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學霸割了腎，民國腎虛二十年

文丨 國館

1929年，一生都在為改革奔忙的梁啟超對自己動了刀——割腎。

他恐怕是接受此手術的第一個中國人，卻也因此而早早夭亡。

如果他能再活二十年，也許我們的民族覺醒會更快、更好，中國人會更早地挺直了腰板，」腎虛「而屈辱的民國歷史就有希望被改寫。

——國館君按

全文共約7600字，閱讀大約需要15分鐘，一品中華民族文化之魂魄。

別的人讀書，是為了考取功名；他讀書，是為了粉碎功名。

別的人從政，只能掩埋於歷史；他從政，卻締造了歷史。

別人做學者，最多做到教授級別；他做學者，卻做到了「教授的教授」。

有人說，二十世紀前三十年，中國影響力最大的是兩個廣東人：孫中山創造了中華民國；他創造了「中華民族」。

他，是梁啟超。

我家有子初長成，廣東的鹹魚要翻生

「餘生太平天國亡後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後一年，普法戰爭後三年，而義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

這是梁啟超在自述自己出生時候的一段話。颯颯筆法當中，隱隱然有種氣勢：我的出生，與古今中外的大事一樣，都將成為歷史中的一件大事。

在如此霸氣的年份出生的梁啟超，小時候確實也是神童一個。

比如對對聯這種小事，梁啟超從來不用多想。

有次父親的朋友來了，給他出了個上聯：飲茶龍上水。

梁啟超眼睛都不眨，說：寫字狗趴田。

朋友震驚，再來一個：東籬客賞陶潛菊。

梁啟超搖頭晃腦地說：南國人思召伯棠。（召伯是古代的仁人，曾在海棠樹下裁決斷案。）

朋友擊節讚賞：這小子，是個大才。

祖父和父母看著靈性的孩子，都樂壞了，對他的要求更高。梁啟超十歲的時候，就要他去廣州應童子試。

當時從新會去廣州，水路要走三天。一船的人都驚呆了：所有人都比這個十歲的小孩大，有的甚至已經四五十。

吃飯的時候只有白米飯、蒸鹹魚，於是有人提議用鹹魚來作詩做對子。一船人都難住了：鹹魚這種屌絲食品，難登大雅之堂，怎麼作詩做得高雅起來呀？

梁啟超看看周圍的人都在犯難，於是率先說了一句：

太公垂釣後，膠鬲舉鹽初。（膠鬲和姜太公一樣，也是商朝人，只不過被紂王貶謫，不得不隱居賣魚，後來被周文王賞識提拔為相。）

同船的人再度震驚，個個聽得後背發涼，再也沒人敢小看這個小不點。後來的人評價梁啟超的這一句對聯：

「廣東鹹魚從此翻身，入風流儒雅一類了。」

其實豈止是廣東的鹹魚，一直以來，廣東文人都處於邊緣地帶，在全國沒什麼影響力，現在機會來了，梁啟超彷彿註定了要幫這個地方「鹹魚翻生」，揚眉吐氣。

聞君一聲獅子吼，悟徹諸天

梁啟超雖然是個神童，早年也和一般人一樣：

讀書是為了什麼？科舉。科舉是為了什麼？功名。功名是為了什麼？光宗耀祖。

僅此而已。

但人生何幸，他遇上了康有為，原本迷濛的生命天際裂開一道縫，光明才透進來了。

初次見康有為的時候，康就「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給他講了十多個小時，條理清晰，偶爾引入西方文化闡述，切合現實針砭時政，然後又回到孔子之道，入則深入，出則淺出，完全不是教八股文的那種路數。

梁啟超聽得如痴如醉，「冷水澆背，當頭一棒」。先是茫然不知所措，「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繼而翻出困局，悟徹諸天，境界一時豁然開朗。

他從小以來做學問、考科舉的那種書獃子念頭，全部被震碎了。回去以後，他決定從原來的學校退學，一心一意跟著康有為學習。

而康有為也非常滿意這位學生，把自己平生最得意的兩部著作——《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都交給梁啟超參與校勘、編撰，還讓他代替自己去外地講學，建立名聲。

天才如梁啟超，很快就超越了康有為。

1895年，師徒兩人一起進京參加會試。主考官早就聽聞康有為要來考試，之前他就對康的主張非常有意見，於是下令眾考官，凡是措辭和文風很像康有為的，一律不予錄取。

結果梁啟超文采斐然，見解深刻，完全像康有為上身，本來可以名列三甲的，結果被這條不明文的潛規則給害了，替老師扛推了一把，硬是給名落孫山了。

而康有為本人，居然還高中進士第八名。

但是，其實當時梁啟超已經無心功名了。在他心中，變法救國的夢想已經形成，一人的得失算不了什麼，最重要的，是開啟民智，變法圖強。

最終，梁啟超和老師一起領導的維新變法開始了。

梁啟超

康有為

只恐少年心事，強半為銷磨

變法最終當然是失敗的。

梁啟超甚至都做好了流血犧牲的準備了。

當他聽到官兵已經到康有為家中搜捕的時候，他匆匆趕到了日本駐北京公使館，求見日本駐華代理公使林權助。當時他臉色蒼白，急忙要來筆和紙，要和對方筆談，因為怕自己的廣式普通話對方聽不懂：

「我可能三日內將要遭遇不測了，請您不忘舊交之情，幫我完成兩件事。我的生命早就準備獻給祖國，毫無可惜。」

林權助一聽就知事態緊急，連忙問什麼事。

梁啟超神色凝重地說：

「一，救光緒皇帝。二，救我師傅康有為。」

危急關頭，梁啟超先想到的，是不負自己的理想，也不負自己的老師。

林權助立馬說：

「你為什麼要去死呢？什麼時候你都可以到我的地方來，我救你啊！」

梁啟超沒說什麼，只是暗暗落淚。

當時逗留在北京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一聽到梁啟超有難，馬上指示林權助說：

「姓梁的這個青年是個非凡的傢伙，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去。到了日本，我幫助他。梁這個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

一個日本政治家都知道梁啟超的價值，中國的政治家卻要追殺他，可以想見，當時的中國是多麼詭異。

林權助幫梁啟超化妝逃出了北京，離開中國，東渡日本，開啟了流亡生涯。要描述他這時的心境，用他在甲午失敗之後就寫就的一首詞就好了：

「千金劍，萬言策，兩蹉跎。醉中呵壁自語，醒後一滂沱。不恨年華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強半為銷磨。」

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人生總是在不幸的時候賜予你幸運。梁啟超雖然流亡日本，很苦；但也有一大得著，那就是他再也不用通過老師康有為的介紹，而能直接接觸西方最先進的思想。

更重要的，是他結交了孫中山。

沒去日本、還在上海辦報紙的時候，梁啟超就聽過孫中山的革命運動。章太炎曾經問他覺得孫中山怎樣，梁啟超說：

「孫氏主張革命，陳勝吳廣流也。」

恰好日本憲政黨的黨魁犬養毅是梁啟超和孫中山共同的朋友，於是他出面，邀請了他們在他的寓所見面。

梁啟超見了孫中山，居然對他的言論非常傾倒，大有相見恨晚的感覺。

1899年，梁啟超召集齊十二個同門師兄弟，在日本鎌倉江之島結義，謀求革命反清。他們聯合孫中山，兩派合作成立組織，並且推舉孫中山為會長、梁啟超為副會長，梁啟超問：

「中山先生當會長，我當副會長，那我的老師怎麼辦？」

孫中山回答：

「弟子為會長，那麼弟子的老師，地位豈不是更加尊貴嗎？」

哦也對。梁啟超也沒話說了。

孫中山

「中華民族」

梁啟超雖然沒話說，可是康有為卻火大了。他的弟子來報，他最得意的門生梁啟超跟孫中山走得非常近，還居然要把他架空，都快要合成一派了，他氣都不打一處來。

康有為自恃「帝師」，也是很看不起孫中山的。於是他電報叫梁啟超馬上離開日本，去檀香山組織保皇會。

作為一個尊師重道的好學生，梁啟超還是馬上動身去了檀香山。孫中山覺得沒關係，檀香山也是他興中會的地盤，於是還寫信介紹他認識自己的大哥孫眉。

去到檀香山了之後，梁啟超打出了保皇會的旗號：名為保皇，實為革命。在梁啟超的巨大名聲幫助下，一下子就籌到了十萬銀元的款項。

後來孫中山自己到檀香山募款，結果只募到了兩千，氣都不打一處來，把責任推到梁啟超身上，責備他借著革命的口號，卻行保皇之實，消耗了海外華僑的民氣，也背叛了當初大家共同的誓言。

其實這就是梁啟超。

保皇也好，革命也好，他考慮的，始終是哪一種方法對中國最好。如果兩種都好，那就把他們都糅合起來。

早在1902年，梁啟超寫了一篇文章《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正式提出了「中華民族」這個概念。

後來他進一步解釋：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也就是說，梁啟超在歷史上第一個將漢、滿、蒙等多種民族糅合起來的人，「中華民族」這個詞凝聚了他對中國未來的思考：

既然多種民族都是中國人，那麼革命黨人的排滿主義是不對的；革命黨、立憲派和滿清政權的開明貴族，完全可以萬眾一心，為一個美好中國而奮鬥。

「如果復辟，就是叛國」

梁啟超在海外流亡了十四年，在外國人眼中，梁啟超就可以代表中國的形象。辛亥革命之後，袁世凱一再邀請他加入自己的政府，擔任法務總長。

梁啟超想：既然皇帝完成不了自己的志向，沒準這個大總統還是可以的。

於是他滿懷憧憬，回到祖國。梁啟超給自己的女兒寫信掩不住得意：

得知自己回國的消息，全國若狂，自己成了北京的中心，每個人都圍繞在他身旁，好像天上無數的星星擁戴北斗星一樣。

無奈袁世凱還是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組織「籌安會」準備做皇帝。但他最怕的是梁啟超的筆，所以不遺餘力去籠絡、賄賂梁啟超。

但梁啟超算是認清了這個人，憤然說道：「如果復辟，就是叛國！」並且馬上和他的最得意的弟子、雲南軍閥蔡鍔商量，「再造共和」。

首先，梁啟超發表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痛斥袁世凱，舉國震動。蔡鍔此時在北京，假裝公開表態說：

「我們先生是書獃子，不識時務。」「但書獃子不會做成什麼事，何必管他呢。」

先穩住了袁世凱的心，以為他不會和他的老師一起反對。但蔡鍔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不久就喬裝出京城，密會梁啟超。

蔡鍔見到老師，一時憤慨：

「我們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過他，但為四萬萬人爭人格起見，非拼著命去干這一回不可！」

師徒於是約定：

「今茲之役若敗，則吾儕死之，決不亡命；幸而勝，則吾儕退隱，決不立朝。」

大有壯士一去不復還的英雄氣概。

此後，蔡鍔趁袁世凱不備，借口去日本養病實則偷偷返回雲南，舉起護國戰爭的大旗。而梁啟超對戰事也非常著急，實在不想留在安全的地方光等消息。

他在日本軍官的幫助下，乘坐日本郵船南下。但是為了躲避袁世凱的追殺，他只得日夜蟄伏在艙底用來貯存郵件的小房間。

房間旁邊是郵船的鍋爐，日夜運作不停，梁啟超每天都揮汗如雨，呼吸困難。只有到了深夜，他才敢偷偷爬到舢板上，透一口氣。

為了抵達目的地，梁啟超不斷偽裝，日夜兼程，提心弔膽，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被搜捕回去了。其間，他患上了一種極危險的熱病，差點就客死異鄉。

經過了九死一生的跋涉，他終於到達廣西，和蔡鍔一起領導反袁戰爭。而袁世凱，終於被全國的軍事力量和群眾唾沫給逼死了。

1913年袁世凱舉行傳統祭天儀式

書生一筆，乾坤大定

護國戰爭結束，民國的亂局一塌糊塗，梁啟超無心從政，準備就此退隱。但他還需要最後出一次手。

他的老師——康有為在袁世凱取消帝制短短几個月過後，就祭出了他的復辟主張：

「行虛君共和為最良法。」

共和也好專制也好，有個皇帝就最好了。而他口中的皇帝，自然是對他有知遇之恩的滿清皇帝。

梁啟超早就不爽這個老師了。1913年他回國任司法總長的時候，康有為就向他多次請託，又是要錢，又是薦人，搞得他煩不勝煩。

現在他忍無可忍了，先是向復辟黨開炮：

袁世凱稱帝的時候，全國人民痛心疾首，你們在一旁袖手旁觀。現在袁世凱要垮台，你們忽然來搔首弄姿，助賊張目，是什麼居心！

面對自己為老不尊的老師，梁啟超也直接開罵了：

「此次首造逆謀之人，非貪黷無厭之武夫，即大言不慚之書生，於政局甘苦，毫無所知。」

康有為也怒了，沒想到昔日乳臭未乾的學生，現在居然也來反對自己。他也不是省油的燈，當即也寫詩會罵：

「鴟梟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關。」

一個公開稱老師是「大言不慚」，一個稱弟子是食父食母的妖魔，曾經情同父子的師徒兩人，算是正式決裂了。

決裂就決裂吧，此時的梁啟超，早已不是以前那個唯唯諾諾的小學生，而是指導整個反對復辟聯盟的謀主和文膽。

復辟鞭子軍浩浩蕩蕩開過來，梁啟超的戰鬥檄文一篇一篇傳出去，他那種四六駢文的鏗鏘有力，淋漓盡致的發揮出來了：

主持復辟的張勳，變成了蟊賊、垃圾；他帶領的復辟軍隊則成了醜類、土匪、凶黨。

這些文章的影響，早就有人總結出來了，非常精彩：

清朝皇室挨飛機轟炸過後，再看到這樣的檄文，早就打退堂鼓了；

眾遺老爭先恐後，逃離北京；

徐州的辮子軍將校，見大事不妙，聲明跟張勳脫離關係；

在京的辮子軍，則被人輕易收買了。仗打到一半，大半兵力都已經投降了，復辟勢力，基本瓦解。

誰說書生百無一用？梁啟超作為天下仰望的啟蒙知識分子，他的一支筆，往往比天子一怒更能震懾乾坤，扭轉大局。

從政時的梁啟超，經過了許多次大變，有人說他善變，有人說他只是政治投機。他自己的話說的最清楚：

「我為什麼和南海先生（康有為）分開？為什麼與孫中山合作又對立？為什麼擁袁又反袁？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麼呢？就是救國。我一生的政治活動，其出發點與歸宿點，都是要貫徹我愛國救國的思想與主張，沒有什麼個人打算。」

梁啟超是善變的，但他的善變是跟著時代而變，他不過是盡了一個知識分子能做到的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

康有為

「啟超是沒什麼學問的。」

經歷過「倒袁運動」、反覆辟事件，梁啟超意興闌珊，從此真的金盤洗手，不再從政。他先是出遊歐洲，更加詳盡地考察西方文明，兩年後回國，致力於教育和著述。

實際上，梁啟超從年青時開始，就辦過很多報紙，發表政論，也到過很多地方講課、演講。20世紀初的中國年輕人，鮮少沒受過梁啟超影響。

毛澤東少年時代讀到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被他迷得如痴如醉，甚至改了個筆名叫「學任」，任公就是梁啟超的號。

後來他學著梁啟超的文風寫政論，貼在學校牆壁上給同學看，裡面主張要把孫中山從日本找回來，做新政府的總統，然後康有為任國務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梁啟超演講的時候，用的是標準的廣式普通話、不標準的國語，通常開始的第一句話是：

「啟超是沒有什麼學問的——」

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一點頭，又說：

「可是也有一點嘍。」

這種既謙遜又自負的神態，也只能梁啟超才有了。

好的學者，都是用自己的生命去理解學問，將學問化作自己的生命。梁啟超做學問，往往做到「一往情深」的地步。

梁實秋記載過梁啟超的一次講課，可見他對學問的通透：

當時他在演講，「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時掩面，有時狂笑，有時太息。」講他最愛的《桃花扇》的時候，講到「高皇帝，在九天」，他居然悲從中來，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搞到台下的學生都被他感染了，紛紛落下淚了。

講「劍外忽傳收薊北」，先是號哭，繼而拍手大笑，聲音高昂，彷彿捷報真是傳到他面前一樣。

當時清華籌劃建立國學研究院，校長曹雲祥本來想請胡適，胡適覺得自己不合適，他說要請一流的學者，一定得請三位大師：梁啟超、王國維和章太炎。

作為當時最優秀的學霸之一，梁啟超擔任國學院導師，沒有人敢非議。

後來，梁啟超和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並稱為「清華四導師」，號稱「教授中的教授」，開創了一代國學研究的高潮。

其中的陳寅恪，當初沒有學歷、文憑，也沒有名聲，但梁啟超慧眼識珠，一定要將他請到清華來。

如此厚待，陳寅恪應該對他畢恭畢敬才對吧，但是他卻在學術問題上和自己的恩人杠上了。

比如，在陶淵明棄官歸隱這件事上，在梁啟超看來，這是因為陶淵明不肯與當時的士大夫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喪失掉。

但陳寅恪卻認為，陶淵明是東晉時人，東晉亡後，他「恥事二姓」才是歸隱的真正原因。而且，陳寅恪還就此批評了梁啟超，暗諷他既侍奉清朝、又入仕民國的做派。

有好友勸他：

「梁公對你有知遇之恩，你這樣做，就不怕別人說你忘恩負義？」

陳寅恪淡然笑答：

「錯了，我這樣做才是對梁公最大的尊重，也才沒有辜負他對我的賞識和抬舉。」

被人嘲笑是「引狼入室」，梁啟超只是淡然一笑，然後答道：

「無論是批評陳寅恪還是譏諷我的人，都把我們看得太小了。」

的確，無論是像陶淵明、陳寅恪那樣堅守初心、不事二姓的做派，還是梁啟超那樣敢於改變、但求務實的作風，都不過是捍衛了自己始終如一的人格。

這種學術的人格，哪裡能夠為大多數人所理解？

有學生曾經問梁啟超：「老師，我們的國粹將亡了啊，怎麼辦？」

梁反問：「什麼叫國粹將亡？」

學生說：「先生，你不見今天讀經的人已經很少了嗎？」

梁啟超聞聲大怒，拍案而起，說：「從古至今，都是這麼少，我們的國粹還是沒有亡！」

梁啟超和他那一代的學者，無論是做學問，還是論人格，都是那麼自信和動人。

陳寅恪

願替眾生病，稽首禮維摩

梁啟超曾有名言：「萬惡懶為首，百行勤為先。」他為了寫文章、做學問的那股狠勁，非常人能比。

有人統計過，在梁啟超不到六十年的一生中，他居然寫下了1400多萬字，平均每天要寫5000多字，涵蓋各個方面，包括政治評論、學術史、文學史、佛學、歷史哲學，堪稱是個超級學霸。

比如，從上海逃往廣西參加護國戰爭的時候，他生了一場大病，病好之後還兩天兩夜沒合眼，寫就了一本兩萬字的《國民淺訓》，為戰爭吶喊。

這還不是一次兩次。才思敏捷的梁啟超，寫文章常常都是一寫幾萬字甚至十幾萬字，連續幾天不眠不休，寫完才休息。

而且他寫文章的時候還不僅是寫文章，他還要「五官並用」。

有一次他的學生到他家裡去請他寫幾個對聯，剛要動筆，梁啟超吩咐助手說：

「你明天九時到王先生家去送一封信。」

剛寫了兩個字，兒子又來告訴他「有電話」，他聽說來電內容後馬上就答覆要回什麼話，讓兒子去回，此時他手中的筆還沒停過。

家人送信過來，他吩咐家人讀信，他邊聽邊寫，聽完之後還說了回信要怎麼回。

接著家人送來早點，他眼睛稍稍瞄了幾眼，邊寫邊說：

「這個不要，那個再加一點。」

學生看到這一幕幕真是驚呆了，生怕老師寫錯字。但事實證明：梁啟超寫的對聯，一個字都沒錯過。

梁啟超自述：

「我每天除了睡覺，沒有一分鐘一秒鐘不是積極的運動，然而我絕不覺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為精神上的快樂，補得過物質上的消耗。」

但這樣一心幾用、長期勞碌，生活沒有規律，又煙又酒的，其實已經讓他的身體有點吃不消。

晚年，他患上了尿毒症。

當時西醫剛進入中國，大家都不相信西醫。

眾人都勸他用中藥，但他篤信科學，一心要讓西醫在中華大地開花結果，堅持要看西醫。

熟悉的人就說：既然你那麼喜歡西醫，那就去歐美名醫看吧，中國的西醫畢竟剛起步。

梁啟超也不去，要為中國西醫樹立名聲，於是進了北京協和醫院。

他病情最嚴重的時候，醫生認為需要割除右腎。

但割除右腎以後，梁啟超的身體還是虛弱得不得了。這次西醫手術的治療方案完全是錯誤的。

消息傳出，舉國震動。梁啟超這樣的民國大拿，被西醫醫成這樣，以後還能看西醫嗎？

梁啟超急了，他急忙發表了一篇英文文章：《我的病與協和醫院》，毅然捍衛了協和和西醫的名聲：

「右腎是否一定要割，這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門外漢無從判斷。據當時的診查結果，罪在右腎，斷無可疑。」

「出院之後，直到今日，我還是繼續吃協和的葯，病雖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

「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知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

梁啟超老婆心切，完全是為了國人能夠接受進步的事物。可以說，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想到的還是啟發民智，普度眾生。

三十年前，他不能和譚嗣同一起，為變法流血犧牲，慷慨赴死；

三十年後，他寧願犧牲自己，也不願意讓一個新生事物的名聲毀壞。

這一份慈悲，堪與天地同光。

梁啟超家庭照

無字碑

手術後不久，梁啟超就去世了，享年還沒有60歲。當時是1929年，距離新中國成立還有20年。

如果天不妒英才，他還能再活20年，以他的影響力，民國的歷史必定會發生重大改變。在這20年，民國局面險象環生，因為國本虛弱，國人備受欺凌。假使任公在世，能使天下亂如斯乎？

但是，歷史無法假設，徒令後人哀嘆。

梁啟超死後，他的兒子梁思成和兒媳林徽因為他設計了墓碑——墓主體是黃色花崗岩結構，兩通漢白玉石碑上只寫著梁啟超和夫人的名諱，對於梁啟超生前的事迹，一個字都沒有。

這其實是梁啟超本人的意思——不留墓誌，不做評價：

「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

梁啟超和夫人李惠仙的合葬墓

鐫刻「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