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軍吳政委憶往事（3）

06-21

六、參加青年團「一大」和在團校學習

一九三二年八月底，史政委通知我,師里決定派我作為全師共青團員的唯一代表,參加將於九月一日召開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我當即動身到瑞金。我還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大會。當時會場布置得莊嚴肅穆,會議也開得十分隆重。在會上,除團中央書記顧作霖作了報告之外,少年先鋒隊總隊長張愛萍、團中央組織部長王盛榮、紅四軍青年部長蕭華等，也都在會上講了話。在會上,我還見到了江西軍區青年部長康爾柱，算起來,他應該是我的頂頭上司,因為廣南獨立師歸江西軍區管。當時,江西軍區的司令員是陳毅，省委書記是李富春。

開完會往回走了三天,我回到了廣昌師部。見我回來,史政委便召集了全師幹部和團員大會,要我在會上傳達共青團"一大"的會議精神。當時我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大膽地在台上講了一通。後來中央蘇區的《紅色中華報》和團中央刊物《青年實話》，還登了我們師的這次會議的情況。

到了九月底,江西軍區又召開了青年工作會議,我又去軍區駐地興國參加了這次會議。當時,江西軍區的司令部和政治部都住在興國城外的一個大教堂里。軍區司令員陳毅來會上講了話。他講了青年團的任務,還講了列寧和第三國際。講完了話,他還同我們一個個地談話。當問到我的時候,軍區青年部長康爾柱在一旁介紹,說我們師的青年工作搞得還不錯。其實我那時還沒有什麼工作經驗,康爾柱這樣說只是對我們的鼓勵罷了。

十月底,中央蘇區在瑞金開辦了第一期團校,抽調各師負責青年工作的幹部去學習。我又被調到團校學習。團校開學時,團中央書記顧作霖作了報告。團校的編製和連隊一樣,由班、排、連組成.早上要出操,晚上做遊戲。我當時被任命為三班班長,我們班共十一個人。

團校的課程包括政治課和軍事課兩類。政治課學習中國革命運動史、共產主義青年團章程,少年先鋒隊、兒童團的組織、任務等等。記得給我們講課的除了團中央的領導人以外,還有一個理論家,叫張知心。軍事課則由紅軍大學派來的教員負責,課程從稍息、立正等姿式開始,以後有隊列訓練、戰術訓練、班排連進攻戰、游擊戰等。

到了十一月份,紅軍大學搞野外演習。我們團校八十多個人被編為紅軍大學的一個連,與參加演習的紅軍大學隊伍一起,從瑞金出發,一路上演習行軍打仗到了會昌。紅軍大學的康克清來到我們連當指導員,以幫助我們工作。她天天找我們開會,早上出發前布置工作,晚上到了宿營地又召集大家聽取彙報。隊伍在廣昌駐了兩天,聽了縣委、縣政府介紹當地蘇維埃政權的工作。演習結束後,回到瑞金進行總結,並召開了慶祝演習勝利大會。在會上還給我們團校發了一個獎盃。演習結束後,康克清就離開了團校,回到紅軍大學。

第三次反"反圍剿"勝利之後,中央紅軍乘勢展開了全面的攻勢,先後進行了贛州、漳州等戰役。紅一軍團在林彪、聶榮臻的帶領下,不僅曾攻佔過漳州,並且還到過廈門附近。紅軍籌集了不少糧餉,並弄回不少的布匹和鹽。上級還給我們團校每人一身戴紅領章的新軍裝。

我在團校學習的時候,蔣介石已經集中了五十萬的兵力,向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發起了第四次"圍剿"。在國民黨軍五十萬重兵的壓迫之下,紅四方面軍主力和紅三軍不得不於十月分別撤離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據地,向川陝邊和湘鄂川黔地區轉移。蔣介石隨即又開始集中四十萬的兵力,準備進攻中央蘇區。眼看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反"圍剿"即將打響,形勢發展需要幹部,第一期團校提前結束了。臨畢業時,紅軍總政治部的組織部、青年部共同找我談話。當時蕭華已是總政青年部部長了,他告訴我,廣昌獨立師已經改編,與獨立第四師及紅軍十二軍三十六師共同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二軍，廣昌獨立師編為第六十四師,江西軍區獨立第五師編為第六十五師,紅十二軍三十六師編為第六十六師,紅二十二軍長羅炳輝,政委曠朱權,政治部主任譚政。蕭華要我直接去福建邵武找紅二十二軍報到，由二十二軍分配我的工作。他發給我一些路費和書,還有路條,當時在蘇區拿張路條就可以隨便通行。

我到了建寧時,遇到了寧都起義的紅五軍團十三軍政委朱瑞。紅軍都是階級兄弟,朱政委對我十分熱情,招待我吃了飯,住宿了一晚,他還告訴我到邵武怎麼走。

七、參加第四次反「圍剿」

到了福建邵武,我找到了紅二十二軍政治部。邵武縣城沒有城牆,只有一條大街,軍政治部住在一個中學裡。我找到了譚政主任,他表示歡迎我回來工作,還讓青年部為我開了一個歡迎會。會後,譚政和青年部長馮功竹找我談話,要我回六十四師工作。我第二天就動身回到我們師的駐地。見到我回來,師長張世傑、政委史猶生非常高興,歡迎我回來。接著,他們下了一個命令,任命我為六十四師政治部青年科長。我又見到了吳茂和等幾個科長,政治部還為我開了一個歡迎會。這時,已經是一九三二年年底了。我離開部隊的時間很短,但部隊的變化卻很大。一九三三年一月,我剛到職不久,部隊就接到上級通知,說蔣介石又調集三十多個師,分左、中、右三路,開始對我們進行第四次"圍剿",其先頭部隊已經向我新蘇維埃區域的建(建寧)、黎(黎川)、泰(泰寧)地區發動了攻擊,企圖截斷紅軍的退路,消滅紅軍主力。部隊便開始進行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的動員、準備工作，我聽了非常高興。這是我參軍以來第一次趕上的大兵團作戰,而且我還聽說朱德總司令和周恩來政委將親臨前線指揮,我更感到興奮。我們用了三、五天的時間,徵集資財糧食、動員民眾和準備戰場,戰爭很快就來到了。這次是大規模作戰,戰鬥是在一個寬約二百里的廣闊正面戰場上進行。敵人分三路縱隊向我們逼近。第一縱隊,縱隊長羅卓英,率國民黨軍第十一師、第五十二師、第五十九師由宜黃、樂安向寧都、廣昌進攻；第二縱隊,縱隊長吳奇偉,率國民黨軍第十師、第十四師、第九十師向我建、黎、泰地區進攻;第三縱隊,縱隊長趙觀濤,率國民黨軍第五師、第六師、第九師、第七二九師向金溪、黎川方向進攻。中央紅軍當時參加戰鬥的有紅一軍團、紅三軍團、紅五軍團和我所在的紅二十二軍。紅二十二軍參加打的是吳奇偉所率領的第二縱隊。戰役開始後,全軍包括軍部和第六十四、第六十六兩個師,在軍長羅炳輝、政委譚震林的指揮下,從金溪、貴溪出發,跟隨主力紅一軍團,直接摸向敵人的陣地.由於敵人旅途疲勞,剛到達宿營地,還沒來得及修築工事,對我們的到來一點都沒有準備,因此戰鬥一打響,我軍就勢如破竹,蔣軍全線崩潰。當時,在我紅一軍團和配合作戰的我紅二十二軍的寬達七、八十里的下面戰場上,到處都是槍炮聲。我們由金溪沿著通往撫州的公路兩側攻擊前進,吳奇偉率領的幾個師則邊打邊退，從拂曉打到中午十二點左右,我們便佔領了滸彎。我們一路收繳槍支,一路捉俘虜。吳奇偉的部隊,號稱"鐵四軍",被認為是國民黨軍最有戰鬥力的部隊。在他們丟下的斗笠上面,都寫著"鐵軍"的字樣。可是這一仗,"鐵四軍"都成了大軟蛋。攻佔了滸彎以後,史政委指定我帶領一部分人負責收容俘虜.我把各單位的俘虜約五百餘人,集中到一個村子裡,將他們編成班、排、連、營,對他們講俘虜政策,進行政治宣傳工作,然後把他們移交給了紅二十二軍政治部。俘虜移交後,我卻找不到自己部隊的去向了。我是一個普通政治工作幹部,第一次參加這樣大規模的戰鬥,一上戰場,到處都是槍聲,許多部隊混雜在一起戰鬥,到處都是友鄰部隊,隊伍的建制完全打亂了，一時弄得我暈頭轉向。後來我循著槍聲前進,看哪裡有送傷員、送俘虜下來的,我就往哪裡去找。幾經周折之後,終於在滸彎南面的一座高山腳下,找到了六十四師,才歸上了隊。滸彎是撫州南面的重鎮,鎮子很大。紅二十二軍佔領滸彎後,繼續向前追擊，黃昏時,追到了撫河邊。河面很寬,水也很深,敵人逃過河時淹死了不少人。吳奇偉的部隊大部分被我們消滅，只有少部分逃進了河對岸的撫州城。我們也就此停止追擊,戰鬥至此告一段落。我們師在撫河南岸向撫州城警戒,並在滸彎及其周圍地區打土豪籌款,搜集鹽和布匹，搞到的銀洋和物資,都送到了軍部。接著,主力紅軍準備集中力量消滅羅卓英的第一縱隊,由我們紅二十二軍配合作戰。我們全軍於二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從滸彎南撤,星夜兼程趕往宜黃縣以南的黃陂、東陂一帶。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我們到達黃陂附近。當主力紅軍正在黃陂南面的高山上同國民黨軍進行激戰的時候,我們趕到了,部隊立即跑步前進,準備前去參加這一戰鬥。但我們快跑到山頂時,上面來了通報,說黃陂、霍源、摩羅嶂、登仙橋一帶的敵人，已全部被我主力消滅,敵五十二師師長李明被擊斃,五十九師師長陳時驥被活捉。由於我們到晚了一步,沒有參加上這一重要戰役。事後聽說,這一仗是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在前線統一指揮的伏擊戰。紅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了一個大勝仗!至此,敵人的第四次「圍剿」已被撤底粉碎。我們紅二十二軍奉命轉向永豐、樂安、新干、清江方向,深入國民黨統治區域活動,繼續擴大蘇維埃區域。不久,我們攻佔了新干縣城,繳獲了大批資財,擴大了紅軍隊伍,開闊了新的區域。

八、藤田整編 粉碎了國民黨的第四次「圍剿」後，在一九三三年五月，紅一軍團和紅二十二軍在永豐縣的藤田進行了整編。紅二十二軍被編入紅一軍團,將紅一軍團所屬的三軍、四軍和紅二十二軍的兩個師編為兩個師、六個團。軍縮編為師,師縮編為團。紅三軍的九師、五師被編為紅一軍團第一師的一團、二團,紅二十二軍的六十六師被編為第三團；紅四軍的十師、十一師被編為紅一軍團第二師的四團、五團；紅二十二軍的六十四師被編為第六團。原幾個師下屬的團就縮編為營,每個營下編四個步兵連,一個機槍連。一師師部由紅二十二軍軍部編成，二師師部則由紅四軍軍部編成，紅三軍軍部被分散做了安置。原來的師部均改編為團部,師政治部也就成了團政治處,取消了原來的編製,只高設幹事若干人。經過整編,機構大大縮減了,非戰鬥人員減少了,部隊也得到了充實。我原來所在的紅二十二軍和六十四師的建制均被撤銷,不復存在了。整編後的紅一軍團軍團長仍為林彪，政委聶榮臻,參謀長先後為揚寧、左權,政治部主任先後為李卓然、朱瑞。下屬的兩個師,一師師長先後為羅炳輝、李聚奎,政委為蔡書彬,參謀長畢占雲,政治部主任譚政；二師師長先後為吳皋群、陳光,政委先後為胡阿林、劉亞樓,參謀長曹里懷,政治部主任先後為劉亞樓、史猶生等。我們原六十四師師長張世傑被任命為六團團長,師政委史猶生為六團政委(後來升任為二師政治部主任),團政治處主任則為賴際發。我仍然留在六團政治處,由青年科長改為青年幹事。藤田整編對我個人也有著特殊意義。正是在這次整編中,我由六團政治處組織幹事羅澤中介紹,由共青團員轉為了中國共產黨黨員。藤田整編,使我所在的紅二十二軍,成為了紅一軍團這個中央紅軍主力部隊的一部分。從此,我就開始在林彪的直接指揮下工作和戰鬥。整編後,紅一、紅三、紅五軍團便分散活動。我們紅一軍團轉向宜黃、南豐方向,準備迎擊敵人的第五次"圍剿"。一九三三年九月,蔣介石又集中一百萬兵力,兵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起了第五次「圍剿」。這一次,蔣介石還總結了前幾次「圍剿」失敗的經驗，決定採用德國軍事顧問的意見,集中兵力、步步為營、穩紮穩進，每前進一步都要修築堅固堡壘,再憑藉著堡壘的支援逐步向前推進。敵軍每一路都集中了三至六個師的兵力,並配置山炮和野炮,空中還有飛機配合。他們每天至多前進是二十里,一般是十五里左右，就停下來修築堅固的堡壘,等隊伍集中了,碉堡做好了,再利用飛機掩護向前推進。然後,再築堡壘,再前進。這次國民黨軍採用的進攻方法也與以前大不相同。首先是以大批飛機整天輪番轟炸,摧毀我們的工事,用大炮摧毀我們的防線，再以坦克開路,集中兩、三個師的兵力，兩、三萬人齊頭並進,一起向我們發起進攻,叫你一時消滅不了他們。這種打法，我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給我們增加了很大的困難。敵人的軍事策略變了,我們的也在變,但遺憾的是,毛澤東因受王明路線的排擠,離開了紅軍的指揮崗位，原來紅軍的那套戰略戰術丟掉了，代之以李德的那一套。李德是個德國人，由第三國際派來指導中國革命,但他根本不懂得中國革命的實際，硬性搬來了蘇聯紅軍過去打仗的那一套。當時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完全聽從、採用李德的一套錯誤做法，先是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命令紅軍作冒險主義進攻。進攻失敗後,又主張分兵把守，實行單純防禦,搞"短促突擊"，以堡壘對堡壘，同敵人拼消耗，使紅軍陷於完全被動的局面。

藤田整編是紅一軍團歷史上重要的一次整編，此次整編的格局一直延續到長徵結束。可以說，紅一軍團的班底就基本形成了，這些班底以後就成為人民解放軍英雄的團隊，如，現在所說的「鐵軍」，就是有該軍團的二、四團組成的。

九、硝石戰鬥

我參軍以後打的第一個敗仗就是硝石戰鬥。這實際上是第五次反"圍剿"開始的序戰。在硝石戰鬥之前,紅一軍團在藤田整編後,就在李德等人的命令下,與紅三、紅五軍團分開活動,分兵把口,廣設防禦陣地，以致紅軍不能在運動戰中集中力量殲滅敵人，從而造成被動挨打的局面。例如大雄關和草崗兩次戰鬥,皆因敵強我弱,致使紅軍在陣地戰中傷亡過大而被迫撤出戰鬥。一九三三年夏,紅三軍團轉入閩西作戰,佔領了清流、歸化、將樂、順昌、沙縣五座縣城和閩北的一個重鎮洋口,繳獲物資甚多。隨後,我們紅一軍團也沿著紅三軍團的路線向閩西轉移,以求鞏固和擴大紅三軍團的戰果。當部隊行進至將樂縣城時，突然接到命令要我們改變方向,去阻擊從撫州向我建(寧)、黎(川)、泰(寧)地區進攻的敵人。當時國民黨軍以四個師的兵力進攻黎川，而守衛的紅軍只有五、六百人的一個獨立團，待我們趕到時，敵人早已佔領了黎川城。按照常情,我們這時是不應當進攻黎川的,但臨時中央的軍事決策者卻命令我們向黎川、南城之間的硝石進攻,並要求我們消滅敵人，佔領硝石。而此時的硝石已成了敵人堅固設防的陣地。我們在一個拂曉,開始向硝石的堡壘群發起突擊。然而,連續幾次衝鋒,都被敵人打了下來。這一天,我們從早晨一直打到中午十二點,毫無進展,一個碉堡都沒有打下來,而我們部隊傷亡很大。我們二師六團連續衝鋒六次,均未奏效,全團傷亡近六百人,團長張世傑犧牲,三個營長中有兩個負傷。但上面還命令我們繼續發起衝鋒,要我們在黃昏前拿下硝石城。當天下午三點,當團政委宋成泉(長征以後聽說此人已叛變投敵)正在動員和整頓隊伍,準備再次組織進攻時,突然傳來命令,要我們停止進攻,立即撤退，而且越快越好。結果除留少數人負責撤退傷員外,其餘部隊匆忙跑步撤出戰鬥,一口氣就跑了四、五十里。後來才告訴我們,如果當時不這樣做,進攻硝石的部隊很可能會全軍覆沒，因為我們已鑽到敵人包圍圈中去了。當時國民黨軍在黎川的四個師，南豐的三個師和南城的三個師,共十個師的兵力,正分三路向硝石合圍過來,離硝石僅有三、四十里路。我們當時正處在敵人堡壘群的縱深之中,幾乎要被敵人全部消滅。在接到撤退的命令後,團政委宋成泉在組織撤退時,命令我和政治處的其他幾個同志留下負責撤退傷員,但卻沒有留下任何掩護部隊。部隊說走就走,在當時那樣的緊急情況下,我們只來得及找兩副擔架,把兩個負傷的營長抬了出來,還帶出來一部分輕傷能走的同志。回到團部,政委要追究我的責任。我說:「你們部隊一撤退就跑,都沒有給我們留下一些掩護的人員,弄出來兩個營長和一部分能走的傷員就算不錯了,你就是殺了我，我也無法把全部傷員弄出來。」這一情況後來反映到了師部,師政委劉亞樓、師政治部主任史猶生都認為不能責怪我,不能給我任何處分。他們說,這是一次錯誤的戰鬥,打了敗仗,丟了傷兵,怎麼能怪吳文玉呢？這才免予追究我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