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之根：經學

國學之根：經學

——姚奠中、劉毓慶國學對話錄

就中國文化來說，「經」是源，其它的像史、子、集，都是流。打個比喻：「經」像是一棵樹的根，「史」是樹株，「詩文」是樹的花朵，「諸子」是果實。樹株及花、果的精神營養都是由根給提供的，沒有了根，整棵樹就會枯乾。「經」對人民或民族、國家來說，它就是人們要遵循的規則和理論。

我們習慣上把經書稱作「經典」。中國傳統有「六經」，這「六經」也稱「六藝」。後來《樂經》失傳了，這就成了「五經」。傳說「六經」都是由孔子整理的，章太炎先生則認為「經」這個名字，也是孔子定下的。孔子整理這些典籍，並用這些典籍教授學生，這樣就建立起了一個完整的經典文化體系與教育體系，對中國文化的傳播與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孔子建立的這個經典文化體系，確保了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延續。如果沒有孔子，沒有孔子建立的這個經典文化體系，中華民族的命運可能與古巴比倫、埃及是一樣的。

此次發表的姚奠中先生和劉毓慶先生的國學對話錄《國學之根：經學》，就經學的有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解析和探討，讀來頗有益處。

——編者

劉：上個世紀，著名的儒學大家馬一浮先生曾說過：「六藝該攝一切學術」。所謂「六藝」，就是「六經」，這其實是把「六經」認作了是中國文化之根了。

姚：這個認識是有道理的。就中國文化來說，「經」是源，其它的像史、子、集都是流。打個比喻：「經」像是一棵樹的根，「史」是樹株，「詩文」是樹的花朵，「諸子」是果實。樹株及花、果的精神營養都是由根給提供的，沒有了根，整棵樹就會枯乾。為什麼叫「經」呢？「經」本來指的是織布機上的縱線，織布時，縱線固定不動，緯線來回往複，這樣才能織成布匹，因此「經」有經常、不變的意思。所以《文心雕龍》說：「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論也。」這意思是說：「經」就是永遠不可改變的最高學說與理論。這樣的學說與理論，對於人生自然是有指導意義的。因而「經」對人民或民族、國家來說，它就是人們要遵循的規則和理論。

劉：我們習慣上把經書稱作「經典」。「典」這個字很有意思。在古文字中，「典」字的上半部分是個「冊」字，代表的是竹簡編成的書冊。下面的部分「丌」代表的是几案。簡冊放在几案上，表示是大的簡冊，因為大，雙手不好端著看，只能放在可擱物的平台上。大簡冊自然很重要，所以稱作「經典」。

姚：在沒有發明紙張的古代，文字是記錄在竹簡或木牘上的。當時竹簡有大小不同的規格，大的二尺四寸長，每一簡寫24個或25個字。小的是八寸或六寸長。重要的文獻就寫在大竹簡上，這是當時的大開本，像「經」就是寫在長簡上的。解釋經的文字叫「傳」，寫在短簡上，就是當時的小開本。《說文》說：「典，五帝之書也。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庄都說：『典，大冊也。』」「大冊」自然就是大開本了。中國傳統有「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這「六經」也稱「六藝」。後來《樂經》失傳了，這就成了「五經」。不過這裡有個問題，其它幾部書都好說，《禮》有「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五經」中所收的到底是哪一部呢？宋元人編「四書五經」，收的是《禮記》，這顯然是有問題的，因為《禮記》很雜，成書時間也較晚，有些文章可能是漢代學者的，稱經自然不夠格。有人認為《禮經》應該指的是《儀禮》，也有人認為指《周禮》，章太炎先生則認為，「六經」並不是指六部書，而是指六類經書，「禮」就是關於禮的一類。這樣，自然就沒有什麼取捨上的矛盾了。傳說「六經」都是由孔子整理的，章太炎先生則認為「經」這個名字，也是孔子定下的。現在看來，這個說法是很有道理的，別人沒有那麼大的權威。孔子整理這些典籍，並用這些典籍教授學生，這樣就建立起了一個完整的經典文化體系與教育體系，對中國文化的傳播與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劉：關於這一點，我有個體會。我覺得孔子是一個極有社會責任感與文化使命感的人，他整理經書，絕不僅僅是為了整理幾部古籍，或給學生找幾本教材，而是為了文化的傳承，才建立這個經典文化系統的。

姚：你說對了。「五經」承載著一個非常偉大的歷史使命，這就是「傳承文化」。「五經」代表的是堯舜以來的華夏文化傳統，這個文化傳統到周代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產生了「禮樂文明」這種高級的文明形態。這種文明的核心價值是道德，核心精神則是和諧。在這種文明的支配下，使周代社會表現了一種盛世的氣象。孔子曾讚歎周代的文明制度說：「鬱郁乎文哉！」可是這個文化傳統到了春秋時代，遇到了斷裂的危機。這危機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來自華夏集團內部的，在統治集團中為了權力、為了享樂，相互爭鬥，因此導致了禮樂文明制度的破壞；另一個是來自外部的，周邊的戎狄民族，不斷對諸夏進行侵擾，大有以夷代夏之勢。這兩種力量，內外交加，使華夏民族經過千餘年發展才形成的文明成果面臨危機。如何使華夏優秀的文化傳統得到延續，這便是孔子面臨的時代課題。而編定「五經」，建立經典文化體系，就是孔子對這一問題進行的回應。「五經」是華夏傳統文化的載體，只要「五經」存在，這個文化就會延續。

劉：確實是這樣。「五經」經典文化體系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這個體系的確立，對中國民族的生存和發展，起到的作用實在太大了。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文化能夠延續不斷的唯有中國，其原因就是因為中國有這個經典文化系統。中華民族歷盡劫難，然而沒有在劫難中消亡，反更加壯大，就是因為有這個經典文化體系。無論是鮮卑人、女真人、蒙古人，還是滿洲人，他們必須首先接受這個經典文化體系，才能為中國人所接受，這就是前人所說的「能行中國之道者，則能為中國之主」。這裡所說的「中國之道」，自然就是中國文化之道，在中國之道的實踐中，這些民族自己的文化便消失了，作為某些元素融入到了中國文化系統之中。像北魏，像元朝，像清朝，漢族政權雖然滅亡了，可是漢族卻沒有亡，反而在民族融合中更加強大了。靠什麼融合的？就是靠經典文化體系。可以說，沒有這個經典體系，就沒有今天的中華民族！從這一點講，孔子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第一大功臣，他最大的功勞就是建立了這個經典文化體系，確保了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延續。前些天，我從網上和電視上看到有人發表高論說：中國文化的代表是姚明、章子怡，而且還說「姚明、章子怡比孔子偉大」。我想說這話的人一定有他的道理，但也敢肯定，他對中國文化、歷史，對孔子太缺少了解了。

姚：在古人看來，「五經」是和孔子聯繫在一起的，「尊經」就必然「尊孔」。歷代的統治者要想統治好中國這塊土地，就需要「尊經」「尊孔」，這樣才能得到廣大民眾的認可。在山東曲阜的孔廟裡，有歷代王朝豎的碑。「文革」期間，造反派把廟裡的碑都給砸了，可是有三通碑還立著，這三通是金、元、清三個少數民族政權立的，他們立的碑又大又厚，砸不斷，因而保存了下來。為什麼他們要把紀念孔子的碑做得那麼大、那麼厚？要超過任何漢族政權所立的？顯然他們是要表現出對中國文化大力接受的姿態來，想通過這種舉措得到漢族的認可，這也說明了經典文化體系所具有的強大凝聚力。如果沒有孔子，沒有孔子建立的這個經典文化體系，中國民族的命運可能與古巴比倫、埃及是一樣的。

劉：以「五經」為核心的經典文化系統，不僅僅是一個知識系統，更重要的是一個價值系統，它所承載的是中國人的道德精神與理想追求。中國古代的意識形態，就是靠「經」來構建起來的。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會根據自己時代的需要，通過對經書的詮釋，建構一套新的意識形態話語系統，以解決社會出現的新問題，穩定社會的新秩序。經書的研究，啟動了中國學術的發展與中國文化的發展，而汗牛充棟的經學著作，也構成了中國學術與文化的中心。

姚：雖說「經」是「恆久之至道」，但經書在歷史中則是一個變數。《管子》里提到了「四經」，指的是《詩》《書》《禮》《樂》四部古籍。這四部古籍，在《左傳》中也提到了。《荀子》反覆提到的是《詩》《書》《禮》《樂》《春秋》五經，《莊子》中提到了六經，比《荀子》多一部《易經》。到漢代，《樂經》失傳了，所以所立的只有五經博士。東漢提出了「七經」，五經之外增加了《孝經》《論語》。唐初提出了「九經」，這九經是在原來「五經」的基礎上，把《禮》加成了三部，即《周禮》《儀禮》《禮記》所謂的「三禮」；《春秋》也加成了三部，即《左傳》《公羊傳》《穀梁傳》所謂的「春秋三傳」。唐後期開成二年(837年)又出現了「十二經」，即在「九經」上加了《論語》《孝經》《爾雅》。宋儒又在「十二經」上加了《孟子》，變成了「十三經」。「經書」越來越多，也反映了人們對於經的內涵認識的發展。但「十三經」部頭太大了，要想掌握確實有點難，特別是對初學的人，一聽「十三經」的名字就給嚇住了。到南宋，朱熹為了便於學生學習，於是刪繁就簡，把《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取了出來，與《論語》《孟子》放在一起，編成了「四書」。「四書」再與「五經」相配，便有了「四書五經」之名。在四庫全書的分類中，「四書五經」都歸到了經部，這也就變成了一個新「經典核心」。

劉：「經典」在數量上、組織上的變化，自然也會影響到經學的變化，所以宋以後研究「四書」的人就特別多。以前有人把「經學」認作是一個學術問題，認為大量地注釋經典的文字，只是表明了學者們學術觀點的不同而已。其實，中國思想史的發展，主要就是通過注釋經典來體現的。像漢代人主張政治教化，在注釋《詩經》時，便把每一篇都與政治聯繫了起來，在《詩經》的文本之外，生髮出了許多人倫道德方面的大道理。宋朝人講理學，便在《詩經》中尋找義理。因此一部經學史，可以說就是一部中國主流文化精神與主流意識形態的演變史，它便具有思想史、文化史、學術史的多重價值和意義。

姚：不過最主要的還是「五經」，所謂「十三經」，其實把早期闡釋經典的著作也算在內了。這「五經」就是中國古代人的治國大法、行為綱紀，是一切理論產生的根據。元朝有個叫王惲的人說過：「五經者，聖人之成法，生民之大命系焉。」這代表了古代對五經的認識。中國的古人正是懷著這樣的信仰來創造歷史的。因此可以說，五經創造了一個民族，也創造了這個民族的歷史和文化。

劉：對於「五經」，是否可以這樣概括：《易》是天地間的大道，《書》是先王行事的記錄，《詩》是道德精神支配下的情懷錶達，《禮》是人的行為規則，《春秋》是人間是非的價值判斷。這五者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與價值系統，確立了中國人特有的文化精神。

姚：這樣概括當然可以。就具體的說，在「五經」中，最被古人看重的是《周易》，因為古人認為天下的道理，都藏在了六十四卦中，因此注釋《周易》的書也最多。為什麼叫「周易」，古代的解釋很多，大多都是把問題看複雜了。其實很簡單，「周」是周朝，「易」是「變易」的意思，就是《周易》中說的「生生之為易」。《周易》中有兩個基本的概念，這就是陰陽，陰陽不斷轉化，相互生成，這就是「易」，即所謂「陰陽相易，轉相生也」。《周易》最基礎的是八卦。八卦是：乾、坎、艮、震、巽、離、坤、兌。這八卦分別象徵著八類事物，即：乾為天，坤為地，艮為山，兌為澤，坎為水，離為火，巽為風，震為雷。也可象徵事物八種基本的性質，如乾象徵剛健，坤象徵柔順，震象徵活動，巽象徵善入，坎象徵險陷，離象徵依附，艮象徵靜止，兌象徵喜悅等，這基本上把所有的事物的性質都可以概括在內了。這是一個象徵系統，它的象徵可以說是無限的。如乾可以象徵天，也可以象徵父親，還可以象徵馬、象徵君、象徵腦袋等等。就在這無限延伸的象徵中，便把天地間的一切事物都容納在其中了。《周易·繫辭》說：《易》能「彌綸天地之道」，這天地之道它並不是用抽象的語言來闡明的，而是用形象來象徵的。

劉：從古到今對《周易》性質的認識，都存在著兩種意見，一種認為是算卦的書，一種認為是推天道以明人事的義理之書。從義理的角度講，對我們今天的人來說是容易理解的。從算卦占卜角度說，好像就有了許多的神秘色彩，讓人難以理解了。

姚：其實事情並不複雜，古人占卜主要是「卜疑」。是在一件事情可左可右拿不定主意的時候，採取的一定決疑方法。如果沒有什麼可猶豫的，也就不必占卜了。像《左傳》這樣的例子就很多，在作戰前，是打還是不打，往往要占卜，用這種方式來堅定信心。

劉：對《周易》，我曾經用過一段功，當時是覺得《周易》的思維方法以及理論，對我們思考問題很有幫助。我那本小書《澤畔悲吟》，就是在《周易》的影響下對屈原作出的研究。現在再次思考《周易》，感到《周易》的基本思想，可以說幾句話概括，即：以修己治人為目的，以「陰陽」「則天」「通變」為理論，以「時中」為核心。不知是否恰當。

姚：這樣理解也是可以的。「修己治人」的內容，《周易》確實很多。《周易》分經和傳兩部分。可以看到無論是「易經」的作者，還是「易傳」的作者，都有一種大的胸懷和抱負，是站在天下的角度來思考問題的。傳說「經」是文王作的，「傳」是孔子作的，看來這種可能是存在的。章太炎先生就是這樣認為的。「易經」因為太高深了，人們不好理解，因此開始只把它當作了占卜的書，不知道文王的深心在「修己治人」上。孔子的「易傳」，使這一層意思彰顯了出來，大大提高了《周易》的價值。在「易傳」中，對於「陰陽」「變通」等思想闡發得非常清楚。可以看出，在《周易》的理論中，「陰陽」兩個概念是最基礎的。「一陰一陽之謂道」，這是事物構成的法則，這法則確立了宇宙與人類社會的秩序。聖人效法天地，遵循陰陽這一法則，構建起了人類社會的秩序，規定了人類行為的方向。如果違背了這個法則，便是逆天違道。順天則昌，逆天則亡。由此也就確定了治世的法則。事物是變化的，「窮則變，變則通」，事物只有變通，才能存在；只有變通，才能發展。事物到了極點必然要生變，只有變化才能「趣時」，才能長久。由此也就確定了自然與人類社會變化以及王朝更替的合理性。但無論是陰陽構成，還是變化發展，都有一個應時處中、掌握平衡的問題。在《周易》中多次出現「中正」「時中」之類的詞語，這強調的就是一個「中」的問題。「中」是一個適當的位置，也是一個度，是分寸。事物的發展、變化有個火候，能把握時機、火候——即所謂「時」，掌握好分寸——即所謂「中」，便可以處理得當，少犯錯誤，清代學者翁方綱曾說：「今日讀《易》，惟應玩辭以求聖人教人寡過之旨。」其原因都在這裡。

劉：談到《周易》，自然要聯想到「陰陽魚太極圖」。這個圖最早見於明朝趙撝謙的《六書本義》中，據趙說是青城山一位隱士那裡來的，是從伏羲那裡傳下來的。這個圖對於陰陽關係的說明確實非常妙。太極圖半黑半白，白代表陽，黑代表陰。白的半邊有黑點，黑的一邊有白點。代表著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與陽相互矛盾，又相互制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諧地處於統一體中。因為不同，所以能互動；因為是相互制約的，所以能平衡、和諧；因為是和諧的，所以有極強的運動感。像一個高速旋轉的物體，使人感受到了它的氣韻與生命的律動。假如陰陽發生了衝撞、摩擦，馬上就會失去和諧，影響到正常運轉。如果雙方背離，或一方為另一方所代替，運動便會停止，「太極體」便不復存在。這一圖式凝定著先哲們對宇宙本質的認識和體會，也啟迪著我們對問題的處理和對未來人類發展的思考。人類社會、東方與西方，就像是太極圖的陰陽兩半，只有和諧相處，互動、互惠，人類才能和平，才能健康發展。任何一種想消滅對方的念頭，都是不利於人類進步的。還有一點也值得一提，有人繪的太極圖，是逆時針方向旋轉的，像香港鳳凰台的徽標——雙鳳構成的擬似太極圖的圖案，就是逆時針方向旋轉的，這恐怕是有問題的。因為這個圖原本名「天地自然河圖」，是順時針旋轉的，這是古人觀察自然現象抽象出的圖案。在自然界，像植物的藤蔓，像水中的旋渦，還有人製造的螺絲，大都是順時針方向旋轉的。我們人一般都用右手，如果用右手手指在空中畫圈，很自然地也會是順時針方向轉。逆時針旋轉的太極圖，有背於自然規律，因此是錯誤的。

姚：與《周易》「言理」不同，《尚書》則是「言事」的。所謂「尚書」，就是「上古帝王之遺書」。「尚」字與「上」字相通。從性質來說，《尚書》是上古三代的政治檔案，裡面有政府會議記錄，有講話，有告示，有高層人物的談話。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把這些東西都說成是剝削階級的，認為是反映剝削階級思想的，是統治者麻醉勞動人民的精神鴉片。現在看來，這顯然是不正確的。因此這些材料真正的閱讀對象是帝王，講的就是帝王治國的方法和思想。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尚書》確立了一個王道政治的典範，像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他們都是為天下百姓安寧做出巨大貢獻的聖人。他們與常人不同的就是道德高尚，心懷天下百姓。在他們的行為中體現出了以道德為核心的價值判斷尺度。比如文王，他常常要顧及到鰥寡貧弱老人的利益，為了替百姓操勞，往往是已經過中午了，還顧不上吃早飯。這樣的帝王，怎麼能不受民愛戴呢？這些聖王，他們愛民如子，自然百姓也把他們看作「父母」了。因此，堯死後，天下的百姓痛哭流涕，「如喪父母」。像後來稱地方官為「父母官」，從思想根源來說，應該追溯到《尚書》。《尚書》中的有些記載，雖說是後來追憶的，有些是理想化的。但不管怎麼，它為帝王樹立了表率。並且它還說明了這樣的道理：「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上天是沒有私心的，誰有德就扶持誰。怎麼知道他有德無德呢？那就要看老百姓的了。「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上天聽老百姓的，老百姓擁戴的就是有德的人。一旦失德，就會失去百姓的擁護，失去上天的扶持，像夏桀、商紂那樣，很快完蛋。

劉：有個問題需要特別提出來，這就是「道統」，「中國的道統」。由於西方價值觀的入侵和掩蓋，中國人丟失了自己特有的價值觀。比如西方人譴責中國不民主，沒有人權。這是用西方的價值觀來要求中國的。而我們自己則辯解說：「我們有民主，我們有人權。」以此來回應西方的反對聲音，卻忘記了我們傳統有更高於「民主」的政治形態，這就是《尚書》所開始的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這個道與《周易》的天道是完全一致的。以前許多人錯誤的認為，中國傳統是「專制政治」，因此呼籲要用西方的「民主」代替中國的「專制」，「專制」成了對中國傳統政治被徹底否定的理由。其實這個認識是不全面的。中國古代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樣專制，形式上是皇帝一人統治著整個國家，實際在皇帝之上還有一個大家要遵守的一種「權力「，這就是「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就是天道。能履行這個道，就是「有道明君」；失去了這個道，就是「無道昏君」。皇帝一旦失去了這個道，就可以人人得而誅之，這就叫「替天行道」，於是湯武革命被這個傳統肯定了下來。這個「道」與「民主」的最大區別是，「道」重在「德」，是以和諧為旨歸的；「民主」則重在「利」，是以物質利益為目標的。道的出發點是天下，民主的出發點是自己。民主表決一件事情，每一個參加表決者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出發點的，最後少數服從多數。這樣眾多人為了一個共同的利益努力，必然會增強一個群體的實力。因此「民主」可增強集團——包括國家、民族的競爭力，但卻無法消除國家、民族間因利益競爭而導致的衝突。中國之道雖不利於民族、國家物質競爭力的增強，但卻有利於天下和平，因為它講的不是集團的小利，而是天下的「大利」，而對全天下的人都有好處的莫過於「和平」，這和平只有在「中國之道」中才能獲得。對現在的世界來說，還有什麼比和平更重要的呢？西方有人鼓吹「中國威脅論」，這是西方人用自己的價值觀來衡量中國目前的發展態勢得出的結論。他們認為：中國一旦強大起來，就會像他們一樣，與別國爭奪利益，就會以強凌人。這可以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豈不知在歷史上，強大的中國從不向別國索取利益，而是利用自己的強大保護弱小鄰國，總是厚往薄來。明朝鄭和下西洋，耗資巨大，而卻不帶有任何經濟目的。南洋國家紛紛向朝廷進貢當地寶物，皇帝為表示皇家恩德施行賞賜作回禮，賞賜的物品價值卻遠遠超過了所進貢的物品。最後成為國家一項重大的負擔。朝廷無奈，只得對他們說皇帝開恩，免於朝貢。如果中國人像西方列強那樣，失去道的制約而唯利是圖，現在的世界地圖無疑是要重繪了。民主自然有它的好處，它可以是一個很好的監督系統，毛澤東主席提出「民主集中制」，這則是將西方民主與中國之道結合的一種很好的方略。

姚：《尚書》第一篇就提出「協和萬邦」，這就是唐堯的「治道」，是值得我們今天認真思考的。它不只是對中國，即使對全人類，都是很有意義的。中國古代在治國方面，是有一整套的方略的。就「民主」來說，作為政治體制中的一個補充系統，在周代就存在的。像《詩經》，可以說就是周代帶有民主色彩的政治制度的產物。在周代有「采詩」制度，每年在固定的時間內，有專門的人員到各地去採集歌謠，然後把採集來的歌謠集中上報到周王朝中央管理音樂的官員那裡，經過樂師的整理，再把它獻給天子。目的是通過這些歌聲，來了解民情，觀察政策的得失，從而及時糾正。另外還有「獻詩」的制度,朝廷官員有些什麼意見，可以用詩的形式奏給天子。在當時，有什麼意見都可以說，即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這樣就可做到下情上達，保證政治的開明狀態。

劉：《周易》講天道，《尚書》講政道，這些都是理性的東西。《詩經》則是先民心靈的謳歌，是純情感的東西。它反映的不只是個人的內心情感，同時也是一個時代的聲音。《毛詩序》說：「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這就是說，從歌聲中可以反映出政治的盛衰變化來。太賓士世，人的精神是愉快的，歌聲也是平和、歡樂的；亂世人心中充滿憂憤，歌聲表現出的便是怨怒之氣；到國家快要滅亡的時候，人的精神都垮掉了，歌聲表示出來的便是提不起精神的靡靡之音了。《詩經》中既有治世之音，也有衰世之音。在古人看來它反映了周王朝由盛到衰的政治變化，這對後世的為政者是有借鑒意義的。

姚：不過，把《詩經》作為一部周代興衰史，這是後人的看法。詩在周代被重視，一個重要的原因，這就是政治教化。《詩經》是一部樂歌集，音樂對人的教化、感召作用是很大的。所以《詩序》說詩能「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劉：這一點很重要。古人說《詩經》是「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又說：「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以前我對「先王之澤」理解不深，現在明白了，「先王之澤」其實就是先王的道德觀念與價值判斷。百姓由於受到了先王的道德與價值觀的教育，儘管身遭衰世，有怨怒之情，而卻明白是非，懂得廉恥，在言論與行為上，都能堅守禮義。這樣，一部《詩經》便成了「王澤」的反映。王澤盡了，詩也就再不入選了。既然詩是先王道德價值觀的反映，自然就有道德教育意義。再加上音樂的感召作用，這意義就更突出了。歌子可引導人心，這是我們現在也可以體會到的。「止乎禮義」這四個字太重要了。社會不能沒有禮義。

姚：說到禮義，在古代對此有專門的記述，這就是「五經」中的《禮》。中國素有「禮儀之邦」的稱號。這「禮儀之邦」的起點，就在周代。關於周代禮樂文明制度的有三部書，這就是前面提到的「三禮」。「禮」是什麼呢？禮者履也，就是人所要履行的，其實就是人所要遵守的行為規則。禮給每個人都確定了相應的社會位置，大家都遵守，社會便有了秩序，不會出現混亂。所以《孝經》說：「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周代關於禮的規定有很多，但都有序人倫的意義。像冠禮，它是成年禮，它的意義並不在於給一名成年男子加一頂帽子，而在於「正容體」，端正形象，這是禮的開端，是與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的天下秩序相聯繫的。由這一意義引發，君子正冠，就不是小事了。所以孔子的弟子子路在衛國內亂時，被人打歪了帽子。在生死之機，還要堅持「君子死，冠不免」的原則，最終「結纓而死」。像婚禮，這是禮的大本，因為「正君臣」是從「正夫婦」開始的。像鄉間舉行的鄉飲酒禮，主要目的是在「明長幼之序」。像喪禮，是要人懂得報恩。

劉：很顯然，禮是與治國安民聯繫在一起的。從表面上看，禮只是行為規則，而它的本質則是道德性的。從行為規則這一點講，它和西方人所說的法有點像，但法只講遵守，不講是非，而禮是規矩，是講是非的。違背了禮並沒有刑具來制裁，只是缺了德，要受到社會和良心譴責的。所以古人說：「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禮的內在精神，在歷史中不斷流失，到春秋時只有形式部分殘存了。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要復興禮樂，但沒有實現。

姚：孔子作《春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為得興禮樂的，因此在《春秋》中，他把禮作為一種價值標準對社會上發生的種種行為作著評斷。可以說《春秋》是孔子以禮來評斷的一部「近代史教材」，他在對禮義的堅持中，將是非褒貶蘊藏在了行文之中，司馬遷說：「《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劉：這樣看來，「五經」無論是《周易》還是《春秋》，都貫穿著一種道德精神，貫穿著治世理想。其中充溢著堂堂正正的浩然之氣和善性，看不到惡，看不到邪，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