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五個合格的經濟學家(中國青年報 2005-11-9)

首頁->>中國青年報->>特色周刊->>冰點觀察誰是五個合格的經濟學家2005年11月09日曲力秋一句「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以下簡稱「5個論」）把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推到了備受爭議的處境。這之前，雖然也擁有一系列令人艷羨的履歷和頭銜，如哈佛大學博士、思想大師丹尼斯·貝爾（此人曾於1980年被美國評為健在的、對美國社會影響最大的十大知識分子之首）的關門弟子、在同行中享有「社會學界的楊小凱」之稱……但在國內，能說出丁學良是何方神聖的人可能不多。近日，本報特邀「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一文作者曲力秋對丁學良教授進行了獨家專訪，這是繼10月26日「5個論」發表後，丁學良首次接受媒體採訪。 　 「不超過5個」是比較客觀和寬容的說法曲力秋（以下簡稱曲）：有人將您的「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這句話稱為是2005年最為經典的語句之一，您本人也被《時代人物周報》評為「2005年十大敢講真話者」。您怎樣看您的這一觀點在媒體和公眾中引起如此強烈的反響？丁學良（以下簡稱丁）：我想這可能是因為國內的學術界、媒體甚至包括最廣大的公眾都看到了這些年國內經濟學界出現了一些不符合這個學科應有面貌的現象。一個基本的情況是，中國的經濟學在過去的27年里是顯學，資源很多，從事經濟學研究的人很容易得到各種資源，很容易參與決策，也很容易出名、發財和做官。任何一個學科，只要有這樣優越的條件，就一定會對各種各樣的人產生巨大的吸引力，所以，很多人都跑到經濟學研究領域，都想成為經濟學家，並且都以經濟學家和經濟科學的名義講話、做事和撈錢。這種現象已經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大家都感到無法忍受，我不過是把他們想說的話說出來了而已。其實，海外的很多學者早就說過這樣的話，只不過是沒有在主流媒體上說而已。曲：您的「5個論」是信口開河呢，還是有根據？如果有根據，這個根據是什麼？丁：這個說法絕不是信口開河，不過需要澄清的是，我的這個講法並不包括老一輩經濟學工作者，因為他們的學習環境、研究環境和工作環境與中青年不一樣，他們中的很多人是我的老師和恩師。另外，這個講法也不包括現在在海外最好的或比較好的大學經濟系裡任教、目前暫時回到國內兼職的教授。至於我所說的合格與不合格依據的是什麼標準，我想，雖然與自然科學相比，社會科學的評價標準要困難很多，但在社會科學中間，經濟學的發展還是比較規範的。從國際上看，怎樣評價一個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和他的貢獻，比社會科學中對其他學科專家評價的爭議要少很多。稍微懂一些專業的人，只要他去看一看國際上經濟學界那些最重要的學術刊物，在過去的10年或15年的時間裡，有多少文章是來自中國國內的經濟學家，他就會知道我的這句話還是比較客觀和寬容的一種說法。有一位從中國大陸出去、現在是華人中做計量經濟學研究做得最好的一位學者，曾經很感慨地說過，中國國內很多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的水平之糟，甚至還比不上他所在大學經濟學系一年級博士生的水平。所以，只要是對西方經濟學比較了解、同時又對國內經濟學界也基本了解的人都會有這樣的看法，這個話題在我們這些海外學者中已經議論了很多年了。曲：媒體和公眾猜測最多的是，這五位合格的經濟學家都是誰？丁：這並不是我想說的重點。我要是把這五個人的名字都講出來的話，極容易在公眾中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就是我是因為和這些人有個人恩怨才出來說這句話的，這根本就不是我的意思。我要講的是學科的發展和做學術研究的基本規則。曲：那麼，在您的內心裡，是不是很清楚地知道這五個合格的經濟學家都是誰？丁：那當然。不光是我，如果你把那些從中國大陸出去、現在在海外最優秀的經濟學家的眼睛蒙上，然後，讓他們各自寫出這五個合格的經濟學家的名字，我想他們的答案基本上是一致的。因為這個標準是相當客觀的，當然，是4個、5個還是6個並不會像數學上那麼精確。 　 「我雖然不是學經濟學出身的，但對經濟學的基本評價標準還是相當了解的」曲：一個很具體的問題是，您是一名社會學家，並不是學經濟學出身的，您覺得您有能力評價中國大陸經濟學家的水平嗎？丁：這是一個很合理的問題。雖然我不是學經濟學出身的，但這些年來，我對大學的改革和發展一直非常重視，在大學發展過程中，經濟學系在國際上任何一所優秀大學裡都是非常重要的系，所以，我非常關注這個領域裡面的學術規範、學術準則和學術評比。特別是我在海外的朋友和同學中，一半以上都是從事經濟學研究的，他們當中有相當部分是華人中最優秀的經濟學家，我和他們的友誼和交往將近20年了，在私下裡我們經常議論這些事。所以，坦率地說，雖然我本人不是學經濟學出身的，但我對經濟學的基本評價標準、國際上哪些大學的經濟學系大概處於一種什麼樣的水平和位置等，還是相當了解的。我可以很誠實地說，我在這個領域裡面收集的信息，得到的資料都不是外行給我提供的，而是這些華人中最優秀的經濟學家提供給我的。曲：對於中國大陸經濟學界的現狀，很多人都有與您同樣的感受，為什麼別人不說，您卻要說？丁：人嘛都是這樣的，想得罪人的畢竟是少數，我也不想得罪人。雖然講這番話的用心是好的，但往往會引起很大的誤解。可是看看這些年中國經濟學界趨炎附勢的風氣確實很著急。這些年中國經濟學界在經濟學教育、經濟學的訓練方式和經濟學系的發展方面其實沒有取得什麼進步，很大程度上是靠著過去27年里送出去的最優秀的留學生幫忙，靠著國際上一些更資深的經濟學家的幫助，雖然我們也欣喜地看到中國有的經濟學系這些年也做了一些很好的改革試點，但總的來講，有著清楚的目標也就是瞄準國際上經濟學發展科學的大趨勢並要縮短中國和它們質和量上差別的經濟學系和經濟學院還是太少了。而有著這樣清楚的目標並把這種目標變成一個很系統的改革方案的人就更少了，這實在讓人著急。中國的經濟學有這麼好的資源和條件，如果還像現在這樣搞下去的話，那麼時間越長，以後糾偏和走向正軌、走向主流的成本以及代價就越大，並且對中國整個社會科學的發展和對中國經濟本身都有很大的副作用。這就是為什麼我願意出來講這個話。我希望公眾能理解我講這番話與個人恩怨並沒有關係。 　 對經濟學家也要實行陽光政策曲：在今天這樣的社會裡，每個人都盡最大努力使自己生活得更好，經濟學家為什麼就不能追求個人利益？要求經濟學家獨善其身是否公平？丁：什麼叫獨善其身？我們每個人都是血肉之軀，每個人都不是不食人間煙火。人當然有追求自己個人利益的權利，但你得遵守一些基本的遊戲規則。西方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包含50多個學科，經濟學顯然是有著更多的機會來追求財富方面利益的一個學科。但即便是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時候，你也要遵守遊戲規則。舉個簡單的例子，在西方國家，假如一個名牌大學經濟學系的教授被某個煙草公司或白酒公司僱用了，充當他們的顧問或董事，那麼他在學術場合或在媒體上為一些公司說好話的時候，就必須要把他的多重身份講清楚。如果不講清楚，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他就是在濫用他的經濟學教授的身份。在西方市場經濟社會裡面有一系列的關於「對公眾負責」、「不要濫用自己特有身份」的規則。經濟學家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時候必須要遵守這些規則。曲：充當利益集團代言人的經濟學家能不能參與政府的決策？丁：在法制比較公平和嚴明的國家，利益集團都可以僱用自己的說客遊說，都可以僱用自己的諮詢和顧問，但是僱用過程本身是要對外公開的。譬如說在美國，特殊利益集團像石油或軍火公司，他們都會僱用公關公司或顧問試圖影響美國的立法和行政機構，以便對他們的行業更有利。被僱用的教授可以去國會遊說，但不會出現某個利益集團付了錢給某個教授，然後這個教授同時又到政府部門做官員或顧問，這種嚴格的利益衝突，在絕大部分市場經濟社會裡面不僅是不被允許的，而且是犯罪行為。這樣的事情要是發生了就會受到各方面的批評和追究，其中相當一部分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曲：您是不是認為，對經濟學家也要實行陽光政策？丁：任何一個牽涉到名和利的領域，一定要有陽光政策，一定要有一套非常系統的互相制衡的制度。否則沒有任何一個行業，能夠公公正正地為社會利益服務，這是人之天性。西方人未必比我們中國人的覺悟高，但是他們有那樣的制度在那裡。 　 改革失誤的主要責任不應由經濟學家承擔曲：有人把公眾和媒體對中國經濟學家的批評歸咎為國人的仇富心理進而仇視經濟學家，您是否同意這種觀點？丁：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人沒有理由地仇視一個學科呢？我想除少數人有切身利益的衝突之外，可能還是要檢查一下在過去的這些年裡，中國的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中國的經濟學家作為一個群體，在公眾中留下了什麼樣的印象。應該更多地反思一下，這個學科、這個群體在多大程度上是以自己的學術研究為公共利益服務，是為推展學術研究做事，而不是以經濟學的名義在為自己撈好處。在海外最優秀大學的經濟學系裡面，絕大部分的教授都是在很認真、很刻苦地做經濟科學的研究，雖然他們的成就不一樣，但他們是在務正業。如果中國的經濟學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在做這樣的事情，我想中國的公眾就不會對他們有那麼多的負面評價。社會科學中的任何一門學科，都會和國家宏觀的發展和政策有關，這些學科都有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是你是不是儘可能地保持一個相對獨立的位置，從事這些學科研究的人，能不能儘可能地保持一種獨立的學者的身份。這一點，對於經濟學這樣的顯學尤其重要。因為它獲得的資源以及對公共政策和對公眾的影響遠遠地超出其他學科，從這個意義上講，公眾對你的要求就更多了。中國的經濟學家在過去的這麼多年裡有那麼多積極的參與，既參與官場又參與商場，公眾當然對你很關注了，而且你在為個人利益和利益集團說話的時候還都是以經濟科學的名義，我想公眾的不滿主要是來自這裡。至於說仇，我覺得還遠沒有到這個程度，什麼是仇，你走在前面，人家想把你捅死，這才是仇。香港社會的貧富不均也很厲害，香港的基尼係數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的。但我沒有看到香港的老百姓對一個學科或一個群體有那麼大的不滿和抱怨，就是因為在香港大學不管是哪個系，都有一些基本規則，任何一個大學任何一個系都不會對違反這些規則和專業道德的現象放之任之。曲：近一兩年，經濟學家屢屢成為公眾攻擊的靶子，是不是還有這樣一層深層次的原因：公眾對過去一些改革失誤的不滿，找不到發泄的渠道，只能轉而發泄到經濟學家的身上？丁：公眾對經濟學家的不滿中肯定有誤解的成分，因為有不滿就要找個地方發泄。有些人並不了解某一項政策的失誤，根源究竟在哪裡，只是乍一看是在經濟領域裡，於是就埋怨起經濟學家。還有一種情況是有些人也了解某一項、某兩項政策的失誤根源在什麼地方，但他沒辦法指責這種根源，那麼經濟學家就不幸地被誤當作靶子。我曾經和朋友們說過，這些年來，中國經濟學界被批評、被攻擊的這些問題，在西方國家是不會出現的。因為這些問題在西方國家大部分是屬於公共政策領域，是屬於法律領域或社會學領域。而在中國，就是因為在過去的這麼多年裡沒有給其他學科發展空間和說話的機會，所以，中國的經濟學把在西方發達國家由社會科學中其他學科做的事情和講話的空間全都壟斷了。你在壟斷了這些話語空間的同時，也就壟斷了被公眾埋怨的機會。曲：在您看來，經濟學家該不該為一些改革的失誤負責，如教育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丁：經濟學家不應承擔改革失誤的主要責任。因為他們畢竟不是最高決策層，在西方國家一般是官員問責制，所以，對於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失誤，經濟學家有責任但不應承擔主要責任。 　 「我沒有看過郎咸平的文章」曲：有人將由「5個論」掀起的這場討論，與去年的郎顧之爭相提並論，認為這兩場討論具有同樣的影響和作用，您覺得二者具有可比性嗎？丁：去年一年我都在學術度假，學校給了我一年的時間不教書、不做論文，然後可以在全世界各個地方跑。所以，大部分時間我是在東南亞這些地方做學術研究。對於郎、顧他們爭論的東西我還真的是一篇都沒看。後來回國的時候有很多人給我講這件事，坦率地說，我的觀點是：一，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確實有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二，改制中雖然出現了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但我們還是不能回到原來的體制下，兩害相權取其輕，改制比不改制要好。所以，我的觀點和他們爭論雙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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