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瑾瑜:清朝滅亡的十大原因(10)

(十)激進、草率、未經大多數人認可的政治構架遺患無窮

十年的清末新政與立憲對於近代中國的轉型來說無疑是快馬加鞭，但突然爆發的革命更是如電光石火，中國人尚不知道君憲為何物的時候，歷史已經轉進了更為茫然的共和年代。辛亥革命最大的問題在於，以滿族親貴的腐朽性、民族矛盾的偽構性掩蓋了傳統政治及社會制度的頑固性，並進而使原本以現代化和民主化為目標的浩大運動完全偏離了方向。

民國後實行的共和體制實為西方「三權分立」制度一個翻版，然司法權始終坐冷板凳，所謂「三權」，其實只有「兩權」，而「兩權」的設計又因西方制度與中國傳統的水土不服，加之私心作祟(初為內閣制，孫來後改為總統制，孫去袁來後又改成內閣制，袁世凱掌權後重歸總統制，袁死後又改回內閣制)，最終導致國會、總統、國務院三者關係揪扯不清，「府院之爭」多次上演，「倒閣」頻率較之法國更為盛行(北洋時期的總理平均任職時間不足半年)。如此假共和、假民主倒不如真帝制、真獨裁，因為假貨尚需要附加的美化偽裝成本，其效益反要大打折扣。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N。佩弗認為，1911年在中國建立起的共和政體只是美國的仿製品，註定是一個大失敗，因為「它在中國的歷史、傳統、政治經歷、制度、天性、信仰觀念或習慣中毫無根據地。它是外國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國之上的。……它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畫，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學生的漫畫」。

事實上，當年制定《臨時約法》的那些革命黨過於年青，他們對中國的傳統、歷史及其具體國情的了解乃至學識都是遠遠不夠的，他們的制度設想和構架既沒有經過認真的研究和思考，也沒有對大眾進行充分的啟蒙並取得廣泛的共識。由此，由革命黨人操控的各省代表會議及臨時參議院又豈能真正代表民意，就其民主程度而言，尚不如袁世凱提議的國體問題交由國民大會解決來得更開明。更重要的是，這部憲法性文件的制定過程中嚴重缺乏民眾的實際參與和民意的表達，它究竟代表了中華民國的國民還僅僅是代表了極少部分革命黨的理想信念，這本身就是個問題。

舊法統或者說傳統的專制結構(所謂「千年猶行秦政」)，其最基本原則在於「下級服從上級」，在經濟的基礎和結構還沒有轉型，民眾的觀念結構也沒有轉變，在大多數民眾不主動參與的情況下，極少部分人試圖把老祖宗的皇權專制一下轉到西方的民主議會政治結構上去，這如何辦得到呢？由此，革命黨人簡單的移植西方制度文明的嘗試，最終導致水土不服、秩序大亂，其效果反不如老祖宗的東西，這幾乎就是必然的結果。

清末民初及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大體上仍是一個農業社會，而農業社會是無法支付起民主共和之成本的。在經濟、觀念、制度的結構都不曾改變的情況下，搞一部憲法，設幾個新機構，這種所謂的轉變，其實還是在舊有框架里繼續遊走。西方的議會政治，說白了是「分權制衡、各有職守，依法行事」，這和中國傳統的「下級服從上級」完全格格不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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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新規則，不要說袁世凱和北洋軍閥學不會，就算是孫中山和那些革命黨人恐怕也是搞不來的，「二次革命」便是例證。

所謂「結構不變，結果不變」，結構的轉型，一轉百轉，千頭萬緒，理想的方式本該是和平漸進的改良，逐步發展經濟、啟蒙民眾並讓民眾主動的參與進來，最終達成廣泛的共識和規則，這個過程非百年不能成功，激進的暴力革命只能讓這個過程更加複雜甚至重走老路。

辛亥的勝利，主要在於趕走了皇帝或者說剝奪了一個家族的世襲權力，其打倒的只是專制的頂端，但對於專制的基礎卻幾無觸動，無論是當政者的思維或是民眾的素質，乃至各種制度及其經濟社會的條件，專制的土壤仍舊肥沃，繼續專制的慣性和要求也遠遠超過了辛亥革命黨人的想像與美好願望。

潮打空城寂寞回。清朝雖然倒了，但依舊有很多問題值得反思。學者馬良在《超越革命與改良》中指出，「就中國傳統而言，皇權既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國家權力，但很多時候則是一種象徵。皇權是一種象徵性的權威，是保證政府決策正常化和社會秩序穩定化的威懾性力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皇權的存在並不影響民主政治的發展，相反，如果協調得當，皇權甚至科舉都會成為民主政治的保證力量」。可惜的是，儘管《十九信條》下的虛君共和制可能是當時中國最好的制度設計，但它的到來卻選擇了一個極不恰當的時機。

民國以後，不管是袁世凱也好，軍閥也罷，甚至包括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其相信的通通都是武力，無論打什麼旗號，最終均可以歸為一點：槍杆子裡面出政權，這也使得中國一直在「治—亂」、「分權—集權」的怪圈中來回打轉。正如辜鴻銘在《清流傳》中說的，民國進入了一個「群氓時代」，辛亥革命推翻了一個人的特權，卻帶來了更多人的特權，一個真皇帝被趕下了台，更多的軍頭、土皇帝們卻迅速崛起，對老百姓的魚肉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革命黨人的理想超越了當時的國情與國民的接受力，由此導致了民國後長時間的混亂，並開啟了上世紀政治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之先河。由於共和民主不是辛亥革命的主因，因而其不能成為革命之後經久實在的功績，而憲政的制度化在革命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更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國目錄。推翻滿人的統治並沒有真正開創中國的進步和發展之路，也無助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事實上，在辛亥革命後，滿族貴族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國也成為了一個「真正的漢民族國家」，但事與願違的是，推翻清朝後的國內政局非但沒有好轉，反而因為漢人之間的衝突和爭鬥更加墜入深淵。

更有甚者，辛亥革命後幾十年的政治劇變和失敗，使得國民信仰的遭到了空前危機和混亂。正如魯迅說的：「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月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很多烈士的血都被別人踏滅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在國人自古以來的生存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條件下，強行實行所謂的西式民主政治，其結果不僅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而且極容易破壞了民主的名聲和信譽。任何企圖以觀念的變化和政治體制的改變來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其用意雖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實現，結果也可能是走向設計者初衷的反面。

結構不變，結果不變，客觀的歷史進程證明，中國社會無論採用什麼樣的理論形態，實際的進步都必須從基本的社會生活做起。浮躁的理論終究要回歸大地。蔣夢麟曾說，辛亥的革命使中國「獲得新生，前途光輝燦爛」，但是，有幸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國民們，在軍閥混戰、強敵入侵、內戰頻頻的殘酷現實面前，他們的生活較之前清非但沒有變得更好，反而變得更糟。歷史的弔詭與諷刺，也就盡在不言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