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約論與國家觀｜正略名家

趙民按

容閎、梁啟超、蔡元培、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燕樹棠、陳翰笙、聞一多、張申府、瞿秋白、馮英子，這些名字彷彿長空中的孤寂星辰，匯就一百多年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今天我將著名歷史學者雷頤在2015年8月2日，第74期正略讀書會的演講稿分享給大家，給大家講講關於那一顆顆璀璨又孤寂的星辰。

因為是從英國的霍布斯到洛克的時候才產生新的國家觀，開始沒有什麼國家不國家，政府不政府，大家誰也不服誰，互相打來打去，誰有力量誰就統治我，他欺負我，我欺負他，後來大家意識到這樣不行，必須每個人讓出一部分自己的利益，搞一個機構，我們都服從它和它的管理，這個機構我們就叫做政府或者國家。國家不是一個神社，霍布斯覺得國家應該有很大權威，洛克也這樣認為，並且把學說發展了，既然國家是人民定契約產生的，國家不能保證為人民牟利的話，可以重新定契約，可以廢掉這個國家另外產生新的國家，這是契約論。

中國傳統把國作為家的放大，皇上代表天子，以天下為一家，國家國家，國是家的放大。只要是這個國家的子民，臣民，就不可能改變這個身份。包括兒子永遠是兒子，孫子永遠是孫子，天子就是皇帝，人民就是子民。董仲舒春秋繁露也說的很精確，大家可以讀一下，我就不念了。從家庭關係推出國家關係，國家相當於一個家，這是一種倫理性或者身份性的國家觀，因為每個人在這個體制中都有一個固定的位置，一個身份，無法擺脫，不能突破。

但是現代國家觀我剛才講了，霍布斯、洛克認為國家是人民契約，可以讓出自己一部分權利。因為被授予權力的統治者也是契約的參加者，就是統治者也是定契約一方，不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權力，否則大家可以廢掉你。鴉片戰爭之後這種觀念逐漸傳入到中國，人們開始直觀地知道英國、法國、美國有議會，但是人們接受一種新知識總是從傳統的角度來理解，完全沒有想到議會的核心是對國家進行限制，限制統治者的權威。人們覺得這個議會的議員是通過地方選舉出來，在議會裡發言，統治者可以通過議員了解民情，結果認為這正是中國儒家理想所提倡的，要通上下，所以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內介紹了西方的議會，越來越多，但是總體而言是從通天下這個角度來了解議會。

當時的很多書介紹議會都是從這個觀點來介紹，等到維新的時期，鄭觀應在維新前寫了一些書，開始認識到議會不僅僅是通上下，更重要的是限制政府和國家的權力，認識不斷在深化。到甲午戰爭前，他已經開始認識到議會是限制權力，不僅僅是為了通上下，但是整體而言我們覺得在維新時期產生的。

這時候梁啟超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評舊的國家觀念，介紹西方新的觀念，他認為秦始皇之後中國就是專制政府，個人沒有權利，舉國都沒有權利。他認為人民沒有權利，國家有。而中國的傳統是什麼呢？就是皇上有權，統治的權力，人民沒有權，人民沒有權就不能稱之為一個完整的國家。這是梁啟超一百幾十年前寫的，他開始觸摸到契約論國家的實質，公開的發表是這樣。但他在湖南給學生批語中寫的更透徹，他寫到君臣都是辦事者，君主只是店鋪總管，大官只是店鋪掌柜，人民才是股東，國家真正主人是人民。

當時他只是想我給學生寫了一個批語，沒想到學生覺得新奇，給家長看了，學生家長都是滿腦子舊思想，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的言論，反映到上級後，這番言論在湖南引起了軒然大波，湖南說要趕走梁啟超，就把梁啟超趕走了。結果在北京這個問題反映到朝廷，被說這是什麼維新，根本就是想推翻朝廷，皇上是天子，他說皇上只是一個店鋪的總管，真正的股東是人民，這是契約論國家。

譚嗣同的觀點很激烈，他說生民之初，就是原始社會，原始社會沒有上下，沒有君也沒有臣，更沒有民，就是互相打，結果社會亂七八糟，所以大家覺得我們必須選一個人當皇帝，既然皇帝是人民共選的，人民就可以共廢，君者為民辦事者也，尤其提出現在中國人這個觀念要普及還是很難，就是納稅人觀念，皇帝其實是納稅人養的。國家從納稅人那裡拿錢來，這也是譚嗣同一百多年前寫的。他認為國與民分為二，人民沒有權，國就不是你的，也不是人民的，譚嗣同這個觀點和霍布斯說的一樣，但是我現在查不出他多大程度受到霍的影響。因為當時霍布斯的書也沒有翻譯成中文，但一些傳教士報章中會有介紹，而譚嗣同跟傳教士關係特別密切。

總之，要麼他自己獨立想出來的，跟霍布斯不謀而合的，或者通過傳教士了解了霍布斯思想，這樣寫出來。這時國家觀念實際上發生變化了，維新派從心裡不認為皇上代表天子，嚴復也認為西方之所以富強，根本的一點就在於利民，怎麼利民呢？就是讓人民自治，自己管自己的事。其實中國歷史在嚴復一百多年前都這樣寫的，重要的是他們把中國政治觀念的權力引入到中國，應用到有關國家和人民關係的話語中，用權力觀念來劃分君民的關係，這是最重要的，是中國人思想史，尤其是國家觀念的實質性突破。

梁啟超就明確地反對這種民主制只有西方能有東方不能有，這是不可能的，最後他說地球將太平，這並不是西方所獨有的，他認為全世界都會有，中國也不能不變，這是100多年前他寫出來的觀點，梁啟超認為原始社會也是這樣，現在非洲那些國家也會成為民主國家，他認為這並不是本質的不同，只是一個時間的先後，中國學西方的民主制也能夠進入到這個階段。當時有人認為那個制度只適合西方不適合中國，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文明。梁啟超寫文章反駁這種言論，他說日本就學了，所以他認為民主制度是天下之公理。尤其他說人而不能獨立，就是奴隸，並且把公民概念提出來。中國傳統的文化中，現代知識分子對新知識的一個重要的貢獻就是把公民概念引入到中國，中國傳統的子民、臣民、草民、賤民，這個公民的概念，他有很多論述。他們認為什麼是國家，國是民權相繼而成，國就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什麼叫愛國，就是愛自己，因為你有民權，有自己的權利，國家是你自己的權利集成，愛國就是愛自己，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

如果人民沒有權，這個國家就亡了，所以人民必須要爭取自己的權利，他說政府壓制民權，政府窮民不窮自身。如果人民不自己爭取權利，就是人民自己的罪過，西方人說侵犯人的自由權利，是萬惡之最，他認為放棄自己的自由權利也是一種犯罪。這樣劃分公權和私權的界限，根本目的是為了保證私權不受公權侵犯，這也是他們一個觀點，因為中國傳統觀點並沒有這樣，而認為人就應該無條件的服從皇上，天子。嚴復特別警惕，他留學英國時對公權、私權寫了很多文章，大家都可以看，都是論述怎麼樣尋找公權私權。公權不能侵犯私權，他說思想言論，這些不是刑法所能夠管制。有的人會造謠，發表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那是道德上譴責，而不能用刑法。如果用刑法來治理言論自由，那是專制，自由也不將不在，當國會通過三代自製的角度來理解，但是梁啟超、嚴復、譚嗣同他們就認識到不是這樣的，他們是用契約論國家觀，這和中國傳統的皇權神聖有區分，我沒有辦法細講這個。

梁啟超1902年就寫了儒學和仁政的區別，他認為仁政和西方的自由有根本性的區別，中國的仁政、權力還是來自於皇帝，其實是皇帝有權，但是皇帝應該是好皇帝，像慈父一樣對待人民，這是仁政。西方的自由是什麼呢？權力來源於人民，是人民自己的權力，權力來源不同。皇帝想當好皇帝就是好皇帝，想當壞皇帝就是壞皇帝，幾千年來誰也控制不了，所以他認為還是應該有一套制度。他認為中國傳統也有很多這種設置，但是想限制實際上沒有效，沒有效意味著沒有獨立，實際上就是皇上行政之下的一個機構。

這些機構不能監督皇上，皇上想廢就廢，想用就用，你怎麼能夠監督皇帝呢？這些機構的話，皇上想聽就聽，不想聽就不聽。這還是受三權分立觀念的影響，嚴復也不認為總統自古就有立憲，他認為如果有法律就要立憲，任何國家都有立憲，我們談的現代立憲是指限制政府的權力，中國沒有。他們認為中國由於沒有權力都是奴隸，大家都很清楚奴隸社會，談到中國人是奴隸，很容易想起五四新文化。

我專門寫過一篇文章，中國反傳統不是從五四開始的，五四隻是在重複嚴復、梁啟超他們的話，從戊戌維新開始到辛亥革命已經完成了。比如說嚴復說中國人就是奴隸，不僅僅是一般的奴隸，還是斯巴達的奴隸，而不是雅典的奴隸，雅典的奴隸還有一點基本的權利可以保證，奴隸主只能處置自己的奴隸，不能處置其他人的奴隸，而斯巴達的奴隸是什麼呢？只要你為奴，無論是誰的奴隸，誰見到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我不是說嚴復說的對，五四時魯迅說中國人都想當奴隸，實際上還沒有嚴復說得激烈，反傳統是國家改變必然對孔孟做出一種批評。梁啟超也認為中國都是一級靠一級，實際上最激烈的話，是中國人，什麼叫做中國人，就是中國的國民。搖頭擺尾的街頭游妓碰見一個嫖客，碰見一個有權力的人。再強調，我不是說梁啟超說的對，只是說他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比五四要激烈，人們都誤會五四是反傳統，其實還沒這個時候反的厲害。他們說西方人把我們當奴隸，實際上是我們自己把自己當成奴隸，這是中國人的國民性，梁啟超1901年很多次談到個人權利，談到治學。

1903年開始批判人，剛才講梁啟超認為中國的仁政和西方的仁政權利來源不同，因為在古時候仁政還有，現在人民都成熟了，不應該再仁政，儒家過時了，這是梁啟超提出來的。1903年便開始批判什麼叫仁，批判孔孟之道。再看教育，同樣是1903年強調個人，教育就是要培養個人。批判孔孟，這樣就把君為臣綱，父為子綱批判了，1908年河南雜誌直接批判孔子，1911年批判程朱理學。民主和科學是五四，1914年宋教仁就寫到，要有科學知識去神權之迷信，人道主義去君權之專制，就此我寫過一篇文章，關於現代知識分子國家觀的產生，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反傳統的思想已經完成，五四隻是在重複他們的話。為什麼五四有影響，一個原因是把文言文翻譯成白話文；第二那個時候五四新學，新的知識分子產生了很多，他們辦的雜誌影響很大，在梁啟超那個時期，他們只是在知識分子內部的一種我影響你，你影響我，而五四把這種觀念推向社會，但人們還是誤解了，比如說改造國民性。今天沒有辦法細講國家觀念，但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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