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與欣賞》(專題四：《詩經》閱讀 一)

南山區教師繼續教育課程《閱讀與欣賞》專題四：《詩經》閱讀(一)劉耀娟

一、《詩經》導讀六經中的《詩》是我國最古的一部詩歌總集，是我國詩歌文學之鼻祖。詩歌之興，不但早於散文，而且遠在文字以前。這句話，乍聽到時未免有些詫異，仔細一想卻也會於情理。《世本》說伏羲作瑟、女捐作笙黃，《風俗通》說神農作瑟。我國的文字創於黃帝時，可見樂器的發明遠在創造文字之前了。樂，所以和歌，那時雖尚無文字，已有口頭唱的詩歌了，所以用樂來伴奏的。《呂氏春秋》說：「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雖然沒有記下那時的歌辭，已可證明其有詩歌了。《史記索隱》引《西河舊事》載匈奴民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這雖是譯文，但必匈奴本有此歌，方可譯成漢文。匈奴是無文字的民族，也可有他們的謳歌，不是我國未有文字時已有歌謠的旁證嗎？沒有入學的孩子們有他們的兒歌，沒有識字的鄉民們有他們的山歌，這又是一個旁證。集古代的詩歌蔚為大觀，且信而有徵的，終首推這一部《詩經》。《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原稱「詩」或「詩三百」，到了漢代被奉為儒家經典，才稱作《詩經》。它收集了從西周初到春秋中葉前後五百多年間的作品。編成年代約在公元前六世紀中。相傳周王室有派專人（稱「行人」或「道人」）收集民間詩歌的制度，稱為「采詩」，《詩經》中的不少作品來自這種「采詩」。這是《詩經》中詩歌來源的一種說法，即「采詩」說，另一說法是認為《詩經》是孔子所刪定的，這在《史記》等書中有記載。　《詩經》存三百零五篇，分《風》、《雅》、《頌》三部分。《風》有十五國風，是出自各地的民歌，這一部分文學成就最高，有對愛情、勞動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懷故土、思徵人及反壓迫、反欺凌的怨嘆與憤怒。《雅》分《大雅》、《小雅》，多為貴族祭祀之詩歌，祈豐年、頌祖德。《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頌》則為宗廟祭祀之詩歌。《雅》、《頌》中的詩歌，對於我們考察早期歷史、宗教與社會有很大價值。孔子曾概括《詩經》宗旨為「無邪」，並教育弟子、孩子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標準。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者頗多，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在說理論證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以增強說服力。後來，《詩經》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六經》（包括《詩》、《書》、《禮》、《樂》、《易》、《春秋》）及《五經》（無《樂》）之一。按十五國風看來，它的地域，是黃河流域一帶，及於長江以北；按全部的《詩》來考據它的時代，約自夏或商以迄春秋中世，而以周室東遷前後的作品為其中堅。它的形式以四言詩為主，間有長短句及「兮」字調，終佔少數。它的作者與本事，十之八九已無可查考了，我們讀這部書，當自抒己見。用《孟子》所謂「以意逆志」的辦法，不可為舊說所困，而《詩序》之說尤不可信。我們與其尊它為「經」，以道貌岸然的態度去讀它，不如把它看作一部上古時代詩歌的總集、一部抒寫情感的純文學讀。風：　分十五國編纂：1．《周南》2．《召南》3．《邶風》4．《鄘風》5．《衛風》6．《王風》7.《鄭風》8．《齊風》9．《魏風》10.《唐風》 11.《秦風》12《陳風》 13.《檜風》 14.《曹風》15．《豳風》。　　雅：分二部：1．《小雅》 2．《大雅》　　頌：分三部：1．《周頌》 2．《商頌》 3．《魯頌》　　風的第一篇是《周南》的《關睢》，《小雅》的第一篇是《鹿鳴》，《大雅》的第一篇是《文王》，頌的第一篇是《周頌》的《清廟》，這叫做「四始」。為什麼叫做「風」、「雅」、「頌」呢？據《詩大序》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放曰風。……雅者，正也，宣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因為「風」是由各國採集的民歌，是民間文學，足以藉此考見各地方的風俗，各地方的風俗是由於在上者化民成俗的治教的影響，而各地方的人民對於在上者的政治的感想、譏刺或讚美，都可以用風喻的詩歌表達出來。所以這一個「風」字，含有「風俗」、「風化」、「風喻」三種意義。「雅」是士大夫文學，是文人們美刺朝政之作。「政者，正也」（見《論語》），「雅者，正也」，故名為「雅」。至於以政之小大別雅之小大，則讀遍了《小雅》、《大雅》也找不出證據來。「頌」是廟堂文學，是用以歌頌功德的，大概是用於郊祀及祭先王、先公時。周是當時的王室，商是周的前一代，魯雖僅是一個諸侯國，因為周公旦輔相成王，曾有大功德於王室，所以也有頌。風、雅、頌之外，尚有所謂「賦」、「比」、「興」，合起來叫做「六義」。風、雅、頌是詩的性質、體制上的分類，賦、比、興則是詩的作法上的分類。《詩序》於賦、比、興未加解釋，朱熹《詩傳綱領》云：「賦者，直陳其事；比者，以彼狀此；興者，托物興詞。」范處義《詩令補傳》云：「鋪陳其事者，賦也！取物為況者，比也；因感而興者，興也。」日人兒島獻吉郎《毛詩考》云：「賦是純敘述法，比是純比喻法，興是半比半賦之法，前半用比、後半用賦。」總之，「賦」是直抒情意，直述人事；「比」是借物為比，喻其情事；「興」是托物興起，抒寫情意。例如，「關關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一章詩，以河洲上睢鳩之關關而鳴以求其偶為比，以興起後二句所賦的淑女、君子之為嘉偶，便是「興」的作法。其實，就我國數千年來的詩歌綜合分析起來，其體類也不外乎「民間文學」（風）、「士大夫文學」（雅）、「廟堂文學」（頌）三種，其作法也不外乎「直抒情事」（賦）、「借物比喻」（比）、「托物起興」（興）三種而已。　至於《詩經》為什麼叫做「毛詩」？因為《詩經》的今文本子，《魯詩》、《齊詩》、《韓詩》已亡失了，現存十三經中的那部《詩經》就是毛公做《故訓傳》的一種古文本子。毛公所傳的本子叫做「毛詩」，正和韓嬰所傳的本子叫做「韓詩」一樣。二、《詩經》的基本形式《詩經》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間或雜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種句式。但雜言句式所佔比例很低。只有個別詩是以雜言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為主幹，可以由此推想當時演唱《詩經》的音樂旋律，是比較平穩和比較簡單的。至漢代以後，四言詩雖斷斷續續一直有人寫，但已不再是一種重要的詩型了。反而在辭賦、頌、贊、誄、箴、銘等特殊的韻文文體中，運用得很普遍。　　《詩經》常常採用疊章的形式，即重複的幾章間，意義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變，造成一唱三嘆的效果。這是歌謠的一種特點，可以藉此強化感情的抒發，所以在《國風》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頌》和《大雅》，以及《小雅》的政治詩中幾乎沒有。典型的例子，如《周南"芣芑》：采采芣芑，薄言采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采采芣芑，薄言掇之。采采芣芑，薄言捋之。采采芣芑，薄言袺之。采采芣芑，薄言襭之。全篇三章十二句，只變動了六個動詞，不但寫出採摘的過程，而且通過不斷重複的韻律，表現出生動活潑的氣氛，似乎有一種合唱、輪唱的味道。清人方玉潤說：「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曠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裊裊，忽斷忽續。」（《〈詩經〉原始》）這麼說也許多了一些想像，但疊章重句的美感，確是很動人的。四言詩衰微後，這種形式也被捐棄，只能偶一見之。倒是在現代歌曲中，又常看到這種情況。這說不上「影響」，卻有古今相通之理。　　作為歌謠，為了獲得聲韻上的美感，《詩經》中大量使用雙聲、疊韻、疊字的語彙。在古漢語的規則中，這類辭彙大抵是形容詞性質，所以也有助於表達曲折幽隱的感情，描繪清新美麗的自然。如《詩經》首篇的《關雎》，「關關」（疊字）形容水鳥叫聲，「窈窕」（疊韻）表現淑女的美麗，「參差」（雙聲）描繪水草的狀態，「輾轉」（疊韻）刻畫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狀，既有和諧的聲音，也有生動的形象。　　《詩經》里大量運用了賦、比、興的表現手法，加強了作品的形象性，獲得了良好的藝術效果。所謂「賦」，用朱熹《詩集傳》的解釋，是「敷陳其事而直言之」。這包括一般陳述和鋪排陳述兩種情況。大體在《國風》中，除《七月》等個別例子，用鋪排陳述的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詩，鋪陳的場面較多。漢代辭賦的基本特徵就是大量鋪陳。雖然從《詩經》到漢賦還間隔許多環節，但說其原始的因素源於《詩經》，也未嘗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釋，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於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碩人》連續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膚，「瓠犀」喻美人之齒，等等，都是《詩經》中用「比」的佳例。「賦」和「比」都是一切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詩經》中的「興」，用朱熹的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藉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它往往用於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大約最原始的「興」，只是一種發端，同下文並無意義上的關係，表現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就像秦風的《晨風》，開頭「鴥彼晨風，郁彼北林」，與下文「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云云，很難發現彼此間的意義聯繫。雖然就這實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時代懸隔才不可理解，但這種情況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現代的歌謠中，仍可看到這樣的「興」。進一步，「興」又兼有了比喻、象徵、烘托等較有實在意義的用法。但正因為「興」原本是思緒無端地飄移和聯想而產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較實在的意義，也不是那麼固定僵板，而是虛靈微妙的。如《關雎》開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原是詩人借眼前景物以興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關雎和鳴，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間的和諧恩愛，只是它的喻意不那麼明白確定。又如《桃夭》一詩，開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寫出了春天桃花開放時的美麗氛圍，可以說是寫實之筆，但也可以理解為對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說這是在烘托結婚時的熱烈氣氛。由於「興」是這樣一種微妙的、可以自由運用的手法，後代喜歡詩歌的含蓄委婉韻致的詩人，對此也就特別有興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陳出新，不一而足，構成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特殊味道。　三、《詩經》的特色和影響　　第一，《詩經》是以抒情詩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詩和《小雅》、《國風》中的個別篇章外，《詩經》中幾乎完全是抒情詩。而且，從詩歌藝術的成熟程度來看，抒情詩所達到的水準，也明顯高於敘事詩。而與《詩經》大體屬於同時代的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卻完全是敘事詩。正如荷馬史詩奠定了西方文學以敘事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詩經》也奠定了中國文學以抒情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以後的中國詩歌，大都是抒情詩；而且，以抒情詩為主的詩歌，又成為中國文學的主要樣式。　　第二，《詩經》中的詩歌，除了極少數幾篇，完全是反映現實的人間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經驗。在這裡，幾乎不存在憑藉幻想而虛構出的超越於人間世界之上的神話世界，不存在諸神和英雄們的特異形象和特異經歷（這正是荷馬史詩的基本素材），有的是關於政治風波、春耕秋獲、男女情愛的悲歡哀樂。後來的中國詩歌乃至其他文學樣式，其內容也是以日常性、現實性為基本特徵；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總是文學的中心素材。　　第三，與上述第二項相聯繫，《詩經》在總體上，具有顯著的政治與道德色彩。無論是主要產生於社會上層的大、小《雅》，還是主要產生於民間的《國風》，都有相當數量的詩歌，密切聯繫時事政治，批判統治者的舉措失當和道德敗壞。其意義雖主要在於要求維護合理合度的統治，給予人民以較為寬鬆、可以維持生存的條件，但這對於社會的發展，當然是有價值的。關心社會政治與道德，敢於對統治階層中的腐敗現象提出批判，應該說是《詩經》的優秀之處。但這個問題應該從兩方面來看。正像我們在前一節中舉例分析的那樣，這一種批評完全是站在社會公認原則的立場上的，在根本上起著維護現有秩序的穩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個人的慾望與自由。就以《相鼠》一詩來說，它可能是批評統治者荒淫無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評對「禮儀」的具有進步意義的破壞行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詩對於這兩種現象都是適用的。要說《詩經》這一特點對後世的影響，首先要說明：《詩經》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後世經過曲解而被強化了。本來不是直接反映政治與道德問題的詩，包括眾多的愛情詩，在漢代的《毛詩序》中，也一律被解釋為對政治、道德或「美」（讚頌）或「刺」（批評）的作品。因而，一部《詩經》，變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書。後代詩人繼承《詩經》關注社會政治與道德的特色，同樣應該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提倡這一特色，可以糾正文學過分趨向遊戲和唯美傾向，發揚文學的社會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適當地過分強調這一點，也必然妨害文學的多樣化發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達。第四，《詩經》的抒情詩，在表現個人感情時，總體上比較克制因而顯得平和。看起來，像《巷伯》批評「讒人」，《相鼠》批評無禮儀者，態度是很激烈的。但這種例子不僅很少，而且並不能說是純粹的「個人感情」，因為作者是在維護社會原則，背倚集體力量對少數「壞人」提出斥責。像《雨無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評的對象是多數人，則已顯得畏懼不安。至於表現個人的失意、從軍中的厭戰思鄉之情，乃至男女愛情，一般沒有強烈的悲憤和強烈的歡樂。由此帶來必然的結果是：《詩經》的抒情較常見的是憂傷的感情。「平和溫婉、真摯動人」是後人的普遍評價。《詩》的抒情特點最經典的是憂傷的感情。我們生活的時代，似乎習慣了另一種藝術的表達方式：淋漓盡致地宣洩、形形色色的表達……而對自己民族的情感藝術卻大多不屑和漠然。「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而放到今天，一句淺白的「過來，我想你了」就解決問題了；既然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留下的只有空白，還要詩了幹嗎？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中國後代的詩歌，也是以抒情——抒憂傷之情較為普遍。剋制的感情，尤其憂傷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強烈的悲憤和強烈的歡樂噴涌而出，一泄無餘，而是委婉曲折，波瀾起伏。由此，形成了《詩經》在抒情表現方面顯得細緻、雋永的特點。這一特點，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後來的詩歌。另外需要說到，儘管《詩經》的抒情一般比較平和，卻依然是真摯而動人的，而且也並非沒有明朗歡快、天趣盎然之作。後代儒家把《詩經》中的所有作品都說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並不能抹殺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愛情詩對人們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專制時代，當文學道德化傾向、說教傾向變得過度嚴重時，詩人們也會打出《詩經》的權威旗號，要求給感情以應有的、至少是適度的承認。明代詩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湯顯祖的《牡丹亭》中，深閨小姐杜麗娘誦讀《關雎》而產生對於愛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四、《詩經》的審美意義《詩經》所特有的古典意蘊和民間視角使其保持了鮮活的審美風格，無論經學家如何去摳字眼，去作一些牽強附會的解釋，都無法凍結《詩經》的美學生命。《詩經》是一部性情之作，對《詩經》的解讀同樣需要一種激情以及對生存狀態的敏感反映。《詩經》之所以如此耐得住尋味，不僅在於其語言形式的完美，更重要的是，其中的生命體驗和詩性智慧給人以無限的啟示。清代文人薛雪在《一瓢詩話》中，提到注釋《詩經》的誤區，他說：「《三百篇》諸子尚有未詳處，後人何嘗疏得盡？」他的辦法是「只要吟詠既久，自然而然有兔起鶻落、水到渠成之妙」。我們當作輕鬆的神遊者，以詩化的語言來與三千年前的浪漫相呼應。以《詩經》的方式來閱讀《詩經》，徹底拋棄了皓首窮經的煩惱。「三千年，我寤寐求之；三千年，我輾轉反側」，超越時空的詩情是永恆的，儘管三千年前女子的歡樂，連今天的女權主義者都讀不通透，但是，對喜怒哀樂的表白卻不能遏止。不讀《詩經》，我們或許還意識不到自我心靈的壓抑。在《關雎》與《桃夭》之間，揣摩《詩經》時代的心事是一件美妙的事情。袁枚說：「《三百篇》中，混含固多，刻露者亦復不少。」《詩經》的語言本身就具有白話性，這與詩境的延伸並不相悖。「她來過，兩千多年前，她又走了，來時靜悄去無聲，惟有一縷香魂仍繚繞在春秋的月光里，如花的氣息」，審美觀照是分不清起點和終點的，心靈的映射是沒有邊際的。從情感上超越古人是否可能？現代生活的貧乏說到底還是一個心靈問題。任何哲學命題都解決不了情感資源匱乏的問題。從《詩經》中尋找詩性話語的根源，《詩經》作為一種本源，只存在於後人的感悟之中，既是一種啟示，又是一種律令，命令詩人不能放棄詩的尺度。但那些爛熟於心的詩句被我們晾曬在口頭上，早已褪了顏色，更有不少「儒雅」之士把它當作文化標籤，把本來色彩斑斕的詩句風化成乾癟的謊言。五、《詩經》愛情詩的文化解讀（胡敬君）

　　《詩經》從文學的角度寫出了禮制完善之初時周代社會男女交往的清純本色，表現出對人生命本體的尊崇和對人的個體價值的強烈追求，為中國古代文化留下了情感的光輝。

　　愛情是人類特有的感情，是一種自發的不由自主的情感衝動，同時也是個體的一種自我選擇。《詩經》中的愛情詩，熱烈而浪漫，清新而純凈，是心與心的交流，是情與情的碰撞。《鄭風"溱洧（zhenwei）》便是極具代表性的一篇。詩寫的是鄭國陰曆三月上旬己日男女聚會之事。陽春三月，大地回暖，艷陽高照，鮮花遍地，眾多男女齊集溱水、洧水岸邊臨水祓禊，祈求美滿婚姻。一對情侶手持香草，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感受著春天的氣息，享受著愛情的甜蜜。他們邊走邊相互調笑，並互贈芍藥以定情。

　　這首詩如一首歡暢流動的樂曲，天真純樸，爛漫自由。按封建衛道士的觀點，《溱洧》通篇「皆為惑男之語」，實乃「淫聲」，然以今天的眼光客觀地看，這種未經禮教桎梏的、道學家口中的所謂「淫」，恰恰是自然的人性，是一種活潑生命的體現，是真正意義上的對天地精神的遵從。它標誌著和諧、自由、平等，散發著愉快與天真的氣息。

　　《邶風"靜女》更是把當時青年男女在一起時的那種天真活潑、相互逗趣的情景寫得活龍活現。一個故意逗惹，一個語帶雙關的湊趣，其開朗的性格，深厚的感情，愉快的情緒，躍然紙上。《衛風"木瓜》、《鄭風"兮》帶有明顯的男女歡會色彩，一是互贈定情物，表示相互愛慕，一是邀歌對唱，藉以表白心跡。

　　應該說，《詩經》中的這類愛情詩，展示給我們的是人類美好的情感世界。這裡沒有世俗的偏見，有的只是個體生命本能的情感流露。這種淳樸、自然、浪漫的平等愛情，是漢以後愛情詩的矯揉造作所不能比擬的。這種浪漫與明媚的愛情，如山野中不敗的鮮花，雖然充滿野性，但卻像營養著生命的空氣一樣，培育著生活和情愫，塑造著生命的精神。

　　《詩經》愛情詩，依據生活的邏輯，突出了情竇初開的青年男女對生命內在本初結構恢復完整的焦渴，還原了生命與生活的意義。《周南"關雎》就是一首熾熱感人的情歌。一位男子愛上了一位美麗的姑娘，醒時夢中不能忘懷，而又無法追求到。面對悠悠的河水，目迎水流中浮動的荇菜，姑娘美麗的身影時時閃現在眼前，這更增添了他的痛苦，以致出現了幻覺，彷彿和那個姑娘結成了情侶，共同享受著協諧歡樂的婚後生活。

　　詩中的相思之情是坦率的、大膽的：「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詩人毫不掩飾自己的感情，也毫不掩飾自己的願望。這種濃烈的感情和大膽的表白，正是生命慾望和生性本能的自然顯露。

　　《召南"有梅》是少女在采梅子時的動情歌唱，吐露出珍惜青春、渴求愛情的熱切心聲；《鄭風"褰(qian撩起)裳》則是一首以性佔有為唯一目的的情詩，女主人帶著滿足自己性慾的公開企圖，簡單而直接地要求心愛的男子和自己幽會。「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姑娘用激將法提醒對方，「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之。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以，而必於子哉？」《周南"汝墳》第一章代借枝來表示自己的性饑渴，公開表達「我要找尋配偶」的意圖，表現的是《詩經》獨有的高度人文關懷，率直大膽的內涵實則是對自己生命要求的尊重，是在追求自己生命性靈的完整。

　　《詩經》中描寫的愛情，絕無半點禮教和貞潔觀念的束縛，沒有摻雜任何世俗功利的考慮，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純真的人類美好情感的謳歌。《鄭風"野有蔓草》敘寫一對男女不期而遇的歡樂：原本是兩個互不相識的人，只因氣質和形象的吸引，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促成他們結合的因素單純而直接，激勵他們生命疊合的僅僅是對「有美」之「美」的情感直覺，一許「清揚婉兮」的驚心動魄的感覺，將對異性的渴望確證為生命對人性真諦的追求，在瓦解和盪散了一切世俗雜念的同時，也使此處的「邂逅」兩性血肉關係化生為性靈的合一。

　　《詩經》是中國唯一一部脫去了脂粉與俗氣的情愛文學聖典。作為民族青春時代的自由生活經歷的真實記錄，《詩經》愛情詩昭示後人，要擺脫「非人」的鐐銬，回到人之所以為人的真實境界，就必須贏得主體精神的自由，而這也正是《詩經》這部古老經典具有不朽文化價值的根源所在。

　據說，「詩」這個字，來源於蠶吐絲的聲音，那種細緻、雋永、含蓄的抒情風格正是中國文學的獨特魅力之所在，正是這種獨特的韻味深深影響了後來的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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