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以鋼：近百年中國古代文學的性別研究

傳統中國文學史書寫，從性別的角度看，貫穿的是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學史敘事。有關古代婦女創作的研究長期以來處於相當薄弱的狀態。20世紀80年代以後，在社會思想文化和觀念意識發生巨大變革的背景下，女性主義學術思想逐漸滲入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古代文學的性別研究也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這裡所說的古代文學的性別研究，是指學術界以中國古代文學為研究對象，從性別角度進行多層面審視的研究觀念和研究實踐。其中既包括對古代婦女文學的考察，也包括在性別視野中就男性創作活動所展開的探析；既涉及男女作者在文學活動中的交互影響和作用，也包含對兩性創作所呈現出來的不盡相同的審美景觀的探討。不過，由於諸多原因，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性別研究相比，中國古代文學的性別研究還停留在一個較低的層面，尤其是對這一「研究之研究」尚缺乏系統的梳理、認真的總結和全面的反思，這直接影響中國古代文學性別研究的深入。本文擬在回顧和總結近百年來中國古代文學性別研究實踐的基礎上，就其中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進行思考。

一

有關古代婦女文學創作的考察，在現代中國已有近百年的歷史。19世紀末20世紀初，思想文化界的啟蒙思潮以及對傳統文化的反思，直接影響到研究者對中國古代文學的重新認識；「五四」女性文學的勃興，也促使中國古代婦女的文學創作進入研究者的視野。20世紀前半葉，中國古代文學領域的性別研究開始起步，主要體現在對古代婦女創作的搜集整理和初步探討方面。

二三十年代，在「整理國故」和反思傳統兩種思潮的涌動中，中國古代女作家及其創作成就的整理取得了明顯進展，產生了一批較有影響的女子藝文志。與此同時，刊有古代女性作品的總集、別集和各類選本陸續印行，一些受到新思想影響的知識女性直接參与了這些文集的編輯出版，體現出文學觀念和性別觀念上的進步。例如，施淑儀的《清代閨閣詩人徵略》著錄了清代自順治至光緒三百年間1262名女詩人的生平和創作，並對之加以述評，它幾近於一部清代婦女詩歌史。編者在「例言」中申明收錄的標準是「偏重文藝」，若非於此專長者，「雖有嘉言懿行，概不著錄」，從而摒棄了以婦德為先的傳統女教尺度。20年代末，出現了單士釐的《清閨秀藝文略》（五卷），載錄3000餘種女子「藝文」作品。其中不僅有文學創作，也還包括了文論、史學、經學、音韻、訓詁甚至醫學、算學方面的學術著作。此期，在圍繞個體女作家進行研究的過程中，也有新的趨向。如潘光旦的《馮小青之分析》一書，運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對女詩人的身世和創作心理進行考察，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胡適等關於清代女詩人賀雙卿真實性的考察，①拓展出關於如何看待男性目光注視下的女性寫作這一具有性別文化內涵的話題，對此後的研究具有啟發意義。

1916年，上海中華書局印行了謝無量的《中國婦女文學史》。該書「起自上古，暨於近世」，時代斷限止於明末。這一將中國婦女文學活動系統化、歷史化的努力，在20年代後期至30年代前期問世的一些著作中得到呼應。梁乙真補謝著之闕，撰寫了《清代婦女文學史》（中華書局，1927）；其後又著有《中國婦女文學史綱》（開明書店，1932）一書。譚正璧出版了《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上海光明書局，1930）。此外，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分別收入了有關唐代武則天、上官婉兒以及薛濤和魚玄機的內容。上述著作在古代婦女文學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做了基礎性工作，初步理出中國古代婦女文學創作活動的歷史線索，並開始注意到古代婦女文學創作與其生活經歷、思想文化背景之間的聯繫，對婦女文學活動及其作品的特點也進行了初步的探討。特別值得肯定的是，著者旗幟鮮明地批判了封建時代壓抑婦女才華、否定婦女文學成就的社會制度和傳統文化，一定程度上包含著對男性本位文學史觀的反思。

此時，一些知識女性已具備了比較自覺的女性文化建設意識。1931年，陸晶清出版了現代學術史上第一部古代女詩人的研究專著《唐代女詩人》（上海神州國光社）；1933年，陶秋英的《中國婦女與文學》（北新書局）問世；其後曾乃敦著有《中國女詞人》（上海女子書店，1935）。在帶有一定研究性的著述中如此標榜文學創作者的性別，對這些女作者來說實乃有意為之。例如，陶秋英就「婦女與文學」這一命題的提出發表了一針見血的看法：「『婦女』，這是一個侮辱我們的名稱；不！『婦女』而成為種種特殊問題，特殊名稱：這才是真正侮辱我們的現象，這明明在說，『婦女是人類的另一部分。』」②在「五四」新思潮影響下女性主體性的確立，使之能夠一語道破傳統文化的男性本位實質，以及婦女在文學和文化史上的不平等地位。

這些有關中國古代婦女文學創作的研究性著作，是在啟蒙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潮影響下，在進步思想界不斷發出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呼籲的背景下誕生的。它的出現對現代性別文化的建設具有積極意義。只是在當時的寫作中，作者往往不自覺地囿於男性中心的傳統思維，體現出明顯的局限性。例如，一些男性作者在認識和評價古代婦女創作時，一方面熱情肯定文學女性的才華，另一方面又無形中受制於傳統性別意識和文學觀念，時或流露出「表彰才女」、「憐香惜玉」的文人士大夫趣味。此外，在研究的起始階段，人們對女性創作現象的認識不免粗淺，視野也比較狹隘。

相比之下，女作者對文學創作中的性別因素顯然更為敏感。比如，陸晶清撰寫的《唐代女詩人》第一次以斷代方式對女性詩歌創作進行研究，探討唐代女詩人對詩歌藝術的貢獻；陶秋英的《中國婦女與文學》將古代婦女的創作狀況與她們所生活的時代相聯繫，指出在傳統文化制約下，古代婦女文學（主要是詩詞創作）呈現出在內容上以消遣和性情為主、在感情色調上以頹廢為美的表現形態。又如，馮沅君在一系列有關中國古代戲曲的考證文章中，涉及古代婦女創作時，也流露出一定的性別意識。③

此期人們關注較多的，主要是唐代女詩人的研究和詞人研究。前者以薛濤、魚玄機、李冶等若干女作家的研究最為集中；後者可以譚正璧的《女性詞話》（上海中央書店，1934）為代表。該書注意結合作者的身世（如家庭、愛情、婚姻、社會經歷）分析其創作風格，介紹了包括徐燦、賀雙卿、吳藻、顧太清、顧貞立、沈善寶等在內的自宋至清59位女詞人。其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首先，它是20世紀第一部全面介紹女性詞的專著；其次，它知人論世，言之成理，持之有據，「把學術研究的學理性和知識傳授的普及性有機地結合起來了」。④

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前期，有關中國古代婦女創作的研究有所收穫，但總體處於低迷狀態。據統計，自1950年初到1984年底的35年間，有關女作家的研究論文最多不超過130篇，且多數集中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版的女作家作品集不到10部，其中李清照佔了4部。在此期間，沒有出版一部婦女文學史，研究對象的涉及面也比較狹窄，僅集中在幾位女作家的創作上；缺乏史的眼光，多是一般的研究評論，零散而不成系統。⑤並且，在特定的政治環境和抹平男女兩性差異的文化氛圍中，評論文章往往程度不同地染上了一定的政治意識形態色彩。

這一時期值得一提的是，在基本的文獻整理方面取得的成績。195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胡文楷輯錄的《歷代婦女著作考》。該書彙集整理了編者以20多年時力精心搜求的，自漢魏至近代共4000餘位女作家著作的流傳情況和出處。「凡見於正史藝文志者，各省通志府州縣誌者，藏書目錄題跋者，詩文詞總集及詩話筆記者，一一採錄。」其資料搜集之宏富，堪稱20世紀在中國古代女作家文獻整理方面取得的標誌性成就。此外，圍繞蔡琰和《胡笳十八拍》的作者問題、李清照是否曾經改嫁以及其詞作的評價問題，學術界都曾進行了專題討論。

陳寅恪關於女性創作研究的重要論文《論〈再生緣〉》和專著《柳如是別傳》均寫成於60年代。前者當時曾引發討論，後者遲至1980年才得以問世。在關於彈詞小說《再生緣》的研究中，陳寅恪不僅稱賞《再生緣》具有「自由活潑思想」，「實彈詞體中空前之作」，而且讚揚作者為「當日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⑥在《柳如是別傳》中，陳寅恪滿懷對明清時期奇女子柳如是的同情與欣賞，對這一有追求、有謀略，又富於傳統文化底蘊的奇女子的生活和情感經歷做了翔實精贍的考述。其間，通過柳如是與明清之際士大夫名流陳子龍、錢謙益、宋徵輿等人的相互交往和特殊關係，「在最自然的男女兩性關係中，挖掘一代知識分子面對前所未有的政治文化危機時的複雜心態與行為」，從而使這部著作一定意義上成為明清之季的「文人心史和文化痛史」。而若以女性主義的眼光觀之，作者選取一個女子作為這部情史乃至明清痛史的主角，「正是對男性中心史的一種顛覆」。⑦

80年代中期以後，當代女性文學創作和相關研究進入新的階段。西方女性主義思潮在研究界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性別與文學的關係作為一個具有濃郁文化意味的問題引起關注，有關古代婦女創作的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也得以拓展。如有關唐代女詩人的研究，1984年便有陳文華編訂的《唐女詩人集三種》問世，而李清照研究更是成為宋代文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先後有多部論文集以及評傳、資料彙編、版本考等出版。據統計，20世紀以來詞學研究中有關李清照研究的論文、論著達959種，其中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佔有一定比重。⑧一些學者在相關研究中自覺不自覺地融入了一定的性別意識，例如陳祖美的《對李清照內心隱秘的破譯——兼釋其青州時期的兩首詞。》⑨等文及她所著的《李清照評傳》中關於女作家李清照內心隱秘的解讀，即可作如是觀。

80年代到90年代前半期，比較集中地出版了一批中國歷代婦女創作的選本。編選者從兩性平等的觀念和願望出發，對舊時代文學女性的命運及其創作懷有深厚的同情和真摯的情感，出發點大都在於搜集、整理古代婦女創作，褒揚她們的藝術才華，批判舊時代對女性的壓抑和迫害。這樣的情感傾向和立足點，在此階段的部分研究性著作中也得到了鮮明的體現，其中，蘇者聰的《閨幃的探視——唐代女詩人》和《宋代女性文學》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張明葉的《中國古代婦女文學簡史》是20世紀下半葉正式出版的唯一一部古代婦女文學通史，但內容新意較少。

總體來看，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有關中國古代婦女創作的研究開始滲透自覺的性別意識，一定程度上顯示了對「文學與性別」這一命題的關注。不過，大多數情況下仍受制於傳統思路和方法。1994年，北京大學中外婦女問題研究中心曾主辦了「婦女問題第三屆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集第三部分「婦女與文學」收錄了六篇關於中國古代婦女創作的研究論文，其中僅有一篇對女性主義批評有所借鑒。（即周樂詩的《回歸和超越——傳統女性文學中的女性意識》）

二

1995年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擴大了女性主義思潮在文學研究界的影響。改革開放時代國內學者與國外漢學界日見頻繁的交流，也為中國古代文學的性別研究注入新的活力。部分學者在研究實踐中有意識地引入性別視角，反思傳統文學史建構中的性別缺失，調整和修正文學史觀，對中國古代兩性創作在生活環境、文化背景、心理傾向、藝術傾向等方面的差異給予關注，從不同角度對中國古代婦女的文學創作展開研究。90年代中期以來，有價值的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古代婦女創作文獻的清理和考辨

女性文學創作的文獻史料是學術研究的基礎，但在男性中心文化千年延續的過程中，中國古代女作家作品的保存和流傳受到了嚴重影響。絕大多數女作者一無生平事迹可查，二無作品背景資料可考；少量得以傳世的作品，其真偽、創作背景以及作者的相關情況等，也存在很多疑問。有關著名詞人李清照生平事迹和創作的考察尚面臨諸多困難，更遑論其他。為此，若欲尋覓古代婦女創作的蹤跡，首先就需要對散見於各種史料的歷代女性創作文獻加以清理、訂正。

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此期有關中國古代婦女文學創作的研究，繼續在資料考辨和古籍整理的基礎上層開。各種版本的古代女作家評傳、作品校注及相關資料彙編陸續出版。一些著名女作家（如蔡琰、薛濤、魚玄機、李清照、朱淑真、賀雙卿、顧春等）資料的發掘和作品的整理受到關注。其中，由董乃斌、劉揚忠、陶文鵬等學者校點的大型女性叢書《中國香艷全書》以及大型工具書《中華婦女文獻縱覽》，為研究古代婦女生活和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料或線索。此外，史梅在清代婦女文學資料的搜集方面頗有收穫，輯得了前述《歷代婦女著作考》未曾收入的清代女作家118人，著作144種。

性別視角的自覺運用，也為史料考辨思路的開拓提供了新的可能，其有效性在一些研究者的實踐中得到印證。例如，陳洪的《〈天雨花〉性別意識論析》⑩一文，令人信服地顯示了性別分析在史料考辨方面可能發揮的作用。

（二）古代婦女創作性別文化內涵的探析

中國古代婦女的文學創作包含著十分豐富的性別文化信息。近些年來，研究者從不同角度切入，對其間的性別文化因素進行探詢。具體涉及傳統性別觀念對女作家創作的影響，地域文化、家族文化與女性創作的關係，才女文化的時代特徵，女學的興盛及其在文學中的反映，女性創作的文化史意義、各體文學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性別文化的內涵，等等。

僅以明清時期女性創作的研究為例。張宏生的《清代婦女詞的繁榮及其成就》(11)較早對清代女性詞作進行了宏觀探討和綜合分析。郭延禮的《明清女性文學的繁榮及其主要特徵》(12)對明清時期婦女文學創作的主要特徵進行了研究。還有一些學者對明清之際江南地區出現的女作家群及其地域性創作特徵進行了專題探討，如陳書錄的《「德、才、色」主體意識的復甦與女性群體文學的興盛——明代吳江葉氏家族女性文學研究》、李真瑜的《略論明清吳江沈氏世家之女作家》、王英志的《隨園女弟子考評》、許結的《明末桐城方氏與名媛詩社》、鍾慧玲的《陳文述與碧城仙館女弟子的文學活動》(13)等論文，以及宋致新的《長江流域的女性文學》、陳玉蘭的《清代嘉道時期江南寒士詩群與閨閣詩侶研究》等著作，均將考察對象置於特定的歷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環境中，展開細緻深入的探討。彈詞創作是清代婦女文學一個頗具特色的組成部分，鮑震培的《清代女作家彈詞小說論稿》就此進行了系統研究。

在明清女作家的個案分析方面，以徐燦、顧春和賀雙卿等人的研究最為集中，戲曲家吳藻等人的創作也較多受到注意。文學創作中自覺不自覺流露出來的女性意識，成為考察作品性別文化內涵的重要方面。研究者試圖深入女性寫作者的精神世界，揭示其性別意識、內心狀態及其對創作的影響。這些探討在以性別視角觀照中國古代婦女文學創作活動的同時，注意將考察對象「還原」到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去，結合女性創作者的心態進行具體分析，有助於對中國古代婦女文學創作認識的深化。

（三）古代婦女創作審美特質的闡發

從性別角度切入研究對象，很自然會關注女性創作與男性創作究竟有哪些不同，這種差異背後又有著怎樣的性別文化意味。對此，研究者分別從宏觀和微觀的角度進行了闡發。

在宏觀研究方面，胡明的《關於中國古代的婦女文學》(14)依時間順序，結合曆代社會生活，描述和分析了古代婦女文學創作隊伍的歷史形態，探討了作品的人文內涵。該文研究視野開闊，不作驚人之語，以紮實的史料、深入的思考給人啟迪。喬以鋼在《中國古代女性文學創作的文化反思》、《中國古代婦女文學的感傷傳統》(15)等文中，對古代社會思想文化與女性創作審美特質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探討。

20世紀以來，詞學研究佔有比較重要的位置，不過主要是以男性詞和男性詞人為對象。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歷史上曾大量出現的女性詞人及其作品，除李清照等個別作者外，基本上被忽略在詞學研究的視野之外。90年代中期以來，葉嘉瑩從性別角度切入詞學研究，發表了系列成果。(16)特別是在關於女性詞的美感特質、詞體特徵與性別之間的關係方面，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觀點。鄧紅梅的《女性詞史》系統梳理了女性詞作的歷史脈絡，並對代表性作品進行了細緻的審美分析。

在千百年的社會歷史進程中，女性無形中深受男性中心文化的規約，特定的生活處境使之通常缺乏自覺的歷史意識和政治關懷，從而影響到她們的文學的審美格局。然而，遭逢亂世之時，這種狀況有可能發生局部改變。孫康宜的《末代才女的「亂離」詩》(17)探討了以見證現實、記述亂離為基本內容的女性寫作傳統。作者將中國古代婦女創作的審美特徵、藝術風貌置於當時文人文化與婦女現實處境的上下文中，透視了社會歷史對性別與文學關係的塑造。

（四）女性與傳統文學批評之間關係的探討

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見到對女性在傳統文學研究及學術性活動中角色和地位的探討。近年來，部分學者對這方面給予了一定的關注。

中國文學批評史著述以往在談到古代文學婦女的批評實踐時，常以宋代李清照的《詞論》為「婦女做的文學批評第一篇專文」。(18)對此，虞蓉的《中國古代婦女早期的一篇文學批評專論——班婕妤<報諸侄書>考論》提出不同看法。作者還在《「成文」之思：漢代婦女文學思想三家論略》中提出，漢代唐山夫人、班昭和熹鄧後三位女性，以「成文」之思為中心命題，開始對「文」發表見解，可將之視為中國古代婦女文學批評的濫觴。(19)又如連文萍的《詩史可有女性的位置？——方維儀與〈宮闈詩評〉的撰著》(20)一文，對明代女學者方維儀的詩歌批評活動展開考察，具體探討了方維儀選編女性詩史的評品策略和標準。蔣寅的《開闢班曹新藝苑　掃除何李舊詩壇——汪端的詩歌創作與批評初論》(21)在高度評價清代女詩人汪端文學創作的同時，也對其文學批評進行了探討。徐興無的《清代王照圓〈列女傳補註〉與梁端〈列女傳校讀本〉》(22)一文就女性學者研究女性歷史和女性傳記文學的傳統、清代學術活動中的性別角色，以及中國最早的女性史在清代的兩次學術整理情況等方面進行了綜合考察。閔定慶的《在女性寫作姿態與男性批評標準之間——試論〈名媛詩緯初編〉選輯策略與詩歌批評》(23)闡述了王端淑的《名媛詩緯初編》編撰的特點，肯定其能夠從傳統詩學理論的高度批評明清之際的詩壇風氣，提出振衰起弊的意見，從一個側面展現了明清才媛文化的特殊風貌。

湯顯祖的《牡丹亭》自問世以來一直受到學術界關注，針對這部作品展開的批評形成了多種角度和格局。然而，戲曲史和戲曲批評史向以男性為主角。有鑒於此，譚帆的《論〈牡丹亭〉的女性批評》(24)結合16位女性關於湯顯祖的《牡丹亭》的評論，對《牡丹亭》接受史上的女性批評特色進行了細緻深入的探討。郭梅的《中國古代女曲家批評實踐述評》(25)則在更廣的範圍內梳理了明清時期女性曲評家的實踐，揭示了其所具有的文學批評史意義。

在中國傳統文學理論和批評中，女性的聲音一直十分微弱乃至幾近於無。目前，圍繞這方面儘管還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但對認識中國古代女性的文學鑒賞、文學批評活動及其文化價值，是具有建設性意義的。

三

上述圍繞中國古代婦女文學活動進行的探討，在正確認識婦女文學的歷史、豐富和深化對中華民族文學風貌的整體認知方面，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但若僅止於此，學理意義上的「性別研究」未免名不副實，並限於單向度的思維。而所謂「性別與文學」這一命題的學術訴求，理應以兩性平等的性別觀念為導引，在對男性本位的文學史觀進行文化批判、給婦女創作以應有的歷史地位時，體現兩性關懷的文化精神。它意味著：在對輕視中國古代婦女文學的傳統觀念進行必要的清理和反撥時，亦當自覺地將男性創作活動的性別內涵以及兩性之間的文學互動和雙向影響納入研究視野。多年來，一些學者在實踐中為此做出了努力。

（一）古代文學性別文化內涵的綜合性探討

當下一些文章在談到有關性別與文學研究方面的發展脈絡時，往往將其整體趨向描述為：近些年來，西方女性主義發展出現了新的態勢；與此相關，本土學術界也發生了從「女性研究」向「性別研究」的拓展和演進。而事實上，就國內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界的實際情況來說，性別研究的思路和格局早在1988年出版的康正果的《風騷與艷情》一書中，已有了明晰而充分的體現。該書有明確的性別視點，但沒有依據作者性別做兩分法的把握，而是循著「女性的文學」和「文學的女性」並重的思路，在「整體論」的意義上重新認識古代詩歌的題材和主題。這樣的研究思路統攝了古典詩詞的兩大類型，同時也是兩種精神和兩種趣味。該書對滲透在政治與愛情、文人與女性、詩歌與音樂等諸多方面複雜關係中的性別因素進行了探討，古典詩詞中所蘊涵的性別意味和兩性關係由是得以彰顯。

在各體文學研究中，這樣的研究意識和研究方式也有體現。例如，葉嘉瑩的《論詞學中之困惑與〈花間〉詞之女性敘寫及其影響》(26)一文，在「西方女性主義文論的光照中」，以「雌雄同體」性向或「雙性人格」理論以及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的說法為參照，探討了《花間集》18位男性詞人「使用女性形象與女性語言來創作」所攝納的「雙性人格」，認為這種男性敘寫乃男性作者潛含的女性化情思及身份認同。正是這種「雙性人格」成就了《花間》「幽微要眇且含有豐富之潛能」的美學特色。馬珏玶的《宋元話本敘事視角的社會性別研究》(27)從敘事學角度考察宋元話本的性別傾向；李舜華的《「女性」與「小說」與「近代化」》(28)對明至晚清民初的小說書寫中的性別現象進行了思考；李祥林在《性別文化學視野中的東方戲曲》、《戲曲文化中的性別研究與原型分析》等著作中，將性別視角引入戲曲研究。

（二）典型文學現象和經典文本的性別審視

在對典型文學現象和經典文本進行相關研究的實踐中，部分學者融合性別視角，重新審視傳統文學中具有性別文化意味的典型現象和經典文本，提出了新的見解。例如，孫紹先的《英雄之死與美人遲暮》從自覺的性別視角出發，通過對中國古代文本中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分析，闡釋其深層內涵，進行了尖銳犀利的文本分析和文化批判。該書作者曾於1987年出版了大陸第一部以「女性主義文學」命名的研究專著。

在對《紅樓夢》的解讀中，曹雪芹筆下的大觀園時或被看成「女兒的樂園」，從兩性平等和democracy主義的意義上受到肯定。對此，李之鼎在《〈紅樓夢〉：男性想像力支配的女性世界》(29)中提出商榷。另如《從女性主義觀點看紅樓夢》、《女性主義視角下的〈紅樓夢〉人物》、《論〈紅樓夢〉的女性立場和兒童本位》(30)等文，也就這部經典之作中的性別問題發表了看法。在此過程中，研究者在借鑒女性主義批評對經典文本展開具體分析時，因吸收和理解的方面有所不同而各有取捨，具體觀點形成了互補或反差。

這種情況在對《聊齋志異》情愛故事的研究中同樣存在。馬瑞芳的《〈聊齋志異〉的男權話語和情愛烏托邦》(31)分析了作品的性別傾向，在肯定某些聊齋故事具有反封建色彩的同時，指出其中相當多的故事是男權話語創造出的「情愛烏托邦」。何天傑的《〈聊齋志異〉情愛故事與女權意識》(32)就此提出質疑，認為《聊齋志異》情愛故事的性別基調是男性的雌化和女性的雄化。性別倒錯的描寫，實質上隱含著蒲松齡對女性的正視，在文學史上是破天荒的。又如，女性形象在關漢卿經典劇作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往的文學史敘述通常認為劇作者在創作中對婦女不幸遭遇懷有深切的同情，讚揚了她們的反抗精神。潘莉的《關漢卿雜劇的女性主義闡釋》(33)則對此提出異議，認為作者筆下的女性人物無論外在形象還是內在品德，實質上都是被古代封建男權文化所規範了的性別角色。

從性別視角出發分析中國古代文學現象，往往可以有新的發現。例如，魏崇新的《一陰一陽之謂道——明清小說中兩性角色的演變》，(34)揭示了明清小說發展史上一個深具性別文化意味的創作現象：小說對男女兩性人物的描寫，經歷了從以描寫男性為主到以描寫女性為主，從讚美男性到肯定女性，從男性陽剛的衰退到女性陰柔的增長的過程，進而對出現這一變化的深層原因從歷史文化的角度進行了分析。李明軍的《禁忌與放縱——明清艷情小說文化研究》討論了艷情文學在對慾望和情感的理解中所滲透的性別因素。陶慕寧的《青樓文學與中國文化》通過對各時代青樓文學特點的探析，開掘其性別文化內涵及其與社會生活的關係。張淑賢的《論才子佳人小說女性意識的文學史意義》(35)從性別角度建立起才子佳人小說研究的新視點。文章認為，如果將才子佳人小說放到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就不能輕易將之視為「觀念陳腐」的小說，進而肯定了此類小說所體現的性別意識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又如，在中國古代文學創作中，思婦懷人、美人遲暮、憐花幽獨一類文學題材和審美情緒，構成了傳統閨怨詩模式。馬睿的《無我之「我」——對中國古典抒情詩中代言體現象的女性主義思考》(36)就此現象從女性觀點進行了分析。再如，「女扮男裝」或「異性扮演」有著深遠的文學敘事和文藝表現傳統，同時又與具體時空範圍內的社會文化、文藝思潮、審美風尚等密切相關。近些年也出現了一批就此進行性別文化分析的研究成果。(37)

對文學現象及經典之作進行性別研究的論文數量很多。僅從一些論文的選題即可看出，(38)儘管具體探討的對象有所不同，但對性別角色和性別關係的關注以及對封建男權和父權制文化的解剖與批判，已成為比較常見的著眼點。部分作者嘗試借鑒女性主義批評的視角，具有鮮明的文化批判傾向。

（三）社會思想文化與創作中性別因素之關係的考察

在古代社會思想文化體系中，女性總體上處於弱勢。這種狀況反映在文學創作中，呈現出複雜的面貌。正因為如此，在對文學中的性別因素進行考察時，勢必需要將其置於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文化語境中；而古代文學作者的性別觀念和創作心態，可以說是聯繫當時社會文化與創作文本的關節點。為此，一些研究者分別從創作語境、閱讀接受以及批評傳播等環節入手，深入辨析文學中的性別因素，探討融入了作家個體性別意識的思想文化觀念與文學文本之間的關係。在這方面，舒蕪多年來的一系列探討思想文化領域中性別問題的文章，(39)涉及古代文學中的種種性別現象，同時充溢著對當下現實的人文關懷，頗富啟發性。

例如，俞士玲的《論明代中後期女性文學的興起和發展》、曹亦冰的《從「二拍」的女性形象看明代後期女性文化的演變》(40)等文，從明代女學、社會思潮、男性的參與、女性的自省等方面，探討了明代中後期婦女文學興起的原因和發展狀態，分析了作品中所反映出來的社會性別文化的演變。黃仕忠的《婚變、道德與文學：明清俗文學之負心婚變母題研究》一書，追蹤自《詩經》以來這一母題在歷代文學作品中的表現，分析其存在與演變的文化背景和社會根源。顧歆藝在《明清俗文學中的女性與科舉》(41)中，深入考察了不同性別的作者在小說、戲曲、彈詞等俗文學中有關女性與科舉的描述方面所存在的耐人尋味的差異。馮文樓的《身體的敞開與性別的改造——〈金瓶梅〉身體敘事的釋讀》(42)討論了《金瓶梅》中的身體敘事與性別文化的關係。

注重作家婦女觀與創作文本關係的探討，是許多研究者的共同思路。黃霖的《笑笑生筆下的女性》(43)將《金瓶梅》中的女性描寫分別從「作為道德家」的笑笑生與「作為小說家」的笑笑生的角度加以分析，進而論述了作品所表現出來的女性觀以及所涉及的女性問題。另如黃瑞珍的《從〈三言〉中的女性看馮夢龍的女性觀》、沈金浩的《論袁枚的男女關係觀及婦女觀》、薛海燕的《〈紅樓夢〉女性觀與明清女性文化》以及毛志勇的《女兒國的兩個系統——兼論吳承恩與李汝珍的女性審美觀》等等，(44)也是如此。

近年來，開拓文學研究的視野，打通中國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之間的關聯，已成為文學界的關注點之一。陳千里的《〈金鎖記〉脫胎於〈紅樓夢〉說》，就曹雪芹與張愛玲筆下相似的故事情節中不同的敘事態度進行剖析，便有新的發現。(45)而晚清這一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的重要歷史時期之思想文化和文學面貌，特別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楊聯芬的《清末女權：從語言到文學》(46)一文，勾勒出中國文學中關於女性和女權問題現代性思考的基本輪廓，並對這一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本土特點做了分析。王緋的《空前之跡——1851-1930：中國婦女思想與文學發展史論》一書，對晚清婦女文學的書寫特徵及文化身份進行了闡述，揭示了維新時期的婦女文學書寫與社會政治的關聯。黃嫣梨在《清代四大女詞人——轉型中的清代知識女性》等論著中，結合特定時期的社會思想文化背景，討論了清代女詞人徐燦、吳藻、顧太清和呂碧城等人的思想與創作。

將社會思想文化與性別因素結合起來進行綜合性考察，對認識中國文學的豐富內涵顯然是必要而有益的。它不僅有助於認識文學創作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也有助於在複雜而變動的思想文化環境中，對文學創作者的主體活動做出立體的、比較切合本土實際的把握。

（四）古代文學性別研究基本狀況的檢視

在從學術史角度對中國古代婦女文學創作研究的基本狀況進行全面梳理和檢視方面，《古代女詩人研究》（張宏生、張雁編）一書成績突出。該書清晰地勾勒出20世紀有關古代女詩人研究的基本面貌。其體例分為導言、文選和目錄索引三大部分。所收論文分別涉及文學史宏觀考察，各時代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創作的探討，對存有爭議的學術問題的討論，對文學經典作家作品的解讀和闡釋等。其中編者「導言」的信息量豐富，並有學術性闡發，體現了本領域研究觀念的更新。

從女性主義批評的角度看，在男性中心意識佔主導地位的歷史階段，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對文學作品、尤其是與女性相關的文學作品的誤讀。而通過對相關研究的「重讀」，可以批判和糾正文化中的男性話語霸權。以有關清代著名農家女詞人賀雙卿的研究為例。歷史上賀氏之有無、其籍貫及作品的真實性問題，自20世紀20年代末胡適提出疑義以來，一直存在爭議。90年代以來，有學者在關於賀雙卿其人其作的研究中，運用「內證」與文本細讀的方法確認其真。在此基礎上，從女性主義視角對往昔男性文人「再表現」的文本書寫進行了重讀。此以杜芳琴的《賀雙卿傳》、《才子「凝視」下的才女寫作——重新解讀〈西青散記〉中的才子才女關係》(47)為代表。而鄧紅梅則在《雙卿真偽考論》(48)中，通過對史震林的《西青散記》中有關賀雙卿記述的考察，提出這個人物其實是「天上絕世之佳人」之人間幻影的看法。這樣的分析與杜文觀點形成了鮮明對照，但兩者同樣涉及如何對待歷史上保存（或塑造）了女作家創作的男性文人的性別文化心理問題，具有破除沿襲已久的有關「才子—佳人（才女）」的浪漫想像和神話的意義。

四

本文對台灣古代文學研究領域在女性主義批評和性別研究方面的具體情況不擬詳述。這方面目前可資參考的論文主要有陳友冰的《台灣古典文學中的女性文學研究》、張雁的《二十世紀台灣地區中國古代婦女作家研究述評》以及林樹明的《中國台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略論》等。(49)與內地的情況有所不同，在台灣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中，一些學者明確地以女性主義理論為指導，投入相當多的精力進行專門研究。有關成果大多散見於台灣高校和學術機構發行的若干學刊中，如《中國文哲研究集刊》、《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東吳中文學報》、《中國文化月刊》等，也有一部分比較集中地收錄在《女性主義與中國文學》、《中國女性書寫》等相關學術會議的論文集中。(50)其間，《中外文學》這一學術刊物產生了較大影響。該刊由台灣大學外文系主辦，夏志清、李歐梵、余光中、葉維廉等人擔任顧問。1986年，它推出了《女性主義文學專號》。此後又陸續推出《女性主義／女性意識專號》(1989)、《文學的女性／女性的文學》(1989)、《女性主義重閱古典文學專輯》(1993)等。由女性主義或性別詩學的視角出發，台灣學者往往傾向於把性別研究與文本研究密切結合起來，形成以文本研究為基礎、西方理論為導向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手段，並逐漸向題材研究、主體研究和影響研究等方面演化。對此，陳友冰在《台灣古典文學中的女性文學研究》中做了比較全面系統的梳理。他認為，一般來說，台灣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女性文學研究具有以下特色：第一，研究面較寬，研究隊伍較大，並形成了較為廣泛的社會影響。從研究對象來看，女性研究占較大的比重。第二，一些從事女性文學研究的古典文學學者注意對西方後現代主義理論加以改造吸收。有著某種理論上的自覺和明確的女性研究意識。第三，在研究方式上，研究者的位置發生置換，形成獨特的研究視角和價值判斷標準。第四，女性研究和相關活動受到學術界和社會的關注與支持。1997年，《台灣文學年鑒》曾把「性別研究」作為當年台灣古典文學研究三項「研究成果重點」之一，認為這一年中「最令人注目的著作是，由六位女性學者合著的《古典文學與性別研究》」。另外，女學者華瑋在文獻史料的發掘、女性戲曲家研究以及劇作文本的理論分析方面，均取得了成績，出版有《明清婦女戲曲集》（編輯點校）、《明清婦女之戲曲創作與批評》等。

內地和台灣古代文學領域的性別研究成績可觀，並體現出一定的專業特徵。與此同時，也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值得思考。下面先談談中國古代性別研究的基本特徵。

眾所周知，中國文學和文化有著幾千年的傳統，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也擁有深厚的學術積澱，有關領域的研究實踐很自然地立足於特有的學術傳統。研究者的學術背景、認知框架、思維習慣以及久已熟悉的批評模式，無疑會對相關成果的面貌發生重要影響。概言之，中國古代文學的性別研究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其一，在中國文學界，向以古代文學也包括古代文學文獻學方面的學術根基最為堅實、深厚。這一領域的學者在開展研究的過程中，有著注重文獻資料、強調言必有據的傳統。在涉及理論方法的更新時，態度較為持重，實踐較為謹慎。雖然部分研究在借鑒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時還不夠圓融，但總體來看，相比其他一些文學研究領域，較少盲目追新。一位年輕學人的話或可反映出中國古代文學領域相當一部分研究者的共識：「顯然，女權主義在世界婦女的解放『道路』上是濃墨重彩的一筆，具有里程碑性。然而必須注意到，它畢竟是西方新經濟的產物。它所關注的時間和空間問題、權力的再分配、兩性的分工等，並不太適合用以觀照中國的女性問題，特別是以之觀照中國古代的女性。」「研究中國的女性問題，中國的傳統文化、民族心理等因素，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出發點」。(51)

與這一學科嚴謹守成的學術傳統相關，在中國古代文學創作與性別的相關研究成果中，大體採用傳統思路和研究方法的情況至今仍佔主要位置。研究者在探討文學活動涉及婦女、性別的具體文學現象時，對女性主義批評和性別理論時或不無借鑒，但很少簡單照搬；大都能夠保持必要的清醒，自覺意識到借用西方理論闡釋中國古代文學現象的局限性。正因為如此，迄今許多成果實際上主要採用的仍是性別視點與傳統研究方法相結合的方式，而非「純正」意義上的女性主義批評。研究者通常不是從抽象的父權制概念出發，而是緊密聯繫創作實際和中國的歷史文化語境，對文學活動中所滲透的性別因素進行具體分析。應該說，這樣的姿態是穩健、務實的，有助於避免很容易與一擁而上的態勢相伴生的牽強、生硬，特別是虛華、浮躁。

其二，出於對民族文化和文學創作實際的深入了解，對那種過於強調男女之間生物屬性差異甚而將其本質化的機械思維，一些學者保持著自覺的警醒。例如，莫礪鋒在《論〈紅樓夢〉詩詞的女性意識》(52)一文中明確指出，那種斷言男性作家不能為女性寫作的觀點是偏頗的，至少是不符合中國文學史的實際的，因為「男女兩性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他們完全可能互相理解、互相關懷，並達到心靈上的真正溝通」，男性作家未必不可以很好地「寫婦女」。文章具體分析了曹雪芹在《紅樓夢》中為筆下眾多女性所代擬的詩詞，認為這之中有作者對女性「深刻的理解和同情」；作品中林黛玉等人的詩詞恰是當時「最富有女性意識的文本」。由此提出了任何理論都有其局限性的命題。論者認為，女性固然可以爭取擺脫被壓迫的地位，男性也完全可以向女性伸出援手。其他一些學者也表達了類似的意見。這種看法恰從深層觸及女性主義批評所面臨的文化悖論，實際上是對性別問題上男／女兩分、二元對立思維的嚴肅質疑。既然人類可以有超越性別的共同情感和審美趣味，那麼，女性主義批評面對文學文本的適用性和局限性，也就理當成為一個需要不斷追問和反思的問題。

其三，在中國古代文學領域的性別研究中，儘管部分成果有意識地借鑒了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但總體上看，研究者還是更為注重社會思想文化、性別文化以及作者心態與作品之間關係的考察，而較少將文本視為封閉性的系統進行純形式的分析。即使有時面對的是作者難以確考的文本，研究者也十分注意其間透露的社會性信息。這樣的研究方式固然顯得偏於「傳統」，但對認識性別與文學的關係來說又是不可或缺的。因為性別研究之所謂「性別」，恰是來自社會文化的建構。各種複雜的社會性因素通過作者對文學作品面貌產生的影響，自有必要在其孕育和生成的複雜背景中去加以認識和分析。

以往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的女性學者人數較少。在此情況下，男性學者在將性別視角引入本專業研究領域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事實上，前述成果大多出自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的男性學者之手。而研究隊伍的性別構成與這裡所談到的古代文學性別研究的某些特點或有一定關係。下面著重探討一下中國古代文學性別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近年來，有學者對中國古代文學領域性別研究現狀進行思考，指出了存在的不足。例如，郭延禮在《新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路向的思考》(53)一文中，論及21世紀中國古代女性文學創作研究有許多重要的工作要做，並具體指出近代三個女作家群（南社女性作家群、女性小說家群和女翻譯家群）的研究迄今幾近空白。張宏生、張雁在《古代女詩人研究·導言》中，將有待開展的工作概括為：文獻的整理，研究層面的進一步擴展，歷時性／共時性群體研究的加強以及多元研究方法的提倡等。我認為，上述意見是頗具針對性的。總體來看，目前的基本情況是：基礎性研究比較紮實，但研究所涉範圍和層面還不夠豐富，進行有關方面整體性研究的「基座」尚欠宏闊堅實；理論創生力偏弱，有重大影響的成果較少；在進行跨學科研究的探索和實踐，以及思維的拓展和方法的豐富方面，還有很大空間。具體說來，在今後的研究中，以下一些方面的問題更值得注意。

第一，相關文獻的搜集整理和充分利用。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國古代婦女創作方面的資料十分匱乏。從總體上說，情況自是如此。然而，各個不同歷史時段資料保存的具體情況實際上又有相當大的差異。並且，即使僅就目前可以見到的保存下來的資料而言，研究上也還遠未能夠充分利用。例如，明清婦女文學所留存下來的史料可謂宏富，而實際上其中絕大部分並未進入研究者視野。另外，如果不是只限於女性創作本身，而是從性別文化的角度進行更為廣泛深入的探詢，大量中國古代文學文獻典籍中的相關文獻資料就越發有待於進一步開掘整理。目前，出現少數研究存在著「主題先行」的現象。有時，儘管論者不乏歷史文獻的徵引，但並未真正做到在具體史料的基礎上進行切實的分析闡述，而是簡單套用西方文化語境中誕生的性別政治觀點作為判斷的依據，無形中架空了文獻史料，虛化了其功能。這樣的研究近乎某種性別理念的圖解，顯然無益於認識的深化和研究的深入。

第二，基本概念的辨析。在近些年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論著中，將婦女文學創作稱之為「婦女文學」和「女性文學」的情況並存，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亂。儘管在這些論著的具體語境中不難理解作者所指，但當我們注目於中國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之間的內在聯繫，希望在更為開闊的視野中從整體上認識中國文學和文化時，這一問題就顯得比較突出了。

關於「女性文學」這個概念，在實際應用中人們一直有著不同的理解。較常見的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理解是將歷史和現實里出自女性之手的全部文學創作納入其中，即等同於「女性的文學」。狹義的理解則具體考慮到「女性」這一辭彙在漢語中並非自古有之，而是出現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有著啟蒙主義的思想資源及特定內涵。因而，在由此生成「女性文學」這個片語時，學理上當有文化內涵上的規定性。故以之專指「五四」以來以現代人文精神為價值內核、體現了女性獨立人格和主體性的創作。在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儘管始終未能就這一概念的內涵達成完全的共識，但多數情況下，大體是在接近前述狹義的理解上加以運用；並且，很多學人始終將其作為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進行著持續的討論。而中國古代文學領域的部分研究者對有關方面的情況可能未加留意，在從廣義上使用這一概念時，未能作出必要的辨析。現在看來，這一問題有待於文學學科內部更為充分的研討。

第三，研究範圍和研究層面的進一步拓展。就研究範圍而言，以往目光大多集中於漢民族書面文學，而對有著豐富性別內涵的少數民族文學以及民間文學很少涉及。這一情況近年雖略有改觀，但仍需要給予更多的關注和支持。與此同時，在材料發掘整理的基礎上，研究層面的拓展無疑十分必要。例如關於婦女文學的研究，在涉及女性創作主體的生態研究、心態研究；涉及作品的文本形態研究、審美價值研究；涉及婦女群體創作活動的研究；涉及兩性間在文學活動中相互影響的研究及其兩性創作的比較研究等方面，都蘊涵著一系列值得深入探察的課題。而有關古代以男性為主體的文學創作和豐富多樣的文學文化現象的性別審視，在其理論、方法和具體研究內容上，更是具有融合中外、貫通古今，多學科、開放性的特點，可望成為意義獨具的學術生長點。

僅就進一步打通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學科壁壘，加深對中國文學的整體認識而言，就有很多工作可做。例如，從女性創作活動的角度來說，所謂「新女性」和「五四女作家群」絕非橫空出世，儘管她們當時的代表性創作多以白話文書寫，在語言和形式上與「古代文學」分屬不同的範疇，但其內在的、包括性別意識在內的審美傳承或文學揚棄，不應該成為研究的盲點。傳統文化中有關兩性關係的理性認知，明清以降社會思想文化在性別觀念方面發生的重要變化、部分本土男性思想家對婦女解放的倡導和推進，與引自西方的新思潮一道，對「浮出歷史地表」之前的中國知識女性產生了深刻影響。其間，很多問題的深入認識有賴於中國古代文學、近代和現當代文學相關研究的進展。為此，文學領域不同專業之間的相互關注和積極交流還需大大加強。

第四，對性別與文學關係之複雜性的認識和把握。研究性別與文學的關係，是出於對「人」的性別觀念、性別意識、性別身份在文學活動中作用和影響的關注。所謂性別，實際上是人之生物性與社會性的統一。一方面，生物屬性承載著人類個體的生命活動，男女之間在解剖學上的差異勢必帶來某些方面生命體驗的隔膜，這種狀況會對兩性文學活動產生一定的影響；另一方面，每一個體的存在無疑受到來自特定歷史時期社會文化的塑造，其間的具體情況千差萬別，並且除性別之外還有諸多因素同時發生作用。正因為如此，從性別角度考察中國古代文學創作，既不能完全否認兩性之間生命體驗存在差異，也不可脫離複雜的歷史語境，過度強調婦女文學創作的特殊性。應儘可能避免畫地為牢、自說自話的封閉式研究以及對兩性差異的本質化理解。關於這一點，尚須在研究過程中結合具體問題的探討進行積極的嘗試。

第五，「重寫」中國古代婦女文學史。近20多年來，隨著文學史觀的更新和相關研究取得進展，中國文學史的「重寫」已成為學術界一個引人關注的現象。但是，與中國古代婦女文學研究相對處於「邊緣」位置的情況直接相關，迄今還沒有出現一部在學理意義上能夠比較充分地體現性別觀念更新，在書寫方式上能夠比較恰當地融入性別批評的中國古代婦女文學史著作。這項具有文學史和文化史意義的工作，有待於在適當的時候，在文獻搜集和基礎研究能夠提供相對充分支撐的情況下提上日程。

第六，中國古代文論和文學批評的性別研究。這方面的工作具有重要意義，但目前還十分欠缺。古代文論和文學批評反映了當時文人對文學的基本理解、理論認知和文本閱讀感受。毫無疑問，它在歷史上主要是由男性文人建立的。如何將性別分析合理而富於建設性地引入這一領域，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研究方面辟出新路，是具有學術難度和創新意義的課題。一般而言，對於文學批評中顯而易見的性別軒輊予以重新評判較為容易，而對背後的價值體系及其呈現方式的分析就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至於在性別視角下，對古代文論的主要範疇之形成過程及其內涵的重新審視，對分體文論之特色形成的具體探討，就更需要以大量細緻紮實的工作為基礎，也需要「雙眼曾經秋水洗」的一番思路更新。

第七，對兩性在文學活動中交互影響的探討。自古以來，男女兩性在文學活動中就有著多方面的聯繫，但以往的研究很少就此進行專門、深入的探討。偶有觸及也多是關注女性作者對男性創作經驗的吸收。而有關女性文學活動對男性創作產生的影響，則很少為人注意。而實際上，無論是文人詞作抑或其他領域，女性對男性的創作都有可能產生這樣那樣的影響。其中既有情感的注入，也涉及藝術的表達。這種相互作用對文學的發展或會正面促進或會負面牽扯，有關考察可以說是文學領域性別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它不僅關係到對文學文本的具體生成及其審美風貌的理解，而且關係到如何比較客觀地看待兩性在人類精神活動中的互補共存關係，校正那種認為兩性在社會文化中處於截然分立狀態，女性所扮演的僅僅是絕對被動的角色的誤解。

第八，性別視角下的文本解讀和審美批評。長期以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在文本解讀和審美批評方面取得了豐厚的成果，但就本領域的性別研究而言，確有進一步加強的必要。一方面，中國古代文學的性別研究起步相對較晚，這方面的成果尚待逐步積累；另一方面，性別研究在學術領域的提出，與社會思想文化特別是女性主義思潮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其間所蘊涵的濃郁的文化批判意味，很容易影響到研究者在觀念和思路上形成偏重文化批評、輕視審美分析的傾向。事實上，這種情況在文學學科各專業有關性別問題的研究中均不難看到。應該說，由性別研究的特殊性所決定，當性別視角與文學研究相結合時，出現這種情況原本是自然的，但就文學研究本身的使命而言，卻不免有所欠缺。儘管文化批評在展開的過程中不乏文學文本的解讀，時或也從審美的角度加以分析，但其研究旨趣並不在於揭示創作文本的審美特質，而是更注重對「性別政治」的發現和探討。於是，文學批評在這裡某種程度上被賦予了「文本的性別政治學」色彩。然而，文化批判的敏銳、犀利在給文學批評帶來活力的同時，終不能取代以審美為內核的文學批評。面對文學文本，如何將「文學性」的審美判斷與性別視角下的文化分析有機結合起來，是文學領域性別研究所面臨的無可迴避的挑戰。

第九，吸收婦女文學研究的成果，推動對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的系統研究。也就是說，要在長期積累的基礎上，站在中華文明史發展的高度，真正將婦女文學活動視為中國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將其融入對中國古代文學的整體觀照。如此，無疑有助於校正和豐富有關中國文學史的認知，更為全面深入地把握傳統文學精神以及中華歷史的人文脈絡。

貫穿於上述各方面努力之中的，當是理論創生力的加強。迄今為止，有關探討大體上是本領域研究者結合各自的術業專攻進行的。毋庸置疑，這種結合個人所長、突出重點的研究方式合理而必要，它有利於保證各局部的研究建立在堅實、可靠的基礎上。不過，若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想取得更具突破性的進展，除了前面提到的基礎研究還有待進一步加強之外，強化理論意識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中華文化的內蘊極為豐富，古代文學涵蓋面甚廣，其間如何展開既融入性別視角又符合文學創作規律的審美批評，需要認真探討。舊時中國婦女主要生活於家庭，其個體身份、生活處境、性格心理、教育背景及感情表達方式等千差萬別，但從宏觀的社會結構來說，在男性中心文化主導的歷史進程中，婦女的存在從總體上說確是處於「次等」的、「第二性」的狀態，其創作也確實呈現出與男性不盡相同的面貌。這就需要在研究中結合古代婦女生活和創作的實際，改造傳統審美批評的尺度，對相關文學現象加以審慎的辨析和理性的分析。既探討不同性別作者在創作中的差異，也注意中國古代文化在陰陽互補方面的特點，避免對兩性創作的美學特徵做截然分立的理解。另一方面，在對傳統文學男性創作的考察中，若能進一步吸收性別研究的視角和方法，對開闊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視野，豐富和深化對傳統文學和文化的認識和理解，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多年來，在本土的中國現當代女性文學研究實踐中，有一個值得反思的傾向，即比較多地倚重於具有完整體系的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而相對輕視對本土思想文化傳統中有關性別問題的理論資源的開掘整理和重新認識。其實，雖然中國確實不具有像西方女性主義那樣有關性別問題的系統理論，但並不等於說在我們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中就不存在對性別問題富於深度的思考和帶有一定理論色彩的闡述。例如，早在《周易》以及其他文化典籍中，就不乏有關兩性關係的論述。僅就《周易》關於家庭中男女關係的基本看法來說，它的思想儘管是以男性為主導的，但在經與傳中，又都有不把這個問題絕對化的表述，甚至還做出了一些相當明確的補充、修正，體現了值得注意的合理成分。又如明清以後，在關於婦女解放問題的討論中，一些思想家、文學家的有關思想和言論也是值得重視的。近年來，不少學者已經認識到這方面的缺憾，明確提出在借鑒西方理論的同時要注意回到中國歷史文化的特定土壤和情境中，探求對性別文學研究來說不容忽視的本土思想文化傳統。而在這個問題上，古代文學領域的相關研究大有可為。

與此同時，研究思維的拓展和方法的豐富也還需要更為自覺、有效的實踐。在這方面，女性主義理論和批評方法值得研究者給予更多的關注。西方女性主義批評在演進的過程中，吸收了現代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研究成果，在追求兩性平等、反對男權文化的共同目標下，其內部的不同流派呈現出大異其趣、各具特色的面貌，而文學的性別研究需要多學科的相互滲透、交叉互補，方可共同進取。女性主義所蘊涵的豐富理論資源可供有選擇地加以利用和借鑒。此外，在立足文獻史料和文學研究本體的前提下，或可適當吸收其他學科領域（例如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心理學等）的研究成果，進行帶有跨學科性質的研究的嘗試。

綜上所論，性別研究在中國古代文學領域的實踐，是立足傳統、融合現代意識和新的理論視閾進行的積極探索。未來這一領域的研究，若能守正創新，紮實推進，當可取得更為沉實的收穫。

注釋：

①胡適：《賀雙卿考》，原載《胡適文存》三集，《民國叢書》本；張宏生、張雁編：《古代女詩人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②陶秋英：《中國婦女與文學》，北京：北新書局，1933年，第306頁。

③見《古劇說匯》，商務印書館1947年初版，作家出版社1956年修訂再版。該書收入馮沅君1936年到1945年間所寫有關中國古代戲曲的15篇考證文章，其中部分涉及婦女創作。

④陳水云：《20世紀的清代女性詞研究》，《婦女研究論叢》2004年第1期。

⑤王之江：《要關心古代婦女文學的研究工作》，《光明日報》1985年3月12日。

⑥陳寅恪：《寒柳堂集·論〈再生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7、66頁。

⑦張宏生、張雁編：《古代女詩人研究·導言》，第15頁。

⑧見劉尊明、王兆鵬：《本世紀唐宋詞研究的定量分析》，《湖北大學學報》1999年第5期。

⑨陳祖美：《對李清照內心隱秘的破譯——兼釋其青州時期的兩首詞》，《江海學刊》1989年第6期。

⑩陳洪：《〈天雨花〉性別意識論析》，《南開學報》2000年第6期。

(11)張宏生：《清代婦女詞的繁榮及其成就》，《江蘇社會科學》1995年第6期。

(12)郭延禮：《明清女性文學的繁榮及其主要特徵》，《文學遺產》2002年第6期。

(13)陳書錄：《「德、才、色」主體意識的復甦與女性群體文學的興盛——明代吳江葉氏家族女性文學研究》，《南京師大學報》2001年第5期；李真瑜：《略論明清吳江沈氏世家之女作家》，《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01年第4期；王英志：《隨園女弟子考評》、許結：《明末桐城方氏與名媛詩社》、鍾慧玲：《陳文述與碧城仙館女弟子的文學活動》，見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

(14)胡明：《關於中國古代的婦女文學》，《文學評論》1995年第3期。

(15)喬以鋼：《中國古代女性文學創作的文化反思》，《天津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中國古代婦女文學的感傷傳統》，《文學遺產》1991年第4期。

(16)葉嘉瑩：《從李清照到沈祖棻——談女性詞作之美感特質的演進》，《文學遺產》2004年第5期；《從性別與文化談女性詞作美感特質之演進》，《天津大學學報》2006年第2、3期。

(17)孫康宜：《末代才女的「亂離」詩》，台灣「中研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張宏生、張雁編：《古代女詩人研究》。

(18)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354頁。

(19)虞蓉：《中國古代婦女早期的一篇文學批評專論——班婕妤〈報諸侄書〉考論》，《蘇州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成文」之思：漢代婦女文學思想三家論略》，《西南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20)連文萍：《詩史可有女性的位置？——方維儀與〈宮闈詩評〉的撰著》，原載台灣《漢學研究》第17卷第1期，1999年；張宏生、張雁編：《古代女詩人研究》。

(21)蔣寅：《開闢班曹新藝苑　掃除何李舊詩壇——一代才女汪端的詩歌創作與批評》，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

(22)徐興無：《清代王照圓〈列女傳補註〉與梁端〈列女傳校讀本〉》，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

(23)閔定慶：《在女性寫作姿態與男性批評標準之間——試論〈名媛詩緯初編〉選輯策略與詩歌批評》，《蘇州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

(24)譚帆：《論〈牡丹亭〉的女性批評》，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

(25)郭梅：《中國古代女曲家批評實踐述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

(26)葉嘉瑩：《論詞學中之困惑與〈花間〉詞之女性敘寫及其影響》，原載台灣《中外文學》第20卷第9期，繆鉞、葉嘉瑩：《詞學古今談》，長沙：嶽麓書社，1993年。

(27)馬珏玶：《宋元話本敘事視角的社會性別研究》，《文學評論》2001年第2期。

(28)李舜華：《「女性」與「小說」與「近代化」》，《明清小說研究》2001年第3期。

(29)李之鼎：《〈紅樓夢〉：男性想像力支配的女性世界》，《社會科學戰線》1995年第6期。

(30)韓惠京：《從女性主義觀點看紅樓夢》，《紅樓夢學刊》2000年第4期；傅守祥：《女性主義視角下的〈紅樓夢〉人物》，《紅樓夢學刊》2005年第1期；詹丹：《論〈紅樓夢〉的女性立場和兒童本位》，《紅樓夢學刊》2002年第2期。

(31)馬瑞芳：《〈聊齋志異〉的男權話語和情愛烏托邦》，《文史哲》2000年第4期。

(32)何天傑：《〈聊齋志異〉情愛故事與女權意識》，《文學評論》2004年第5期。

(33)潘莉：《關漢卿雜劇的女性主義闡釋》，《江西社會科學》2001年第8期。

(34)魏崇新：《一陰一陽之謂道——明清小說中兩性角色的演變》，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

(35)張淑賢：《論才子佳人小說女性意識的文學史意義》，《天津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

(36)馬睿：《無我之「我」——對中國古典抒情詩中代言體現象的女性主義思考》，《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9年第6期。

(37)例如，鄧曉芒：《女扮男裝與女權意識》，《東方藝術》1997年第1期；幺書儀：《明清劇壇上的男旦》，《文學遺產》1999年第2期；張禹：《異性扮演的文化透視》，《民族藝術》2003年第3期；唐昱：《明清女劇作家的「木蘭」情結》，《戲曲藝術》2004年第2期；盛志梅：《清代女性彈詞中女扮男裝現象論析》，《南開學報》2004年第3期。

(38)王玫：《宮體詩現象的女性主義詮釋》，《學術月刊》1999年第5期；趙杏根：《佛經文學中女性形象概觀》，《中國文化研究》2000年第4期；張兵、李桂奎：《論話本小說中的「女助男」母題》，《復旦學報》2003年第5期；王立：《古代通俗文學中俠女盜妹擇夫的性別文化闡釋》，《中國文化研究》2000年夏之卷；王毅：《試析散曲中的女性意識》，《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年第2期；張紅霞：《女性「缺席」的判決——論〈西遊記〉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明清小說研究》2004年第2期；黃偉：《論〈聊齋志異〉悍婦形象及其女性文化》，《中山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楚愛華：《男性弱質與父權秩序的傾覆——〈醒世姻緣傳〉的女權主義批評》，《齊魯學刊》2001年第6期；劉健：《男權視角下的女性話語——〈西廂記〉主題思想的深層探析》，《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梁海：《男權話語中的女性悲歌——〈竇娥冤〉的另一種解讀》，《名作欣賞》2004年第12期；楊朴：《男權統治下的女性悲劇——〈孔雀東南飛〉主題的重新探討》，《名作欣賞》2006年第7期；杜書瀛：《〈閑情偶寄〉的女性審美觀》，《思想戰線》1999年第1期，等等。

(39)參見舒蕪：《哀婦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

(40)俞士玲：《論明代中後期女性文學的興起和發展》，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曹亦冰：《從「二拍」的女性形象看明代後期女性文化的演變》，《明清小說研究》2000年第3期。

(41)顧歆藝：《明清俗文學中的女性與科舉》，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

(42)馮文樓：《身體的敞開與性別的改造——〈金瓶梅〉身體敘事的釋讀》，《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

(43)黃霖：《笑笑生筆下的女性》，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

(44)黃瑞珍：《從〈三言〉中的女性看馮夢龍的女性觀》、沈金浩：《論袁枚的男女關係觀及婦女觀》，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薛海燕：《〈紅樓夢〉女性觀與明清女性文化》，《紅樓夢學刊》2000年第2期；毛志勇：《女兒國的兩個系統——兼論吳承恩與李汝珍的女性審美觀》，《明清小說研究》2000年第1期。

(45)陳千里：《〈金鎖記〉脫胎於〈紅樓夢〉說》，《紅樓夢學刊》2007年第1期。

(46)楊聯芬：《清末女權：從語言到文學》，《文藝爭鳴》2004年第2期。

(47)杜芳琴：《賀雙卿傳》，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才子「凝視」下的才女寫作——重新解讀〈西青散記〉中的才子才女關係》，《痛菊奈何霜：雙卿傳（代序）》，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1年。

(48)鄧紅梅：《雙卿真偽考論》，《文學評論》2006年第6期。

(49)陳友冰：《台灣古典文學中的女性文學研究》，《安徽大學學報》2002年第6期；張雁：《二十世紀台灣地區中國古代婦女作家研究述評》，《中國文學研究》2002年第2期；林樹明：《中國台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略論》，《南開學報》2005年第2期。

(50)鍾慧玲主編：《女性主義與中國文學》（1995年12月東海大學「婦女文學學術會議」論文集），台北：里仁書局，1997年；《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9年4月淡江大學「中國女性書寫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學生書局，2001年。

(51)吳秀華：《明末清初小說戲曲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前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頁。

(52)莫礪鋒：《論〈紅樓夢〉詩詞的女性意識》，《明清小說研究》2001年第2期。

(53)郭延禮：《新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路向的思考》，《文學評論》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