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傑：魯迅筆下的孫中山

孫中山生前與《新青年》同人中的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都有過直接交往與合作，他對於「託名」魯迅的《新青年》同人、教育部僉事周樹人，卻沒有留下任何印象。出現在魯迅筆下的孫中山，也與普通人的理解大不相同。

一、《中山先生逝世後一周年》

孫中山比魯迅大15歲，兩個人都是被奉為楷模的歷史人物。魯迅在孫中山生前，雖然站在國民黨一邊，直接參与了國民黨元老李石曾、吳稚暉、徐謙、易培基等人所發動的驅逐女師大校長楊蔭榆的學界風潮，卻從來沒有在作品中提到孫中山的名字。

魯迅第一次公開談到孫中山，是寫作於1926年3月10日的《中山先生逝世後一周年》。這是他應國民黨北京黨部的機關報《國民新報》的約稿，為「孫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紀念特刊」而寫的紀念文章。文章通過對於「我們大多數的國民」的貶低否定，把孫中山抬高為整個中華民國的「第一人」：「凡是自承為民國的國民，誰有不記得創造民國的戰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們大多數的國民實在特別沉靜，真是喜怒哀樂不形於色，而況吐露他們的熱力和熱情。因此就更應該紀念了；因此也更可見那時革命有怎樣的艱難，更足以加增這紀念的意義。」

接下來，魯迅把矛頭指向「幾個論客」：「記得去年逝世後不很久，甚至於就有幾個論客說些風涼話。是憎惡中華民國呢，是所謂『責備賢者』呢，是賣弄自己的聰明呢，我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歷史具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也沒有滿足過，沒有安逸過，仍然繼續著進向近於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臨終之際，他說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為了證明孫中山的「革命」精神，魯迅還專門引用了蘇聯共產黨領袖人物托洛茨基的觀點：「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後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於全都是革命。為什麼呢？托洛斯基曾經說明過什麼是革命藝術。是：即使主題不談革命，而有從革命所發生的新事物藏在裡面的意識一貫著者是；否則，即使以革命為主題，也不是革命藝術。」

按照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注釋，所謂「幾個論客說些風涼話」，首先是1925年4月2日《晨報》所載署名「赤心」的文章《中山……》，其中寫道：「孫文死後，什麼『中山省』、『中山縣』、『中山公園』等等名稱，鬧得頭昏腦痛，……索性把『中華民國』改為『中山民國』，……『亞細亞洲』改稱『中山洲』，……『國民黨』改稱『中山黨』，最乾脆，最切當。」其次是1925年3月13日《晨報》所載梁啟超的答記者問《孫文之價值》，「誣衊孫中山先生一生『為目的而不擇手段』，『無從判斷他的真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的魯迅與孫中山一樣，是主張「為目的而不擇手段」的一名「戰士」。他在寫給許廣平的原信中表白說：「倘人權尚無確實保障的時候，兩面的眾寡強弱，又極懸殊，則又作別論才是。……叫喊幾聲的人獨要硬負片面的責任，如孩子脫衣以入虎穴，豈非大愚么？……我以為只要目的是正的——這所謂正不正，又只專憑自己判斷——即可用無論什麼手段，而況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

在寫於1933年12月28日的《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中，魯迅面對來自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潘梓年、蔣光赤等「革命文學家」的政治圍剿，依然堅持這一觀點：「革命者為達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話，我是以為不錯的，所以即使因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學的第一步，必須拿我來開刀，我也敢於咬著牙關忍受。殺不掉，我就退進野草里，自己舐盡了傷口的血痕，決不煩別人傅葯。」

二、《中山大學開學致語》

《中山大學開學致語》，是廣州中山大學教務長兼文科教授魯迅，專門為1927年3月出版的《國立中山大學開學紀念冊》寫作的表態文章，這也是他第二次公開提到孫中山的名字：「中山先生一生致力於國民革命的結果，留下來的極大的紀念，是：中華民國。但是，『革命尚未成功』。為革命策源地的廣州，現今卻已在革命的後方了。設立在這裡，如校史所說，將『以貫徹孫總理革命的精神』的中山大學，從此要開始他的第一步。那使命是很重大的，然而在後方。中山先生卻常在革命的前線。……結末的祝詞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學中人雖然坐著工作而永遠記得前線。」

中山大學「貫徹孫總理革命的精神」，其實就是中國教育史上頗為著名的「黨化教育」。在為中山大學專門負責「黨化教育」的政治訓育部所編印的《政治訓育》第7期「黃花節特號」而寫的《黃花節的雜感》中，魯迅再一次提到孫中山。

所謂「黃花節」，就是用來紀念1911年4月27日即陰曆3月29日在廣州起義中犧牲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節日。中華民國成立後，曾經把每年的公曆3月29日定為「黃花節」。魯迅在文章中寫道：「黃花節將近了，必須做一點所謂文章。但對於這一個題目的文章，教我做起來，實在近於先前的在考場里『對空策』。因為，——說出來自己也慚愧，——黃花節這三個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麼意思的；然而戰死在黃花岡頭的戰士們呢，不但姓名，連人數也不知道。」

為了表示自己與國民黨當局在「黨化教育」方面立場一致，魯迅回憶說：「我還沒有親自遇見過黃花節的紀念，因為久在北方。不過，中山先生的紀念日卻遇見過了：在學校里，晚上來看演劇的特別多，連凳子也踏破了幾條，非常熱鬧。用這例子來推斷，那麼，黃花節也一定該是極其熱鬧的罷。」

為了達到「訓育」的目的，魯迅特別談到孫中山的政治遺囑：「以上的所謂『革命成功』，是指暫時的事而言；其實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無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麼『止於至善』，這人間世便同時變了凝固的東西了。不過，中國經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卻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果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為繼續培養的人們少，而賞玩，攀折這花，摘食這果實的人們倒是太多的緣故。」

查《魯迅日記》，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當天的記錄是：「晴。上午寄趙其文信。復許廣平信。得梁生為信。午高歌來，……晚為馬理子付山本醫院入院費三十六元二角。晚呂蘊儒、向培良來，贈以《苦悶之象徵》各一本。」1926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一周年時的記錄是：「晴，午後得寄野信，即復。晚紫佩來。」在1926年3月12日前後，《魯迅日記》中並沒有留下參加大型集會或觀看演劇的記錄。所謂「中山先生的紀念日卻遇見過」，在魯迅自己的《日記》中，並沒有留下確鑿的文本依據。

由於拒絕與《語絲》周刊同人、前廈門大學同事顧頡剛在中山大學共事，魯迅於1927年4月21日憤然辭職並且搬出中山大學。在他此後發表的文章中，再也沒有出現孫中山的名字。

三、孫中山的「足不履危地」

魯迅筆下最早出現孫中山的名字，是在1925年4月8日致許廣平的私信中：「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最大原因還在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

魯迅筆下最後出現孫中山的名字，是在1935年2月24日致楊霽雲信中：「中山革命一世，雖只往來於外國或中國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無大變化，在中國總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約必如來函所言，其實在那時，就已經給陳炯明的大炮擊過了。」

「足不履危地」，是魯迅對於孫中山最為真切的蓋棺定論。比起「只往來於外國或中國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的孫中山，黃興、陳炯明、趙聲、秋瑾、徐錫麟這些人，才稱得上是「常在革命的前線」衝鋒陷陣的革命鬥士。

長期居住在大上海的日本租界區的魯迅，之所以要指出孫中山的「足不履危地」，根源於他極為複雜的革命意識。1928年，他在江灣實驗中學演講時回憶說：「人家叫我去革命，我卻要問『你呢』，當我年青時，人家叫我去暗殺，暗殺之後怎麼樣呢，我想不出……」

另據增田涉介紹，魯迅晚年曾對他說過，「他在從事反清革命運動的時候，上級命令他去暗殺某要人，臨走時，他想，自己大概將被捕或被殺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親怎樣生活呢，他想明確知道這點，便向上級提出了，結果是說，那樣地記掛著身後的事情，是不行的，還是不要去吧。」然而，當增田涉把這段話寫入《魯迅傳》並請魯迅審定時，魯迅把它刪除了。

在此之前，魯迅也曾經向許廣平表白說：「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許問的，我卻要問，要估量這事的價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當許廣平問到關於暗殺的意見時，魯迅的回答是：「第一，這不是少數人所能做，而這類人現在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該輕易用去；還有，是縱使有一二回類此的事件，實不足以震動國民，他們還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氣是如此的，自己沒有做的事，就不大讚成。」

在《學界的三魂》中，魯迅對於暴力革命另有解釋：「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頂著一個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於是那些人就得了雅號曰『匪徒』。學界的打官話是始於去年，凡反對章士釗的都得了『土匪』，『學匪』，『學棍』的稱號，……然而國情不同，國魂也就兩樣。記得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些同學問我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是什麼，我答道：『造反。』他們便大駭怪。在萬世一系的國度里，那時聽到皇帝可以一腳踢落，就如我們聽說父母可以一棒打殺一般。」

在隨後寫作的《通信》里，魯迅又表白說：「我到中山大學的本意，原不過是教書。然而有些青年大開其歡迎會。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說，就聲明我不是什麼『戰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應該在北京，廈門奮鬥；但我躲到『革命後方』的廣州來了，這就是並非『戰士』的證據。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時是委員——接著演說，說這是我太謙虛，就我過去的事實看來，確是一個戰鬥者，革命者。於是禮堂上劈劈拍拍一陣拍手，我的『戰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後，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誰去推辭？我只好咬著牙關，背了『戰士』的招牌走進房裡去，想到敝同鄉秋瑾姑娘，就是被這種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陣亡』不可么？」

由此可知，在魯迅的革命意識中，是充滿著行動上的拒絕與思想上的懷疑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凡做領導的人，一須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二須不惜用犧牲，而我最不願使別人做犧牲（這其實還是革命以前的種種事情刺激的結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魯迅筆下的孫中山，只是他的一家之言。要評價孫中山在中國政治史上不可替代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應該依據他作為同盟會創始人和國民黨最高領袖的歷史事實，而不是「足不履危地」的片面事實，以及「在中國總算是好人」之類既難以量化又難以操作的道德判斷。要評價魯迅在中國文學史上不可替代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也同樣不應該採用「足不履危地」的片面事實，以及「在中國總算是好人」之類的道德判斷，而應該依據他作為現代雜文和現代短篇小說的開拓者的歷史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