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需從財政公信力破題

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重申了中央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的任務。而之前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則明確要求明年要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而要實現扭轉收入差距擴大、提高中低收入人群收入的目標，為大多數的中低收入人群減稅、對少數富人群體增收財產性調節稅，將是最重要的政策工具。

波士頓諮詢不久前發布的報告所透露的中國富人數據，已經再一次說明了中國的先富群體「先富」的程度，和其他低收入群體之間的貧富差距鴻溝。根據波士頓諮詢的報告，中國當前所擁有百萬美元資產家庭數量已達到67萬戶，位列全球第三，僅次於美國和日本。

中國的富人家庭數量進入全球排名前三甲，可以說，代表了中國經濟改革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高度有效性。但把中國人均收入水平和全世界其他國家也做下排名比較後，就會發現中國當然仍然排在全球中位數之下。對於這種現象，如果僅僅以中國總體人口多為理由，並不能夠掩蓋由於發展中的利益分配不公，所導致的分化矛盾和貧富鴻溝。「先富帶動後富」，作為經濟改革最初設計的第二個步驟，無疑需要通過稅收制度，儘快得以忠實推行。

但尷尬的是，已經達到67萬家庭數的中國富人群體，目前正是全球主要發達國家，包括那些富人家庭數量遠低於中國的國家的「富人移民」的最主要來源。得以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相當一部分比例做出了「憑在中國獲得的財富移民他國、變成他國國民」的選擇，雖然其中不少人移民繼續生活在中國。不久前，連英國這樣表面矜持的非移民國家，也開始放鬆對巨富階層移民的管理條件，來和其他國家一起「競爭」亞洲，尤其是來自中國的富人移民。今年倫敦高端地產市場出現的不俗表現，除了和金融危機前的泡沫深度略低於美國有關，更重要的是來自亞洲富人的購買在推動人氣。那麼，在富人帶來的相關稅收等等實質性利益面前，英國政府選擇不再矜持下去。

金融危機後，主要發達國家（除日本）出現了「競爭性」放鬆富人移民的限制條件，中國的富人群體正表現出加速離開中國的時尚。但是，主要發達國家針對財富和富人的綜合稅稅收其實都比中國要重很多，中國目前甚至還沒有遺產稅，但是這些並沒有阻礙一部分中國富人們移民的熱情。這一現象，可以說直接否定當前對國內稅收改革的討論中那些認為對富人群體的財富加稅、會導致逃稅等問題而反對財富調節稅開徵的邏輯。

實行市場經濟制度和財富生產方式之後，通過收入調節、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讓先富帶動後富，關係到維護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下的分配正義和經濟持續增長能力。成功的避免了資本主義產能（生產）過剩的西方國家，均是依靠在不干預生產過程的同時，在收入分配上走向社會主義和福利國家模式而取得的。在這一過程中，對先富群體的財富調節性稅收不可避免，這些國家富人群體也沒有因為這些調節性稅收而移民他國。甚至，中國的富人群體中，還有很多人在繼續湧入這些高稅收國家。

所以，在「先富帶動後富」、對中國的先富群體開徵財產性稅收等調節稅的問題上，通過富人群體向高稅收國家的移民選擇，可以看出富人群體本身其實並不抵制繳稅，但是抵制在中國的沒有獲得對應權利的繳稅。如果一個政府不能夠把稅收收入如何使用明確告知納稅人，讓納稅人相信自己的稅款確實被返還到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中來，那麼富人群體往往選擇移民和對他國繳稅，以獲得納稅人的權利 。

對於那些反對貧富調節稅的意見，不能只看作是一個國家的富人群體，以及針對救濟窮人（以及由富變窮的人）的社會主義和福利國家制度的博弈。至少在當前的中國，納稅人義務和權利對等的、具有公信力的公共財政還遠沒有建成，通過政府改革，提高徵稅本身公信力，推動系統性的財富調節稅制，才是解決貧富差距繼續擴大的關鍵。

對多數的中低收入群體減稅，對擁有大量財富和高收入的少數富人群體增稅，同時改革中國政府的財政制度、提高財政「公共性」和收支政策「公信度」，對於扭轉中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趨勢任務而言，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中國稅制長期遭遇財政不透明的尷尬處境，國內的貧富差距也就持續無法改善。但是，如果中國的改革從財政制度的公信力方面能夠破題，如果貧富群體間的稅收調節和社會主義福利國家建設駛入正軌，那麼富人移民就會成為舊日的過時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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