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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和他的國(二)

紅高粱的國

在高密東北鄉,有一條馬路叫紅高粱大道,再往前走,有青紗路,然後就到了當年電影《紅高粱》的拍攝地:孫家口村。

那裡已經沒有高粱地了。其實在1987年拍攝《紅高粱》的時候,那裡就已經不種高粱了。為了拍戲,《紅高粱》劇組特地種了幾畝高粱。

《紅高粱》的故事有著真實的歷史基礎。《高密縣誌》記載,1938年3月15日,在孫家口,國民黨游擊隊和當地農民武裝伏擊了日本軍隊,隨後日本人進行報復,屠殺了一百多名村民。

在高密東北鄉,莫言的二哥管謨欣向我回憶,當時劇組在孫家口的高粱地拍戲的時候,中午會回到平安庄吃午飯,午飯是莫言的母親做的。有一天吃完午飯,在莫言住的院子里,莫言、姜文、張藝謀光著膀子,與穿著戲服的鞏俐一起合了一張影。在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有人將這張照片發到了微博上,然後寫道:如果當時說,你,到柏林拿獎;你,到戛納拿獎;你,到威尼斯拿獎;至於你,去拿諾貝爾文學獎吧。這是一個天方夜譚嗎?

這是1987年的夏天。照片上的這4個人,用了25年的時間,陸續將此天方夜譚一一實現。

鞏俐、莫言、姜文、張藝謀在拍攝《紅高粱》時的合影

1986年是天方夜譚的前奏。莫言在《人民文學》第3期發表了中篇小說《紅高粱》。這一年裡,他還發表了6部中篇小說和4個短篇小說。他像轟隆隆的推土機一樣前進。

這一年夏天,軍藝放暑假時,莫言在宿舍寫作。有人在樓下大喊他的名字。「我出來一看,一個穿著破汗衫、剃著光頭、臉黑得像煤炭的人,手裡提著一隻涼鞋,是用廢輪胎膠布縫成的涼鞋,也就是特別簡陋的那種,他的一隻涼鞋的帶子在公共汽車上被踩斷了。他說他是張藝謀,他看好《紅高粱》,想當導演。」

兩人在一起只交談了10分鐘,莫言就決定把改編權交給張藝謀。「我說我不是魯迅,也不是茅盾,改編他們的作品要忠實原著,改編莫言的作品愛怎麼改怎麼改。你要『我爺爺』、『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實驗原子彈也與我無關。」

《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上拿下了金熊獎,給中國電影放了一顆原子彈,其強勁動力將張藝謀、鞏俐、姜文直接推送至世界電影最耀眼的舞台。

1988年春節過後,莫言回到北京,深夜走在馬路上,還能聽到許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呀頭。這讓他意識到:「電影確實了不得。遇到張藝謀這樣的導演我很幸運。」

此後,《紅高粱》與莫言在某種程度上被混為一談,這部作品也成為人們給他定下的標尺,丈量他的得失。

2012年10月14日晚上,高密街頭,電影《紅高粱》正在露天放映,那些熟悉的畫面,讓人產生滄海桑田之感。此刻,高密人需要用這經典的畫面來比照「諾貝爾文學獎」這幾個還未使用熟練的字。就如同「高密東北鄉」已經在莫言筆下經歷了創世紀,但經由《紅高粱》的傳播,才開始在世界——這個更大的地理範圍內為人所知。

這幾天的高密東北鄉,全是前來尋找莫言小說原型的記者、文學愛好者和旅遊者。歷史的起源總是有著莫可名狀的吸引力,不管是非虛構還是虛構。

青殺口的橋還在,只是高粱地沒了 (圖/姜曉明)

1999年10月,莫言來到日本,在京都大學演講時說道:「那是15年前冬天裡的一個深夜,當我從川端康成的《雪國》里讀到『一隻黑色而狂逞的秋田狗蹲在那裡的一塊踏石上,久久地舔著熱水』這樣一個句子時,一幅生動的畫面栩栩如生地出現在我的眼前,我感到像被心儀已久的姑娘撫摸了一下似的,激動無比。我明白了什麼是小說,我知道了我應該寫什麼,也知道了應該怎樣寫。當時我已經顧不上把《雪國》讀完,放下他的書,我就抓起了自己的筆,寫出了這樣的句子:『高密東北鄉原產白色溫馴的大狗,綿延數代之後,很難再見一匹純種。』這是我的小說中第一次出現『高密東北鄉』這個字眼。」

這篇小說叫《白狗鞦韆架》。自此,「高密東北鄉」的大旗開始飄揚。莫言像國王一樣招兵買馬,列土封疆。「川端康成的秋田狗喚醒了我:原來狗也可以進入文學,原來熱水也可以進入文學!從此以後,我再也不必為找不到小說素材而發愁了。從此以後,當我寫一篇小說的時候,新的小說就像急著回家產卵的母雞一樣,在我的身後咕咕亂叫。過去是我寫小說,現在是小說寫我,我成了小說的奴隸。」

莫言曾經在《超越故鄉》里提到過《天使望故鄉》的作者托馬斯·沃爾夫的一句話:「一切嚴肅的作品說到底必然都是自傳性質的,而且一個人如果想要創造出任何一件具有真實價值的東西,他便必須使用他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經歷。」

現實的國

在高密那家酒店的記者招待會上,回答法新社記者提問時,莫言說:「作家的寫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對著所有的人,研究人的命運,研究人的情感,然後做出自己的判斷。如果這些人讀過我的書或者在座的朋友們讀過我的書,就會知道我對社會的黑暗面的批判,向來是非常凌厲,是非常嚴肅的。我在80年代寫的《天堂蒜薹之歌》、《酒國》、《十三步》、《豐乳肥臀》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場上,對社會上我認為的一切的不公正現象進行了批判。」

1984年,莫言的四叔趕著牛車給糖廠送了甜菜後回家,在路上被給公社書記運貨的卡車撞死了。對方只陪了3000塊錢就將四叔家人打發,這讓莫言非常憤怒,他曾給大哥寫信,想回家打官司,替四叔討回公道。

1987年春節,回家過節的他在《大眾日報》上看到山東蒼山縣發生了震驚全國的因為蒜薹而引起的群體性事件。因為政府的不作為,蒜薹賣不出去,農民一怒之下燒了政府的辦公樓。

1986年,莫言

莫言將這兩件事情聯繫在一起,以此為基礎,寫出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創作這部小說,他只花了35天時間。他曾經回憶寫這部小說的初衷:「這本書里有我的良知,即便我為此付出點什麼,也是值得的。我一貫認為小說還是應該離政治遠些,但有時小說自己逼近了政治。寫這樣的小說的最終目的還是希望小說中描述的現象在生活中再也找不到樣板。」

1988年秋天,美國漢學家葛浩文來中國訪問,找到莫言,希望翻譯《天堂蒜薹之歌》。此後,葛浩文成了莫言作品最重要的英文譯者,讓更多的西方讀者知道了莫言,為他日後獲得瑞典學院的認同打下了基礎。

這一年,莫言開始在北京師範大學與魯迅文學院合辦的作家碩士班裡學習。他當時的碩士生導師童慶炳在莫言獲得諾獎之後,向本刊回憶了這位學生。莫言的碩士論文《童年經驗與文學創作》就是在童慶炳的指導下寫的。「莫言不是一味照抄魔幻現實主義,應該說他的起步就是寫現實,莫言不是洋派的魔幻現實主義,他繼承了五四以來的現實主義傳統,又有他自己的創造。他把山東的民間藝術帶進小說中去,形成了新的特點。」

童慶炳非常讚賞莫言的《蛙》。「這是中國的計劃生育問題,非常難寫,不了解農村生活,根本寫不出來。」

莫言的姑姑,也是《蛙》中做婦科醫生的姑姑的原型 (圖/姜曉明)

在高密東北鄉紅高粱大道旁的一個院子里,我見到了《蛙》裡面做婦科醫生的姑姑的原型管貽蘭。在現實中,她就是莫言的姑姑。她給我們講了莫言當初如何從她這裡獲得寫作素材的經過。我問她,你怎麼看計劃生育政策?管貽蘭說,經我的手做人流打掉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個,以前我認為計劃生育政策是對的,現在,我覺得應該改變了。

除了姑姑,對莫言創作影響更大的是他姑姑的父親,也就是他的「大爺爺」。他從小便從大爺爺那裡聽來各種故事,這些故事日後成了他的小說之源。「我爸爸曾經跟我說,斗(莫言的小名)將來會成為大人才,我是看不到了,你們能看到。」管貽蘭說。

在諾貝爾文學獎宣布結果的那個傍晚,管貽蘭的兒子王炘開車去往表哥莫言家,要給他送一個給小外孫量體溫的體溫計。晚上7點,王炘從廣播里聽到了莫言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上樓之後,他在門口碰到莫言,他說:哥,你太偉大了。莫言只是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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