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與名人——司馬遷

泰山與名人——司馬遷

司馬遷是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他的《史記．封禪書》把傳說中的古代帝王直至秦始皇、漢武帝的泰山封禪活動進行整理，給予生動翔實的記載介紹，從而使這種富有濃厚政治、文化色彩的祭祀活動，引起後代帝王重視，作為隆重的國家大典加以延續。《史記》作為史書的範例，其《封禪書》也成為後世修史的重要內容，列出專章加以記載。可以說，對於封禪進行專門研究，始於司馬遷；把封禪列入史書專章，亦始於司馬遷。這是他對泰山文化具有開創性的獨特貢獻。

司馬遷（前145＿前87?），字子長，左馮翊夏陽縣（今陝西韓城縣芝川鎮人）。他出身於中下層官吏家庭，高祖司馬昌，秦始皇時為主鐵官，曾祖司馬無澤，漢初為長安「市長」，祖司馬喜沒有作官，而有第九等爵位，為「五大夫」，父司馬談，漢武帝建元年間（前140_前135）為太史令。司馬遷十歲時隨父到長安，開始學習古代文獻，並受學於當時著名的儒學大師董仲舒、孔安國。二十歲時，大約是奉父南下遠遊，從京師出發，「上會稽，探禹穴，闚九嶷，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同上）。約在二十五六歲時登上仕途，擔任「郎中」。元鼎六年（前111）秋，司馬遷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朝廷視察和安撫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元封元年（前110）春正月，漢武帝準備東巡齊魯，封禪泰山。司馬談侍從武帝到洛陽，因病不能前行。司馬遷從西南返回，見到快要病死的父親。父子執手而泣，司馬談作了臨終囑咐：「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司馬遷對這番教誨刻骨銘心：「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同上）」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承父職，作了太史令。開始在「金匱石室」即國家藏書外閱讀、整理歷史資料。太初元年（前104），司馬遷倡議並主持了改革曆法的工作，把《顓頊歷》改為夏曆。改歷結束後，開始寫作《史記》。這年他四十二歲。

正當司馬遷專心著述時，意外的災難降臨。天漢二年（前99），李陵抗擊匈奴，兵敗投降，朝遷震驚。李陵是名將李廣的孫子，司馬遷曾與他同事，認為他是明「國土之風」的「奇士」，委身匈奴的迫於形熱，日後必然尋機報答漢朝。正好武帝問他對此事的看法，他便以此相告。武帝認為是替李陵辯解遊說，因而大怒，被問成死罪。當時根據兩條舊例可以免死：一是拿錢贖罪，二是受「腐刑」。司馬遷家貧無錢贖罪，而接受「腐刑」是對他極大的摧殘和侮辱。他並不怕死，但是想到著述大業「草創未就」，不應輕於赴死，決心「隱忍苟活」以完成著述。太始元年（前96）六月，漢武帝大赦天下，司馬遷出獄任中書令，實際是以宦官身份在內遷侍候。太始四年（前93），他在《報任安書》中說：「仆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佚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始終，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十二本紀》、《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共「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說明他的著述此時已基本完成，時年五十二歲。此後司馬遷事迹無考，大約卒於武帝未年（前87）。除《史記》外，曾有八篇賦作傳世，今存《悲士不遇賦》。

《史記．封禪書》是前無古人的開創之作。司馬遷以「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的親身見聞，結合對封禪文獻的研究，「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裡」。他首先對於封禪的起源作了可貴的探索。

司馬遷父子認為封禪是遠古流傳下來的禮儀。司馬談稱漢武帝封禪是「接千歲之統」，而不言承秦代封禪之制。司馬遷《封禪書》也在開篇即指出：「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卦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其具體儀式，是「此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於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張守節《史記正義》）。舉行封禪有幾個非常重要的條件：一是改朝換代，即「易姓而王」；二是致太平，即出現太平盛世；三是君王有德，「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亦不能成功；四是符瑞見，即出現吉兆。這幾個條件缺一不可，要求比較嚴苛。所以並不是所有君王都可以舉行封禪，以致於「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雲」。

儘管如此，司馬遷還是花了很大力氣，搜集到一些有關封禪的歷史文獻。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三條：

一是《管子》一書中的《封禪篇》。這大約是司馬遷見到的最早文獻。管子首先提出遠古以來七十二代帝王封禪說，《史記．封禪書》中予以引錄：

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昔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俈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

二是孔子關於泰山封禪的言論，出於《韓詩外傳》等書，亦在《封禪書》中引錄：

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

三是西漢辭賦家司馬相如的《封禪賦》。《史記．馬相如列傳》是加以轉引：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續《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

但是，司馬遷並未完全把這些材料直接作為信史。他認為僅有這些尚嫌不足，因而採取了審慎態度，取《尚書》中的記載，以大舜祭祀泰山作為封禪的直起點，即所謂「歲二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此後有「禹遵之」，以至於周，遂成系統。因為資料文獻缺乏，司馬遷對封禪起源的研究受到很大限制，遠未究其究竟，但這種探索精神是相當可貴的。

《封禪書》以主要篇幅詳細記載了秦始皇、漢武帝的封禪活動。

秦始皇兼并天下，改正朔，易服色，「即帝位三年（公元前219年），東巡郡縣，祠鄒嶧山，頌秦勸業。於是征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在議論了一番古代封禪禮儀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基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封禪書》）。封禪的具體儀式，是採用「祀雍上帝」之禮。秦在雍（長安西南）設、密、上、下四疇，分別祠白、黃、青、赤四帝。上帝即天，祭天稱「郊」，與「封」內容一致，祭獻用駒、犢、羔三牲及珪幣，禮畢「皆生瘞埋」。

封禪儀式完畢後，始皇便匆匆「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從而把封禪與求仙擰在一起。當時源於燕齊一帶的方仙道十分流行，他們認為東海之中有蓬萊、方丈、瀛州三座神山，「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葯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雲」（《封禪書》）。始皇巡海上，「冀遇到海中三神山之奇葯」，於是先後派遣徐福、盧生、侯公、韓終、石生等人入海求仙。盧生入海歸來，獻上「亡秦者胡也」的讖言。始皇立即派大將蒙恬率兵三十萬，北擊匈奴。三年後，盧生又說仙藥可求，只是有惡鬼作害，要避免，就不能泄露皇帝行止。於是始皇自稱「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如此不計工本，惟命是從，孰料盧生等人卻逃跑了，理由是：始皇貪婪殘暴，秦法過於嚴酷，根本無法求得仙藥。始皇暴怒，坑儒四百六十餘人，作為對盧生等人的報復。徐福的求仙整整經歷了九年，始皇一直掛在心中念念不忘，其間兩次東巡查看。第一次，徐福稱已登上蓬萊拜見大神，只因所帶禮物菲薄，不能見到仙藥。欲得仙藥，須選送男女三千人，攜五穀良種去見大神。第二次，徐福稱仙藥可得，卻又因蛟龍大魚作亂，船不得停靠神山，須配置連發機駑及弓箭射殺之。恰逢始皇夢與海神搏戰，海神的模樣與人相同。根據占夢博士意見，這海神正是蛟龍大魚的象徵，射殺它。便能找到真海神。於是始皇為徐福裝備巨型魚網，並親自伺侯在連駑機旁一同下海，行至芝罘島，一條大魚浮出水面，始皇親自射殺，除去了獲取仙藥的障礙。不料神山仙藥仍未找到。此後徐福一去不復返，始皇在求葯不得的歸途中崩於沙丘。秦始皇的封禪與東巡求仙，真可謂「死而後已」。

漢武帝即位，有白麟、寶鼎之瑞，正應合武帝急於封禪的心理。元鼎六年（公元前110年）下詔證涉西方北方，並親率大軍「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台，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經千餘里，威震匈奴」（《漢書．武帝紀》），然後先祭華山、嵩山，三月登泰山，因「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封禪書》），即玉皇頂之漢無字碑。武帝乃東行至海，求蓬萊仙人之屬。四月還泰山，先於梁父禪地，又在泰山腳下東方，按照祭祀太一神的儀式舉行封禮，其封土高九漢尺，闊一丈二尺，封土下秘埋玉牒書。封禮之後武帝獨帶奉車子侯霍嬗上泰山極頂，再行封禮，其儀式與內容皆秘之，第二天，自泰山之陰返回，按照祭祀后土之禮，再禪於泰東北之肅然山，開創了兩封兩禪的先例。山巔封禮的唯一見證人霍嬗不久已暴亡，引起了人們的種種猜測。這顯然與武帝神秘其事有關。典禮完畢，武帝在泰山舊有的明堂接受群臣朝賀祝壽，並頒布詔書，宣揚在泰山見到的種種神異，表示封禪已為上天接受，並改年號為「元封元年」。為了便於巡祀泰山又專門下詔：「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想以泰山腳下的奉高城為東方行轅。元封二年，武帝據濟南人公玉帶所獻《明堂圖》，在泰山東側周明堂遺址不遠處重建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封禪書》）此後漢武帝雙多次來泰山舉行封禪大禮，並在明堂中朝見諸侯。

漢武帝伴隨封禪泰山的求仙活動，較之秦始皇更為急切。他本來就「尤敬鬼神之祀」，熱望得仙長生。早在即位之初，方土李少君便以獻煉丹術、卻老方見寵。少君稱：「祠灶則致物，至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封禪書》）黃帝邊封禪邊求仙煉丹，最後升仙而去，正合武帝心愿，也正是武帝封禪泰山的模式。據《岱覽》、《萊蕪縣誌》等記載，武帝曾命少君求仙於泰山東南之新甫山，建迎仙宮，新甫因此又名宮山。有少君祠、迎仙宮遺址。後來少君病死，武帝卻以為屍解而去悵然若失。其後齊人少翁又以方術使武帝與死去的李夫人相見，被封為文成將軍。後用帛書喂牛，假充牛腹生書之異，上書時被識破筆跡，於是被殺。後來與少翁同師學藝的欒大得寵。欒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自稱經常來往于海中，能見到安期生、羨門等仙人，但因身份而得不到仙方。武帝乃以二千戶封欒大為樂通侯，賜甲第、僮僕千人，又將衛長公主嫁他，以金萬斤為嫁資，又任為五將軍之職。於是「大見（武帝）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齊燕之間，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是年秋，欒大派去下海求仙的人不敢下海，因而上泰山祭奠。武帝使者隨行監督，見方術用盡而無效驗，欒大因之被殺。又有齊人公孫卿假託仙人傳言。鑒於少翁、欒大的教訓，勸說武帝要堅信神仙可求，但不可急於求成。武帝乃令天下郡國整治鬼道，在名山修築宮觀、祠壇，並遣使居之，以伺仙人駕臨。次年又匆匆趕至東海。依方土之說建五城十二樓，命曰迎年宮，並親往禮祀上帝。返程到泰山，行巡守告祭之禮，並加禪泰山南部的石閭山，因為方士皆稱此處為仙人之閭，故又命改稱仙閭山。武帝求仙凡五十年，封禪祭祀泰山八次，對方士言聽計從，卻無任何效驗，「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靡不絕，冀迂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眾，然其效可睹矣」（《封禪書》）。司馬遷在這些客觀記述之中，表現出強烈的批判精神。

泰山封禪既然是天下統一的標誌和象徵，那麼秦皇漢武的荒唐之舉就不能僅視為笑料。司馬遷正是從這些舉動中透出的消息，反映出的政治內容，來尋求春秋至秦漢之間思想變革的軌跡，顯示了他求實的探索精神和高人一籌的歷史眼光。

在統治思想方面，秦朝奉行苛刻的嚴刑峻法導致暴亡。鑒於前車之覆，漢初統治者尊奉黃老，無為而治，使人民在戰亂之後得以休養生息，無疑是正確得當的過渡措施。但要「永惟萬世之統」，必須建立一套完整的統治思想體系，這是歷史發展向秦漢學術思想提出的重大課題。漢初陸賈、賈誼開始強調儒家禮儀的守成作用，但統一思想的萌芽可追溯到更早時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記載的齊人鄒衍，即利用《周易》的「陰陽消息」（矛盾的消亡與生息）為立論基礎推出陰陽五行說。以之解釋社會發展，則形成「五德始終」的歷史循環論。其後《呂氏春秋》以陰陽五行為骨架，以宇宙萬物為一體，從天、地、人相參的角度來溝通天人關係，為統一帝國作出論證。秦始皇即依照五行說制定出一整套制度。漢代淮南王劉安門客編集的《淮南子》以天人合一為原則，企望建立一種制度來規範社會，統一人心。武帝時董仲舒以儒家思想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骨架，兼采諸家學說建立了一個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哲學體系，為劉漢五朝的合理性、永恆性作出論證，並建立了與此相適應的社會政治制度和倫理規範，加強對人的思想和行為的控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武帝推行這一學說的必然行動，秦漢學術思潮也從「百家爭鳴」的思辯轉化為「獨尊儒術」的崇信。

《封禪書》中較多地保存了有關這種變化的資料，其中也不乏司馬遷思想的積極影響。這表現在他肯定重大變革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讚揚秦始皇「兼并六國」、漢高祖「改制易俗」；於歷史發展能「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即認真考察歷史現象之始末，於盛世觀其衰跡；著意於反映歷史的發展與變化，所謂「略協古今之變」。他在《報任安書》說自己「網羅天下放佚舊聞」的目的，就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表現出高度自覺的歷史責任感。歷代修史書者，無人能達到思想高度；《封禪》一書，近乎政治思想變革史，後世論封禪者，更無人達到其學術水平。

司馬遷一生曾多次來往於泰山。他二十歲時奉父命南遊，並在嚮往已久的泰山領略峰巒之偉岸，考察封禪的遺迹，流連低徊，不能遽去。先父的遺恨，使司馬遷對泰山的崇敬情感更加刻骨銘心。武帝歷次到泰山，司馬遷皆為隨從，詳於記述（見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才產生了他「承敝通變」的《封禪書》。

司馬遷對泰山文化的貢獻，不止於《封禪書》和《史記》中有關泰山的文字，更在於他的崇高精神和峻潔人格。遭李陵禍後，司馬遷「身直為閨閤之臣」，「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但他以「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來激勵自己忍辱負重，完成著述大業。泰山在他心目中是至高無上的，他把「重於泰山」作為崇高的精神境界引入人生哲學，富有雄壯的陽剛之勢。他在《報任安書》中還說：「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理義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他自己正是把事業置於生死之上。這種砥礪名節，慎於生死，推崇建功立業，名揚後世的思想，這種高度肯定個體人格的獨立性、主動性，把個體對社會應承擔的現任置於崇高地位的進取精神，是他一生輝煌的寫照，也是泰山文化乃到民族精神中寶貴的財富。

與這種精神密切相聯，他還十分推崇「不羈之才」、「倜儻非常」之人，肯定他們在遭受挫折的情況下作出的重大貢獻，和他們對社會不平的積極反抗，對黑暗的尖銳批判。他在《報任安書》中說：「古者富貴而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他的《史記》，也正是這種「發憤著書說」的具體實踐，所以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但是他的「舒憤」之作，不是精神的自我解脫，而是為了「遂其志之思，」寄希望於未來，執著於對理想的追求。這種不畏艱難的宏偉氣魄和自強不息的可貴品格，也在激勵著百折不撓、勇於創造的民族氣質，強化著凝重深沉、堅韌不拔的泰山精神。

摘自：泰山網http://www.mount-tai.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