來談，提到秦音樂的時候都是一帶而過，說沒有留下印記，也沒有大的貢獻。禮縣大堡子山出土的秦早期樂器，尤其是這些編鐘和編磬，證明秦早期的音樂是非常輝煌的。所以我們的教材、論著對這一段音樂的歷史應予以糾正。

祭祀坑和樂器坑作為秦公大墓的附屬，尚且有如此高規格的文物出土，在與此相距不過20多米的、兩座被盜一空的秦公大墓內，應該有更加美輪美奐的器物存在。

大堡子山下的一位農民是當年盜墓事件的見證者。他見過盜墓者挖出的三個青銅鎛：比農戶家用的酸菜缸還要大，其中的一個高過一米，要四個人才能抬起來。挖墓的人用三根鐵鍬把，穿進鎛里，用了死勁才拽出來。鎛上的高浮雕紋飾突出20多公分，鎛頂的四個杆子上纏著龍鳳，粗線條的紋飾套著有細線條的紋飾，「真正講究死了」。有一個鼎里裝著三個銅瓶，為取瓶把鼎給砸了。一個千斤重的石磬，比人還高，抱不動，也砸了。

趙小鈞教授推測，編磬和鍾鎛，是金石樂器，互為陰陽。盜墓者挖出來的銅鎛如此巨大，沒挖出來的會更大；估計那個被砸碎的石磬高達1.8米以上。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輝所長也同意這個看法，他說，在清理髮掘現場，考古隊曾挖出過一個直徑20過分以上的頂腿。照常理推算，那個鼎的直徑和分量很大。

禮縣大堡子山上秦公大墓出土了多少文物，有多少流散到了國內外，誰都無法統計具體的數字。人們對流失文物的想像與懷念，多半依賴當地人的講述。那些講述也許有自詡的成分，但極有可能是真實的。或許有那麼一天，這些文物會走出密室，展現在世人面前。儘管沒有人能夠預言那個日子，但可以肯定，這些文物的出現，必將會引起考古和收藏界的震動。

法國收藏家克里斯蒂安·戴迪收藏有甘肅禮縣出土的六十餘片秦人金箔飾片和兩隻金虎。1994年，為了在兩年一度的巴黎古董展覽會展出這些文物，戴迪為展覽會印製了圖冊《秦族黃金》。

在該書的序言里，戴迪用流利的繁體中文寫到：「一個難得的天賜良機，讓我獲得了如此罕見的珍寶。」他得到的珍寶中，最珍貴的一定是出自秦公大墓的通長41厘米、高16厘米的兩隻金虎。

戴迪是通過何種「天賜良機」， 「獲得了如此罕見的珍寶」？這個過程的背後，肯定掩藏著一些不為人知、但人人皆知的違法故事。有人傳說同時出土了八對十六隻金虎，出了戴迪得到的這一對，另外的十四隻又流落誰家？對於局外人而言，這也許將是一個永遠不能解開的秘密。

1993年12月23日，戴迪收藏的這批文物，在蘇黎世聯邦科技研究所做了碳14測定，標本年代表明，秦人金箔飾片和兩隻金虎的鑄造年代約在公元前943年之791年，距今2805年至2700年左右。

至於秦人黃金的來源，戴迪認為，早在公元前9世紀，秦人已經從中亞得到黃金。「對秦族當日使用的黃金的來源的問題的分析，可能會將中亞地區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的已知年代推早七、八百年。這些黃金原料很可能是後來所稱的「絲綢之路」上最早的商業交流的物證。」

應戴迪的邀請，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長韓偉先生參觀了1994年在巴黎古董展覽會上展出的秦早期黃金器物。對於黃金的來源，他認為可能是出產於河西走廊或阿勒泰地區。這也意味著秦人在公元前八、九世紀已與西域甚至西亞交通貿易了，這比漢武帝鑿通西域要早七、八百年。

著名先秦文學專家、西北師範大學教授趙逵夫先生認為，絲綢之路並不是從漢代開始的，先秦時期甚至更早就已經開闢了這條商貿之路。香港學者、國學大師饒宗頤也持同一觀點，認為絲綢之路開闢與先秦。秦人的黃金飾物的紋飾，受到了中亞地區的影響。

如果這種結論能夠得到實物和史料證實，秦人的外貿歷史將會重寫。

也有學者認為，禮縣自古就是秦隴和巴蜀的交通要道，不能排除黃金來自四川的因素。考古學者證實，秦文化和巴蜀文化的交流由來已久，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大量黃金製品，時代遠遠早於大堡子山的秦公大墓。

事實上，禮縣本地就出產黃金，礦點多、品位高，現在也是省年產萬兩的黃金大縣。這對於秦人黃金的來源，又該作何解釋？秦人的黃金，是對外貿易換來的？還是出自禮縣？這也是一個莫衷一是的懸疑。

無論黃金來自何處，但秦人大量使用黃金裝飾棺槨等器物的做法，證明在秦始皇嬴政統一中國的600年之前，秦國的國力已經非常強盛。

秦人用黃金裝飾棺槨，有悖於周王朝的禮制，在當時是一種僭越行為。有專家認為，早期秦人蔑視傳統制度，置周王朝禮法於不顧。正式這種與生俱來的、敢於反傳統的強悍性格，使秦人從甘隴一帶出發，一步步向東挺進，創造了秦族、秦國、秦朝的輝煌發展史，對中國歷史給予了深遠的影響。

秦公大墓里出土的兵器，展現了秦人高超的青銅冶煉技術和尚武勇猛的民族性格。

一把折斷了劍頭的鐵劍，殘存的劍身長度還有一米零七。鐵劍嚴重鏽蝕，一動就會掉渣，但劍刃依舊鋒芒畢露。當年的秦始皇，被燕國的刺客荊軻追殺時，拔不出的長劍，也許就是長度類似於這把寶劍。

秦人以養馬起家，馬匹和車仗是他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考古人員在清理秦公大墓及其周圍的墓葬時發現，這些墓葬都有車馬坑。殉葬車馬的主人在下葬之際，和他生前喜愛的車馬一同被埋入黃土之中。

秦公大墓出土的青銅錯金銀車轄，紋飾繁複。馬嚼子兩側的魚形鑣，匠心獨具。秦人對車馬的器重和喜愛，從這些昂貴精緻的飾物上就可見一斑。

強盛的國力、剽悍的種族、銳利的兵器和眾多馬匹戰車，成了秦人由西往東攻伐擴張的制勝法寶。當中原諸侯王國還沉迷於步兵作戰的時候，秦人的隆隆戰車以無法阻擋的攻勢，朝著一統天下的目標卷土而來。

公元前221年，秦人的後裔——嬴政，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封建王朝。秦始皇稱帝15年之後，這個短命的帝國就被揭竿而起的農民大軍埋葬。

隨著秦王朝的滅亡，和這個帝國有關的許多歷史真相也逐漸模糊。尤其是很少見諸於文獻記載的秦人在建國以前的歷史，一直困擾並吸引著學術界。秦西垂陵區的發現，為解開這些歷史之謎提供了線索和實物依據，具有非常的意義。

原甘肅省博物館歷史考古部主任、先秦史學者祝中熹先生說，過去，中國史學界對秦人早期的歷史比較輕視，好多著作都不談這個問題，或者是幾筆帶過。西垂陵區發現後不僅在地域的分布上，而且在時間的順序上，找回了一個重要的環節，解決了許多問題：關於秦人的來源、秦文化的發展高度、秦國青銅器的發展軌跡等好多問題，現在的研究高度比西垂陵區發現之前提高了很多，也再一次證明了《史記》是一部信史，其中關於嬴秦早期活動的記載，是完全可靠的。

司馬遷《史記》記載：「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就是秦人的祖先，由大業開始，秦人進入了父系氏族社會。秦人把自己和鳥卵聯繫在一起、以鳳凰鳥為圖騰的史料，也見諸於《國語》、《左傳》等史籍。有人以禮縣大堡子山出土黃金飾片上的鴟梟為例，結合秦人的剽悍不馴，認為兇猛的鴟梟是秦人的圖騰，這樣會更加符合秦人的性格，也為他們在棺槨上裝飾鴟梟金片找到了合理的解釋。

早期聯合考古隊在禮縣發掘了的8處周秦文化遺址，它們與距今4000年的寺窪文化遺址明顯分開但又緊密相連，由此形成了一個特殊景象。

寺窪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肅東部，其創造者是當時居住於西漢水上游地區「西戎」民族。考古隊調查發現：這裡除周秦外，都屬於寺窪文化，遺迹有22處之多。寺窪文化陶器多為雙馬鞍口罐、帶劃紋的簋式豆、無耳高領罐、雙耳罐、鬲等。參照其他地區的寺窪文化年代，估計西漢水上游寺窪文化的年代是從西周早期前後延續到春秋時期，基本與當地周秦文化遺存的時代是重合的。從出土實物分析，西漢水上游地區的寺窪文化創造者，就是與「在西戎保西垂」的秦人經年戰事不休，廝殺不止，發生過許許多多糾葛的「西戎」民族。

「西戎」是對遠古至秦漢時代西部少數民族的統稱。漢代以前，西部的少數民族很多，主要的是羌族、氐族。

禮縣地處長江中上游區域，古代是一片淺海灣。滄桑變遷後，古老的地理遺存成為現在的美麗山巒。禮縣秦人西垂陵區的發現以及緊密相關的一系列問題的出現，給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地方史、地理學等專家學者提供了更寬泛的思考空間。

秦人第一陵園和「西犬丘」兩大千古謎團的解開，填補了先秦文化研究空白，系統可靠地解釋了秦人由西垂髮祥、到雍城發展、在咸陽的壯大進而滅掉六國、統一全國的歷史淵源。考古隊發掘出來器物，對研究先秦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冶金、鑄造、禮制、陵寢制度等方面有著不可估量的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填補了先秦文化研究的空白。

禮縣出土的青銅諸器上，多數自銘「秦公」：秦公簋、秦公壺、秦公鼎。但因為墓葬中文物的大量流失，考古工作者始終無法確認這座秦公大墓的主人。那麼，大堡子山的秦公大墓里埋葬的究竟是哪位秦公呢？《史記》記載，秦國有兩位國君葬於西垂。他們分別是秦襄公、秦文公。目前考古學和歷史學專家已一致確認：大堡子山古墓就是秦公墓，其墓主可能是庄公、襄公或文公。

有人認為，禮縣大堡子山墓地二號墓的墓主是秦襄公，三號墓的主人是襄公夫人。其論據主要是，秦公大墓出土的青銅器，有濃郁的西周晚期風格，存在著和秦文公所處的時代有著時間上的差異。「秦公」是誰？學術界眾說紛紜，目前還不能確定。

2006年9月，聯合考古隊發掘出土了三隻鍾鎛，形制和紋飾相同。鎛身布滿龍紋圖案，其中最大的一件高65．2厘米，通寬49．3厘米，鼓部鑄有6行28字銘文：秦子乍寶和鍾，以其三鎛，厥音缽缽雍雍。秦子吮豁在位，眉壽萬年無疆。這個鐘鎛上出現的「秦子」，顯然就是這套銅鐘鎛的主人。他又是一個什麼身份的人？和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的主人是什麼關係？

近年來，海內外已經發現了多件署名「秦子」的器物，其中的大部分出自禮縣大堡子山被盜的秦公大墓。學者們認為，有「秦子」銘文的器物，屬於春秋早期。但籠統的「春秋早期」，時間跨度最少也有三四十年。在君位更換比較頻繁的情況下，秦子可能不止一個。

「秦公」沒有確定，「秦子」又成為難題。這就是秦西垂陵區發現後給學術帶來的諸多難題的一個縮影。

原甘肅省博物館原歷史考古部主任、秦史學者祝中熹說：大堡子山發現的兩個大墓，按照《史記》的記載，埋葬在西垂陵區的還有秦庄公。再往前推，秦先祖非子之前，還有大駱，包括大駱內，非子以前的秦國國君都生活在西北地區，他們的墓葬到底在何處？例如，秦國的國都，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西垂、西犬丘，到底在什麼地方？陵區在大堡子山，秦人的國都離大堡子山不遠，但到底在哪裡？

秦西垂陵區出給學術界的所有難題可以歸結在一個核心問題上，那就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發現在禮縣大堡子山的瘋狂盜墓事件。

2006年，聯合考古隊在禮縣調查、鑽探面積達150萬平方米，發現城址一座，夯土建築基址26處，中小墓葬400多座以及零散分布的文化堆積層，足以證明禮縣文化遺存豐富，還有許多歷史的真相深埋在地下。

著名歷史學家、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李學勤先生在《甘肅考古文化叢書》總序中寫道：「中國歷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問和謎團，恐怕都不得不求解於甘肅。」

現在，被盜的車馬坑和秦公大墓的二號墓、三號墓已經被回填，遺址上年年生長著青青的麥苗。

面對被劫掠過的墓葬遺址，面對無法解開的歷史之謎，想像那些流失在海內外的不知數量的珍貴文物，令人心痛的不僅是毀壞了一處兩千多年前秦人的墓葬，也不僅是一處被洗劫一空的秦公大墓；被盜掘的，是一段珍貴無比的中國歷史，是一段華夏民族的傳承密碼；留給後世的，更是無法彌補的文化損失，是令人痛徹肺腑的千古遺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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