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點的駁議:新詩史上的《嘗試集》與《女神》
「起點」的駁議:新詩史上的《嘗試集》與《女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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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濤 文章來源:本站原創 點擊數: 828 更新時間:2005-10-13 | |
內容提要:在新詩史上,胡適的《嘗試集》與郭沫若的《女神》,都是新詩成立的奠基之作。但在回溯新詩歷史起點的時候,一種微妙的爭論,往往在兩本詩集之間發生,而新詩的評價及歷史建構機制,也就展開於其中。本文檢討了這兩本詩集的歷史定位過程中,讀者的閱讀、批評的生產以及文學史敘述的作用,從而對一般線性的新詩史敘述,提出自己的質詢。
在一般的文學史敘述中,新詩發生的起點,無疑要從胡適及他的《嘗試集》算起。作為新詩的「老祖宗」,是胡適壟斷了新詩的發明權,《嘗試集》則是第一塊開山的界碑,象一塊栩栩如生的化石,記錄了詩體大解放的歷程。這一點毋庸質疑,幾乎是最基本的文學史常識。然而,在這種判斷之外,另一種說法也屢見不鮮,並隱隱構成了對胡適及《嘗試集》的挑戰。1922年,在郭沫若的《女神》出版一周年之際,郁達夫就曾以不容質疑地口吻說:「完全脫離舊詩的羈絆自《女神》始」,這一點「我想誰也該承認的」。同年,聞一多在他著名的《女神》評論中,也有類似的評價:「若講新詩,郭沫若君的詩才配稱新呢!」,其後錢杏邨、穆木天、焦孚尹、周揚等人,都先後重申過這一觀點。由此,在《嘗試集》和《女神》之間,一種微妙的紛爭就此展開,這意味著,在回溯新詩的歷史起點時,後人至少擁有了兩種說法,它們在文學史上同時並存,此抑彼揚,形成一種潛在的論辯,甚至一直延續到了當代。 無庸贅言,政治風雲的變動、時代語境的轉換,胡適、郭沫若二人政治身份的差異,直接制約後人的態度和文學史上的座次。然而,除了外部歷史與意識形態的影響外,兩部詩集地位的升沉,還是連綴著對新詩歷史的整體評價。其實,除《嘗試集》和《女神》以外,周作人的《小河》、沈尹默的《月夜》、朱自清的《毀滅》等作品,都曾被當作過新詩成立的標誌,而與不同的起點設定相關的,是對新詩合法性的不同構想。當晚出的《女神》被設定為真正的起點,某種價值上的優劣對於時間次序的優先權也建立起來,換而言之,新詩不僅是一個歷史形態,完成的只是由文言到白話的工具變革,它還包含著特定的美學訴求和歷史內涵。在《女神》、《嘗試集》升沉的背後,展開的是一種文學史建構機制,是對「新詩是如何成立」的這一問題的解答。因而,梳理這一「起點神話」的建構過程,便成了一項饒有意味的工作。 一 從時間上看,《嘗試集》問世於1920年3月,而《女神》的出版則1921年8月,其間雖然相隔一年有餘,但基本上可以說是「同步」發生的,並在讀者的視野里,激起同樣巨大的反響,共同成為早期新詩「形象」的來源。然而,在諸多共性之外,《嘗試集》和《女神》對新詩「形象」的呈現,也迥然不同,而新詩發生期的某種內在張力,恰恰表現於其中。 作為「新詩」的第一個樣本,胡適在《嘗試集》,通過對序言、編次等環節的設計,呈現了白話新詩從古典格律詩體中,如何一步步脫繭、解放的過程,工具層面的新/舊、白話/文言的衝突,也成為辨識胡適及早期新詩形象的主要尺度。但在工具意義的變革之外,《嘗試集》另一個爭議之處,還在於對某種既定的「詩」標準的反叛。從早年的提出的「作詩如做文」的方案,到後來對所謂「詩的經驗主義」的解說,打破詩文界限的努力,一直貫穿了胡適的新詩言論及實踐。無論是以平白、樸素的口語,代替「風花雪月、娥眉、朱顏,銀漢、玉容」等所謂「詩之文字」,還是在詩中包容說理、敘事等因素,對一般「詩美」規範的反動,的確為早期新詩帶來了清新的活力和歷史包容力,並成為新詩人們普遍分享的傾向,以致在後人看來,「非詩化」已成為以《嘗試集》為代表的早期新詩的基本特徵。應當指出的是,這一「非詩化」取向,不僅有違一般讀者的閱讀期待,而且與當時正在廣泛傳播的現代純文學觀念,形成了暗中的抵牾,有關《嘗試集》的眾多非議,也大半由此產生。一方面,由於「詩體的大解放」而備受尊崇;另一方面,又由於廢黜了「詩美」而備受指摘,《嘗試集》的文學史形象,可以說頗為尷尬。 與《嘗試集》相比,異軍突起的《女神》,則是一個令人滿意的出品,呈現了新詩的另一種「面目」,無形中構成了新詩發生的另一極。雖然《女神》中若激昂揚厲的狂放書寫,最為強烈地衝擊了傳統「詩形」。但還應看到的是,《女神》同時也是一部高度「非散文化」、甚至是「雕琢粉飾」的作品,在音節、用詞及結構方面,都是相當考究的。辭藻的華美,大體均齊的格式和韻腳,以及詩歌經驗的「非日常性」,都是其顯著的特徵,並與當時流行的散文化詩風區別開來。蘇雪林在30年代就說:白話詩初起,排斥舊辭藻,力主白描,「但詩乃美文之一種」,「官能的刺激,特別視覺、聽覺的刺激,更不可少」,郭沫若的詩篇中充滿了「心弦」、「洗禮」、「力泉」、「音雨」、「生命的光波」、「永遠的愛」等誇張的歐化辭藻,恰好滿足了了這種期待。有意味的是,在「閱讀期待」的部分滿足中,一些敏銳的讀者,開始將《嘗試集》和《女神》,在「詩」的維度上有意對照起來。 20年代初,還是一名文學青年的詩人馮至,就是狂熱的新詩讀者中的一員,後來他回憶說:當時「胡適的《嘗試集》,康白情《草兒》,俞平伯《冬夜》,我都買來讀,自己也沒有判斷好壞的能力,認為新詩就是這個樣子。後來郭沫若的《女神》、《星空》和他翻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相繼出版,才打開我的眼界,漸漸懂得文藝是什麼,詩是什麼東西。」在馮至這裡,「好」與「壞」,「詩」與「非詩」的區分,是顯現於《女神》與以《嘗試集》為代表的「亞東系列詩集」之間。在另外讀者那裡,《女神》與《嘗試集》之間的這種對峙關係,表露得更為明顯,施蟄存曾用一個暑假反覆研讀《嘗試集》,結果是對於胡適的新詩起了反對,而《女神》出版後,在讀到第三遍時,就「承認新詩的發展是應當從《女神》出發的。」記錄類似感受的材料,還有很多,這裡不再一一引述,但不難看出,對《嘗試集》的貶損與對《女神》的推崇,是交織在一處的,構成了一種判斷的正反兩面,它指向的是新詩的歷史起點的確認,即:在所謂「詩」的前提下,《女神》是新詩合法的起點,而《嘗試集》所代表的,仍是新詩處於歷史遮蔽下的某種未完成狀態。一種詩歌史意義的區分話語,已經被引申出來。其實,在《女神》出版第二天,鄭伯奇就在《時事新報·學燈》上就發表了書評,開宗明義地指出了這一點:在《女神》之前,新詩集也出過兩三部,數量很少,「說句不客氣的話,藝術味也不大豐富」。新與舊的基本矛盾,在這裡已隱沒,代之以「藝術味」的有無。 在讀者的閱讀中,《女神》與《嘗試集》的對峙關係,已表明新詩歷史「坐標系」的轉換。當然,隨著新詩的展開,以及合法性標準的推移,《女神》和《嘗試集》都被漸漸推向歷史的封存處,但在後人的論說中,兩本詩集的投影仍時隱時現,臧否褒貶之聲始終不斷。作為開山之作,《嘗試集》的影響無疑十分深遠,在某種意義上規划了新詩的基本道路。有意味的是,這種影響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新詩史上屢屢不絕的抨擊與詆毀,很多新詩人在確立自己詩歌起點時,似乎都要向前回溯,以咒罵《嘗試集》為開端,這恰恰從反面驗證著「起點神話」重要性所在。成仿吾說:「《嘗試集》里本來沒有一首詩。」朱湘的評價與其類似,認為《嘗試集》中「沒有一首不是平庸的。」而穆木天則乾脆將胡適定為中國的新詩的運動中最大的罪人。這些發言,後來被廣泛引用,構成了《嘗試集》的基本文學史形象。值得指出的是,它們依據的標準雖各有不同(浪漫詩學的「情感表現」,象徵主義的含蓄、暗示,以及對形式格律的強調,都是評價的尺度),但一個共同之處,都是從所謂「詩」的角度廢黜《嘗試集》的合法性,從而重新構想新詩的方向。 與《嘗試集》備受責難的命運相比,《女神》則聲譽愈隆,對其作為新詩另一起點的強調,也多有迴響。除上文引述的郁達夫、聞一多20年代初的說法外,對《嘗試集》毫不留情的朱湘,從郭沫若對「詩」的特殊拓展入手,認為「他的這種貢獻不僅限於新詩,就是舊詩與西詩裡面也向來沒有看見過這種東西的」;雖然,對於《女神》並非一片叫好之聲,批評之聲也時有傳來,與《嘗試集》一樣,也往往被當作是藝術上已被超越的存在,無法在更新的美學尺度上引起後人的共鳴。但從總體上看,在後人眼中《女神》的價值是凌駕《嘗試集》之上的,即使是與胡適交好的陳源,在其《新文學運動以來十部著作》,也列出《女神》、《志摩的詩》作為白話詩的代表,胡適卻僅舉其「文存」,而《嘗試集》卻榜上無名。上述種種觀感、印象以及判斷,在創造社的後期盟友錢杏邨那裡,凝結為一個極為誇張的結論:「《女神》是中國詩壇上僅有的一部詩集,也是中國新詩壇上最先的一部詩集」。在這裡,不僅《嘗試集》「第一」的位置被取代,其他新詩集的地位也隨之被一筆勾銷。 二
上述批評言論,出自不同的立場,與發言者所處的文壇位置、所屬的文學陣營,也有直接的關聯,但它們卻影響著後人的歷史想像,對文學史圖像的形成,起到不可忽視的奠基作用,《嘗試集》與《女神》的對峙,也曲折地投射於新詩史線索的勾勒中。作為新詩的第一本出品,《嘗試集》的開端地位似乎是不可動搖的,大多文學史敘述,在論及新詩時,都要從《嘗試集》起筆,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就稱《嘗試集》是「我們第一部新詩集」。 直至王瑤,該說法也未改變。這一點似無需多言。相比之下,有關《女神》的歷史定位卻莫衷一是。 在相關的評論中,《女神》多次被推為新詩合法的起點,然而,價值的判定卻無法替代歷史的實證邏輯,雖然圍繞郭沫若和胡適誰是白話新詩「第一人」的問題,有過不少的討論,但《女神》晚出的事實,卻決定在一般的文學史描述中,上述《女神》作為起點的說法並不多見,常見的描述仍是將《女神》,定位於新詩發展的歷史脈絡中,具體說來,大致有以下三類: 第一類描述,只是將《女神》當作新詩發生期的一部重要作品,其文學史地位沒有被特別地突出,如在30年代譚正璧的《新編中國文學史》中,郭沫若只被當作「無韻詩」作者中的一員,名字與汪靜之、康白情、俞平伯同時出現;與此相關的是,在很多論者眼裡,與《女神》相對峙的不是胡適的《嘗試集》,而是康白情的《草兒》。在此類描述中,《女神》的形象,仍是呈現於新詩發生的整體進程中,並未被鼓吹為另起爐灶式的起點。 第二類描述,雖然強調《女神》的特殊性地位,但它往往是作為新詩史的某種「異端」,而被引入討論的,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的說法,最具代表性:他沿著新詩發展的時間線索,從胡適到康白情、到湖畔派,再到冰心和白采,一路說下去,到了最後才補充寫到:「和小詩運動差不多同時,一支異軍突起於日本留學界中,這便是郭沫若氏。」言外之意,「以抒情為本」的《女神》,是新詩主線之外旁逸的一條分支。這種印象也沈從文設計的 「分期表」中體現出來,在沈從文眼中,新詩「嘗試期」的代表是《嘗試集》、《劉大白的詩》、《揚鞭集》,「創作期」的代表是《草莽集》、《死水》、《志摩的詩》,《女神》則獨立於這一序列,因為郭沫若「不受此新詩標準所拘束,另有發展。」無論是「異軍的突起」,還是「不受新詩標準所拘束」,在這一類描述中,《女神》的形象是寄托在對一般新詩邏輯的掙脫上的,但值得考慮的是,隨著評價標準的變遷,「異端」往往能翻身一變,成為新的「正統」。 與前兩類描述相比,最為常見、也最為重要的是第三類描述,即:將《女神》看成是新詩發展某一階段的代表或開端。這裡有從「詩體解放」的角度立論的,《嘗試集》到《女神》的過程,就是「詩體大解放」實現的過程,兩本「新詩集」首尾銜接成新詩的進化;另一種立論,則從20年代的詩歌形式標準出發,把《女神》被當作新詩「格律詩」階段的起點:余冠英分新詩為前、後兩期,而後期對西洋詩體的模仿,是「《女神》等集啟其緒」;這一說法在趙景深、陳子展那裡得到了延續,楊振聲則更為直接,跨越時間的界限,郭沫若與徐志摩,並列為第二期的代表,特點也是用「西洋詩體」。在這樣的分期論述中,《女神》被納入到新詩的主流線索中,但不同的是,它標誌的卻是對最初向度的歷史性超越和詩歌「形式」規範的復歸。 如果說在這種定位中,「另一起點」的文學史地位已被暗示出來,那麼最後一種描述,則直接將《女神》頒布為新詩合法成立的標誌。蒲風在其著名的《五四到現在的中國詩壇鳥瞰》中,分早期新詩(1919—1925年)為嘗試期和形成期,而郭沫若被推為「形成期」的代表詩人。「嘗試」與「形成」,這樣的命名似乎在強調兩個時期的地位不是均等的,前期只有發生的價值,在後一期,新詩才正式成立。同樣,穆木天也不只一次斷定:「『五四』詩歌,由胡適開始,由郭沫若完成:這是我在過去論沫若詩歌時的結論;這個結論,我始終認為不錯。」 表面上看,最後一種描述只是重複了許多發言者的個人判斷,但有一點十分不同的是,這裡顯露出一種微妙的文學史構造策略,即將本來幾乎是「共時」發生的詩歌向度(《嘗試集》與《女神》幾乎是同時出版的,先後只差一年),拉伸成「歷時性」的分期,蒲風在文中對此就有說明:郭沫若的寫作,雖在嘗試期已有驚人成就,「不過正因為他有過驚人的成就------所以我把他位置在這裡,當作這形成期的代表人之一」。這種策略的特殊性在於,對時間順序和價值等級的有意混淆,其功能則表現為,對上文提及的價值邏輯與歷史邏輯之間矛盾的解決,在歷史/價值的張力中,新詩的發生的兩個起點,被扭轉成「開端」和「成立」的線性接替。在蒲風等人的描述中,「扭轉」之力是將《女神》推後為「形成期」的代表,這種「扭轉力」有時也會作用於《嘗試集》上,將其擠到新詩「史前」的位置,它的價值似乎只局限在詩體的新舊過渡上。有意味的是,譚正璧在他的文學史中,還將胡適的《嘗試集》與胡懷琛的《大江集》相提並論,認為都代表了「未脫舊詩詞的氣息」的時期。當年,胡適等人將「不新不舊」的胡懷琛排斥在正統詩壇外,但在後人那裡,《嘗試集》和《大江集》卻歸入了一類,這似乎是一個諷刺。 在這一構造策略的影響下,一種基本的文學史印象也得以形成,即:新詩的發生以及成立,是呈現於《嘗試集》與《女神》之間的:一為開端,一為完成,兩本幾乎同時出版的詩集間,一種「進化」或「回歸」的時間差被想像出來。在這種印象基礎上,上述基本的文學史線索被普遍接受,並延續到了當代。眾所周知,50年代以後,隨著對胡適本人的批判,《嘗試集》的名字一度被排斥在文學史之外,《女神》卻堂皇地成為新詩的合法起點,如80年代初一位論者所說:「《女神》是中國詩壇上最先的一部詩集」的觀點,「在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以後,就廣泛流行開來。」他還舉出復旦大學中文系1978年《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下列說法為例:「《嘗試集》是一本內容反動無聊,形式上非驢非馬的東西。這個集子五花八門,象垃圾堆一樣,名堂甚多,但沒有一首是真正的詩,更沒有一首是新詩!」甚至說「把《嘗試集》作為中國第一本新詩集」,「也是完全錯誤的。」然而,新時期以來,現代文學研究歷史品質的復歸,無疑又將《嘗試集》帶回人們的視野,一時間重評《嘗試集》的文章也蔚然成風,圍繞《嘗試集》與《女神》誰是第一本新詩集的問題,一場不大不小的爭論似乎再所難免。具體論爭的內容,這裡不再引述,但最後達成的結論,不過又回到了過去的線索:《嘗試集》由於其客觀的歷史存在而被認可為開端,而《女神》則由於其在思想、藝術上的多重成就而被奉為新詩成立的「豐碑」。 三 在《嘗試集》和《女神》之間,一種文學史的進化想像被建立起來,而梳理這一過程的目的,主要不在能夠滿足某種「學科史」的需要,更值得關注的是,在這一過程中新詩的合法性辯難,得到了怎樣的化解。如上文所述,在「新詩」的發生過程,詩歌語言、體式的變革之外,對某種「詩美」規範的反叛,對詩歌表意的多種可能性的追求,是另一個相當重要的衝動。雖然,這並不是什麼文學史上的新見,但考慮到它是在一個個文化、觀念、辭彙都處於急遽變化的時代產生的,並與這樣一種特殊的歷史抱負相關,即:在既有的審美規範之外的新異探索中,把捉特殊的、變化的現代經驗。如果從某種世界範圍的整體視角出發,這種衝動中包含著鮮明的現代性特徵。「現代性」是近年來學界討論的熱點之一,有研究者也將這一框架引入新詩的研究,將新詩的展開概括為「對現代性的追求」,具體澄清其內涵不是本文的工作。簡單地說,審美領域內「可以稱為現代性的那種東西」,是一種從變化、短暫、偶然的「現時」中「提取它可能包含著的在歷史中富於詩意的東西。」上面波德萊爾的這段話規划了19,20世紀以來諸多先鋒文藝思潮的發生,正是在這種衝動的潛在驅動下,對一般詩/文界限的逾越,由是成為一批新詩人主動的先鋒性嘗試。然而,這種嘗試一方面,造成了早期新詩在寫作上的一種激進的粗率之風(這正是早期新詩屢遭詬病的原因);另一方面,又和不斷擴張中的現代詩歌觀念發生劇烈的摩擦。 從某種角度說,新文學的發生包含了兩個過程,一是語言工具的解放,一是現代文學觀念的擴張,兩者之間既互相推動又有所分別,這構成了發生期特殊的複雜性。在「文學」觀念的知識擴張中,某種「詩」話語的激增也是一個有意味的現象。翻看1920年代的詩歌論文,會發現大量有關「詩歌」定義、本質和文類邊界的論文,康白情的《新詩的我見》、宗白華的《新詩略談》、俞平伯的《詩的自由與普遍》,發表在《學燈》上的郭沫若與宗白華的論詩通信、葉聖陶《詩的源泉》、王統照的《對於詩壇批評者的我見》、鄭振鐸的《論散文詩》《何謂詩》等是其中代表。這些文章大都引述溫切斯特、韓德、莫爾頓等西方教授的文論,在「文學」定義的基礎上建立「詩」的科學規定和知識邊界,流風所及,就連許多詩歌論爭也往往從爭奪「詩」的定義開始。在這種背景中,對早期新詩的不滿也愈來愈獲得了一種現代的知識表達。譬如,在《評〈嘗試集〉》中,胡先驌就以討論「詩之原理」為發難起點,他認為《嘗試集》:「其中雖不無稍有情意之處,然亦平常日用語言之情意,而非詩之情意。夫詩之異於文者,文之意義,重在表現(denote),詩之意義,重在含蓄(counate)與暗示(suggest),文之職責,多在合於理性,詩之職責,則在能動感情。」 在早期新詩論爭中,這段話是頗有代表性的。雖然「舊詩」仍是參照的詩歌典範,但構想一種純粹的「詩」本體,在捍衛對「詩/非詩」(詩/文)界限的前提下,重新估價新詩的方向,也成為論戰中最有效的批判武器。這種策略也延伸到新一代詩人那裡,聞一多、梁實秋在《〈冬夜〉〈草兒〉評論》中,就引出了一連串類似的結論:「我們不能承認演說詞是詩」,「我們不能承認小說是詩」,「總之:我們不能承認記事文是詩」。成仿吾的《詩之防禦戰》一文更是以「文學是直訴於我們的感情,而不是刺激我們的理智的創造」,這一現代詩學的「套話」為發端,從五本新詩集中引出幾行詩句,不加分析,就拋出判斷,而主要的斷語就是:「不是詩」。 從現代性的歷史衝動出發,早期新詩顯示了嶄新的歷史活力,但需要辨析的是,激進的寫作策略不僅要受讀者審美期待的衡量,也同時要接受現代「詩」規範的規約。在早期新詩的論爭中,不難聽到詩人的「越界」衝動與純文學「排斥性」機制的對話,二者之間的碰撞,一直交織在新詩發生的過程中。這意味著,作為一種新的寫作方案,新詩的內涵要從一種張力結構的角度去把握。這似乎是一種特殊的理解方式。但是,在《嘗試集》與《女神》之間的文學史線索的構造中,我們不僅看到「共時」的對峙被拉伸、鋪展成歷時的「進化」,更為重要的是,上述張力結構也在無形中被消解、掩飾了,新詩發生的線索簡化成一種邏輯:首先是白話工具的採用,繼而是某種「詩」品質的達成,兩個階段完整的銜接,構成一種符合藝術「規律」的目的論敘事。而沒有反思,這種目的論敘事,在某種意義上,恰恰是現代文學觀念規約下的產物。 上述歷史線索的形成,關涉的不僅是兩本詩集的命運,它與早期新詩的整體評價、以及新詩合法性的制度化想像,都是密不可分的。當《嘗試集》與《女神》之間的「共時」差異被拉伸成「歷時」進化,新詩發生期多種可能性紛呈的複雜局面隨之被條理化了,張力結構中的「對話」關係,也變成兩個階段的更迭,如郭沫若自己所言:「前一期的陳、胡、劉、錢、周,主重在向舊文學的進攻;這一期的郭、郁、成、張卻都主要在向新文學的建設。」分期的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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