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老的老子/浪漫的莊子/崇高的晏子/寂寞的管子/李白的月亮/柳永的秋天
不老的老子/浪漫的莊子/崇高的晏子
/寂寞的管子/李白的月亮/柳永的秋天不 老 的 老 子
一
老子天下第一！
我愛老子。
「老子是中國哲學的鼻祖,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哲學家。」（胡適語）少年時代，我就開始死記硬背老子五千言《道德經》，至今仍在反覆研讀。正如魯迅所說：「不讀《道德經》一書，不知中國文化，不知人生真諦。」比較而言，孔丘的仁說，是可以治世的；比丘的佛說，是可以迷世的；惟獨老子的道說，特立獨行，那五千個靈性的文字竟將天地間與人世間的道理都闡述得一清二楚。因而，我早就心馳神往老子故里。如今，我終於踏上了渦陽這片熱土。
傳說，老子從其母親左腋出生，其母傷勢很重。老子出生後第一件事就是煉丹救母。煉丹必須有鍋，老子就鑄了一口鐵鍋。當時，渦水也不叫渦水，而稱洵水。一年春天，瘟神作怪，洵水發黑髮臭。為了治水，老子將他的那口鍋定在洵水之中，頓時電閃雷鳴，暴雨如注。一個時辰之後，河水清澈見底。從那以後，人們就稱這河為鍋河。後來，造字先生認為，用「鍋」作為河流的名字不妥，因為河是水，鍋是金，於是去「金」加「水」，改「鍋」為「濄」。到了唐代，武曌改革文字，嫌「濄」字筆劃多，又一筆省略了其中「走之」，於是「濄」字就變成了今日的「渦」字，「渦」字仍與 「鍋」字同音，沿用至今。
老子神出鬼沒，他那飄忽的身影頗令肉眼凡胎的歷史學家頗感頭疼。面對神秘的老子，史太公也無能為力。司馬遷曾遍游名山大川，抽取金匱石室之書，二十來歲就西到倥侗，北過逐鹿，東至海上，南達江淮，具有崇高的實證主義和強烈的浪漫主義精神。即便如此，司馬遷也只能捕捉老子尕尕的朦朧信息而已。關於老子的生平事迹，《史記》只有寥寥四百多字，而且纏夾不清。
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載：「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老子故里苦縣在亳州市西、河南省鹿邑縣東五公里的渦河之濱，隋改谷陽縣，唐改真源縣。《括地誌》載：「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九井尚存，在今真源縣也。」另據《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子所生地也。」關於老子的出生，傳說非常荒誕：相傳，老子母親見五色珠自天而下，大如彈丸，吞珠而孕；又傳，老子母親懷胎八十一載（一說七十二載），逍遙李下，割開左腋生下老子，因而隨樹姓李。古籍所載苦縣城、瀨鄉祠均已不存。過去，我們一直錯把鹿邑認為老子故里，幸好北魏酈道元《水經注》的記載翔實：「谷水自北東入渦水，渦水又北經老子廟東……廟東院中有九井焉。」如此看來，只有渦陽縣城北行五公里處太清宮才是老子故里。不過，昔日的渦水已經改名渦河，谷水已經改名武家河了。
老子廟位於縣城西北隅五公里處鄭店村，天靜宮就在武家河入渦河處，三面碧波粼粼，北面龍山巍巍。這裡可謂際山枕水之地，鍾靈毓秀之鄉。遠遠望去，一座宮殿式建築規模宏大，建築輝煌，莊嚴肅穆，氣勢非凡。老子巨型銅像屹立大殿正中，雙目深邃，神態安詳，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似乎在說：天上地下，惟道為尊，世間之苦，何足樂聞。老子銅像右邊是尹喜的銅像，左邊是東華君主的銅像，也都塑得有些個性。塑像上方高懸「大道光明」巨匾，字有秦篆古風。
志載，太清宮始建於東漢延熹八年（公元一六五年），初稱老子廟。蓋因桓帝夢老子降於殿廷乃頒旨在老子故里建廟立祠，祀奉老子，命陳相邊韶撰老子銘碑。此後，曹魏黃初三年（公元二二二年）、隋朝開皇元年（公元五八一年）均作修建，規模漸大，唐李王朝，以老子為始祖,尊崇之極，屢加冊封，並尊此廟為祖廟，大興土木，隆重興建。高祖武德三年（公元六二零年）、太宗貞觀六年（公元六二七年）、高宗乾封元年（公元六六六年）、武周光宅元年（公元六八四年），相繼於此營建宮闕殿宇，其金碧輝煌，宏偉壯麗，不遜帝王之都。玄宗天寶二年（公元七四三年）欽封此宮為太清宮，唐末卻毀於兵火，幾成廢墟。北宋大中祥符七年（公元一零一四年）至天禧二年（公元一零一八年）間奉兩敕重建，廟貌比唐時有加，翰林學士盛度撰碑。靖康之亂，先遭兵動，後遭火患，宮觀面目全非。金代雖屢加修建，與唐宋盛時相比，規模相差甚遠。元世祖以來，道教再度興盛，此宮得以新建，並易名天靜宮。至順三年(公元一三三二年)再次擴大規模敕建，天靜宮重現昔日宏觀，翰林學士張起嚴奉敕撰文產碑，碑文載入多種典籍方誌，明正德至崇禎年間（公元一五零六年至一六二八年一六四四年）和清康熙八年(公元一六六九年)均進行過裝修。近至乾嘉年間（公元一七三六年至一八二零年)），殿宇依然弘深，規模整麗，中塑聖像，道氣清嚴。清末戰亂頻繁，殿宇日趨頹廢，始有「燒丹灶冷余荒草，問禮堂空剩石牛」之嘆。
自公元一九九一年以來，安徽省文物部門對古太清宮遺址進行三次發掘，發現了宋代大型道觀遺址和一千多件文物，收集了二十多塊元代以來敕建和重建太清宮的碑記，吸引了中外眾多專家學者前來考察論證。一九九九年新版《辭海》把「老子故里在渦陽」列入辭條。近幾年來，渦陽縣重建了原太清宮的老君殿、三清殿、靈宮殿、兩廡、道士舍、迎仙橋、鐘樓、鼓樓等，又重現了東方第一道觀的風采。
導遊美眉解說：「老君殿比孔府的大成殿還高出十厘米，因為孔子曾多次向老子問禮。」
二
我沒有考證老君殿和大成殿究竟哪個高大，但我曾經到洛陽瞻仰過「孔子入周問禮碑」。相傳，孔子問禮處在洛陽老城東關。關於孔子拜訪老子的細節，史書沒有記載，但是可以想見，他們會有推心置腹的對話，也有唇槍舌劍的對峙。不過，他們都在內心深處驚羨對方：孔子譽老子為「龍」，老子比孔子為「鳳」。
據《史記?老子列傳》載，孔子問禮於老子，歸去之後對弟子說：「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用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莊子?天運》亦云：「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歸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歸老聃哉！」（這段話中共三個「歸」字，前者是歸去之意，後二者通「窺」，窺見的意思。）
孔子比老子為龍，正是取龍所具有的神變能通、超然高潔、令人難以把握的特點。據說，孔子是想把自己的著作藏於周室才來拜見老子的（《莊子?天道》）。可見了老子之後，孔子被老子通達睿智的思想、深不可測的學識和不濁於世的品格深深地折服了，以至於張口結舌，驚訝地說不出話來（「口張而不能嗋」）。孔子感到了自己學識的不足。孔子曾經周遊列國，見識的人也不可謂不多，而且孔子一向是強調要「知人」的，可見過大世面的孔子在面對老子這位智者時，卻感到難於把握對方，老子根本不是那種一眼就能望到底的人。對於走獸，可以張網（「罔」）來捕它；對於游魚，可用釣絲（「綸」）來捉它；對於飛鳥，可以用拴著絲繩的箭（「矰」）來射它。此三者或走、或游、或飛，固守一端。而老子是龍，高深莫測，變化無形，難怪孔子不知用什麼辦法來把握他，以致茫然不知所措了。
從情理上講，孔子如此讚譽老子，也並非是那麼不可思議的事情。眾所周知，孔子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和人文學者，精通六藝，嚴格說來，卻算不上是哲學家。老子為「周守藏室之史」（《史記?老子列傳》），相當於今天國家圖書館館長。老子熟悉歷史，知識廣博，這一點應是毫無疑問的。此外，老子還是一位思想大師，一位沉思形上之道的哲學家。孔子在老子這位哲學家面前，有相形見絀之感是正常的。
從《史記》和《莊子》的記載來看，孔子對於會見老子的感覺是美好的。孔子回去後一連三日不談與老子見面的事情，他也許沉浸在與老子談話的美好回憶中，也許在深深地思考所受到的教益。孔子由衷地稱讚老子，把老子比作龍，這既突出了老子學識的深厚，思想的高超，也表現了孔子的偉大，充分展示了孔子謙虛豁達的品德。一個是中國哲學的泰山北斗，一個是儒家的萬世德宗。孔子譽老子為龍這件事，使中國文化史上最重要、最偉大的兩個人物相得益彰地閃爍著燦爛的文明之光。
有意思的是，孔子譽老子為龍，而老子則稱孔子為鳳。這一記載見於《太平御覽》卷九一五所輯古《莊子》佚文：「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名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林、瑯玕為寶。天又為之離珠，一人三豆遞起以向瑯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這是對孔老見面的詳細描述。當時以鳳來比孔子的不只老子一人，還有楚國狂人接輿。《論語?微子》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莊子?人間世》亦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
老子比孔子為鳳，大概有兩種含義：其一是稱讚孔子為人之高貴聖潔，出類拔萃；其二是說他師表既佳，弟子滿堂，「右智左賢」，孔子像百鳥之王的鳳凰一樣，率領著諸位賢弟子。老子是在孔子向他介紹自己的幾位弟子時說這番話的，他一語雙關，對孔門的老師和學生都作了褒揚，反映了這位德高望眾的長者對於孔子這位有影響的教育家的尊重、敬仰和讚揚。
雖然孔子曾向老子問禮，宣稱「克己復禮」，並且最終建立以「仁」為核心的儒學，但是，這種學術宗師之間的交情並未化解後學之間的攻訐。作為中國古代社會兩大思想流派，儒、道互相辯難、考問、詆毀，極盡自我標榜之能事，誠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論語·衛靈公》）。作為道家創始人，老子對此會作何感想呢？他一向主張「絕聖棄智」（老子《道德經》十九章），可是弟子偏偏不聽老師的教誨。當然，老子畢竟是老子，他早已抽身而去，揮別芸芸眾生，避開滾滾紅塵，隱居一處清凈的地方，悠然聆聽歷史演進的巨響……
三
出太清宮，西行二公里就到了尹喜墓。
關於《道德經》的成書，據劉向《列仙傳》載：「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上下二卷。」（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云：「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列仙傳》）老子乘青牛出關說的影響很大。在後人心目中，老子是一位大耳下垂、鬚髮皆白，但精神爽朗，神態安詳，乘青牛而隱逸的老者。畫師們的《老子出關圖》上那位老成持重、飄逸達觀的得道老者也多是這副形象。
然而，老子乘青牛出關的說法卻不見於《史記》。《史記?老子列傳》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僅此而已，並無「乘青牛車」的記載。
顯然，乘青牛說是秦漢神仙家的附會，不僅見於《列仙傳》，還見於《太平御覽》卷六六一所引《三一經》，云：「及老子度關，喜先誡官吏曰：『若有翁乘青牛薄板車者，勿聽過，止以白之。』……」老子乘青牛或青牛車出關，和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侯物色而跡之，果得老子」（《史記》集解引《列仙傳》）的說法一樣，均屬附會之談。
既是神仙家的附會，當有神仙家附會的道理。牛、馬都是當時用於牽車的牲畜，神仙家為什麼要說老子乘牛車而不是乘馬車出關呢？其中不無寓意。牛是一種性情溫和、柔順服從的動物，且有忍辱負重、堅韌不撥的特點。《易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是乾、坤兩卦所體現的精神，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漢代人以馬來比喻乾卦，以牛來比喻坤卦，他們以馬和牛的品格來表達乾健、坤順的特點。馬所代表的乾卦所生髮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合乎孜孜不倦地入世進取的儒家的特點。牛所代表的坤卦所生髮的「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精神，則合乎道家創始人老子的思想主旨。所以後世附會者編造老子乘牛的神話，應該說是「用心良苦」，有其深意的。
老子為何乘青牛，而不乘黃牛、黑牛、白牛或其它什麼顏色的牛？我們還是順著神仙家的思路去解讀。這或許是古代神仙家或占星家的五星佔有關。在太陽系中，繞日公轉的較大的行星，除地球外，尚有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古人將五星分別看作是五行的精靈或五帝之子。五帝即青學、白帝、赤帝、黑帝、黃帝。「天有五帝，五星為之使。」（《唐開元占經》卷十八引《春秋緯》）「五星者，天之五佐。」（《史記?天官書》）「五星者，五行之精也，五帝之子，天之使者，行於列舍，以司無道之國。」（《唐開元占經》卷十八引《荊州占》）「列舍」指二十八星宿。五星還被用來分別象徵五方、五帝、五事等神靈和事物。其中，木星（亦稱歲星）是東方青帝的使者。「青」，主春，木德，代表了東方。老子自周入秦，向西而行，來自東方，後人稱之「東方聖人」，用青色正可取其象徵東方之意。
這樣一來，「青牛」象徵著一位來自東方文明地區的文化使者，帶著他的崇尚陰柔之德的智慧，隱向尚未開化的西方。
至於老子寫《道德經》是不是情願的，還是被迫動筆的，我們已經無從考證。唐代詩人白居易曾經作詩調侃老子：
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語吾聞於老君。
若道老君是知者，緣何自著五千文？（《讀老子》）
我看，老子著書，本不情願，而是在尹喜的強迫下完成的，是其出關的條件。在那禮崩樂壞的年代，老子看夠了世態的炎涼、人情的冷暖、權力的角逐。看多了，理解了，也就悟透了。正因如此，老子才有了這套世事洞明的學問、人情練達的文章。可以說，如果一個人按照老子的學說為人處世，就有可能無往而不勝。檢閱二十五史，你會發覺歷朝歷代的政治家無不從使用老子的「陰謀詭計」。然而，人們從老子那裡學到了什麼是一回事，老子本來要達到一種什麼樣的人生境界是另一回事。假如老子僅僅是一個老成持重、老謀深算的世故老人，那麼，他這條巨龍無論如何也上不了天；假如老子僅僅能教會人們如何保全自己、怎樣算計別人，那麼，他頂多也就像鬼谷子那樣，是一個高超的陰謀家罷了。不！老子絕不是這樣，絕不僅僅是這樣的！老子之為老子，就在於他不僅「老」得知道怎樣去做，而且老得不屑去做了。如果憑藉他豐富的生活經驗去入世的話，老子絕對會達到左右逢源、遊刃有餘的地步，然而在老子看來，即使達到了這樣的地步、取得了實際的利益，又有什麼意思呢？於是才有了他那套知足常樂、與世無爭的人生哲學。他看穿了、悟透了，於是便厭倦了、出走了，不是為了待價而沽，而是為了「莫知其所終」。
尹喜是《道德經》的第一傳人。道家尊他為無上真人、文始先生，並且把他所作的《文始真經》九篇奉為經典。尹喜晚年來到老子故里定居，死後葬於此，把自己的軀體留在這裡，讓自己的忠魂永遠守護老子誕彌之地，以示虞誠和報答五千言教誨之恩。尹喜墓兩千多年來一直完好，直到「文革」才遭破壞，後經修復，目前保護尚好。
站在尹喜墓前，我肅然起敬。感謝尹喜強迫老子留下了那部五千言的《道德經》，否則，我們也許至今尚不知道老子為何人呢。
老子出走了，正是在他出走的那一剎那，他也將自己的思想和人格升華了，正像幽閉多年的巨龍一樣，終有一日破壁而出……
四
我從渦陽回家，第一件事就是重讀魯迅《故事新編·出關》。
魯迅《出關》有段孔子問學描寫，有人認為是一種幽默。老子為避孔子鋒芒，不得不騎著青牛出關。老子在關口被尹喜留住寫下了五千言的《道德經》。由此可見，當時學術界也有鬥爭，想要「無為而無不為」的老子終於鬥不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孔子出關去了。
到秦國後，老子的思想為秦統治集團所接受，但引起儒家和法家等學派的不滿和恐懼，以秦國的高居於西北的地理優勢和軍事實力而言，一旦接受道家思想作為他的國家哲學，秦國稱王天下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這時，儒、墨、道、法、兵諸家顯學中墨家已經沒落，而兵家作為軍事理論不適合成為國家哲學。於是，儒、法兩家產生了聯合對付道家的客觀需要。荀子這個大儒家竟然培養了兩個大法家：李斯和韓非。以前有各種各樣的解釋，總是說不清楚。從老子思想在秦國占統治地位的角度出發，儒、法兩家共同對付道家的需要來看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李斯首先入秦，力圖用儒、法之道改造秦國，遭遇失敗，逐客令一下，李斯捲起鋪蓋走人。李斯不象後來韓非那樣刻板，靈活得很，離境之前上了《諫逐客書》，向秦王表了忠心，實際上他也背叛了自己的學派。韓非到秦國可謂儒法聯合行動的又一步棋。當然，這騙不了李斯，李斯堅持要殺韓非也就順理成章，並非是同門師兄弟之間的殘殺，而是不同學派為爭奪統治地位的一場血腥殺戮。
儒、法聯合其實一直隨中國最後一個皇朝的沒落才結束，過去一直認為儒家在漢武帝以後佔中國思想界的統治地位，其實是一種誤解，至於儒、法鬥爭更是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而生造出來的。所謂外王內法、禮法之士，以及在禮教名義之下的嚴刑峻法，無不說明了儒、法兩家為皇家所同等重視。儒、法兩家只是統治者的左右手而已。在中國歷史上唯一能和儒家抗衡的只有道家，綜觀中國思想史也確是如此。法家則一直是統治者的大棒，而儒家也就是統治者的橄欖枝，也就是這「雙管齊下」維護中國皇朝統治兩千多年，實在是中國的不幸。
在道家和儒家的鬥爭過程中，第一回合道家失利，第二回合道家可佔盡了上風。漢初，老子的學說簡直成了官學。這裡有兩個人值得我們注意，一個是張良，他出身韓國貴族，學過禮，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儒生。他在博浪沙錐擊秦始皇不中後，避地下邳圮上老人授於太公兵法，也就是一本黃老之學，潛心鑽研，終於成為老子思想的實踐者，輔佐劉邦奪取天下。你看他為劉邦所出的策略，特別是火燒棧道，示人以弱，致使項羽放鬆對劉邦警惕，劉邦贏得了可貴的時間，這完全是老子的理論實踐。
另一個就是陳平，他的分肉的故事在《史記》中有精採的描述，茲錄如下：「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這不是活生生的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老子》第六十章）的最好詮釋么？！史太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而且他深得老子「將先取之，必先與之」的精髓，韓信要求劉邦封齊王時，陳平及時躡漢王足，避免了一場紛爭，為滅項羽作出了貢獻。
這兩個人同為劉邦謀士，為漢朝的建立立下了大功，但是兩人並不居功自傲，這又是老子「功成不居」的理論實踐。由於這兩人在劉邦集團中的地位，我們可以想見老子思想在當時的地位處於主流狀態是沒有問題的。相反，儒家就很不得意，劉邦把儒生的帽子拿來小便就很說明問題了。
由於秦朝的殘暴統治和楚漢之爭，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經濟凋敝，人口大量減少。據《史記·平淮書》記載，漢初「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在這種殘破的社會經濟狀況下，漢高祖劉邦採取了「與民休息」的政策，實行無為之治，黎民百姓安居樂業。可以說，老子的無為之治並不是脫離現實的烏托邦，也不是虛緲幻想中架設的空中樓閣，它具有在現實中施行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談到漢初老子思想的流行，不能不提一下曹參，他在齊相國任上碰到一位專門研究老子學說的蓋公。從此他便成為老子思想的真誠擁護者，蕭何去世以後，他擔任了中央政府的相國。在任期間，他一無創新，一律以蕭何的所定律法為準，這樣一個無所作為的丞相，卻被史學家加上了「蕭規曹隨，守而勿失」的美譽。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漢初黃老之學是何等深入人心。
老子思想的高峰出現在漢文帝、漢景帝兩朝時期，關鍵人物卻是一個女性——竇太后，她對文帝時期執行按黃老思想制定的政策的有效性，非常清楚。正由於她的堅持這條路線一直執行到武帝初年，她去世以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因為在此期間發生了一件大事，造成了對老子思想的一個不說是毀滅性的也至少是極為重大的打擊。
淮南王劉安有一部《淮南子》，是道家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可謂是集大成者。就是這位淮南王因謀反失敗而自殺。謀反者使用的理論武器竟是黃老之學，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受到了嚴重挑戰。自然，黃老之學的這一變故給儒、法兩家帶來了反擊的好機會，所以才會有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因為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符合鞏固皇帝政權的需要，董仲舒上書也確實符合了漢武帝的需要，才能完成儒家對道家的最沉重一擊。這裡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老子學說的衰落，並不是來自他的敵對派別的攻擊，竟然來自其自身一位最重要的、最具有完整理論體系的一個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這一點確實叫人扼腕嘆息。也許這就是歷史的辨證法。
漢武帝獨尊儒術，造成一種文化上的一元主義，老子思想從此不再成為各個皇朝和文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不過，漢朝的建立和文景之治的光榮，是中國人抹不去的情結，因而，老子思想和《老子》這部著作的光輝也不時的在中國各個時期衝破一元主義的黑暗。東漢時期的王充高舉道家大旗，寫出了《論衡》這一光輝的著作，問孔、刺孟的鋒芒直指儒家的老巢。只是他官卑職小，在當時和後來並沒有發生很大的影響。
三國、兩晉時期，老子思想大有復興之勢。據劉勰《文心雕龍·論說》載：「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老子）周（莊子）當路，與尼父（孔子）爭途矣。」這種談玄的盛況被稱為「正始之音」，尤其張道陵創立「五斗米道」和王弼注釋《老子》，玄學和清談的流行，促使老子的地位局部得到恢復。道家的思想逐步與儒家和佛教有所融合，儒、道兩家的敵對狀態不復存在。由於道家漸變為道教，老子的地位也由哲人演變成神仙，連因謀反而自殺的淮南王劉安也被說成「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神仙了。這是一個神化老子和道家的時代，最後道教形成了，而道家則消亡了。至此，道家已對儒家不再構成威脅，儒家也對老子思想寬容一些了。
叫人意想不到的是，老子因為姓李而交了大運，到唐代因為皇家姓李，又有唐玄宗的「做了皇帝想登仙」，老子此時仙氣十足，竟被封為「玄元皇帝「。然而，這個老子已經不是我們要談的老子了，而是道教的一個偶像。唐玄宗得到了安史之亂，而篤信道教的道君皇帝宋徽宗竟成為金兵的俘虜。這當然不能由老子來負責的。到了明朝的佛道之爭，則完全是宗教鬥爭。反映到小說中就是宣揚佛教的《西遊記》和宣揚道教的《封神演義》。《西遊記》中道士多不是好人，而《封神演義》里連觀音菩薩都是道教弟子——慈航道人，在兩本書中都受到尊重的就是已經成為神仙的老子。
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歷史走到了今天，我們應該可以用較為客觀的態度來對待中國歷史上的這一學派紛爭。中國歷史上時常出現這樣的現象——每當儒家思想出現危機的時候就會有人到道家或者說是到《老子》那裡去尋找出路，譬如魏晉時期的王弼注釋《老子》玄風大起，到鴉片戰爭時的號稱眼睛向外第一人的魏源也曾撰寫了《老子本義》。不過，這些都不可能成為當時社會的主流，更不可能成為今天社會的主流，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無論是孔子，還是老子，我們都應當加以批評，採取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誠不可取，全盤接受也不合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輩們已經為我們做了很多工作，我們總不能從他們那裡再往後退一步。
老子的無為是受現代學者抨擊最多的思想，否定的聲音幾乎壓倒了淹沒了歷史的客觀分析。作為一個清醒的獨立思考的哲學家，無為的時代內涵和哲學意蘊絕非「消極」二字可以概論。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思考，即：老子的「無為而治」與亞當·斯密的「一隻看不見的手」、「小政府大社會」、「宏觀調控」（參見《國富論》）等現代理念在邏輯關係上是否有思想方面的承續性？
「哲學是在探求整頓、理解和改善世界秩序的方式和方法當中產生的。」（胡適《先秦名學史》）也正因為老子哲學具備這種現實意義，老子思想不僅為古今中外政治家、軍事家和企業家等所採用，而且他的嚴謹的哲學類比方法、奇妙恍惚的想像力，誇張優美的文學描寫，一直影響著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包括哲學、文學、美學、醫學和性學等。正如尼采所言：「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經》，像一個永不枯竭的井泉，滿載寶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直到今天，我們還在不斷從中讀出新意來。
老子不老！
老子仍然天下第一！
浪 漫 的 庄 子
一
你從哪裡來，我的朋友?
好象一隻蝴蝶飛進我的窗口。
……
無論在我適意的時候，還是在我失意的時候，莊子就「好象一隻蝴蝶飛進我的窗口」。也正因為如此，懷著感恩的心情，我走訪了莊子故里。
涉足蒙城，我下意識地低下頭去關註腳下那片養育莊子的神奇土地。這泥土還是那泥土，萬變不離其中。我們見到的莊子祠是公元一九九五年新建的，位於縣城東北，渦河北岸的漆園舊址（莊子曾為漆園吏），建築風格古樸凝重，似與莊子的汪洋恣肆及飄逸不大契合，尤其是莊子雕像樸拙如粗通文墨的老農。莊子會是這樣么？或許。人不可貌相。不過，莊子像大而堂太小，儼然囚徒，這般委屈，如何逍遙！
在此之前，宋明兩朝曾經修建莊子祠堂——
宋元豐元年(公元一零七八年)，王競到蒙城當縣令。到任之後，他發現莊子故去千餘年，而他故里卻還沒有一座紀念祠堂。於是，他在渦北漆園故址首建莊子祠堂。其中建有逍遙堂、夢蝶樓和觀魚台。出於莊重起見，王競請當朝著名文學家蘇軾撰寫了《莊子祠堂記》。由此可見，王競當年建祠僅從宗族祭祀考慮，或是打著這幌子，限定規模和祭祀形式，以免朝野儒家勢力的反對。後來，黃水泛渦，莊子祠堂被水淹沒。
明萬曆七年（公元一五七九年），吳一鸞出任蒙城知縣，捐俸重新擇地建祠。再建的莊子祠堂，規模宏大，前不能比。祠前有碑，鐫刻「莊周故里」四個大字。逍遙堂居中，共計三間，中堂有莊子塑像。此外有夢蝶樓、卷篷、道舍各三間，魚池橋一座。
明崇禎六年（公元一六三三年），蒙城知縣李時芳維修逍遙堂，增建五笑亭，辟池為濠上觀魚園，並且親撰《新修莊子祠記》。
目前的祠堂，僅有一圈圍牆、一道影壁、 一座山門、一間堂小像大的逍遙堂，缺少相應的配套建築和設施。除了野草，這裡幾乎沒有其它綠色植物，可謂荒蕪之地。令我欣慰的是，這裡還有許多浪漫的蝴蝶，一會落在草葉上悠閑涼翅小憩，一會在半空中展翅飛翔。看著這些自由自在的精靈，我在默想：莊周作夢變為蝴蝶，還是蝴蝶作夢變為莊周？哪只蝴蝶是莊子？蝴蝶太多了，而蝴蝶都是相似的。
初讀莊子是中學課本當中的《庖丁解牛》，但是老師說莊子是唯心主義，當時年少未作深思，直至以後讀到李商隱《錦瑟》詩中的「庄生曉夢迷蝴蝶」後才想起莊子的《南華經》，也就重新找來讀了，讀了後也是長嘆一口氣，掩卷沉思：人生如夢，彈指一揮間而已。
莊子給人批判為唯心主義的恐怕源於他那個蝴蝶之夢了——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必有分矣，此之為物化。
這則優美的寓言絕不亞於格林童話。
莊周夢見自己變成了蝴蝶，真實生動的一隻蝴蝶，可以在花下翩翩起舞。自己覺得很美也很自在，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莊周了。忽然醒覺，驚異發現自己還是莊周。不知道是莊子做夢夢見自己變成了蝴蝶，還是蝴蝶做夢夢見自己變成了莊子，莊子與蝴蝶是不同的兩種物體，必然有分別的。於是，莊子就整日在神思這個問題，恍然覺得自己是莊子，又恍然覺得自己是蝴蝶，在思緒混亂之間求教於老子，老子指出：那庄生原是混沌初分時一個白蝴蝶。天一生水，二生木，木榮花茂。那白蝴蝶采百花之精，奪日月之秀，得了氣候，長生不死，翅如車輪，後游於瑤池，偷采蟠桃花蕊，被王母娘娘位下守花的青鸞啄死。其神不散，托生於世，做了莊周。莊子聽後，如夢初醒，遂把世情榮辱得失看作行雲流水，從此，莊子放棄了官吏的前程，開始周遊訪道。
夜宿蒙城旅社，我也夢見自己變成一隻蝴蝶，悠遊莊子的世界……
二
儘管莊子謝世已經兩千多年，但是當你打開《莊子》一書，就會感覺他栩栩如生地浪漫在你的視野里——
莊子「槁項黃馘」(《莊子·列禦寇》),穿著「大布之衣」(《墨子·公孟》)，「乘物以游心」（《莊子·人間世》），時而散步於濠，時而垂釣於濮，「思之無涯，言之滑稽，心靈無羈絆」，「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莊子·天下》）……
這就是莊子。他是一個漆園小吏，卻是一個漆園傲吏！
Josiah Royce說：「哲學家的生活是一種藝術性的遊戲，不是塵世的情慾生活。」（《近代哲學的精神》）誠然，莊子的生活確是充滿了藝術性的遊戲意味，但他不沉湎於塵世的情慾生活，又無覺於外在世界的紛擾，無視於大千世界的誘惑。莊子曾經有過顯達的機會，但卻斷然拒絕了。
莊子在濮水邊釣魚，楚威王派了兩位大夫先去表達他的心意：「我希望將國內的政事委託先生！」
莊子持著魚竿頭也不回，遂說：「我聽說楚國有隻神龜，已經死了三千年了，國王把它盛在竹盒裡，用布巾包著，藏在廟堂之上。請問：這隻龜，寧可死了留下一把骨頭受人尊貴呢？還是願意活著拖著尾巴在泥巴里爬？」
兩位大夫回答：「寧願活著拖著尾巴在泥巴里爬。」
莊子說：「那麼，請便吧！我還是希望拖著尾巴在泥巴里爬。」
後來，又有人來延聘莊子。莊子詰問使者：「你沒看見那祭祀宗廟的肥牛嗎？披上繡花的單子，吃著豐盛的食物，等到一朝牽入大廟裡去，雖然想做一隻孤單的小牛，能辦得到嗎？」（《莊子·列禦寇》）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亦有類似的記載——
楚威王聽說莊子很有才幹，派了兩位使者，帶著貴重的禮物，聘請他做楚國的宰相。莊子對楚國使者說：「千兩黃金確是很重的聘禮，宰相也確是尊貴的職位。可是你們沒有看見過祭祀天地時供神用的肥牛嗎？養了好幾年，養肥之後宰了，給它披上文彩的錦繡，抬到大廟裡去，在這時候，即使它想做一頭孤單的小豬仔，辦得到嗎？你們趕快走開，不要玷污了我！我寧願在泥巴里遊戲，終身不做官，只圖個逍遙自在。」
這就是莊子！莊子就是莊子，他盡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存在。他不刻意去度量規劃旁人，自然也不希望旁人多留意矚目他。優遊自在淡泊名利隱於江湖，甘心寂寞出世脫俗匿於荒野。莊子堅定地拋開了沽名釣譽的機會，這類逸事，經過正史的記錄，更增加了不少的光彩。他對於高官軒冕確實有一種潔癖，倒不是故意造作的。
在一個混亂的社會裡，莊子為人們設計了自處之道。在他所建構的價值世界中，沒有任何的牽累，可以悠然自處，怡然自適。
檢閱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太平盛世，儒學思想往往抬頭，因為儒家確實提供了一套適於當時人際關係的倫理基礎。於是，統治者也樂於將整個社會結構納入倫理關係中，以維繫社會秩序，使其井然。然而，歷代畢竟亂多於治，每當社會動蕩的時候，儒家思想頓失效用，而道家思想則應時而興。因為道家並不抱持著冠冕堂皇的道德原則，而能深入人性，切中時弊，徹察動亂的根由；它正視人類不幸的際遇，又能體味人心不安的感受，對於飽經創傷的心靈，尤能給予莫大的慰藉。因而，中國歷代的變動紛擾，對於儒家而言是一種沉重的負擔，結果每每由道家承擔起來。而道家集大成的人物，便是莊子。
我認為，今讀《莊子》更有一種特殊的感受與意義！你看我們今日所生活的世界：現代高度機械化的結果，早已使得優遊的生活成為過去。每個人只是急躁而盲目地旋轉於「高速」的漩渦中，像是被惡魔趕著，匆匆忙忙地承受隨波逐流。都市文明的生活，使人已不再和泥土或自然有任何接觸，田園生活那種優美而富有情調的方式亦已被毀壞。集體主義的猖獗，使人民奮勵的情緒被官僚化的教條壓抑凈盡，生動的精神被僵化的形式扼殺殆盡……這種種感受，使你接觸莊子里，更能增加你對他的體味。
只要開始接觸莊子，你便會不自主地神往於他所開闢的思想園地。那裡沒有「攖人之心」的陳規，沒有疲憊的奔波，也沒有恐怖的空虛，更沒有壓迫的痛苦。
凡是糾纏於現代人心中那些引起不安情緒的因素，全都在莊子的價值系統中煙消雲散。他揚棄世人的拖累，強調生活的樸質。蔑視人身的偶像，誇示個性的張揚，否定神鬼的權威……總之，接近他時便會感到釋然，在他開創的世界中，心情永遠是那麼無憂無慮，自由自在……
三
莊子生活的時代也是一個物慾橫流的時代，人們像瘋子一般追逐財富和權力。為此，許多人不擇手段，以至於形成「無恥者富，多信（言）者顯」〔《莊子·盜跖》〕、「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莊子·胠篋》）的殘酷現實。莊子目睹這一現狀無疑會有切膚之痛。
莊子生活非常貧窮。《莊子·外物》記述了莊子的尷尬——
莊子去向監河侯借米。監河侯說：「好的，等我收到地方上人民的租稅時，我借三百金給你，行嗎？」莊子聽了忿然作色：「我昨天來的時候，中途聽得有呼喚我的聲音。我回頭一看，原來在車輪輾過成窪的地方，有一條鯽魚。我便問它說：『喂，鯽魚！你在這裡幹啥呢？』鯽魚回答：『我是東海的水族。你有少許的水救活我嗎？』我說：『好的，等我到南方遊說吳越的國王，激引西江的水來迎接你。可以嗎？』鯽魚聽了非常氣憤：『我因為離了水，失去了安身之處。我只要少許的水就可以得救。你說這話，不如早一點到乾魚市上去找我吧！』」
儘管家寒，但是莊子並沒因此墮落。請看《莊子·山木》——
一天，莊子身穿粗布補丁衣服，腳著草繩系住的破鞋，去拜訪魏王。魏王見了他，說：「先生怎如此潦倒啊？」莊子糾正道：「是貧窮，不是潦倒。士有道德而不能體現，才是潦倒；衣破鞋爛，是貧窮，不是潦倒，此所謂生不逢時也！大王您難道沒見過那騰躍的猿猴嗎？如在高大的楠木、樟樹上，它們則攀緣其枝而往來其上，逍遙自在，即使善射的后羿、蓬蒙再世，也無可奈何。可要是在荊棘叢中，它們則只能危行側視，怵懼而過了，這並非其筋骨變得僵硬不柔靈了，乃是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現在我處在昏君亂相之間而欲不潦倒，怎麼可能呢？」
在那「昏君亂相」的時代，只有小人才能得志。莊子自己不願意做官，對於當官的人也不會那麼敬畏。宋國有個叫曹商的人，宋王派他出使泰國。他去的時候，只得到宋王給他的幾輛車子，到了秦國，秦王很高興，賞給他百輛車子。他回來國，見了莊子便說：「住在破巷子里，窮得織草鞋，餓得頸子枯槁，面孔黃瘦，在這方面，我可趕不上你；至於一旦見了大國的國君，就得到上百輛的車子，這就是我的長處了。」莊子回答：「我聽說秦王得了痔瘡，找醫生給他治。誰能把痔瘡弄破，就可得到一輛車子，誰能舐他的痔瘡，就可得到五輛車子。治病治得越下流，所得的車子就越多。你是不是給秦王治過痔瘡？怎麼搞到這麼多的車子呢？還是走你的吧！」（《莊子·列禦寇》）
可以說，莊子和「單食瓢飲」的顏回是難兄難弟。由於營養不足，顏回三十歲不到就去世了；莊子倒真命長，一口氣活到七八十歲，從文章的氣勢上看來，晚年依然精神抖擻！
如果莊子真是只靠編織草鞋維持生計，那和荷蘭大哲斯賓諾莎（Spinoza）的磨鏡過活有其共同的意義，他們都把物質生活的需求降到最低的程度，而致力於提升精神生活。
四
當時，齊國稷下學官收納天下賢士，莊子以其才學完全可以前往，享受優厚禮遇，但他對此嗤之以鼻，不願與這些「賜列第為上大夫」的遊學之士為伍。清高的莊子朋友很少，最要好的恐怕就是惠施了。惠施何許人也？惠施與莊子同為宋國人，曾為梁惠王之相。他們年齡相仿，惠施大約生於公元前三百七十年，比莊子大一歲。惠施也是戰國時期的哲學家，「其書五車」，「遍為萬物說」，「以善辯為名」（《莊子·天下》）。
《莊子》記載了他們「濠梁之辯」——
莊子和朋友惠施在濠水的一座橋樑上散步。莊子看著水裡的蒼條魚說：「蒼條魚在水裡悠然自得，這是魚的快樂啊。」惠施說：「你不是魚，怎麼知道魚的快樂呢？」 莊子說：「你不是我，怎麼知道我不知道魚的快樂呢？」 惠施說：「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你不是魚，無疑也沒法兒知道魚是不是快樂。」 莊子說：「請回到我們開頭的話題。你問『你怎麼知道魚快樂』這句話，這就表明你已經肯定了我知道魚的快樂了。他們既是朋友，又是論敵。《莊子》記載了他們之間的許多辯論，這只是其中的一次。這個故事是很有名的，深受古今中外讀者的欣賞。
莊子對於外界的認識，常帶著觀賞的態度。他往往將主觀的情意發揮到外物上，而產生移情同感的作用。惠施則不同，他只站在分析的立場，來分析事理意義下的實在性。如果從認知活動方面來看莊子與惠施的辯論，他們的論說從未碰頭；如果從觀賞一件事物的美、悅、情這方面來看莊子與惠施的辯論，他們所說的也不相干。而只在不同的立場與境界上，一個有所斷言（「知道魚是快樂的」），一個有所懷疑，（「你既然不是魚，那麼你不知道魚的快樂，是很顯然的！」）他們在認知的態度上，便有顯著的不同；莊子偏於美學上的觀賞，惠施著重知識論的判斷。這不同的認知態度，是由於他們性格上的相異；莊子具有藝術家的風貌，惠施則帶有邏輯家的個性。
惠施是莊子最好的朋友，也是莊子最大的論敵。論才學，庄惠旗鼓相當，甚至有些思想也較相近，但就個性、氣質與價值取向而言，庄惠卻是大相徑庭：一個超然物外，但又返回事物本身來觀賞其美；一個走向獨我論，即每個人無論如何不會知道第三者的心靈狀態。
由於基本觀點的差異，莊子與惠施在討論問題時經常互相抬杠，而挨棒子的，好像總是惠施。在《逍遙遊》上，莊子譏笑惠施「拙於用大」；在《齊物論》上，莊子批評惠施「非所以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在《德充符》上，莊子也說惠施「自鳴得意于堅白之論」。這些批評，莊子都是站在自己的哲學觀點上，而他最大的用意，則在於借惠施來抒發已意。
據說，惠施為梁相時聽說莊子將要替代自己，於是忐忑不安，下令全國搜捕莊子三天三夜。莊子聞訊徑直去找惠施說道：「南方有鳥名為鳳凰，由南往北飛行，不是梧桐不歇息，不是竹子的果實不吃，不是甘泉不喝。但是，貓頭鷹找到一隻已經腐臭的老鼠卻擔心鳳凰來爭食，因而發出怒聲：『嚇！誰敢來搶奪我的食物！』你恐怕也是這樣吧！」惠施被莊子搶白得面紅耳赤，連賠不是。莊子一笑了之（參見《莊子·秋水》）。毋庸置疑，莊子與惠子在現實生活上確實有很大的距離；惠施處於統治階層，免不了會染上官僚的氣息，這對於「不為軒冕肄志，不為窮約趨俗」的莊子，當然是很鄙視的。據說惠施路過孟諸，身後從車百乘，聲勢煊赫，莊子見了，十分反感，連自己所釣到的魚也嫌多而拋回水裡去。（參見《淮南子·齊俗訓》）
惠施死於公元前三百一十年。莊子為之送葬，並對隨從講述一則故事——有個郢人鼻尖沾上了一點白土，薄如蠅翼，請求石匠砍去。石匠掄斧便砍，去堊而不傷其鼻，郢人面容如初。宋元君聞之，也要石匠在自己的鼻上試驗。石匠說：『我雖然還能那樣做，但是施展技藝的對象已經死了。由此可見，這個技藝精湛的石匠必須鎮定自若的郢人配合才能施展自己的絕技。莊子接著贊道：「惠施死後，我失去了辯論的對象啊！」（參見《莊子·徐無鬼》）在這短短的寓言中，流露出純厚真摯之情。能設出這個妙趣的寓言，來譬喻他和死者的友誼，如此神來之筆，非莊子莫能為之。儘管莊子厭惡惠施的狡辯，但因其亡故而陷入悲嘆之中，足見他對朋友的尊重。《莊子·天下》記載了惠施的「歷物十事」，即十個名辯命題，使其思想得以傳承後世。
五
怎樣看待生和死，是人生哲學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人從死亡意識中獲得了生存覺醒，又因生存的覺醒而厭惡死亡，否棄死亡。因而悅生惡死成為日常生存心理的基本內核。莊子認為人生的最大困撓就是來自這悅生惡死的深層心理狀態。而這種心理是極不正常的，它根本就不能成立。生，並不因為你的高興而來朝賀；死，也並不因為你的討厭就不來拜訪。因此，悅生惡死是人生的最大謬誤。
莊子說：「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莊子·大宗師》）這裡的命，應理解為事物的客觀必然性。死生，它有如日夜的運行，是自然規律。莊子認為，既然死和生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現象，那麼，人們就應該克制死亡所帶給人的悲痛，不使哀傷過分傷身。
莊子還更進一步唱出一個反調，他針對世俗的「悅生惡死」，乾脆來個「惡生悅死」。他說：「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絕疣潰癰」（《莊子·大宗師》），生不過是累贅惡瘤，而死正是這累贅的解脫，膿瘡的潰破。對於「悅持惡死」的世俗心理他進行辯駁：「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床，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意思是：我怎麼知道貪戀活在世上不是困惑呢？我又怎麼知道厭惡死亡不是年少流落他鄉而老大還不知回歸呢？麗姬是艾地封疆守士之人的女兒，晉國征伐麗戎時俘獲了她，她當時哭得淚水浸透了衣襟；等她到晉國進入了王宮，跟晉侯同睡一床而寵為夫人，吃上美味珍饈，於是就後悔就初不該那麼傷心地哭泣了。我又怎麼知道那些死去的人不會後悔當初的求生呢？莊子認為，那些死去的人正好與我們活著的人相反，惡生悅死。他想，活著的人既然總想呆在世上而喜歡生，那麼死去的人從不見活轉來不就正是喜歡死嗎？為了證明死人是悅死惡生的，莊子講了一個寓言故事——
莊子騎著一匹瘦馬行走在通向楚國的古道上。凜冽的西風扑打著莊子瘦削的面孔，掀起他蕭瑟的鬢髮。莊子顧目四野，但見哀鴻遍野，骷髏遍地，一片兵荒馬亂後的悲慘景象。夕陽西下，暮震四合。莊子走到一顆枯藤纏繞的老樹下，驚起樹上幾隻昏鴉盤旋而起，聒噪不休。莊子把馬系好後，想找塊石頭坐下休息，忽見樹下旁邊草叢中露出一個骷髏來。莊子走近去，用馬鞭敲了敲一個骷髏，問道：「先生是貪生患病而落到此地步的嗎？還是國破家亡、刀斧所誅而落到此地步的呢？先生是因有不善之行、愧對父母妻子而自殺才到這地步的嗎？還是因凍餒之患而落到此地步的呢？亦或是壽終正寢所致？」說完，拿過一個骷髏，枕之而卧,不一會便酣然入夢了。骷髏出現在莊子夢中說道：「先生，剛才所問，好象辯士的口氣。你所談的那些情況，皆是生人之累，死後則無此煩累了。您想聽聽死之樂趣嗎？」莊子說：「當然。」骷髏說：「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容游佚，以天地為春秋。即使南面稱王之樂，亦不能相比也。」莊子不信：「如果讓閻王爺使你復生，還你骨肉肌膚，還你父母、妻子、鄉親、朋友，您願意嗎？」骷髏現出愁苦的樣子：「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莊子妻子病故。好友惠施前來弔唁，看見莊子盤腿坐地，鼓盆而歌。惠施便責問道：「人家與你夫妻一場，為你生子、養老、持家。如今去世了，你不哭亦足矣，還鼓盆而歌，豈不太過份、太不近人情了嗎？」莊子說：「不是這意思。她剛死時，我怎會獨獨不感悲傷呢？思前想後，我才發現自己仍是凡夫俗子，不明生死之理，不通天地之道。如此想來，也就不感悲傷了。」惠施仍憤憤不平地質問：「生死之理又如何？」莊子說道：「察其生命之始，而本無生；不僅無生也，而本無形；不僅無形也，而本無氣。陰陽交雜在冥茫之間，變而有氣，氣又變而有形，形又變而有生，今又變而為死。故人之生死變化，猶如春夏秋冬四時交替也。她雖死了，人仍安然睡在天地巨室之中，而我竟還悲哀地隨而哭之，自以為是不通達命運的安排，故止哀而歌了。」惠施說：「理雖如此，情何以堪？」莊子道：「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汝身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託付給）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於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生者，假借也；假借它而成為生命的東西，不過是塵垢。死生猶如晝夜交替，故生不足喜，死不足悲。死生都是一氣所化，人情不了解此理，故有悲樂之心生。既明其中道理，以理化情，有什麼不堪忍受的呢？況且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人也。」
莊子對其自身也復如是。莊子大限之日，弟子侍立床前泣不成聲：「偉哉造化！又將把您變成什麼呢？將送您到何處去呢？化您成鼠肝嗎？化您成蟲臂嗎？」莊子道：「父母於子，令去東西南北，子唯命是從。陰陽於人，不啻於父母。它要我死而我不聽，我則是仵逆不順之人也，有什麼可責怪它的呢？大地負載我的形體，用生使我勞苦，用老使我安逸，用死使我安息。所以既善於使用我的生，也就必善於處置我的死。弟子該為我高興才是啊！」 弟子聽了，竟嗚咽有聲，情不自禁。莊子笑道：「你不是不明白：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死生為伴，通天一氣，你又何必悲傷？」 弟子道：「生死之理，我何尚不明。只是我跟隨您至今，受益匪淺，弟子卻無以為報。想先生貧困一世，死後竟沒什麼陪葬。弟子所悲者，即為此也！」莊子坦然微笑，說道：「我以天地作棺槨，以日月為連壁，以星辰為珠寶，以萬物作陪葬。我的葬具豈不很完備嗎？還有比這更好更多的陪葬嗎？」弟子道：「沒有棺槨、我擔心烏鴉、老鷹啄食先生。」莊子平靜笑道：「在地上被烏鴉、老鷹吃掉，在地下被螻蟻、老鼠吃掉二者有什麼兩樣？奪烏鴉、老鷹之食而給螻蟻、老鼠，何必這樣偏心呢？」
莊子認為，生是死的連續，而死是生的開始。死不過是生的轉化，生死是有循環性的，正像大自然時令的運行一樣。死不是壞事，死只是一個階段的結束，當這一階段完成了，另一階段就開始，似乎死也像樂譜上的休止符，又像計算機上的ac(a11clear)按鍵，等a11 c1ear之後，又重新算起。
對於死生的要義，莊子以一句名言來表達：「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莊子·養生主》）古時以動物脂肪裹薪而燃，用以取光取熱。取光者名燭薪，取熱者名彝薪。無論燭薪、燙薪都有燒完的時候，但火卻可以一傳再傳，無窮無盡。譬喻形往而神存，薪盡而火傳。我們的形體雖有死亡的一天，但是我們的精神和思想，卻又藉著教育和文字，一代一代傳下去，永無止息。
莊子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言：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閑；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淡然獨與神明居。莊子者，古之博大真人哉！
我喜歡浪漫的莊子！
崇 高 的 晏 子
一
走在原為齊國故都的臨淄，空間沒有跨出多遠，時間卻彷彿越過兩千年前，頗有那種「一步走進歷史，轉眼似成古人」的感覺。正如明末清初談遷《北游錄》所記載：「臨淄十里內外，累累多大冢，小者二三丈，大者連崗帶阜，皆齊初君臣葬地。獨田氏四王冢在兩山下，巍然並峙。」我們在這裡隨時隨地都能看到或聽到一些熟悉的名字，齊故城、恆公台、聞韶處、管仲墓、晏嬰墓、三士冢、四王冢、庄公墓、孝公墓、康公墓……可以說，這裡埋伏著許多史實和故事。
拜謁了管仲墓，我們就驅車到晏嬰墓前致敬。晏嬰墓巍然屹立在齊國故城小城北牆外，與恆公台南北對應。墓高十米左右，方圓約有百米，墓前有明萬曆年間所立「齊相晏平仲之墓」石碑和清康熙年間所立的兩座重修碑記。傳說，這裡的古墓「皆發掘，獨晏嬰墓近之屢有神怪，不可穿」（談遷《北游錄》）。公元一九八二年秋，淄博市人民政府刻晏子像及其傳略石碑也立於墓前。
晏嬰，字平仲，春秋時齊國夷維(山東高密)人。生年不詳，卒於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五零零年）。歷仕靈公、庄公、景公三世，「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使國君正行，讓百姓歸心，是繼管仲之後，齊國的名相，也是我國古代傑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傳說，晏嬰身高僅五尺多，實際只有一點二米左右，是個名副其實的矮子，可謂侏儒。然而，晏嬰在後世人們心目中是智慧的化身。不過，晏嬰崇高的形象主要歸功於《晏子春秋》。關於《晏子春秋》的作者，舊題為晏嬰撰，實為後人之偽托。其成書時間不詳，至遲在司馬遷撰寫《史記》之前就已經成書。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中說：「吾讀……《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但在篇末又說：「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祈慕焉。」讓司馬遷如此崇拜的人，豈能是一介凡夫俗子？
晏嬰繼父任為卿(執政的高級長官)時，已是齊靈公末年。當時的齊國早已不是管仲為相時的齊桓公時代，中原霸主的地位早已易位，國勢日漸衰微。偏偏這齊靈公又昏庸怪僻，懦弱無能，還窮兵黷武，屢犯魯境，弄得國弱兵疲，百姓怨聲載道。儘管晏嬰屢進忠言，卻很少被齊靈公採納。周靈王十七年(公元前五五五年)十月，晉國率領諸侯的軍隊攻打齊國。齊靈公率兵在平陰(齊地，今山東平陰縣東北)抵抗，結果兵敗逃亡，第二年就死了。齊靈公死後，齊莊公繼位。這齊莊公也是個昏君，他只知崇尚勇力，而不顧道義。他在國內設置了「勇士」爵位，還重用殖綽、郭最等勇士，用以鼓勵人們的尚武精神。這樣一來，就使得一些流氓無賴、地痞惡霸在朝廷內外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弄得家家關門，人人自危。身為相國的晏嬰眼看著齊國風氣日下，憂心忡忡，曾經多次勸諫，然而齊莊公就是充耳不聞。他見齊莊公不是一個從諫如流的人，便輾轉反側，心急如焚。
其實，齊莊公即位後首先考慮的，就是怎樣對外用兵，建立武功，以提高自己的威望，鞏固自己的地位。因此，他對晏嬰的勸導，不但不聽，反而漸生嫌煩之意。周靈王二十年(公元前五五二年)，齊莊公不聽晏嬰勸阻，執意收留了晉國的下卿欒盈，還暗中將欒盈及其黨徒送入曲沃(河南陝縣南曲沃鎮)組織叛亂，並且乘機攻打晉國。其後不久，齊莊公又置晏嬰的勸諫於不顧，仍然一意孤行，興兵伐魯，終於激怒了晉國。晏嬰無奈，只好將家中貴重物品上充國庫，其餘盡散周圍百姓，攜帶妻兒老小到東海之濱的一個小村，一邊打魚和耕田以維持生活，一邊密切關注著事態的變化。
周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五四八年)五月，當晉國聯合眾諸侯意欲大舉伐齊的時候，齊國朝野上下驚慌萬狀。恰在此時，齊莊公和大貴族崔杼的夫人棠姜私通之事，被崔杼知道了。於是，崔杼決定乘機殺死齊莊公以向晉國解說。這天，齊莊公大擺酒席，招待前來進貢的莒國國君黎比公，下令群臣前來坐陪。崔杼稱病未去。齊莊公不但未加責怪，反而暗自歡喜：我又可以藉機會見棠姜了。席罷人散，齊莊公以探病為由去崔杼家與棠姜私會，旋即被預先埋伏在宅中的勇土射殺了。
聽說齊莊公被崔杼所殺，晏嬰不顧個人安危，毅然帶著隨從前往齊都去弔唁齊莊公。晏嬰來到崔杼家門前，他身邊的下人擔心地問他：「您將為國君殉而葬嗎？」晏嬰說：「難道是我一個人的國君，我應該為他而死？」隨從又說：「那麼我們何不逃跑呢？「晏嬰說：「難道國君的死是我的罪過，我要逃跑？」「那麼我們還是回去吧？」晏嬰說：「國君都死了，我回到哪裡去呢？作為萬民之主，難道只是為了利用他的地位來高跨於百姓之上？應當主持國政，作為君主的臣下，難道只是為了獲取俸祿？應當保衛國家！所以君主為國家而死，那麼臣下就應該為他而死；君主為國家而逃亡，臣下就應該跟他逃亡。如果君主只是為自己的私慾而死，為個人的事情而逃亡，不是他寵愛的人，誰敢承擔責任，為他而死，為他而逃亡呢？可是我現在又能回到哪裡去呢？」說罷，晏嬰徑自闖進崔家，脫掉帽子，捶胸頓足，不顧一切地撲在齊莊公的屍體上，號啕大哭了一場，然後起身離去。崔杼的左右欲殺掉晏嬰，崔杼對晏嬰也早已恨之人骨，但是有所顧忌，便對身邊的人說：「他是百姓所景仰的人，殺了他，我就會失去民心。」
殺死齊莊公後，崔杼便和另一個大貴族慶封擁立齊莊公的異母兄弟杵臼為國君，這就是齊景公。為了鞏固權勢，樹立威信，他把滿朝文武大臣都驅趕到太公廟上，派兵內外把守，逼迫大家歃血為盟，表示效忠於他。稍有違迕，即被處死。已經殺了七個人，氣氛十分恐怖。
輪到晏嬰了。大家屏住呼吸，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晏嬰。晏嬰從容舉杯，義憤填膺地對天盟誓：「我只忠於君主和國家。凡為虎作倀、助紂為虐者均不得好死！」說罷，一飲而盡。崔杼惱羞成怒，惡狠狠地用劍頂著晏嬰的胸膛，要他重新發誓。晏嬰毫不畏懼，厲聲回答：「崔杼，你讀過《詩經》嗎?詩曰：『莫莫葛藟，延於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不管你是用刀砍頭，還是用劍穿胸，我晏嬰決不屈服！」崔杼怒不可芥。這時，身邊的一個心腹悄悄地對他說：「千萬使不得!您殺庄公，是因為他無道，國人反應不大，您如果殺了晏嬰，那可就麻煩了。」崔杼沒奈他何，咬牙切齒地看著晏嬰拂袖而去。
晏嬰登上馬車，車夫立刻快馬加鞭，趕緊離開是非之地，以防不測。晏嬰若無其事，從容不迫地對車夫說：「安穩一點，不要失態。快了不一定就有活路，慢了也不見得就會死。鹿生長在山上，可是它命卻掌握在廚師那裡。如今，我也像鹿一樣。」 晏嬰一路平安到家，最終也沒遭到什麼迫害。
晏嬰真可謂是知命之人！
命運是什麼？命是指不知為什麼會這樣，但卻終於這樣了。靠耍聰明乖巧做事的人是不能領會這些的。命運這東西，靠近它未必就得到，離開也未必就失去。既然命該如此，那就按照道義泰然處之。可以說，通達事理的人通曉死生之義。而通曉死生之義後，個人的利益存亡就不會令人迷惑了。
這也就是晏嬰能夠堅守道義的原因。
不過，齊景公即位之初並未重用晏嬰，只是讓他去治理東阿(山東阿城鎮)。晏嬰一去就是三年，這期間齊景公陸續聽到了許多關於晏嬰的壞話，因此很不高興，便把晏嬰召來責問，並要罷他的官。晏嬰趕忙謝罪：「臣已經知道自己的過錯了，請再給臣一次機會，讓我重新治理東阿，三年後臣保證讓您聽到讚譽的話。」齊景公同意了。三年後，齊景公果然聽到有許多人在說晏嬰的好話。齊景公大悅，決定召見晏嬰，準備重重賞賜。誰知晏嬰卻推辭不受，齊景公好生奇怪，細問其故。晏嬰便把兩次治理東阿的真相說了出來。他說：「臣三年前治理東阿，盡心竭力，秉公辦事，得罪了許多人。臣修橋築路，努力為百姓多做好事，結果遭到了那些平日里欺壓百姓的富紳們的反對；臣判獄斷案，不畏豪強，依法辦事，又遭到了豪強劣紳的反對；臣表彰和薦舉那些節儉、勤勞、孝敬師長和友愛兄弟的人，而懲罰那些懶惰的人，那些不務正業遊手好閒之徒自然對我恨之入骨；臣處理外事，送往迎來，即使是朝廷派來的貴官，臣也一定循章辦事，決不違禮逢迎，於是又遭到了許多貴族的反對。甚至臣左右的人向我提出不合法的要求，也會遭到臣的拒絕，這自然也會引起他們的不滿。這樣一來，這些反對臣的人一齊散布我的謠言，大王聽後自然對臣不滿意。而後三年，臣便反其道而行之，那些原來說臣壞話的人，自然開始誇獎臣了。臣以為，前三年治理東阿，大王本應獎勵臣，反而要懲罰臣；後三年大王應懲罰臣，結果卻要獎勵臣，所以，臣實在不敢接受。」
齊景公道聽途說就責罵晏嬰，是因為他沒有親自到東阿去體察民情。實踐出真知。晏嬰以親身的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對比進言，加大了說服的力度取得較好的效果。因此，齊景公才知道晏嬰的確是個賢才，而深悔自己以前聽信了讒言，錯怪了晏嬰。於是，齊景公將國政委以晏嬰，讓他輔佐自己治理齊國。
在晏嬰墓地徘徊了大約半個小時，我們又去看望位於齊城東南部的三士冢。三士冢是晏嬰「二桃殺三士」的三勇士田開疆、公孫捷和古冶子的合葬墓。
有了晏嬰為相，齊景公也就有了恢復齊桓公時期的霸業的雄心，但是時間一長，這位好高騖遠的國君就熬不住了。他想通過豢養一批勇士的辦法來建立自己的武功。當時，齊景公豢養了三個勇士：一個叫田開疆，一個叫公孫捷，一個叫古冶子，號稱「齊國三傑」。這三個人個個勇猛異常，力能搏虎，深受齊景公的寵愛；他們恃寵自傲，為所欲為。這時齊國田氏的勢力越來越大，曾經聯合國內幾家大貴族，打敗了掌握實權的欒氏和高氏。田氏家族勢力的提高，直接威脅著國君的統治。而田開疆正屬於田氏一族，晏嬰很擔心「三傑」為田氏效力，危害國家，便勸齊景公除掉這三個「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的勇士。齊景公擔心「搏之恐不得，制之恐不中」。晏嬰決定伺機智殺這三勇士。
一天，魯昭公訪問齊國，齊景公設宴款待。魯國由叔孫蠟執禮儀，齊國由晏嬰執禮儀，君臣四人坐在堂上，「三傑」佩劍立於堂下，態度十分傲慢。晏嬰心生一計，決定乘機除掉他們。當兩位君主酒至半酣時，晏嬰說：「園中金桃已經熟了，摘幾個請二位國君嘗嘗鮮吧？」齊景公大悅，傳令派人去摘。晏嬰忙說：「金桃很難得，還是臣親自去吧。」不一會兒，晏嬰領著園吏，端著玉盤獻上六個桃子。眾人一見，只見盤子里放著的六個桃子，個個碩大新鮮，桃紅似火，香氣撲鼻，令人垂涎。齊景公問：「就結這幾個嗎？」晏嬰說：「還有幾個沒太熟，只摘了這六個。」說完恭恭敬敬地獻給魯昭公。齊景公一人一個金桃。魯昭公邊吃邊誇獎桃味甘美。齊景公說：「這桃子實在難得，叔孫大夫天下聞名，當吃一個。」叔孫諾謙讓道：「我哪裡趕得上晏相國呢？相國內修國政，外服諸侯，功勞最大，這個桃應該他吃。」齊景公見二人爭執不下，便說：「既然二位謙讓，那就每人飲酒一杯，食桃一個吧!」兩位大臣謝過齊景公，把桃吃了。
這時，盤中還剩有兩個桃子。晏嬰說道：「請君王傳令群臣，誰的功勞大，誰就吃桃，如何？」齊景公自然明白晏嬰的意圖，於是傳令下去。
三勇士而賜二桃，故意少其一。不足則爭，因使其計功而食桃，意味著功大者得食桃，功小者不得吃. 三勇士各言其功，都自認為功大無比。
果然，公孫捷率先走了過來，拍著胸膛說：「有一次我陪大王打獵，突然從林中躥出一頭猛虎，是我衝上去，用盡平生之力將虎打死，救了國君。如此大功，還不應該吃個金桃嗎？」晏嬰說：「冒死救主，功比泰山，可賜酒一杯，桃一個。」公孫捷飲酒食桃，站在一旁，十分得意。
古冶子見狀，厲聲喝道：「打死一隻老虎有什麼稀奇!當年我送國君過黃河時，一隻大黿興風作浪，咬住了國君的馬腿，一下子把馬拖到急流中去了。是我跳進洶湧的河中，捨命殺死了大黿，保住了國君的性命。像這樣的功勞，該不該吃個桃子？」齊景公說：「當時黃河波濤洶湧，要不是將軍斬黿除怪，我的命早就沒了。這是蓋世奇功，理應吃桃。」晏嬰忙把剩下的一個桃子送給了古冶子。
一旁的田開疆眼看桃子分完了，急得大喊大叫：「當年我奉命討伐徐國，捨生人死，斬其名將，俘虜徐兵五千餘人，嚇得徐國國君俯首稱臣，就連鄰近的郯國和莒國也望風歸附。如此大功，難道就不能吃個桃子嗎？」晏嬰忙說：「田將軍的功勞當然高出公孫捷和古冶子二位，然而桃子已經沒有了，只好等樹上的金桃熟了，再請您嘗了。先喝酒吧。」田開疆手按劍把，氣呼呼地說：「打虎、殺黿有什麼了不起。我南征北戰，出生人死，反而吃不到桃子，在兩位國君面前受到這樣的羞辱，我還有什麼面目站在朝廷之上呢？」說罷，竟揮劍自刎了。公孫捷大驚，也拔出劍來，說道：「我因小功而吃桃，田將軍功大倒吃不到。我還有什麼臉面活在世上？」說罷也自殺了；古冶子更沉不住氣了，大喊道：「我們三人結為兄弟，誓同生死，親如骨肉，如今他倆已死，我還苟活，於心何安？」說完，也拔劍自刎了。
魯昭公目睹此景，無限惋惜，半天才站起身來說道：「我聽說這三位將軍都有萬夫不當之勇，可惜為了一個桃子都死了。」齊景公長嘆了一聲，沉默不語。這時，晏嬰不慌不忙地說：「他們都是有勇無謀的匹夫。智勇雙全、足當將相之任的，我國就有數十人，這等武夫莽漢，那就更多了。少幾個這樣的人也沒什麼了不起，各位不必介意，請繼續飲酒吧!」
其實，晏嬰早已為景公物色了一位文武雙全的大將，這就是春秋時威震諸侯的名將田穰苴(即司馬穰苴)，他後來為齊國的江山大業立下了汗馬功勞。
晏嬰料到二桃賞賜三勇士，他們必然不會遵照齊景公之命，「計功而食桃」，而是「無長幼之禮」，炫耀己功而搶桃。勇士相爭，必以兵劍。不出晏嬰所料，田開疆和公孫捷都爭先恐後「援桃而起」，都自以為武功蓋世，「無與人同矣」;古治子也自以為其勇猛超過田開疆和公孫捷，但是桃已被他們搶佔，於是拔劍而起，要求他們交出二桃。看來紛爭已起，解決問題的方式或以刀兵相見，殺個你死我活，或交桃受辱，而辱為勇士最大的忌諱，如此必然以死免辱。以辱致人於死，則辱人者為不仁不義，不仁不義又甚於受辱，那麼，辱人者又有何臉面活在世上?可以說，不管用哪種方式解決，三勇士都難免一死。
站在三士冢前，我們雙眼汪然。一墓三墳，南北五十五米，東西一百一十米，封土高大。今墓四周已建圍牆加以保護。南設圓門和映壁，刻《梁甫吟》及摹刻「二桃殺三士」的漢畫像嵌於映壁。墳墓兩側置張遜三書寫的「三士冢」石碑。傳說，諸葛亮曾經到此一游，作《梁甫吟》：
步出齊城門，遙望盪陰里。
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
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
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
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此詩表達了諸葛亮對三勇士的同情，而對晏嬰進行了譏諷和譴責。清代詩人趙執信也曾作《三士墓》詩：
石父當年脫網羅，留將三士竟如何？
孟嘗坐食三千客，拼將桃園殺幾多！
趙執信的觀點和感情與諸葛亮是一致的。而清代詩人崔象珏的《三士墓》詩曰：
勇士雖優兼智短，名心太重視身輕。
儀延並用終為亂，諸葛何須笑晏嬰！
崔象珏表現了否定三勇士的觀點，與諸葛亮《梁父吟》是大有不同的。
平心而論，三士之死，雖屬悲壯，但是他們居功自恃，甚至被人作為陰謀篡位的工具加以利用。四肢短小的晏嬰伺機使巧，兵不血刃，不費吹灰之力，終以二桃殺死三個力可拔山的勇士，消除政治隱患，其智慧也卻非尋常，但是手段也太陰險毒辣了。
二
劉向《晏子敘錄》說：「晏子博聞強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庄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親附。」「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從劉向的這段話里我們可知，晏嬰善諫的特點早已被人稱道，《晏子春秋》一書也可以寫他的這一類故事而出名。和其他諫臣所不同的是，晏嬰在勸諫君王時往往不是直接的強諫而是委婉的曲諫或誘諫，從中顯示了他在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高度智慧。
齊景公召來晏嬰請教如何興國安邦。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光復先君(指齊桓公)的偉業，重振雄風。晏嬰聽後沉吟片刻，說道：「臣陪大王微服察訪一下民情，回來後再議興國大計，如何？」這齊景公本來就輕國事而重享樂，見晏嬰要陪自己微服私訪覺得很新鮮，便同意了。君臣二人來到京都臨淄的一個鬧市，走近了一家鞋店。鞋店擺放著各種各樣的鞋子，品種齊全，但是無人問津，生意清淡。齊景公有些不解，卻見不少人都在買假腳。齊景公吃驚地問店主，店主神色凄然地說：「當今國君濫施酷刑，動輒對人以刖刑，很多人被砍去了腳，不買假腳如何生產和生活呢？」齊景公聽罷內心很不是滋味。回宮的路上，晏嬰見齊景公悶悶不樂，知道剛才看到的那一幕對他刺激不小，於是說道：「先君桓公之所以建樹了豐功偉業，是因為他愛恤百姓，廉潔奉公，不為滿足慾望而多征賦稅，不為修建宮室而亂役百姓；選賢任能，國風清正。君臣戮力同心，才取得了雄視天下的地位。如今大王親小人，遠賢良，百姓……」沒等晏嬰講完，齊景公便打斷了他的話：「相國不必說了，寡人已經明白了。寡人也要效法先君，光大宗祠社稷。」
晏嬰和齊景公及群臣到故紀國的紀地遊覽，手下人無意中撿到了一個精美的金壺，送給景公。那金壺的裡邊還刻著「食魚無反，勿乘駑馬」八個大字。齊景公看了看，故作聰明地解釋道：「吃魚不吃另一面，是因為討厭魚的腥味；騎馬不騎劣馬，是嫌它不能跑遠路。」眾人無不隨聲附合，讚歎景公理解深刻。晏嬰在一旁默然良久後說道：「臣覺得這八個字裡面包含的是治國的道理。『食魚無反』是告誡國君不要過分壓榨百姓；『勿乘駑馬』是告誡國君不要重用那些無德無才的人。」齊景公有些不服，於是反問：「紀國既然有這麼好的名言，為什麼還亡國了呢？」晏嬰答道：「臣聽說，君子們的主張應該高懸於門上，牢記不忘。紀國卻把名言放在壺裡，不能經常看見，並且對照去做，能不亡國嗎？」齊景公若有所悟，頻頻頷首，並對隨從的大臣說道：「大家要記住金壺裡的格言。」
齊景公在牛山上遊覽的時候望著都城臨淄，淚流滿面地說：「美麗的國都啊，草木多麼茂盛！為什麼隨著時光的流逝，萬物都要死亡呢？假若從古到今沒有死亡，那麼我將離開這裡到哪裡去呢？」他的兩個大臣史孔和梁丘據也跟著流淚：「我們依靠君主的恩賜，飯菜可以吃飽，車馬可以乘騎，看見死亡臨近，心情都很悲傷，何況我們的君主呢？」聽了他們的這些話，晏嬰在旁獨自冷笑。
齊景公看晏嬰冷笑，便揩眼淚問道：「我和我的大臣觸景傷情有什麼值得你發笑呢？
晏嬰說：「假如賢明的君王不生老病死，那麼你此時只會在農田裡，哪還會有時觸景傷情呢？正是因為一個人離開了君位，才有機會讓另一個人被立為君，也才有機會輪到您當上了國君，可笑你身在福中不知福。你卻為自己即將死亡而悲傷而哭泣，這是很不仁義的啊！我對不仁義的君王及討好巴結的大臣怎能不譏笑呢？」
齊景公聽了十分慚愧，舉起酒杯來自己罰自己的酒，又罰史孔和梁丘據兩人各一杯酒。
人們常常對自己即將失去的權、勢、錢等憂傷不已。殊不知，這些東西是不可能永遠佔有的，一味沉迷於這些東西之中，最終會把自己毀了。要想開些，把功名利祿看作過眼煙雲，得而不喜，失而不憂，以超然的胸懷對待它們，你才會擺脫它們的束縛，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則可超然物外，做一個自由自在的人，快樂幸福的人。
齊景公之時鬧饑荒，晏嬰請開國家糧倉賑濟百姓。齊景公不同意，但他很想蓋一個高台，供遊覽之用。晏嬰便令吏員提高打工者的單位工資，讓百姓到遠的地方去取土，慢慢地施工，從不去催逼。三年以後，高台築成，百姓也渡過了難關。結局是，國君有地方玩，百姓也有飯吃。
這是不是凱恩斯主義的濫觴呢?
賢相首先在於有德。有德，就是能為百姓著想。在君主制的國家裡，這種意向勢必常與國君發生衝突，於是極諫就成為賢相的第一要務。《晏子春秋》開頭就是《諫》上下兩篇，當非偶然。晏嬰在國君面前，從不諂諛逢迎、溜須拍馬，而是直言無隱，奮力諫諍，體現了正直有良心的大臣為國為民奮不顧身的卓然風範。
到齊景公時，齊桓公霸業已成為歷史陳跡，齊國內政幾無一日安定。當時官家壟斷大部分山林、土地、漁鹽，貴族們「宮室日更，淫樂不違」，「肆奪於市」，「民三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室朽蠹，而三老凍餒 」，致使「齊國丈夫，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人民稍有不滿或反抗，動輒得罪被刑。統治者用嚴刑酷法來維持舊秩序，他們自己卻整日聲色狗馬，用醉生夢死來度過憂患。瀰漫在齊國宮庭的縱酒淫樂之風銷蝕著奴隸主統治者的最後銳氣，晏子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大動蕩的時代，給這樣一位走下坡路階級的神昏目眩的齊王充當「社稷之臣」的。
在這種社會背景之下，晏嬰充分表現出了治理國家的忠誠與能耐。他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地位，機智地抓住每一個可能的機會，從各種角度不斷地提出減免賦稅，讓百姓休養生息的諫議。
齊景公嗜好歌舞，女樂倡優遍及後宮。一次，樂不思政的齊景公問晏嬰，自己有沒有可能像先祖桓公那樣稱霸諸侯？晏嬰立即回答：「桓公之時，十分注重選賢任能，以鮑叔牙、管仲為左膀右臂。可當今你呢，卻是左倡右優，加之還有進讒言的居前，拍馬屁的在後，又怎能嚮往桓公的霸業！」
這個直言不諱的回答，既批評了驕奢淫逸的齊景公，又揭露了政客圍繞在君王身邊進讒獻媚的醜惡嘴臉。
齊景公當然不會輕易接受晏嬰的勸誡。他興師動眾，役使大批民工，破土興建亭台。
當時正值秋收季節，民工們卻不能回家去收割莊稼，一個個敢怒而不敢言。正當人們內心叫苦不迭之際，一貫喜歡奢華的齊景公正在為亭台的開工舉辦大型飲宴了，晏嬰前往陪侍，憂心忡忡。待酒過三巡之後，晏嬰即席起舞。他自舞自唱道：
歲已暮矣，而禾不獲，忽忽矣若之何？
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惙惙矣如之何？
隨之熱淚橫流。酒酣耳熱的齊景公見此情景，也感到不安了，遂把亭台的工程停了。這是晏嬰憑藉自己的才藝將一場宮廷的飲宴歌舞，變成了一次有具體政治內容的諷諭舞，並且收到了實際的效果。
由此可見，低智商的人做不了相，即使出於種種原因做了，也遭萬人唾棄和輕蔑。不說別的，單是諫諍一事，就決非單憑勇氣所能辦。《紅樓夢》里嘲笑過「文死諫」，晏嬰就不是死諫的人物。他實在是個絕代奇才，能用玩笑、諷喻、反語等人們不易想到的方式去諫諍，而這些方法往往也能取得正語所不及的效果。因為一個國君，如果萬事都遵從聖人規矩，那麼他不悶死也會精神失常。正事不必皆用正語，而且不能皆用正語，晏嬰深深明了這個道理。有一次，齊景公問晏嬰：「你家靠近集市，可知物價的貴賤？」晏嬰答道：「既然買東西方便，怎能不知道呢？」齊景公接著又問：「哪種物品貴？哪種賤？」當時，因齊景公實施殘酷的刑罰，受刖刑而被砍腳的人很多，市場上假足暢銷，鞋子反而賣不出去。由此，晏嬰答道：「踴貴屨賤。」意思是說,假足貴，鞋子賤。踴屨貴賤的行情變化，是極非正常現象，它含蓄而又尖銳地譴責了齊景公的殘忍行徑。齊景公還是明悟晏嬰的諷諫，下令減輕了刑罰。
齊景公好色貪杯。一次，齊景公抱著美女飲酒七天七夜還不停杯。弦章進諫：「您飲酒七天七夜了，我請求您停止。不然，請您把我殺了。」這時，晏嬰入見。齊景公說：「弦章這個小子竟然這樣阻止我飲酒作樂。如果我聽從他的，不是臣子反過來管我了嗎？如果把他殺死了，我又捨不得。」晏嬰回答：「弦章幸遇明君！如果他碰到殷紂那樣的昏君，早就死了。」齊景公聞言便停止飲酒。
平心而論，弦章的「死諫」一下就把一國之君推入了兩難的境地：聽弦章的話，顯得君為臣所制；如果不聽，又將正直的弦章推向死神。晏嬰一句話便將齊景公從兩難處拉了回來，既保全了齊景公的面子，又救了弦章的性命，促使齊景公不再沉湎於酒。在嚴酷的傳統政治面前也惟有如此才有圓滿的結局。
有一天，齊景公田獵回來，晏嬰在遄台陪侍，梁丘據處處想討齊景公的喜歡，也急忙趕來陪同。齊景公高興地說：「看來只有梁丘據與我相和啊！」晏嬰說：「梁丘據與您只能說是同，怎麼能說是和呢？」齊景公說：「和與同還不一樣嗎？」晏嬰答道：「當然不一樣了。和就像制好的肉羹，用醋醬鹽梅烹調魚肉，以薪炎燉煮，廚師再加好各種調料，口味佳美，君子食之，平其心火，這才叫和。君臣的關係也是這樣。君認為對但實際上不對的事情，臣就應該指出其不對；君認為不對但實際上對的，臣也應該堅持正確的方面。這樣政治就會平穩而無偏差，人民也無爭心。先王治民也用濟五味，和五聲之法，以平穩百姓之心，使政治成功。演奏音樂也像調味一樣，有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言、八風、九歌，這九者相和，然後才能成為一首優美的樂章。君子聽了，可平其心，可和其德。現在梁丘據卻不是這樣，您只要一說行，他就說行；您要說不行，他就說不行。這就像做飯時水裡再加上水，誰能吃呢？彈琴時只是一個聲音，誰能聽呢？他的這種行為就是同，這樣做行嗎？」
史載，梁丘據是齊景公時的一個佞臣，專會對君主阿諛奉迎，而齊景公對這樣的人卻很賞識，倍加寵愛，說只有他才與自己相和。晏嬰的這段話專為此而發，他很深刻地辨析了「和」與「同」的差別，「同」就是不同人事的相同一致，而「和」則是不同人事之間的協調與配合。「同」表面看起來是一種理想狀態，但是也就沒有了矛盾沒有了發展，其實也就沒有了事物差別、個性的存在。而只有「和」才是事物健康發展的完美形式，不同的食物經過調和才能成為美味，不同的聲調節奏經過調和才能成為一首完美的樂章。晏嬰這樣做的表面看起來似乎是進行一種抽象的名詞分析，其實他是藉此向齊景公講述治國為政的道理，同時也是為人處世的道理——「君子應該和而不同」，並巧妙而含蓄地批評了梁丘據的一味逢迎和齊景公的不辨忠奸，起到了勸諫齊景公遠離佞人而親近諫臣的目的。從這段話里，我們很能見出晏子思想的深刻和勸諫方式的高明，在他身上真正體現了先秦貴族「主文而譎諫」的君子風度。
《晏子春秋》里記載了近百條晏嬰勸諫齊景公的故事，通過這些故事我們看到，他的思想里充滿了智慧，他的語言也極有特色，或鋒芒畢露，或非常含蓄；或嚴肅莊重，或滑稽幽默。他能夠根據不同的環境場合採取不同的勸諫方式，取得最佳的效果。
一次，齊景公一匹心愛的馬突然死了，齊景公大怒，就下令把養馬的人抓來肢解。這時晏子在場，左右武士正想動手，晏嬰上來制止，對齊景公說：「殺人總得有個方法，請問堯舜肢解人的時候，從身體的什麼部分開始？」堯舜是傳說中的仁君，不會因為一匹馬而殺人，自然也沒有殺人肢解之法，齊景公知道晏嬰的意思，就說：「那就不肢解罷，把他交給獄官處死算了。」晏嬰又對齊景公說：「這個人的確該死，但是他還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請讓我說說他的罪狀，讓他知道，然後死個明白，您說好嗎？」齊景公說：「好啊，那你就說吧！」晏嬰就開始數說他的罪狀：「你犯了三條大罪：國君讓你養馬你卻把馬養死，這是一大死罪；所死之馬又是國君最喜愛的，這是二大死罪；因為你養死了馬而使國君殺人，百姓聽說之後一定會怨他，諸侯聽說之後一定輕視我國。你養死了國君之馬，使百姓生出怨恨，使鄰國輕視我們，這是第三大死罪。今天把你送到監獄，你知罪嗎？」齊景公喟然而嘆說：「請您把他放了吧！放了吧！不要傷了我的仁愛之名。」
齊景公因為一匹馬而殺人，這種做法顯然是錯誤的。可是晏嬰在這裡沒有採取贊成齊景公，甚至幫助他說話，但實際上則是正話反說，用邏輯上的歸謬法把齊景公要殺人的錯誤歸入極端，使齊景公自己省悟自己的錯誤並加以改正，在幽默中含有機智。
還有一次，齊景公的一個最喜愛的姬妾嬰子死了，齊景公守喪，三天不吃飯，坐在那裡不離開，左右群臣多次勸說，他就是不聽。晏嬰進來說：「外面來了一個術士和一個醫生都說：『聽說嬰子病死了，他們願來救人。』」齊景公聽了大喜，馬上就起來了，說：「她的病可以治好嗎？」晏嬰說：「這是客人說的，他一定是良醫，請他試試吧。但是他們來救人時得請君離開這裡，好好地去洗浴吃飯，他們還要在這裡求鬼降神。」齊景公聽了很高興，就說：「好吧，我馬上離開。」趁齊景公離開去沐浴吃飯之際，晏嬰下令讓棺人馬上把死人入殮，入殮之後，他又對齊景公說：「醫生治不了她的病，我們已經把她入殮，不敢不告訴您。」齊景公聽了很不高興，知道晏嬰在這件事上騙了他，就說：「您以醫生看病為由讓我離開，然後把死人入殮又不告訴我。我這個當國君的，已經有名無實了。」晏嬰說：「您難道不知道死人不能復生嗎？我聽說，君王臣從叫作順，君僻臣從叫作逆。今日君不順而行逆，對賢人禮遇很薄，對嬖妾卻悲之甚哀。人死屍朽還想讓她復生，哀傷害性，已經有失為君之道了。諸侯賓客聽說您這樣都不願意出使我國，本朝大臣看到您這樣也羞於當官。按照您的這種行為作事，不能引導好人民；順從您的慾望，也不能保住國家。您這樣是不對的。」齊景公說：「我不明白這些，請告訴我怎麼做吧。」晏嬰說：「國家的士大夫，諸侯四鄰的賓客，都在外面等著見您，您要哭而節哀。」
齊景公因為死了愛妾而悲傷過度，失去了應該把持的理智，在這種場合，用正常的辦法來勸他顯然不行，因此充滿智慧的晏子又採用了另一種「騙」的方法，先謊說醫生可以使死人復生，哄騙齊景公離開，把死人入殮，然後去勸說他。這種方式雖然不夠「誠實」，但是在當時那種環境下卻不失為一個最佳的方法，從這件事中最能看出晏子隨機應變的能力。
晏嬰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是一個忠臣，一個敢於直言相諫的人，同時他又是一個思想敏銳，頭腦靈活，處事機敏的人，因而他能根據不同的時間環境、不同的事件特點和君王在不同時刻的不同心境而採取不同的勸諫方式。請看《內篇·諫下·景公冬起大台之役晏子諫第五》：
晏子使於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台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延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嘆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為至此？殆為大台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台，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君為一台而不速成，何為？」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為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嘆曰：「古之善為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晏嬰這樣做，是故意把「賢名」讓給君王，把「惡名」留給自己。孔子對他大為欣賞，說他既糾正了君王的過失，又使百姓感受到了君王的仁義。
人無完人，不管做到多高職位的人，他總有出錯的時候。聰明的下屬這時候就會為挽回上司的名聲而不遺餘力。如果犯錯的是上司，這樣做的結果可能就是保全了上司對外的良好形象，對上司也好，對自己也好，甚至對整個團隊的成員來說都是有極大的好處的；於私上司會非常感激你的犧牲，總會找機會投桃報李的。在管理中總充滿這樣的矛盾，看似付出了很多，實際你收穫的更多。
而作為領導者呢？雖然你有個好下屬但是也要盡量避免自己犯錯誤啊，要不然對外的形象雖然保住了，但是對內卻留下了疤痕。一個人的思想總是有局限的，在做決定特別是重大的決定的時候，一個考慮不周就可能出事兒。所以一定要集思廣益，最好的辦法就是建立一個有效的決策機制，實行民主決策，明智決策。
每個人都難免有犯錯的時候，巧妙地讓別人從尷尬中走出來，是高超的學問，是一種機變的本領。
這種忍辱負重、委曲求全、鞠躬盡瘁的慘淡經營，比方德、才，更為人所罕有。在此看來，賢相的優良品質，跟德、才有一定聯繫，又不僅是德、才。武俠小說中說「一人做事一人當」，光明磊落，賢相卻不同。他雖不能如耶穌背負眾生的苦痛，但必須擔當君主的罪孽。對君主的過錯，只能諫諍；諫諍不成，只能出頭受過。受過還必須有藝術，要顯得真誠，方法還要巧妙。弄巧成拙，畫虎成犬，是要吃大虧的。孔子的讚歎只說出了問題的一面，另一面嚴酷的事實是：如果相不願為國君擔當罪孽，只想負自己應負的責任，將事實真相公諸天下，那麼，他馬上得下台。因此，也可以這樣說，賢相的忍辱負重也是對他自己的最好保護，當然這樣自然是為了給百姓多做點事，如果是「為保護而保護」，就不是賢相了。
三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混亂也最為熱鬧的時代。那時，王綱解紐，諸侯並起，到處刀光劍影，人喊馬嘶。無數的國家就像流雲飛鳥一般，此起彼伏。檢閱這一時期的歷史文獻，即使是最為詳細的描述也彷彿是電影的快鏡頭，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也就是在這樣一個充滿喧嘩與騷動的時代，晏嬰大義凜然地登上了歷史舞台。
當時，中原的強國晉國謀劃攻打齊國。為了探清齊國的形勢，便派大夫范昭出使齊國。齊景公以盛宴款待范昭。席間，正值酒酣耳熱，均有幾分醉意之時，范昭借酒勁向齊景公說：「請您給我一杯酒喝吧！」齊景公回頭告訴左右待臣道：「把酒倒在我的杯中給客人。」范昭接過侍臣遞給的酒，一飲而盡。晏嬰在一旁把這一切看在眼中，厲聲命令侍臣道：「快扔掉這個酒杯，為主公再換一個。」依照當時的禮節，在酒席之上，君臣應是各自用個人的酒杯。范昭用景公的酒杯喝酒違反了這個禮節，是對齊國國君的不敬，范昭是故意這樣做的，目的在於試探對方的反應如何，但還是為晏嬰識破了。
范昭回國後，向晉平公報告說：「現在還不是攻打齊國的時候，我試探了一下齊國君臣的反應，結果讓晏嬰識破了。」范昭認為齊國有這樣的賢臣，現在去攻打齊國，絕對沒有勝利的把握，晉平公因而放棄了攻打齊國的打算。靠外交的交涉使敵人放棄進攻的打算，即現在「折衝樽俎」這個典故，就是來自晏嬰的事迹。孔子稱讚晏嬰的外交表現說：「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正是晏子機謀的真實寫照。
後來，晏嬰出使晉國。晉國大夫叔向見晏嬰寒酸的裝束頗為不解，酒席宴上委婉地問道：「請問先生，節儉與吝嗇有什麼區別？」晏嬰明白叔向的用意，也不動怒，認真地答道：「節儉是君子的品德，吝嗇是小人的惡德。衡量財物的多寡，有計劃的加以使用，富貴時不過分地加以囤積，貧困時不向人借貸，不放縱私慾、奢侈浪費，時刻念及百姓之疾苦，這就是節儉。如果積財自享而不想到賑濟百姓，即使一擲千金，也是吝嗇。」叔向聽了肅然起敬，不敢再以貌取人，小視晏嬰了。
孔子曾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這話也許過於苛刻，但是對於一個國家外使來說，言行必須時刻慎之又慎。
在外交場合講究禮儀，晏嬰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著名的一個。他曾出使多國，無不據禮行事，每次都能圓滿完成任務。
有一次，晏嬰奉命出使楚國。楚靈王聽說晏嬰要來，便心血來潮地召集左右習近之人商討侮辱晏嬰的計謀。他說：「晏子是齊國能言善辯的大臣，名氣很大，但卻是個矮子，我要當面羞辱他一番，讓他領教一下我們楚國的厲害。」君臣竭智殫謀，準備千方百計羞辱晏嬰。於是，楚靈王命人連夜在城門旁開了一個五尺來高的小門，吩咐守城士兵待齊國使臣到來時把大門關上，讓他由小門進城。第二天清晨，晏嬰一行來到城門下，見城門緊閉；便把車停了下來，派人去叫門。一個守城士兵說：「聽說齊使身材矮小，可從城邊的小門入城，故而未開大門。」晏嬰淡淡一笑，用手指著那個小門大聲說道：「出使狗國的人才從狗門進去。如今我出使楚國，不應該從這個門進去吧？」楚國君臣想給晏嬰一個下馬威，不料他卻以「打狗棍」還擊。楚國禮賓官見勢不妙，只好改請晏嬰從大門入城。
楚靈王見一計不成，又施一計，在接見晏嬰時傲慢地說道：「怎麼，齊國難道沒有人了么，怎麼派你做使者？」晏嬰答道：「齊國的臨淄居民眾多，人們張開袖子便成了陰天，大家抹把汗一揮，就像下雨一般，街上人們肩挨肩腳碰腳走路，怎麼能說沒有人呢？」楚靈王聽罷又問：「既然如此，齊景王為什麼要派你這樣的人昵？」晏嬰回答：「齊命使，各有所主。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晏嬰不肖，故而出使楚國。」晏嬰反戈一擊，變被動為主動，又出乎楚靈王的逆料，令其措手不及，自去其辱。楚靈王很尷尬，只好以禮善待晏嬰。
第二年冬天，晏嬰再次出使楚國。聽說晏嬰這個矮子又要來，楚靈王自然而然想起了去年被晏嬰數落得難堪的情景，於是決定這一次無論如何要設法捉弄他一番，以解鬱氣。晏嬰出使楚國，楚靈王命人擺上酒宴，親自招待晏嬰。酒至半酣，忽見兩名兵士押著一個被捆綁著的男子從殿下經過。楚靈王裝作生氣的樣子斥責道：「你們這是幹什麼？難道沒有看見我這裡有貴賓嗎？」然後又裝作漫不經心地說：「他是哪兒的人，犯了什麼罪？」兩名兵士慌忙答道：「他是齊國人，犯了偷盜罪。」「他是齊國人？」楚靈王故意把「齊國」二字說得很響，然後用眼睛斜睨著晏嬰，裝出一臉困惑的神態，問道：「你們齊國人都善於偷盜嗎？」這簡直是無理的挑釁！楚國君臣上演的這出雙簧戲嘠然止於最高潮處，以挑釁性的詰問驀然收場，看你這位能言善辯之士如何作答。他們不信晏嬰這回還能擺脫尷尬，挽回齊國的面子。然而，楚國君臣低估了晏嬰的才智。面對楚國君臣尋釁滋事的行為，晏嬰不動聲色地答道：「大王，我聽說桔子樹生長在淮南，它就結出桔子；如果移栽到淮北，它就結出枳子。它們的葉子雖然相似，果實的味道卻不同。這是什麼原因呢？我想，這主要是淮南淮北兩地的水土不同啊!如今，齊國百姓在齊國不偷不盜，而一來到楚國都做起盜賊來，該不是楚國的水土使人變得善於偷盜吧？」楚靈王頓時瞠目結舌，沉默良久才訕訕地說道：「和聖人是不能開玩笑的，寡人這是在自討沒趣啊……」
如果楚王戲弄晏嬰純屬意在侮辱齊國、羞恥使者的話，那麼後來吳王妄稱天子以難為晏嬰則是其政治野心的暴露。據史記載，晏嬰曾經奉命出使吳國。一天清晨，晏嬰來到宮中等候謁見吳王。不一會兒，侍從傳下令來：「天子召見。」晏嬰一怔：吳王什麼時候變成天子了？當時周天子雖已名存實亡，但諸侯各國仍稱周王為天子，這是他獨享的稱號。晏嬰馬上反應了過來，這是吳王在向他炫耀國威呀。於是，他見機行事，裝作沒聽見。侍衛又高聲重複，晏嬰仍不予理睬。侍衛沒有辦法，徑直走到他跟前，一字一頓地說：「天子請見。」晏嬰故意裝作驚詫的樣子，問道：「臣受齊國國君之命，出使吳國。誰知晏嬰愚笨昏聵，竟然搞錯了方向，走到天子的朝廷上來了。實在抱歉。請問何處可以找到吳王？」吳王聽門人稟報後無可奈何，只得傳令：「吳王請見。」晏嬰這才昂首挺胸走上前去拜見吳王，並向他行了謁見諸侯時當行的禮儀。
從表面看，這事似乎是吳王和晏嬰開玩笑，看他是否懂禮。其實不然，吳王妄稱天子，加尊己位，這樣就可以凌駕於齊國君主之上，而與周天子平起平坐。晏嬰看透了吳王的野心，故作糊塗，據「禮」力爭，挫敗了吳王的陰謀，逼迫吳王只好以諸侯之禮會見。這樣，既維護了齊國的聲譽，也避免了兩國之間可能發生的衝突，可謂不辱使命。
吳王自討沒趣，但是仍不甘心失敗，還想難為晏嬰。接著，他又裝作非常誠懇的樣子，對晏嬰說：「一國之君要想長久保持國威，守住疆土，該怎麼辦？」晏嬰不加思索地答道：「先人民；後自己；先施惠，後責罰；強不欺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不以威力搞掉別國國君，不以勢眾兼并他國，這是保持國威的正當辦法。否則，就很危險了。」
自命不凡的吳王聽完晏嬰的慷慨陳詞，再也想不出什麼難題為難晏嬰了。
作為一個傑出的外交家，晏嬰善於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原則，面對大國的淫威，不卑不亢，出使不受辱，不僅在諸侯各國之間贏得了崇高的聲譽，也保持和捍衛了齊國的完整和尊嚴。
四
春秋末期，各諸侯君王和貴族大臣無不爭豪鬥富，競相追求奢侈豪華生活，風靡一時，齊國尤甚。當時的齊景公大興土木，築路寢、長庲、柏寢之台，觀賞台榭池苑之美，喜歡穿戴華麗的服飾。例如齊景公穿的鞋子，飾以金銀、珠璣和美玉，沉重到僅能移足。冬天就穿著這樣的鞋子上朝（《晏子春秋·內篇諫下》）。上行下效。齊國的權貴們無不沉湎於高台池苑、聽歌看舞、吃喝玩樂、醉生夢死之中。晏嬰對此深感憂慮，鮮明地提出：「廉者，政之本也。」 於是，他從自己的衣食住行做起，穿緇衣，吃粗糧，居陋室，駕駑馬，多次辭絕君王賜予的衣裘、車馬、封邑、新宅，「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晏嬰穿的是「緇布之衣，麋鹿之裘」；吃的是「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卯、苔菜」，其家人也是「食不重肉，妾不衣錦」；居住在條件差，潮濕喧囂的鬧市附近；出行時，「棧軫之車，而駕駑馬」。身為齊相，晏嬰平時穿粗布衣，一件狐皮大衣穿了三十年，即使祭祀祖先也不過將衣服和帽子洗乾淨穿上罷了。
齊景公聽說晏嬰吃飯很節儉，便親自到他家去看。的確，晏嬰吃的糙米飯，只有一葷一素兩個菜。齊景公以為晏嬰非常貧困，為此還作了自我批評。晏嬰解釋：「現在老百姓生活很苦，一般士人勉強每頓能吃上大米飯，而我的一頓飯就等於他們三頓用的錢，可我的德行和才能並不高了他們一倍。由此看來，我的生活並不貧窮。」
齊景公想改善一下晏嬰的居住條件，於是對晏嬰說：「您的住所距市場太近，既低下狹小，又喧鬧多灰塵。您身為齊相，住在這裡實在不合適，請換一處地勢高、寬敞、明亮的地方，建造新居吧」！晏嬰不肯，說道：「我祖祖輩輩都住在這裡，我繼承這份遺產，心情很不安，這對我來說已經太奢侈了，不敢再有別的奢望。」後來，齊景公乘晏嬰出使晉國的機會，給他建造一處新居。等到晏嬰返回齊國時，新居已建成了。他拜謝了齊景公，隨後將它拆掉，按照原來百姓的住房重新建造好，讓原來的住戶重新搬回來，自己還是回到原來的住宅。
晏嬰上朝總是乘坐一輛劣馬拉著的破車。齊景公以為他的俸祿少，才乘坐與自己身份不相稱的車子。晏嬰說：「由於您的賞賜，不僅我吃得飽，穿得暖，有車子坐，還有力量幫助別人，我的生活已經很好。」晏嬰走後，齊景公派人送他一輛由幾匹膘滿肉肥的馬駕著的漂亮車子。一車送了三次，晏嬰終不肯接受。齊景公很不高興，迅速召他問其原因，並說：「如果你不接受，我也不再坐車子了。」晏嬰說：「您任用我管理全國的官吏，我怕他們奢侈浪費和行為不正，要求他們節衣縮食，以減輕老百姓的負擔，現在您在上面乘坐好的馬車，我也如此，上行下效，奢侈之風就會在全國盛行，那時我就無法禁止了。」最後，齊景公只好順從了晏嬰的意見。
晏嬰不僅在衣、食、住、行方面嚴於律己，而且對待封邑問題，也顯出他的高風亮節。
一次，齊景公要把富庶的平陽（今山東平陽東北）和棠邑（今山東聊城西北）賞賜給晏嬰。晏嬰不肯接受，並說：「由於您喜歡修建豪華的宮殿，老百姓才弄得筋疲力盡；又由於您貪圖享樂，老百姓才弄得貧困不堪；還由於您動輒對外興師打仗，老百姓將要活不下去了。因此，百姓十分怨恨朝廷和官府，所以我不敢接受您的賞賜。」齊景公說：「您說得對，那麼您就不想富貴嗎？」晏嬰答道：「我以為當臣的，首先為君主，然後才為自己；先為國後為家。怎麼說唯有我不想富貴呢！」齊景公說：「那麼用什麼東西來賞賜您呢？」晏嬰答道：「您下令減免漁鹽商人的稅收；對農民實行『十一』稅，減輕刑罰，該判死刑的減為徒刑，該判徒刑的改為較輕的處罰，該判較輕處罰的免罪釋放。您作到以上三點，那就是對我最好的獎賞。」齊景公照辦了。不僅本國人民得到了好處，同時也改變了齊國在列國中的不好形象。
還有一次，慶氏逃亡後，齊景公把邶殿（今山東昌邑縣西北郊）所轄的六十邑賜給晏嬰，他也沒有接受。有人不解問他：「人人都想富，為什麼唯有你不想呢？」晏嬰說道：「慶氏的封地滿足了他的慾望，因此，逃亡了。我的封地沒有得到滿足，再添上邶殿，我的慾望也就滿足了，到那時，不知哪一天逃亡也該輪到我的頭上了。逃亡在外，連一塊封地也不為自己所有，不接受邶殿的封賞，並非是討厭富，恰好是為了富。不過，要掌握住富的限度。貪得無厭，就會招致敗亡。」
暮年的晏嬰，思想境界更加提高了。不僅不接受新的賞賜，而且向齊景公提出將原來賜給他的封地退回。齊景公說：「齊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大夫老了辭邑的先例，您這樣做是破壞齊國的制度，是捨棄我，不能同意。」晏嬰說：「我聽說古代的臣子，德行高尚才能接受俸祿，表示君主的英明；德行低下就退回俸祿，可使下級官吏廉潔。我老了，德行不高，又無才能，反而接受您那麼多的賞賜，即掩蓋您的英明，又玷污臣下的德行，那怎麼能行呢！」齊景公勸晏嬰說：「您為我的相，我想賞給您三處非常好的住宅，將來可以留給子孫，難道不行嗎？」晏嬰回答：「我輔佐您，沒有治理好國家，怨積於百姓。嬰之罪多矣，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為不肖子厚受賞以傷國民義哉？」晏嬰接著又說：「德行低下反而俸祿厚，才能低下反而家中富，那不是表彰光榮，而是表彰恥辱。那樣辦是絕對不行的。」最終，晏嬰還是將賜給他的封地全部退還給齊景公，還是一匹劣馬駕著一輛破車。
一天，齊景公的使者到晏嬰家，恰巧趕上晏嬰將要吃飯，晏嬰就把飯分一份給使者吃，結果兩人誰也沒有吃飽。使者將此事告訴了齊景公，齊景公以為晏嬰家很貧窮，於是派人送給晏嬰很多財物，作為招待賓客的費用。前兩次都被晏嬰退回。第三次他向齊景公拜謝道：「我家並不貧窮，由於您的賞賜，不僅我的親族、朋友沾了您的光，而且還救濟了災民，老百姓也得到了您的好處。我認為一個大臣從國君那裡得到很多賞賜，將它用在老百姓身上，那是以臣代君來治理百姓，忠臣是會幹的；不將它用在老百姓身上，而收藏起來，那豈不是如同一個裝東西的筐子和箱子一樣，愛人的人是不會幹的；上得罪於君，下得罪於士人，充當一個看財奴的蠢事，聰明的官吏是不會幹的。只要自己不受凍，不挨餓，我就滿足了。」齊景公說：「管仲曾經接受了桓公五百個書社的封賞，您為什麼不接受我的賞賜呢？」晏嬰答道：「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參見《晏子春秋·雜下十八》）
晏嬰正是從自己的日常生活做起，恥貪抑奢，禁侈尚儉，清廉自守，以自己的行動為表率，為國人垂範，以糾正風靡全國已久的奢侈之風。因此，每當齊景公有所賜予，晏嬰總是再三辭絕，以君子之行自律。他認為「節受於上者，寵長於君；儉居處者，名廣於外」（《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晏嬰深知，富貴財富雖為人之所欲，但過度的追求則會走向反面，應以德行節制自律，克勤克儉。正所謂，為政清廉，國泰民安；為政污貪，不戰自亡。《晏子春秋·內篇問下》載，齊景公有一次問晏嬰：「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嬰答道：「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無不雩途，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意思是說，清澈的流水是美好的。它混濁之時，無所不被污染；它清潔之時，無所不被洗滌，故而長流不息。人們若能象清清流水那樣潔凈，克勤克儉，廉潔正直，其聲名便會永駐人間。
晏嬰不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賢相，而且對其夫人的愛情也是忠貞不渝的。一天，齊景公去晏嬰家，看到他的妻老而且丑，當即表示把自己的年輕漂亮的女兒許配給晏嬰為妻。晏嬰立即表示：「我的夫人當年很漂亮，只是現在老了。我曾經答應過，永遠不遺棄她。我不能違背自己的諾言。」晏嬰婉言謝絕這門親事。晏嬰不喜新厭舊，身居高位不棄糟糠之妻的高尚品質，為後世所稱頌。
又過了幾年，晏嬰的妻子更加衰老了。這天，有個叫田無宇的人從晏嬰家門口經過，他見晏嬰獨自一人在房門口，便想上去搭訕幾句。正在這時，從屋裡走出來一位老婦，頭髮已經斑白，穿的是黑布做的外衣，走起路來左搖右晃。田無宇見那婦人走遠以後，譏諷地問晏嬰：「方才出門的老婦是誰啊！」晏嬰說：「那正是我的內人。」田無宇大笑道：「您位至中卿，食田七十萬，為什麼不另娶一位妙齡阿嬌，卻與老太婆廝守在一起呢？」晏嬰鄙夷地瞧了田無宇一眼，然後慢條斯里地回答道：「我曾聽人說過這樣的話：『去老者謂之亂，納少者謂之淫，且夫見色而忘義，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你也是個吃五穀長大的人，難道連這個古人遺訓都忘記了嗎？我晏某身為朝中大臣，過去曾受過妻子的厚恩，豈能有淫亂之行，不顧人倫而另娶，做出胡廉鮮恥的事呢！」這一席話，說得田無宇面紅耳赤悻悻地走了。
晏嬰身處高位，能夠抵制美色的誘惑，漠視別人的譏諷，不拋棄老惡之妻，這種品行在古代實屬難能可貴。晏嬰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他的愛情和婚姻觀只是他為人的一個側面。
晏嬰臨終時還告誡他的夫人：「我死之後，不管世道如何變化，一定要保持我們的家風，不要改變你以往的習俗。」對他未成年兒子的遺言大意是：「富貴了，不要奢侈腐化，不要揮霍浪費，不要驕傲放縱，不要貪財自私。」
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五零零年)，晏嬰病逝。據說，晏嬰死時，齊景公正在外地遊玩，聞知噩耗，立刻疾馳回京，火速趕到晏嬰家中，伏在晏嬰的遺體上放聲大哭，聲淚俱下：「您老人家生前日夜批評寡人，對寡人的過失一絲一毫也不放過，而寡人仍然淫佚不收斂，以致在百姓中積怨甚深。如今上天終於降災禍於齊國了，卻為什麼不加在寡人身上，卻偏偏落在您老人家身上呢？齊國的江山社稷危險了!」左右群臣無不失聲痛哭。
晏嬰死後多年，齊景公還不時地念叨：「再沒有人能像晏嬰那樣經常批評我的過失了。」
《晏子春秋》這部書最奇妙的是：當晏嬰在各種各樣的活動中顯示他的賢的同時，靈公、庄公、景公這些國君倒虛化了。按理說，需要一個賢相不斷諫諍的國君總不是明君，如果我們將《晏子春秋》當成實錄，理論上我們應該討厭那些國君，但事實上我們竟然並不那麼討厭，而只是沉溺於讚歎晏子的賢良、機智。而《晏子春秋》本非實錄，我們更能體察編撰者的良苦用心：他讓一個賢相活動於前台，用他的光亮驅散了國君身上的陰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晏子春秋》非常值得重視。我們知道，《晏子春秋》一書大抵完成於戰國末年，在此之前的《春秋》，雖然也為尊者諱，但仍不乏曲筆。《孟子》則更常有面斥國君之非，有至「王顧左右而言他」者，似乎當時的國君也無多少假裝的尊嚴。而《晏子春秋》中直書國君不好，又讓人對昏君恨不起來，同時只佩服賢相。這種發明當然是極重大的，它對後世產生了非常的影響。
自從司馬遷將管仲和晏嬰的事迹合寫成《管晏列傳》之後，世人便多將管、晏二人並稱。宋人蘇轍認為：「管子以桓公霸，然其家淫侈，不能身蹈禮義。晏子之為人勇於義、篤於禮，管子蓋有愧焉。」〔《晏子傳論》〕我們認為，晏嬰直言敢諫，為民請命，誠然可敬可嘉，但卻很少能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他認為應該做的，不能使君行；他認為不該做的，也不能使君必止。這與管仲相齊桓公「言必行，行必果」的作風相差甚遠。對於晏嬰陰險毒辣地採用「二桃殺三士」的手段，我們應當予以譴責。然而，晏嬰敢於直諫、勇義篤禮、克己奉公的精神，尤其是在外交場合中剛柔相濟的風範，都為後人所景仰。毋庸置疑，晏嬰在他的的政治生涯中時時處處都閃爍著智慧的光芒，早已成為我國古代文化的寶貴遺產。
踅回晏嬰墓前，我們情不自禁地道了一聲：偉哉晏子！
寂 寞 的 管 子
淄博值得遊覽的名勝古迹很多，但是軍旅作家張慶秋先生卻拉我去牛山。因為孟子曾云：「牛山之木嘗美矣……」（《孟子·告子上》）我欣然從命。
牛山位於臨淄齊國故城南去十里，在今臨淄區齊陵鎮境內，海拔一百七十四米。它南連重巒疊嶂的南部山區，北接寬廣平坦的魯北平原，兀立於山區與平原之間，與臨淄城南門相峙，顯得格外巍峨秀麗。山上松柏吐翠，怪石嶙峋，山下淄河、女水縈繞東西，雲氣蒸騰，水波浩然，因其山明水秀，風光怡人。
到了牛山，我才感覺愧對先哲管仲。恕我孤陋寡聞，我不知道管仲葬於牛山。管仲墓在牛山北麓，墓高十四米，東西三十四米，南北大約十四米。墓前立石碑兩方，一方刻「管仲像」，一方刻「齊相管夷吾之墓」，並陰刻其簡歷。「今人不知管子的歸宿和牛山的所在，這實在是不應該的。」張先生說，「有朋自遠方來，我都帶到牛山來。因為管子也太寂寞了！」接著，聲情並茂地朗誦毛維騶詩：
幸脫當年車檻災，一匡霸業為齊開。
可憐三尺牛山土，千古長埋天下才。
一
「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這是鮑叔牙對管仲的評價，管仲自己也承認是這麼一回事。
據《說苑·復恩》說，這話是管仲在弔唁鮑叔牙時承認的。（檢閱《呂氏春秋》等書，我們發現鮑叔牙卻「活躍」在管仲身後。先賢已被塵封，無法考證。本文前後所述矛盾，尚祈鑒諒！）鮑叔牙與管仲是患難之交。在管仲執政期間，鮑叔牙全力支持管仲，維護管仲所提出的各項政策。鮑叔牙與管仲情如手足，所以對於鮑叔牙的謝世，管仲十分痛心。「鮑叔牙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說苑·復恩》）與管仲一同去弔唁鮑叔牙的人問管仲：「你與鮑叔牙既非君臣關係，又不是父子關係，你這麼傷心，這是為什麼呢?」管仲回答：「我年輕時與鮑叔牙一道在南陽做販賣生意。在市場上，我多次被人欺辱。鮑叔牙不認為這是我膽小，他知道我是明白其中的利害關係的。鮑叔牙與我曾經三次向君主遊說，希望這些君主採納我的意見，但三次都被人拒絕，不被人所用。鮑叔牙不認為這是因為我太愚蠢，沒有才幹，他知道是我沒有遇到賢明的君主。我曾與鮑叔牙一起分錢財、分東西，我多拿了三份。鮑叔牙不認為我是貪心，他知道我是太窮了，缺錢花。我曾三次上戰場而三次都退了下來。鮑叔牙不認為我是怕死，知道我家有老母，無人贍養。後來我輔佐公子糾，公子糾沒有當上國君，反而被殺，召忽為糾殉死，而我沒有為之殉死。鮑叔牙不認為我是無恥之徒，他知道我是不關心小節，而恥於不能建大功、立大業。」管仲最後還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牙也。現在我失去了最了解我的人，我怎能不悲傷呢?」
關於這點，孔子也是這樣看的。孔子的學生子貢認為：「管仲沒有為公子糾殉死，表明管仲沒有仁德，是不忠於自己的主人。」孔子卻不同意子貢的意見。孔子認為：「管仲是為華夏民族建立了大功、立了大業的人，管仲輔佐齊桓公匡正天下已經過去一百多年，我們還享受著他帶給我們的好處，難道要管仲像那些匹夫匹婦一樣，為了保持個人的節操，而到山溝里去自盡嗎?」（參見《論語·憲問》）從孔子的話中可以看出，孔子也認為管仲不為公子糾殉死是對的，沒有必要為保持個人的小節而放棄大的事業。
孔子的另一個學生子路又問孔子：「管仲是怎樣的一個人?」孔子說：「管仲是一位偉大的人物。」子路不同意孔子的這一評價，又提出許多具體問題問孔子。他說：「管仲曾經遊說於齊襄公，希望齊襄公任用他，可是齊襄公不喜歡他，這表明管仲不善於辯論；他想立公子糾為君，可是也沒有成功，說明管仲沒有能力；他的家人老小被齊國人殘害，他卻不悲傷，說明他不孝；他被囚禁在囚車中，臉上卻沒有一點愧色，這表明他不知恥；後來他又去為他曾用箭射過的齊桓公當宰相，這表明他不講氣節；召忽為自己的主人而死，而管仲沒有為自己的主人去死，表明管仲沒有仁德。」子路又問孔子：「管仲有這麼多缺點，你怎麼說他是了不起的偉人呢?」孔子回答：「管仲遊說於齊襄公，齊襄公不採納他的意見，不是管仲不善於辯論，而是齊襄公不了解管仲意見的價值；想立公子糾而沒有成功，不是管仲無能，而是沒有趕上好機會；他的家人老小被殘害於齊國而他沒有悲傷，不是他沒有孝心，而是因為他知道這是命中注定的；被囚於囚車而面無愧色，這是他心甘情願的；為他所射過的君主服務不是不講氣節，而是他權衡了利弊，覺得自己死了只能化為泥土；不死就能為天下建功立業。這樣，他為什麼要死呢?」接著，孔子反問子路：「你知道這些情況嗎? 」（參見《說苑·善說》）
這些話未必真是孔子說的，但其精神與《論語》中孔子讚揚管仲的話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說對於管仲沒有殉節的問題，不要看得太重，因為他有更大的志向，干出了更大的事業。他是一個政治家，所要建樹的是事業，而不是道德形象。當然，管仲也不能超越於道德生活之外，但是他不以道德束縛自己的手腳，凡是於建功立業有礙的條條框框，他都予以破除。管仲出身卑賤，與齊桓公也不是同姓，這對他履行宰相的職權，是有妨礙的。於是他就向齊桓公提出了一些要求。據《韓非子·難一》載，齊桓公拜管仲為相之後，管仲對齊桓公說：「我受到您的寵愛，然而我的出身很卑微。」聽了管仲的話之後，齊桓公便賜管仲以上卿的爵位，致使管仲的地位高於世卿高子與國子。過了一段時間，管仲又對齊桓公說：「我的地位很高貴了，然而我很窮。」齊桓公便賞之以「三歸之家」，使其富有。過了一段時間，管仲又對齊桓公說：「我富有了，但是我與您不是同姓。」於是，齊桓公立管仲為仲父。管仲向齊桓公要地位、要名利的做法，在當時就引起一些人的非議，管仲置若罔聞。他之所以要這三種權利，是為了更好地行使他的職權。後來，孔子對於管仲的奢侈有些意見：「管仲的生活與國君都差不多了，這不符合禮的規定。」但是他又承認：「如果沒有這三種權利，也就難以行使他的職權。」（參見《說苑》）荀子曾從讚揚齊桓公有決斷、有見識、有大節的角度，評論過這件事。他說：「齊桓公能消掉他對管仲的怒氣，忘掉他與管仲的仇恨，立管仲為仲父，這是天下少有的大氣魄。立管仲為仲父，貴族、皇親國戚就不敢忌妒管仲了；給管仲高於高子與國子的地位，朝臣就沒有敢反對管仲的了；給管仲許多財富，有錢的人也不敢不聽他的了。這樣，不論是地位高的還是地位低的，不論是年老的還是年少的人，都會表現得很有秩序。」（參見《荀子·仲尼》）孔子與荀子對於管仲向齊桓公爭取「三權」還是理解的。管仲不顧世俗的瑣碎議論，是他不在乎小節，而一心一意要成就大事業、顯功名於天下的真實寫照。
作為一個大政治家，管仲對於小節看得比較輕淡。還有一點，管仲認為，作為一個國君，個人生活問題上有點毛病無礙大局，而那些涉及到國家大事的毛病，是不能容許的。據《小匡》記載，齊桓公曾經對管仲說：「我有三大毛病，第一，有愛打獵的嗜好。天黑了，還要到野地去打獵，一直到野外黑得什麼都看不見才回來。有時對諸侯國的來使都無法向人家當面致謝，對百官也無法當面復命。」管仲聽了後說：「這雖然不是件好事，但不要緊。」齊桓公又說：「第二，我有喝酒的嗜好，從白天喝到晚上，日夜相繼，誤了許多公事。」管仲聽了後說：「這也不是好事，但也不是頂要緊的。」齊桓公又說：「第三，我還有一個污點，就是好女色，連表姐妹都有與我私通而嫁不出去的。」管仲聽了後說：「這也不是好事，但也不是最要緊的。」齊桓公聽了管仲的話後大吃一驚，忙問管仲：「這些毛病都不是最要緊的，難道還有什麼別的更重要的嗎?」管仲說：「有更為重要的，這就是作為國君來說，不能優柔寡斷，不能不勤勉。優柔寡斷，就不能得到多數人的擁護，不勤奮就不能成就大事。」
管仲把優柔寡斷與不勤勉看得很重，而對嗜酒如命、喜歡打獵不歸以及好色看得較輕，其標準是什麼呢?是個人人品還是稱霸諸侯的事業?顯然不是前者，而是後者。從個人的品德角度看，齊桓公的那三個毛病當然是很嚴重的了，但是對於稱霸事業來說，並不是最大的危害。而優柔寡斷，則不能決大策，會耽誤大事。對於國君來說，這是一大缺陷。只要大事辦好了，個人品德上的毛病，人們是能原諒的。《韓非子·難二》記載了一件事，很能說明管仲的這一觀點：一次，齊桓公喝醉了酒，把帽子當成便盆，往帽子里撒尿。事情傳出去後，齊桓公也覺得臉上無光，三天沒有上朝。管仲認為這不是什麼大事，不是治理國家中的恥辱。他對齊桓公說：「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意思說你把政事處理好，就可以雪掉這一恥辱。
管仲不羞小節，並不是不講道德，也不是不重視道德。就管仲本人而言，也不是完全不顧小節，在有的時候，或是在有些事情上，他還是非常注意道德、禮儀的。《春秋·左傳正義卷十三》記載有這樣一件事：齊桓公三十八年公元(公元前六四八年)，齊桓公派管仲到周王室調解戎族與周王室的矛盾。周天子以對待上卿的禮節來接待管仲，管仲堅決辭讓。他對周天子說：「齊國的上卿是天子任命的，是齊太公之後、高子與國子二臣。我不是上卿，只是一個地位很低的管事的人，擔當不起這樣的禮遇。」最後，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此一事表明，管仲並不是一概不注重小節，在事情關係到與天子的關係時，關係到他的「尊王攘夷」的大政方針時，他特別注意這些禮節。管仲不僅自己這樣做，而且要求齊桓公也這樣做，所以在葵丘之盟會上，他非要讓齊桓公向胙肉下拜不可。
從上述種種情況來看，管仲不把講道德當作一種最終的目的，不是為講道德而講道德。在他看來，講道德是為功利服務的。在這一觀念上，管仲有不及儒家之處。固然，像鮑叔牙那樣，事事、處處把道德擺在第一位，看見別人有一點缺點就記人家一輩子，是不必要的，但是道德本身也是有價值的，是人的價值之一，不能把道德完全當做一個達到功利的工具。把道德完全當做一種工具，道德就不存在了。
管仲不羞於小節，不為公子糾殉死，這件事本身包含著管仲自己的一種道德觀念：國君不等於國家，忠於國家不等於非要忠於國君不可。國家的利益高於國君一人的利益，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因而，只能為國家利益而死，而不能為國君一人去死。其實，管仲的這一觀點，在當初與召忽、鮑叔牙相約定齊國時，就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後來所發生的事，只是履行了自己當初的諾言而已。此一過程在上面已有敘述，不再贅言。
按照荀子的評價，管仲是一位功臣，他為齊國幹了一番事業。荀子把為臣的分為四等：「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荀子·臣道》）什麼樣的臣子為「大忠」呢?他說用高尚的道德感化國君，使國君也變成有德之人，這就叫做大忠；能夠與國君同心協力、率領群臣為國家奮鬥，並且能夠不斷勉勵國君、匡正國君，使國君不能不聽從自己的意見，以達到君尊國安的結果的，叫做次忠；用正確的道理向國君提意見，可是由於方法不當，激怒了國君，這是下忠；那些不關心國君的榮辱，不關心國家的安危，苟且偷安、只顧自己拿俸祿拉關係的，是國賊。荀子認為：「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同上）就是說，管仲對於齊桓公是能夠很好配合，同心同德地率領群臣為國家的強大而奮鬥的。但是他對於桓公並不是言聽計從，百依百順。他從國家的利益出發，對齊桓公提出的不正確的意見進行匡正，而且在齊桓公意志鬆懈的時候，又能不斷勉勵他。管仲的這些「強臣矯君」的做法，雖然使齊桓公感到不安、不快，但是又不能不聽。而以臣矯君，對個人來說是有危險的，弄得不好，就會被扣上個欺君的罪名，甚至丟了腦袋，禍及家族。然而，管仲一心為國家的強盛，毫不顧慮個人的安危。可以說，管仲是一位愛國主義者。
在《管子》、《呂氏春秋》和《說苑》中都記載有管仲勸戒、勉勵齊桓公的一些故事。有次，齊桓公要請管仲喝酒，為此他令人專門挖了一眼新井，而且自己齋戒了十天。齊桓公對於管仲的尊敬之心，也是很真誠的了。到了這一天，齊桓公派人把管仲請來，親自為管仲執爵，並讓他的夫人向管仲敬酒。管仲喝了三杯，二話沒說，轉身就走。齊桓公盛怒，對其他大臣說：「我為宴請他，齋戒了十天，我是非常真誠地對待這件事的。可是仲父不辭而走，這是為什麼?」鮑叔牙與隰朋兩個人趕忙追了出去，攔住管仲說：「主公發怒了，你還是回來吧。」於是，管仲又轉回來，站在院子的屏風前面。齊桓公並不與管仲搭話。管仲進入中庭，齊桓公還是不講話。管仲再往前走，來到堂前。這時，齊桓公才大聲說：「我齋戒了十天，請你來喝酒，自認為沒有得罪你，可是你不辭而走，不知是為了什麼?」管仲回答說：「我聽說過這樣的話，即沉溺於酒肉之樂的人，離災難也就不遠了；貪心於美味的人，也就不經心於德行；怠慢於朝廷的人，就不會抓緊時間干國家的大事。有害於國家的事，必然會有害於社稷。我就是依據這個道理，才敢於不辭而走的。」
管仲這番話的意思，齊桓公自然明白。管仲敢於當著群臣的面，給齊桓公難堪，敢於當面批評齊桓公，完全是從國家的利益出發的，是為了「強臣矯君」，匡正齊桓公的過失，勉勵齊桓公勤政。所以，管仲話音未落，齊桓公就趕忙對管仲說：「我自己是不敢偷懶苟且度日的，但是仲父您年紀已經大了，我也過了壯年了，我是想設宴來慰勞您。」管仲說：「我聽說壯年人不應懈怠，老年人不應苟安。順天道辦事，最後就一定能有好結果。夏桀、商紂與周幽王之所以亡天下都不是一個早晨突然丟掉天下的，您為何不奮勉呢?」說完，管仲掉頭就走。齊桓公不再發怒，而是行禮送走了管仲。
上述這個故事見於《管子·中匡》，《呂氏春秋·恃君》亦有記載。其具體情節不同，但意思是相同的。《呂氏春秋》對此事作了如下的評論：「今主欲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為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意思是說，管仲向齊桓公申述了他的志向，宣傳了他的道理，對於君主也不改變他的這一看法，管仲就是這樣來對待他的君主的，這也是齊桓公賴以稱霸的根據。
管仲當初不為公子糾殉死，並不是怕死，而是他認為公子糾並不等於國家。自己還沒有為國家效力，所以不能死。現在他管仲是為了國家而活著的，所以要是想為國家干一番事業，就不能遷就齊桓公。管仲這種忠於國家而不是忠於一人的道德觀念，是我們民族的愛國志士的表率。管仲是倡導愛國主義的先驅。
二
孔子很少以「仁」許人，而稱管仲則言：「如其仁，如其仁！」他還贊曰：「管仲相恆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參見《論語·憲問》），孔子之於管仲可謂心儀嚮往矣！
管仲對齊桓公說：「君若想成為霸主成大事，必從其本事做起。」齊桓公很恭敬地拱手相問：「請問什麼是本?」管仲說：「齊國百姓，是君之本。」這是《管子·霸形》上講的故事。管仲不僅是這樣說的，他還建立了以民本為題旨的思想體系，比之孟子的「民貴君輕」、《禮記》的「天下為公」、荀子的「節用愛民」，明確得多，全面得多，實際得多。他在齊國為相四十年，惠澤百姓，「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齊桓公成為春秋第一個霸主。《管子》一書不像先秦其他著作大談其權謀，而側重於談民生，其理念影響後代許多政治家，而民間也廣為稱頌。後來的許多政論文，包括文學作品，像《三國演義》等，都有引申。
《管子》的民本思想，以其《牧民》篇中確立的「予之為取」的政治原則為綱領，以人性唯利論為依據，以愛民、利民、富民、惠民思想及其措施為基本內容。所謂「予之為取」，就是執政者儘可能滿足人民的各種願望和要求，多給人民以實惠。概括地說，就是從民「四欲」、去民「四惡」，即「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管子·牧民》）。以此來換取民心歸順，政通人和，政權鞏固，這就是「取」。他在《管子·侈靡》篇指出：「百姓無寶，以利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人性既是唯利的，執政者只要善於引導，就能驅民儘力。據《管子·小匡》載，齊桓公即位之初拜鮑叔牙為相，鮑叔牙謙虛地辭謝而推薦管仲，說自己有五處不如管仲：一是對人民實行寬惠政策；二是治理國家重視根本；三是以忠信得到人民支持；四是制訂禮義為天下準則；五是親自臨陣，激勵人民勇於作戰。管仲為相不久，齊桓公問他：「改革政治從哪裡著手？」管仲說：「始於愛民。」齊桓公聽從了，結果「使稅者百一鍾，孤幼不刑，澤染時縱，關譏而不證、市書而不賦……行之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管子·霸形》)。管仲認為，治國興邦，僅有愛民之心是不夠的，必須把它同利民結合起來。「凡眾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眾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眾親而不至」(《管子·刑法解》)。應興德政，辦實事，為人民做好六件事情，「闢田疇，利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埽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鬱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薄征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賑罷露，資乏絕，此謂賑其窮」(《管子·五輔》)。《管子》中還有大量的富民論述，比如：「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管子·治國》)在《管子·入國》篇中，他論述了對老、幼、病、獨「行九惠之教」。在《管子·乘馬數》篇中，他提出以工代賑的辦法幫助農民克服災荒造成的困難。
《管子》還從民本關係出發，提出了處理社會關係的思想。
其一，處理好君臣民三者的關係。國家治亂的根源主要在上面，因而在執政者與人民之間，執政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謂「亂自上始」。他在《管子·權修》篇指出：「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有次，齊桓公對管仲說：「我國財政收入少，而朝臣衣服車馬都太奢侈，我想下令禁止這種風氣，可以嗎?」管仲說：「我聽說有句古話：『君嘗之，民食之；君好之，臣服之。』現在主公穿的是紫衣狐裘，吃的是桂漿，朝臣自然奢侈成風了。主公要下禁令，不如先從自己做起。」齊桓公接受了他的意見，換上樸素的衣冠上朝，一年後齊國的奢侈風氣為之一變。按照當時的生產水平測算，農民平均每人有三十畝土地和五十石以上糧食的收入，才能做到「國有餘藏，民有餘食」，所以管仲提出應該以這個數「計口授田」。其中蘊含著科學統計思想。
其二，協調好士農工商「四民」的關係。《管子》認為，老百姓太窮太富都不好。太富則對爵祿不會動心，太窮則不畏刑罰，兩極分化會導致國家法令不行。管仲是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四民士農工商分業定居和肯定其地位作用的政治家。他說：「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管子·小匡》）「石」指建築物的基礎，士農工商都是國家的基礎。為了保持「四民」相對平等的經濟地位，《管子》又提出對他們不能一視同仁，政策上必須有所傾斜，「富而能奪，貧而能予」(《管子·國蓄》)。對農民採取扶持政策，能工巧匠「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管子·治國》)。農民是社會的多數，農業又是經濟的基礎，所以「興利者，利農事也」(《管子·治國》)。手工業則宜實行官營和私營兩套體制，對不同行業採取不同的、靈活的管理辦法。能工巧匠不能生產奢侈品，必須滿足全社會的需要。他在《管子·輕重甲》篇對商人的界定則是：「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非君所賴也，君之所與。」富商巨賈如果任其自流，其後果是「貧者失其財」、「農業失其五穀」，商人最終操縱國家的經濟命脈，甚至干預政治，造成「一國而二君二王」。所以在發展商業的同時，必須打擊富商巨賈。鹽鐵、糧食、布帛等重要物資均由國家壟斷經營。
管仲的愛民思想為歷代統治者叫好，但是真正能繼承的人很少，真正能採納的君主更為數不多。
三
無論是孔子，還是司馬遷，他們概括管仲使齊國雄霸天下的過程只用了一個「謀」字。他是這樣說的：「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史記·管晏列傳》）司馬遷只用一個「謀」字來概括管仲的作用，並非吝嗇，而是非常準確地點出了管仲的特點，這就是管仲長於謀略。
作為一位輔佐君主稱霸諸侯的賢相和謀臣，管仲具有觀察君主意欲態度的能力。《呂氏春秋·審應覽·精諭篇》記載一則管仲觀察齊恆公言行神態而知其心意的故事：
齊恆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強，有伐國之志。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朝揖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
生活侍應在君主身邊的人，也許善於觀顏察色是必備的本領。君主的喜怒哀樂好惡，當然是夫人應當留心的問題，然而內宮的姬妃窺測君主的意欲是為了固寵和爭寵。衛姬固然是為了維護宗國的利益，但是也不排除固寵避禍的目的。試想，一旦齊衛交兵，衛姬坐視宗國被伐則不忍，爭之則可能失寵。管仲與衛姬不同，他是為了國家大事而觀察齊恆公的言行、揣度齊恆公心理。管仲之所以這樣，不是為了順從討好，而是為了有的放矢地勸諫，同時也有利於君臣在國家大事處理上默契與協調一致。也正因為齊恆公和管仲相知相識，這對搭檔方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能從齊恆公上朝的態度、說話的語調和臉色的變化中推測君主處理政務策略的轉變。因此，賢相明君常常在國家事務上不謀而合，莫逆於心。即使偶爾有不同的看法，也能通過協商達成一致，君對臣言聽計從，臣對君竭忠盡智。
作為一位外交家，管仲又具有十分豐富的外交經驗，甚至他能從往來使節的行為中探測到他國的國情，從而決策外交事務。請看《管子·小問》記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子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臣使官無滿其禮三，強其使者，爭之以死。莒君，小人也。君勿救！」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莒遭楚難而求救於齊，管仲欲知莒君為政為人的情況，乃試探其使臣，言談中「三辱其君」，而使者毫無反應，並不維護其國君的尊嚴；又從接待者的禮儀上加以試探，減損其應有的禮數與應得的禮遇，強迫其接受，使者對這種無禮的彬彬君子。那麼，這位彬彬君子為什麼對於「三辱其君」的無禮行為「顏色不變」呢？這恐怕只有孟子論告齊宣王曰：「君子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上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由此看來，莒君待使者必「如犬馬」，所以倒霉視莒君「如國人」。別國賢想羞辱一普通國人，自己又何必變其顏色而爭呢？至於接待自己的儀禮，因自己是守禮君子，則當然應依禮而行，禮數不足與禮遇不到位則爭之，強已所難則以死捍衛。外交經驗豐富的管仲與此得出結論，並相應地對莒君求救事件做出決策：「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內政是外交的基礎，內政不修則難以取得外交上的成功，齊人不救而莒亡國滅宗，為政者可不慎歟！
謀人之國常常通過攻伐戰爭，這是春秋以至戰國時代的慣聞習見。而管仲不僅是軍事家，還是經濟學家，因此他謀人之國則不只局限于軍事手段，有時還運用經濟手段達到服人之國、奪人之民的目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谷也，蜂螫也，齒之有唇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 絏繑而踵相連，車轂齺騎,連伍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宣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應聲之正，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谷，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齊糶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管子·輕重戊》）
齊桓公欲鄙魯、梁，使兩國屈服於齊，管仲獻「服綈之策」。魯、梁之民善織綈布，管仲因使桓公率民穿綈布製做的衣服，並下令禁止齊人織綈，製做綈服之布料都要從魚、梁二國進口，鼓勵商賈販運綈布到天國，以此刺激兩國放棄農業生產，大量生產綈布供應齊國龐大的消費市場，從中取利，幾乎到了舉國皆為綈的地步。據《管子·輕重篇》載：魯、梁兩國城鄉之民，制蠶絲，紡棉紗，加工原材料，忙得不亦樂乎。再年南來北往的道路之上，背負織絲者比肩接踵，運載原料者車轂相擊、馱隊絡繹，塵土飛揚，「十步不相見」，一派繁盛的景況。然而，魯、梁兩國在這繁盛景況的背後，卻隱伏著深刻的危機。儘管兩國生產綈布從齊撈利不少，但這種舉國為綈的情形無疑已使兩國變成了齊國的原材料產地。單一的經濟品種，完全依賴出口的寄生經濟，尤其是捨本逐末放棄糧食生產的錯誤決策，在農業為本的領主制社會裡，又怎樣不能潛藏著巨大的災難呢？果然，精於經濟謀略的管仲因使齊桓公帶頭衣帛，「率民去綈」，並下令閉關，對兩國實行經濟封鎖與經濟制裁，斷絕了魯、梁兩國的惟一經濟來源，致使兩國之民「餓餒相及」，寄生經濟因失去依託的根本而枯萎崩潰；魯、梁兩國的穀物售價上漲了數十百倍，而齊國國內的售價僅十錢。兩國之民為了活命，紛紛逃離本國，歸齊之民竟達到了其原有居民的十分之六！迫於經濟崩潰和嚴重惡化的形勢，「魯、梁之君請服」。管仲以經濟手段謀人之國的策略取得了巨大成功，具有獨創和開闢性。
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中評論管仲曰：「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充分顯示了管仲的外交才能。太史公舉例說：「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青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菩修召公之政。於柯之公，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下面我們分別來看太史公所舉例中的兩則材料，其一曰：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蔡因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規之。「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天子誅之名，而有報仇之實。」（《韓非子·外儲說在上》）
齊桓公與夫人遊玩戲笑，樂極生悲，翻臉不認人，因一時惱怒而棄逐夫人，其本意實欲懲罰一下這位被嬌慣壞了的蔡夫人，讓她知道一些規矩，並無意於出妻休婦、與這位容貌姣好的寵夫人絕情。誰知道蔡人不解桓公雖惱卻戀的複雜感情，冒然參與到夫妻鬥氣的行列之中，插手於恆公的「家務事」，並改嫁了蔡夫人，因而招致了一場災禍。有關這次事件的記載《左傳》作者敘述得更加簡練傳神：「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盪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之。蔡人嫁之。」（《左傳·僖公三年》）齊桓公聞之大怒，欲興兵伐蔡，以雪蔡人嫁已妻之恥。管仲進諫，自認為受到了侮辱的齊桓公不聽，堅決要伐蔡雪恥。果真如此，則桓公僅因「寢席之戲」、翻臉反目 而伐人之國，必為天下諸侯恥笑，還有可能因天下諸侯不服而失去霸主的威望與地位。以家務小事而影響示範動作業大局，很不值得。但人是有感情的，被惱怒羞恥之情牢牢控制的齊桓公，一時半會兒是轉不過這個彎來的。因此，管仲採用權變靈活的處理辦法，獻伐楚滅蔡之策。這樣既滿足了桓公雪恥復仇的私願，又履行了為天子討伐不貢苞茅之荊楚的公職，同時還可揚齊國示範動作主之威，有誅討不義之名。對此，左丘明敘述道：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之，以來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征。」（《左傳·僖公四年》）
管仲理直氣壯，慷慨陳辭，義正而討，不容楚人不服：「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楚人無言為對，認罪服義。管仲之策，一舉數得，可謂善於謀事、巧於權變。
齊桓公因戲玩遂致伐蔡，本是敗壞霸主功業之舉，管仲因而伐楚討苞茅不貢之罪，揚威、行義、成名、尊王地諸侯，反而進一步鞏固了霸業。
如果說管仲處理蔡夫人事件是「轉敗而為功」的話，那麼處置曹沫劫桓公之事則為典型的「因禍而為福」。《史記·刺客列傳》詳細地記載了曹沫劫桓公的經過：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庄公。庄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庄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恆公與庄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今如故。恆公怒，欲背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
齊三戰三捷，而齊恆公卻被曹沫劫持要挾於盟壇之上，不得已而「許盡歸魯之侵地」，這無論如何不能不說是齊國的恥辱與禍事。因而，齊恆公怒面欲背約，也是合情合理之事。本來，劫盟劫約就是不義強暴之舉，背棄脅迫之盟約又有何不可？但政治家管仲看問題的眼界顯然更加高遠。他從齊國成就霸業的大局著眼，認為背約貪利是「棄信於諸侯」，不管是什麼樣的情形下許諾的盟約，都應該踐履以取信，寧背人為不義，而自己則和守義自持。只有如此，才能成就大業宏勛，才能威信行於天下。否則，將失去天下諸侯的擁戴與支持，自然也就難成霸業。
齊桓公聽從了管仲具有政治遠見的建議，全部歸還魯國亡失的土地，贏得了諸侯的擁護與信任。「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恆公]七年，諸侯會恆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史記·齊太公世家》）管仲勸桓公忍小而謀大，著眼於成主霸業的謀略獲得了成功。
管仲是中國歷史上較早的謀臣兼外交家，他雖然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策士謀臣，但他的行為實踐已具的了某些策謀之士的特徵。
四
世界上沒有比真正地了解一個人的本性更困難的事情了。人的善惡程度不同，本性與外表也是不統一的。有的人外貌溫良卻行為奸詐，有的人情態恭廉卻心懷欺騙，有的人看上去很勇敢而實際上卻很怯懦，有的人似乎已竭盡全力但實際上卻另有圖謀。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可見認識人的「本性」是多麼不易。然而管仲不僅做到了知人本性，識人本質，還做到了用人之長、容人之短、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管仲的智慧的又一重要表現是知人善任。他對每個人的才能、品德，對每個人的特點都了解得很清楚。還在齊襄公在世時，他與召忽、鮑叔牙三人商量鮑叔牙是否應當輔佐公子小白時，他就指出，「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所謂「無小智」，即沒有小聰明；所謂「惕而有大慮」，是說他性急但有遠慮。管仲的這一看法是準確的。齊桓公即位後，在爭奪霸主的過程中，確實是十分急躁，只是在用兵連連失利、後來差一點被曹劌和魯庄公把他殺了的情況下，才開始接受管仲的意見，把精力轉移到修內政、富國安民方面來．因為管仲知道齊桓公的性格，所以在齊桓公急於對外用兵的時候，他只是潑一點冷水，並沒有硬性阻攔。為此，鮑叔牙非常著急，便問管仲：「到底怎麼辦?」管仲對鮑叔牙說：「你還不知道嗎?我們的國君是個急脾氣，他的主意往往會改變，我們要等一等，等他自己覺悟過來。」
管仲曾在《管仲·立政》中詳細論述了關於用人方面的三個根本問題，那就是君主在任用官吏是必須特別注意：一是被任用者的德行與其爵位是否相稱；二是被任用者的功勞與其賞祿是否相稱；三是被任用者的才能與其官職是否相稱。也就是說，君主必須根據臣下的德行、功勞和才能這三方面的實際表現來授予相應的爵位、賞祿和官職。管仲把這三項原則稱為「三本」，認為能否把握這三項原則，是一個國家能否治理得好的關鍵。這三項原則做得不好，則賢臣不能任用，法令不能貫徹，國家就會陷入混亂之中；這三項做好了，就可以達到政務清凈、刑罰減省、無為而治的境地了。從現代管理學的角度看，管仲這三項用人原則實際上就是根據實績來任用幹部的人才管理思想。美國管理學家德魯克說：「只有經得起績效考驗的人，才是可以提升的。這應該是一條用人的鐵則。」（《有效管理者》）日本管理學家占部都蓋也曾指出：「如果把實際工作的貢獻大小作為選拔幹部的標準，並且當成一項制度固定下來，那麼職工們相互嫉妒的心理便會消失，代之以光明磊落地進行合理競爭的精神狀態。」（《怎樣當企業領導》）管仲的「三本」思想所表達的正是這樣一種用人原則，其現代意義於此可見。
扯遠了，我們還是回眸管仲的用人之道吧。在管仲擔任宰相之後不久，齊桓公找管仲議論任用官員的事。管仲根據每個人的特點，安排了恰當的職位。他說：「隰朋對於朝廷中各種交往的禮儀非常熟悉，說話在分寸、語氣上非常適度，所以應當讓隰朋擔任大行這個官職，掌管齊國與天子、諸侯之間的交往禮儀活動。寧戚對於開發荒地、增產糧食與人口、使土地充分發揮作用等問題很有辦法，應當讓寧戚任大司田的官職，掌管農業生產的各種事宜。王子城父善於帶兵打仗，在戰場上他指揮的戰車不亂，土兵不會後退，他能使三軍視死如歸，應當讓王子城父任大司馬的官職，來掌管軍隊與軍事。賓須無判案很公正，不會亂殺無辜，不會誣陷好人，應當讓他任大司理的職務，掌管案件的審理、刑獄的事務。東郭牙敢於犯顏進諫，不怕死，不貪圖富貴，忠誠於君主，應當讓他任大諫的職務。管仲在選派駐外國的使節時，總是根據所派往國家的特點，來挑選派出的使節。他對齊桓公說，公子舉見多識廣，懂得禮，非常好學謙虛，就派他到魯國去吧。因為魯國人好禮、文化發達，派舉去魯國，一定能與魯國搞好關係。曹孫宿謙虛恭敬而善於辭令，有小聰明，合乎荊楚的風格，就派曹孫宿去楚國。」管仲對這些人的任用，既充分發揮每個人的長處，又能適合事情本身的要求，可謂知人善任。
宋代蘇洵在《管仲論》中批評管仲只批評人，而未推薦賢人自代。但《呂氏春秋》有記載管仲「病榻論相」的記載。雖僅寥寥數百餘字的篇幅，卻使「天下第一相」的風采躍然紙上，成了畫龍點睛之筆，讀來意蘊邃遠，思之博大精深。歷代文人墨客把它視作振聾發聵的宏篇巨著，後世志士仁人將此奉若為官執政的智慧錦囊。請讀《呂氏春秋》（卷一）——
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背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史記·齊公世家》）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為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己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丑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隰朋可也。」
齊桓公問病入膏肓的管仲：你死之後誰可繼任相國？對於如此敏感的人事問題，管仲以「知臣莫如君」這樣模稜兩可的話作答，看似尊重齊桓公的意見，實則試探齊桓公的想法，應對可謂巧妙。縱觀管仲為相史，在人事安排問題上，齊桓公基本上是按照管仲的意志落實的。雖說是「知臣莫如君」，實際上管仲比齊桓公清醒得多。但在君權至高無上的時代，能在不損君王權威的前提下，落實自己的人事方案，特別是既能阻止君主推薦的佞臣得權又能使君主心服，這一常人無法解決的難題，管仲卻能處理得得心應手。由此可見，管仲對齊桓公、易牙、豎刁、開方、鮑叔牙、隰朋等人的本性洞悉分明，對每個人的優缺點、長處和短處了如指掌。齊桓公雖有「天下之大節」卻喜歡對自己曲意奉承的奸佞小人；易牙、豎刁、開方的行為不符合人情，似乎已竭盡全力效忠君上實際上卻另有圖謀；鮑叔牙高尚無私卻嫉惡如仇；隰朋嚴於己而寬於人等等。
識人是用人的前提，只有做到「知人」，在使用時才能揚長避短，做到「善任」。管仲的過人之處是知人至深，因而他在近四十年的為相生涯中沒有留下用人失誤的遺憾（被譽為智慧化身的諸葛亮也有錯用馬謖痛失街亭的敗筆），卻在生前死後都留下了他「知人」「善任」的佐證：管仲推薦隰朋為大行官、寧戚為大司田、王子城父為大司馬、賓胥無為大司理、東郭牙為大諫官，他從五人的所長出發，量才善用，各司其職，從而為霸業的成功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齊桓公採納管仲的建議，派遣開方出使衛國、季友出使魯國、蒙孫出使楚國，五年以後，各諸侯國都親附於齊；齊桓公沒有採納管仲不用易牙、豎刁、開方三人的忠告，落了個屍體在床達六十七天無人收斂，以至屍蟲爬到了門外的可悲下場；隰朋死後，齊桓公又立鮑叔牙為相，鮑叔牙堅持不與易牙等三人為伍，齊桓公重新召回易牙等三人並委以重任時，鮑叔牙憂憤而死！
值得一提的是，這裡管仲把是否符合人性和人情作為「知人」的試金石，並非僅是管仲識人的一種方法，而是他施政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管子》中指出：「趨利避害」是「貴賤所同有」的人的自然本性，只能順從，不能違背。難怪時至今日，很多世界著名大企業仍把「是否符合人性和人情」作為取人的首選標準。
檢閱歷史文獻，我們發現管仲具有藏污納垢的能力。良相能做到無私為公、忠君為民、勤政有謀，但不具備藏污納垢的能力，鮑叔牙便是良相的典型。但是，管仲與易牙、豎刁、開方這樣的險惡小人同朝為官近四十年而相安無事，而鮑叔牙為相卻不能與之相容。藏污納垢的能力實質上是一種宏觀上駕馭全局的能力，是建立在知人至深和對時勢瞭然於胸的基礎之上的。在處理、協調人事與時局關係時，是不允許出錯的。猶如現代化大企業對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毒害物質的控制系統，不允許有半點泄漏，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由於管仲囊括了易牙、豎刁、開方的全部智慧，窮盡了他們的渾身解數，才能做到「你一撅尾巴我就知道你往哪裡飛」，才能把他們把玩於股掌之中，及時把禍患擺平在初露端倪階段。同時，管仲還充分發揮他們的長處：叫能品嘗出淄水和濟水的易牙當御廚，叫極善阿諛奉承、服侍人無微不至的豎刁干內務府總管，叫衛國公子開方為衛國使臣，而且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都還有較出色的表現。
在易牙、豎刁、開方的眼中，管仲是他們面前不可征服的巍峨高山。即使征服了君主，也無法撼動相國！結果齊國隨著管仲之死失去了防範禍水的「堤堰」，才發生了「三奸專權」、「五公子各樹黨爭立」的禍亂局面。
後世歷代為相者，具有藏污納垢的能力且能確保「污垢」只能有利於社稷而絲毫無損社稷者寥寥無幾。諸葛亮駕馭有「腦後反骨」的魏延當先鋒屢立戰功，臨終留計平息魏延反叛的控制能力，著實為他的為相政績增色不少。因而後人把「額頭能跑馬，腹內能掌船」作為了良弼賢相的基本素質。時至今日，要求領導者要豁達大度，要堅持五湖四海的原則，要為事業所需而容人等，仍是選拔任用幹部的基本要求。鑒於此，僅憑管仲高超的「藏污納垢」能力，榮膺「天下第一相」的稱號當之無愧！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站在管仲墓前，我們不由得想起了「至聖」孔子和「亞聖」孟子。孔子身後有孔廟、孔府和孔林，孟子身後有孟廟、孟府和孟林，幾乎每天都有許多人去拜謁。而管子只有一抔「三尺牛山土」，很少有人「到此一游」。在齊魯大地上，還沒有誰建立過比管子更恢宏的事業。現代人把齊魯並稱，甚至於簡稱魯，顯然是忽視或輕視齊文化。其實，齊魯在春秋戰國時期是兩個國家，由於建國者不同，加之其它種種原因，齊文化和魯文化也有很大的不同。魯文化側重於講道德、講禮儀、講政治、講主義，一句話，就是以「重義輕利」為特徵。與魯文化相比較，齊文化則更側重於經濟，側重於商業，側重於實惠。也許由於歷代統治者無不「講政治」，孔孟學說被推崇得登峰造極，而齊文化直到改革開放的年代方才得到發掘和發揚。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感覺管子非常寂寞……
【後記】
二零零四年國慶節那天傍晚，張慶秋先生非常興奮地打電話來說：「淄博市人民政府根據淄博人民的願望，以及海內外知名人士的提議，以管仲墓為依託、以《管子》思想為基礎、以管仲的生平為脈絡設計建設了管仲紀念館暨中國宰相館。去年五月五日開工，今年九月十六日開館。據我了解，整個紀念館佔地面積二十萬平方米，總投資近三千萬元，主要由中國宰相館、管仲及《管子》思想陳列廳、管仲祠等組成。整個建築氣勢宏大，被譽為北方的布達拉宮。高達七點五米的管仲雕像矗立在紀念館前，與整個紀念館渾然天成。前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我想，管仲今後不會再寂寞了。」
聽到這個消息，我也興奮，真誠地希望管子今後不再寂寞！
李 白 的 月 亮
夜來了，月亮還沒露面。我悵然若失，臨窗伏案拜讀李白，追尋明媚的月光……
詩仙李白(生於公元七零一年，卒於公元七六二年)，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響亮的名字之一，他超過了許多富有江山的帝王，超過了許多功績彪炳的將相，達到了婦孺皆知的地步，達到了名揚四海的地步。詩聖杜甫曾經有詩讚孔明云：「諸葛大名垂宇宙。」(《詠懷古迹五首》)藉此，我克隆一句——李白如月垂宇宙。
檢閱李白的詩歌，我發覺他對月亮似乎情有獨鍾，不僅生和月亮有緣，死也和月亮有關。生時，其母夢見長庚星(又稱太白金星)入懷而生下李白；死時，又傳說他去捉月亮。李白的詩歌，可謂包羅萬象，內容很廣，然而就連他寫妻子兒女以及他所陶醉的名山大川的詩，也不過幾十首，這些詩和李白寫月亮簡直不可比擬。他以無限的深情，嚮往著月亮、謳歌著月亮，特別是在晚年，這種愛更進一步地深化。一生之中懷才不遇，「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 (《路難行》)。遭白眼、受委屈，人世間竟是如此不愉快，那麼什麼地方最純潔高尚呢？月亮，只有月亮了，似乎只有月亮，才能使他得到解脫，以後人們傳說他去捉月亮決非偶然，不正是他追求理想去了嗎？
李白生於唐武后長安元年（公元七零一年），主要活動於玄肅兩朝。玄宗前期，即開元年間，由於開國百年統治者比較重視發展經濟，安定社會，因而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史稱「開元盛世」。但是「開元盛世」的背景後面仍然滋生著種種矛盾，所以到了玄宗後期，即天寶年間，社會的腐朽與日俱增，社會經濟受到了嚴重破壞，唐王朝的黃金時代轉瞬即去。李白正處於這樣一個盛衰更替的歷史時期。他「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風流倜儻，豪放不羈，愛好劍術，崇尚遊俠，二十五歲前便飽覽了家鄉蜀中的名山大川，二十六歲「仗劍去國，辭親遠遊」(《上安州裴長史書》)時，寫了一首有名的《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這首小詩雖然只有二十八字，卻為峨眉山月留下一幅極為珍貴的藝術寫照：掛在峨眉山上的半輪明月，倒影在平羌江中。夜深人靜之際，李白啟程遠行，送行的即已歸去，孤寂之感油然而生，眷戀之情不能自己。他在這首小詩中連用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峽、渝州五個地名，但是不露痕迹，不厭其重，反而顯得天然渾成，隨分自佳，含情縹緲，因而「古今目為絕唱」（王世懋《共圃擷余》）
李白是一個非常自負的人，常以管子、晏子、孔明、謝安等古代政治家自況，因而始終不願通過科舉入仕，但是一生都在渴望「由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巚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李白出蜀漫遊了十六年。在這期間，他為創造條件，實現宏大抱負，輾轉各地，用各種方式同各種人交往，他曾為經濟所困厄，曾遭到一些地方官吏迫害，曾受到腐儒的訕笑，有時他也感到苦悶和彷徨，但所有這一切都沒有挫傷他的政治熱情。天寶元年(公元七四二年) ，唐玄宗為炫耀他的「開元盛世」，詔令薦舉文辭秀逸之士。其時，李白正和道士吳筠隱居於浙江的曹娥江上游的剡中。吳筠首先受到玄宗的徵召，由於他的直接推薦，更由於賀知章的間接支持，加之李白早已名動京師，因而唐玄宗也派人召李白入京。但是，當時的唐玄宗已由勵精圖治的英明君主，變成了驕奢淫逸的享樂天子。唐玄宗賞識李白的絕世才華，召其進京，只是想利用李白的詩章，歌頌昇平，增加宮廷生活的樂趣。當他受唐玄宗之詔前往長安前，曾洋洋自得地說：「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
到了長安，著名詩人賀知章一見李白就說：「此天上謫仙人也。」（《舊唐書·李白傳》）躊躇滿志的李白，誤以為前程燦爛的政治生涯拉開了帷幕，從此可以大展身手，實現他的抱負。然而，現實與他的理想相差甚遠，他只是供奉翰林，隔三差五為唐玄宗獻上華美詞章。君主高興時，親自為他調羹，以示寵愛。寵愛不是敬重，李白不過是唐玄宗的高級玩物。看出自己在君主眼中真正的地位後，李白很是痛苦了一陣子。然而，他沒把這痛苦放在臉上，而是化入了酒中。雖「舉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謝樓餞別校書叔雲》），可除了酒，別無其他消愁的法子。他和賀知章、李適之、李琎、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常在一起，把酒喝得爛醉，人稱「酒八仙人」。酒喝得多了，原本很狂的李白，現出了更放蕩的狂態。他是自視甚高之人，從來就看不起那些權貴，此時胸中有氣，索性將權貴當成了他玩弄的對象。他借著醉意，斜卧在殿堂上，吆喝著高力士為他脫靴。高力士為報復，挑撥楊貴妃，說李白奉詔而作的《清平調》中「借向漢家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句將她與趙飛燕相比。由是，楊貴妃使出了她的手段，阻止唐玄宗給李白實職。李白的狂態，不止是得罪了高力士一人，而是得罪了一大批權貴。權貴大都一致討厭李白，聯手把他逼在清客的位置上不得動彈。
李白在京師長安僅被閑置於翰林院，非常不滿現狀，曾寫《古朗月行》，隱而喻之。詩云：
少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
雙疑瑤台境，飛在青雲端。
白兔搗葯成，問言與誰餐?
仙人垂兩足，桂樹何團團?
蟾蜍蝕圓影，大明夜已殘。
羿昔落九烏，天人清且安。
陰精此淪惑，去去不足觀。
憂來其如何，凄愴摧心肝。
小時不識月亮，把它叫作白玉盤，又懷疑是神仙所居的瑤台里的鏡子飛到天上。傳說月亮升起的時候，首先看到月中仙人的兩隻腳，當看到月中桂樹時，才發現月亮有多圓呵！月宮的白兔搗葯是給誰吃的?接下來便染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了。以蟾蜍蝕影，陰精淪惑為喻，對玄宗的荒淫享樂與楊國忠等讒諂蔽明，表示了憂怨和沉痛。
由於李白「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抱著「不屈已，不幹人」的態度去「平交諸侯」，所以屢遭奸佞讒毀，「帝用疏之」(李陽冰《草堂集序》)。為此，李白悶悶不樂，時常對月自訴，借酒銷愁：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
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
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
永結無情游，相期邈雲漢。
(《月下獨酌》其一)
這是詩仙在月下的獨白。明知孤獨，卻不甘寂寞；明知潦倒，卻依然曠達。於是，他請出無情的明月和無形的影子作證。既歌且舞，醒而後醉，聚又復散，寫活了明月，寫活了影子，也寫出了自己。
李白成名在詩，然他的壯志不在文壇，而在政壇。他作詩，竭盡心力作詩，將詩作得登峰造極，卻不想以詩人身份終老此生。他有濃重得化不開的政治情結，有強烈的政治抱負，一生不能釋懷。如同當時所有詩人一樣，僅把詩作為敲門磚，以敲朝廷的政治大門。李白見做不上官，實現不了抱負，再也不願呆在朝廷受那窩囊氣，由是棄了許多文人夢寐以求而不得的翰林待詔之位。
天寶三年(公元七四三年)，李白被玄宗「賜金還山」，離開長安，漫遊四方。他的足跡，踏遍了大江南北、黃河上下。豐富的經歷，寬闊的眼界，使他釀出了更神奇、更瑰麗、更豪邁的詩篇。看似閑雲野鶴的李白，作詩雖取得了四海仰望的成就，然這僅是他在借抒胸臆。他決然沒有出世的念頭，也沒放棄與生俱來的抱負，一直在尋找機會。
安史之亂爆發後，唐玄宗在西奔巴蜀的途中，任命他的第十六子永王李璘為江淮兵馬都督、揚州節度使。此時唐肅宗已在靈武即位，要求李璘率所部向他靠攏，共同抗叛。然李璘卻為自己設計了一張藍圖：克廣陵(今江蘇揚州)，取金陵(今江蘇南京)，割據半壁江山。李白不知李璘的真實意圖，在宣州(今安徽宣城)毛遂自薦，成了李璘的幕僚。他想抓住這個風雲動蕩的機會，靠著李璘而建功立業。然而，他這一寶押錯了，李璘並非具有領袖素質的皇子，不出兩個月，就遭到兵敗被殺的下場。李璘敗後，其性質被定為唐廷的叛逆，作為幕僚的李白，被唐肅宗判了死刑。幸得郭子儀的解救，李白才改流夜郎(今貴州桐梓縣) ，中途遇赦，歸至江夏(今湖北武昌)，恰逢峨眉山下來的蜀僧去長安，李白追憶峨眉山月，感慨萬分，寫下了《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我在巴東三峽時，西看明月憶峨眉。
月出峨眉照滄海，與人萬里長相隨。
黃鶴樓前月華白，此中忽見峨眉客。
峨眉山月還送君，風吹西到長安陌。
長安大道橫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
黃金獅子乘高座，白玉麈尾談重玄。
我似浮雲殢吳越，君逢聖主游丹闕。
一振高名滿帝都，歸時還弄峨眉月。
可以說，李白對峨眉月始終未能忘懷，就是萬里遠遊之後，也一直既看且憶，更感覺她相伴而行。而今在黃鶴樓前看見來自故鄉的僧人，他帶來了峨眉月，這明月定將伴送他到長安去。這明月不僅照到江夏，照到長安以及周圍的秦川，而且回到蜀中仍有峨眉月相伴。其實，萬里共明月，本無所謂這裡明月那裡明月之分。但是，這一方面可見李白對故鄉月亮情有獨鍾，另一方面對比自己身似浮雲，滯留吳越，羨慕蜀僧歸時還可見到峨眉月。
儘管李白遇赦，但是已被永遠拒絕於政治之外。人在旅途，李白難免望月思鄉: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靜夜思》)
從床前到天上，從月光到秋霜，距離不可謂不遠，想像的橋樑就在這一瞬間架起來了；從舉頭到低頭，從望月到思鄉，就在一俯仰之間完成了。神思飛越千里之外，天涯足跡，人世的滄桑，一一浮出腦海。有一個聲音在心頭一遍遍呼喚：故鄉，故鄉。
代宗寶應元年(公元七六二年)，已愈花甲的李白流寓當塗，儘管身體和精神狀況均已不如從前了，但仍放情縱飲，曠達豪俠之氣溢於言表：
九日龍山飲，黃花笑逐臣。
醉看風落帽，舞愛月留人。
(《九日龍山飲》)
李白的一生，是浪漫的一生，富於詩意的一生；是流離失意的一生，卻又是曲折離奇的一生。李白一生與月亮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寫月亮，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不同的心境之下，月亮的名稱也不盡相同。他把月亮自如地安排在詩中，並給月亮起了幾十種好聽的恰如其分的名字，這是李白寫月亮的特點之二，比如從形象色彩上寫的：有明月、朗月、皎月、素月、皓月、白月、彎月、半月、薄月、清月等。如和自然景物結合起來寫的：有山月、海月、雲月、風月、花月、沙月、青天月、湖月、星月、水月、松月、天月、冰月、石上月、雲外月等。如為了對歷史的追憶，表明時間的：有漢月、曉月、寒月、古時月等。李白一生漫遊過許多地方，雖然各種景物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最令他念念不忘的還是月亮。在他看來，每個地方風景、人情不同，月亮也隨之不同，所以出現了：天門月、金陵月、秦地月、竹溪月、西樓月、三江月、蘆洲月、五溪月、海上月、洲前月、江月、瑤台月、秦樓月、峨眉月、淪島月、淮月、楚關月、秋浦月、西江月、邊城月、碧山月、後湖月等等。此外，還有像孤月、新月、浮月、好月、高月、歸月、禪月、席月、萬里月……。光是「明月」在李白的詩中，就使用過四十五次之多，在從古至今的詩人中，有誰作品中曾出現了如此之多的月亮，有誰能挖空心思贈與月亮如此絢麗多彩的芳名，不說後無來者，但肯定前無古人。總而言之，李白對月亮始終有著誠摯的嚮往和追求。因為月亮是純潔高雅的象徵，合於詩仙光明磊落的心地，於是，李白望月、思月、呼月、邀月、問月、醉月、賞月、弄月、夢月，甚至「欲上青天攬明月」(《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但是現實生活總是不盡人意，只能「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陪族叔嘩及賈至游洞庭》)。我們由此可見李白對明月之喜愛，也因此悟出詩仙之子「明月奴」之命名緣由。
「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行路難》）「東船西舫悄無言，惟見江心秋月白。」（白居易《琵琶行》）於是，李白乘上一葉輕舟，把酒問月，浪遊採石江中，「縱一葦之所知，凌萬頃之茫然」（蘇軾《前赤壁賦》）……
夜，已深了；
人，已醉了；
歌，已終了；
淚，已盡了；
李白的生命也到最後一刻了。
此時，皓月當空，映在水波不興的江中，好象一輪白玉盤；清風徐來,「永影弄月色」(《金陵江上遇蓬隱者》)，又散作萬點銀光。多麼美麗！多少光明！多麼誘人！「醉後不知天在水，滿船清夢壓星河。」（唐溫如《題龍陽縣青草湖》）李白醉倚在船舷上伸出了雙手，向著一片銀色的光輝撲去……於是，他化成了皎皎的明月，永遠照耀著在中華大地上。
筆記此至，我仰望夜空。月輪已到中天，遍灑著清輝。「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把酒問月》)我感覺著造化的玄妙，心靈追隨著那靜靜燃燒的光明的火球棲止半空，沒有思想，只有一縷無由的感傷……
柳 永 的 秋 天
又是一個秋天。可能是潛流在血脈中那份古意吧，我喜歡「憑闌悄悄目送秋光」(柳永《玉蝴蝶》)，然後閱讀柳永……
在北宋著名詞人中，柳永的官位是最低的一個。但他卻以畢生精力從事填詞，稱得上是北宋第一作詞「專業戶」。眾所同知，詞是宋代重要的文學形式，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但是，詞在北宋的地位遠遠不如詩，是一種尚未被普遍承認為「正統」的文學。就連歐陽修、蘇東坡、晏殊等文學家都不把詞收入代表自己成就和水平的文集，只是為了不至散失才集外單行刊刻。出身官宦儒家的柳永，就其學問和修養來說，寫詩大概不會是件難事，但他把全部才情傾注在詞的創作與革新上。這可能是由於詩庄詞媚，柳永迷戀「偎紅依翠」的生活，情感自然需要宣洩，而詞這種文學形式就像當今流行的通俗歌曲適合吟風弄月，抒情示愛，加上仕途失意，促使柳永對功名富貴以及一切「正統」採取某種輕蔑的狂傲態度。
柳詞當時流傳甚廣，「凡有井水飲水，即能歌柳詞」(葉夢得《避暑錄語》)。仁宗皇帝開始也很喜歡柳詞，每逢宴飲都要侍從再三歌唱。後來，柳永去考進士未中，就作了一首《鶴衝天》，控訴了科舉制度埋沒人才。既然不能中進士，得功名，他索性改變人生取向，認為做個「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於是，「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這不過是柳永牢騷太甚，一時忍耐不了，說說氣話而已。但是，這個「鶴」真是「衝天」—一仁宗皇帝聽了那首《鶴衝天》後十分生氣，從此不再允許宮廷歌唱柳詞。當柳永再次赴考時，考官已準備錄取，但是仁宗皇帝在放榜前特意把他的名字刪去，說道：「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這樣，柳永便又落第了。
中國文人在懷才不遇時往往表現出對世俗功名鄙棄的高姿態。本是為所棄，偏說有意棄世，氣魄雖大，卻難免有些矯情。面對科舉懸示的一個既遠又近的誘惑，柳永根本沒有放棄那個顯然是被放大的了機會，終於在四十七歲那年改真名「三變」為「永」才得進士，勉強進入仕途，但是此後卻長期任地方初等宦職，蹉跎十年，恰逢那年秋天出現壽星(壽星即南極星，又稱老人星)，柳永認為時機正好，便欣然作詞呈上仁宗皇帝：
漸亭皋葉下，隴首雲飛，素秋新霧。華闕中天，鎖蔥蔥佳氣。嫩菊黃深，拒霜紅淺，近寶階香砌。玉宇無塵，金莖有露，碧天如水。
正值昇平，萬機多暇，夜色澄鮮，漏聲迢遞。南極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際宸游，鳳輦何處，度管弦清脆。太夜波翻，披香簾卷，月明風細。
這首詞寫的是：在月明風清的秋夜，皇宮一片靜寂，這時老人星出現了，在這歌舞昇平之際，正是祥瑞徵兆。這首詞充滿對仁宗皇帝的吹捧，洋溢著一派歌功頌德的情調。從藝術的角度來說，這是成功之作。然而，仁宗皇帝剛讀了開頭一個「漸」字，就老大不快了，認為這個字不大吉利。當讀至「此際宸游，鳳輦何處」時，他毛了，因為這是他的忌諱，他曾在一副輓詞中用過這句話，可天真的柳永哪裡知道呢？而當看到「太夜波翻」時，他火了：為什麼要用「波翻」？怎麼不用「波澄」？一氣之下，仁宗皇帝擲之於地，如同秋風掃落葉！
柳永莫名其妙。因為按照北宋規定，柳永當了十年的地方官，該改任京官了。於是，他就跑到宰相晏殊那裡探問究竟。值得一提的是，晏殊曾經親手引薦了范仲淹、韓琦、富弼、孔道輔等一批精英，集一時人才之盛，台閣為之生輝。但是晏殊沒有垂青柳永，卻以輕蔑的口吻垂詢：「你最近寫詞了嗎？」柳永實話實說：「寫詞有什麼不好，你不也常寫詞嗎？」晏殊聽見柳永如此辯駁，也就毫不客氣了：「我雖寫詞，但我沒寫『綵線慵拈伴伊坐』（柳永《定風波》）這樣的艷詞!」柳永見此，只好訕訕而去。
可以想像，既有仁宗皇帝批示在前，即便柳永夾著尾巴重新做人，晏殊也是無能為力。何況，晏殊身為宰相，是屬於士大夫階層的，他認為柳詞艷俗，當然也就譏笑柳永了。
後來，柳永聽說有著布衣之交的杭州知州孫何可能要任宰相，立即趨炎附勢，苦於孫府門禁甚嚴，幾次求見，都被門衛擋在門外。後來得悉孫何常邀歌妓到府上佐歡助興，於是投其所好，寫了一首《望海潮》，去求紅粉知已楚楚：「我很想拜訪知州，可惜沒有門路，如果你參加孫府的宴會，就請你唱這首詞；如果他問這詞是誰寫的，你就說我作的。」果然不久，孫何在中秋月舉行宴會邀請楚楚唱歌，楚楚也就唱了這首《望海潮》：
東南形勝，江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竟豪奢。
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醒聽簫鼓，吟堂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這首詞描述了西湖的秋色、錢塘的壯觀和杭州的繁華，意境很美。此外，還寫了孫何千騎跟隨游湖的逸興。這首詞經過楚楚婉轉一唱，果然引起了孫何的興趣。孫何當即召喚柳永入府共度良宵。據說，「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曾經引發金南下攻宋。此話當然荒唐，怎能把金軍侵略的罪名加到柳永的頭上呢！不過，我們由此可見「東南形勝」傳播之大，影響之大，如此大作，只是為了討好孫何實在是大材小用了。好在還有歌妓爭相傳唱，想來也不至於被埋沒。
面對上述柳永的秋天，我們已經不難看出，填詞只是他邀寵求賞的手段而已。儘管他的吟詠大都有感而發，但是脫離了文學的本體。他的人生感觸不顯現攀援政治的印痕。誠如葉夢得所言：「（柳）永亦善他文辭，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為已累……面終不能救。擇術不可不慎。」（《避暑錄語》）
可以說，柳永是不正經的，也許一正經就影響才化的發揮。由於仕途失意，柳永終生漂泊，飽嘗了遊宦羈旅的凄涼風味，但他依然風流倜儻地在秦樓楚館「淺斟低唱」。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貌似瀟洒，卻也流露出一種無可奈何的自嘲和苦澀。晚年，柳永終於灰心喪氣地騎馬回到京都長安，面對秋風夕陽，自然慨嘆：
長安古道馬遲遲，高柳亂蟬嘶，夕陽鳥外，秋風原上，目斷夭垂。
歸雲一去無蹤跡，何處是前期？狎興生疏，酒徒蕭索，不似少年時。
這首《少年游》詞所寫的也是秋天的景色，然而在情調與聲調方面卻有著很大的不同。這首詞既失去了那一份高遠飛揚的意興，又消逝了那一份痴迷眷戀的情感，這裡所瀰漫的只是一生低沉蕭瑟的色調和聲音。這首詞前半闋從景象寫起，悲慨盡在言外，後半闋則以「歸雲」為喻象，寫一切期望落空，最後三句以悲嘆自己落拓無成作結。全詞情景相生，虛實互應，是一首極能表現柳永一生之悲劇而藝術造詣又極高的好詞。
柳詞「工於羈旅行役」（陳振孫《直齊書錄解題》），善於捕捉秋景來點染離別意。譬如《雨霖鈴》，單是「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便成了千古名句。他把「自古傷別離」的「多情」和冷落景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既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意境，又表達了纏綿悱惻的離情別緒，看似信手拈來，實則極具匠心。譬如《八聲甘州》。寫秋日行旅漂泊，思念親人，欲見不得的愁苦，特別蒼涼豪邁。就連平素不大喜歡柳詞的蘇東坡讀後都說：「人皆言柳耆卿（柳永字）詞俗，然如『霜風凄慘，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唐人佳處，不過如此。」（楊洪《古今詞話》）確有李白「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的氣概。譬如《玉蝴蝶》也寫離情，可抵江淹《別賦》，令人增《蒹葭》懷友之思。此外，還有《夜半樂》（「凍雲黯淡天氣」）、《傾杯》（「鶩落霜洲」）、《竹馬子》（「登孤壘荒涼」）、《卜運算元》（「江楓漸老」）、《訴衷情近》（「雨晴氣爽」）等詞都是組織秋景作為抒情的襯托，幾乎篇篇離不開離愁別恨，實際上詞人思想的深處並不那麼單純，無論懷念故鄉、故人、佳人或佳期的時候，都深深地織進他的身世之感，流露對當時社會現實的不滿。
無論怎麼說，柳詞大都是在社會的壓抑和自我的矛盾中悵惘失落的產物。柳永的秋天是一種複雜的心靈意象，足以反映柳永的情感歷程。柳永自己悲劇是值得我們同情的，也是值得我們反省的。
告別柳永，我在窗前佇立。窗外的柳葉無可奈何地飄 落著。我默默地感覺著思考著，以此面對自己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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