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的錯位

06-21

斯大林的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的錯位

作者：楊玲

斯大林是個民族理論專家，他一生撰寫了大量的民族問題方面的論著，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增添了新的內容。他在領導蘇聯的幾十年中，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社會有了長足發展。但同時，斯大林也作出了許多錯誤的決策，侵犯了少數民族的利益，使民族平等原則遭到破壞。理論與實踐的背離，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這就是斯大林——蘇聯民族工作的成就與錯誤，都與他的名字分不開。

無論是在蘇聯共產黨內，還是在蘇聯學術界，斯大林都稱得上是位民族問題專家。最早關於民族問題的著作寫於1901年，最後一篇有關民族問題的著作《在黨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發表於逝世前一年的1952年。據統計，在1901—1952年長達50餘年中，斯大林共著有關於民族問題的著述150餘篇，達50餘萬字。其中全文專門論述民族問題的著述94篇，部分章節論述民族問題的著述62篇。[1]這可謂著述頗豐。斯大林的民族理論，體系龐大，下面擇其要點進行概述。

一、斯大林民族理論的主要內容

1.民族平等思想

民族平等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基本原則。在斯大林大量的有關民族問題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這方面的論述。1901年，他的第一篇理論著作《俄國社會民主黨及其當前任務》中，就描述了被壓迫民族的悲慘境地。在大民族與小民族能否實現平等的問題上，斯大林認為，「這樣的關係是能夠有的，而且是應當有的。蘇聯人認為：每一個民族，不論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質上的特點，都有隻屬於該民族而為其他民族所沒有的特殊性。」「一切民族，不論大小，都處於同等的地位，每個民族都是和其他任何民族同樣重要的。」[2]

十月革命消滅了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的不平等，但並沒有消滅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為此，斯大林為「民族問題加進了新的因素，即加進了使各民族在事實上(不只是在法律上)平等的因素(幫助和協助落後民族提高到走在它們前面的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經濟水平)，這是建設各民族勞動群眾之間兄弟合作的條件之一。」「沒有這種幫助，就不可能建立為社會主義最終勝利所十分必需的不同民族和部族的勞動者在統一的世界經濟範圍內的和睦共處和兄弟合作。」[3]而「消滅民族事實上的不平等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一條寫進了俄共(布)十大「決議」。

2.民族自決權問題

被壓迫民族有民族自決權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項基本原則，列寧將民族自決權寫進了黨綱。斯大林繼承了列寧的這一思想，他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一書中，闡述了民族自決權的涵義，即民族有權按自治原則處理自己的事情，它甚至有權分離。他在第三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進一步指出，民族自決權是「該民族的勞動群眾的自決權，而不是資產階級的自決權。自決原則應當是爭取社會主義的手段，應當服從社會主義的原則」。[4]在俄共(布)十大報告中，斯大林指出：「蘇維埃制度在俄國的確立和各民族有國家分離權的宣布，根本改變了俄國各民族勞動群眾之間的關係，消除了過去的民族仇視，摧毀了民族壓迫的基礎。」[5]俄國共產黨人提出這個口號，其作用在於為多民族勞動者之間的相互信任打下基礎。「如果俄羅斯工人在取得政權以後不宣布各民族有國家分離權，如果他們不用事實證明自己有實現各民族的這個不可剝奪的權利的決心，如果他們不放棄對芬蘭的"權利』(1917年)，如果他們不從波斯北部撤出軍隊(1917年)等等，那麼他們就不會得到西方和東方其他民族的同志對自己的同情。」[6]

3.反對大俄羅斯主義

沙皇俄國是「各民族的監獄」，蘇維埃政權繼承了這份沉重的歷史遺產。因此，只有徹底批判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才能維護聯盟的團結。斯大林作為非俄羅斯族人，對大俄羅斯主義是深惡痛絕的。在俄共(布)十二大報告中，斯大林把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做鬥爭作為黨的「當前第一項任務」提出來：「大國沙文主義是大俄羅斯人過去的特權地位的反映」，「這種沙文主義盤踞在我們的機關里，它不僅透進了蘇維埃機關而且透進了黨的機關，它在我們聯邦的各個角落裡蔓延著，並在形成這樣一種情況：如果我們不堅決回擊這種新的力量，如果我們不把它連根拔掉(新經濟政策的條件在培植它)，就會使過去統治民族的無產階級和過去被壓迫民族的農民有分裂的危險，而這就意味著無產階級專政的垮台。」[7]他還列舉了大俄羅斯主義在俄羅斯共產黨員中的表現，「例如吉爾吉斯伊斯蘭教居民從來不養豬，而糧食人民委員部卻按攤派方式要他們交豬。」[8]

斯大林反覆強調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是鞏固蘇聯的主要危險，是最危險的敵人，必須把它打倒，因為打倒了它就是把某些共和國內過去保存下來的、現在正在發展的民族主義打倒。

4.民族融合、民族消亡的條件

民族的產生、發展、消亡是個自然歷史過程，斯大林在經典作家有關論述的基礎上，勾勒了「各民族在將來融合道路上發展的圖畫」。他在《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一文中，批評了一種錯誤觀點，即「認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第一個階段將是民族和民族語言消亡的開始，將是統一的共同語言形成的開始，那是錯誤的。」「只有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第二個階段」，「當世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已經充分鞏固，社會主義已經深入到各民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已經在實踐中深信共同語言優越於民族語言的時候，民族差別和民族語言才開始消亡而讓位於一切人們共同的世界語言。」[9]

能否用「從上面下命令的方式一下子實現民族差別的消滅和民族語言的消亡」，斯大林認為，「這種看法是最錯誤不過的了。企圖用從上面下命令的辦法，用強迫的辦法來實現各民族的融合，——這就是幫助帝國主義者，斷送民族解放事業，葬送組織各民族互相合作和兄弟般團結的事業。這樣的政策無異於同化政策。」「同化政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庫中絕對不容許有的，因為它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是有害的政策。」[10]

上述理論無疑是斯大林民族理論的精華部分，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民族理論的貢獻和發展。

斯大林不僅在民族理論方面頗有建樹，還是個將理論付諸實踐的民族工作者。在他執政的30年中，蘇聯的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廣大少數民族擺脫了長期的物質和精神上的落後狀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100多個民族在統一的聯盟國家中共處。這些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同時，他在民族政策方面也有許多嚴重的錯誤，表現出理論與實踐的不一致，這些失誤為以後的聯盟解體埋下了禍根。

二、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缺陷

1·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成就與結構性矛盾並存。

蘇聯成立後，為了改善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落後的面貌，列寧和俄共(布)做了許多工作，俄共(布)八大、十大、十二大專門就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問題進行了討論。在俄共(布)十二大上，斯大林作了《黨和國家建設中的民族問題》的報告。會議就發展民族經濟問題制定了具體措施，如將工廠遷到原料產地的共和國，給少數民族發放低息農業貸款，幫助當地民族建立合作社，開辦農業訓練班，加強民族地區的水利建設，將國有土地分給當地勞動居民等等。[11]

列寧逝世後的最初幾年，斯大林仍然遵循列寧的民族平等思想，注重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在黨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等代表大會上，都專門就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問題進行討論，作出決議。從1928年起，蘇聯實行國民經濟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五」計劃充分考慮民族經濟發展的平衡問題，在資金、技術和大型工業項目的安排上，向少數民族地區傾斜。「一五」計劃期間，在南高加索聯邦、中亞各共和國等地興建了發電站、鐵路、煤礦等基礎產業，建立起了初步的工業體系。如在哈薩克興建有色冶金和煤炭工業，有40多個工業企業投產，使其由游牧經濟轉變為定居的農業生產，進而成為東部的重要工業基地；白俄羅斯的工業產值在該共和國的經濟中佔53%；亞塞拜然、喬治亞、亞美尼亞共和國的工業比重迅速上升。有的地區從原始氏族社會或封建宗法制度社會一躍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一五」期間，全蘇固定基金增長289%，而外高加索聯邦、白俄羅斯、中亞各加盟共和國、哈薩克等民族地區固定基金增長均超過全蘇的平均數，達到300%—500%。[12]民族地區經濟增長平均是2.5倍，大大超過老工業地區。

俄共(布)和聯盟中央不僅在經濟方面加速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還大力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以消除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為發展民族地區的文化，政府派出語言學家，幫助那些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民族創造民族文字。到20世紀30年代，蘇聯政府先後給52個沒有文字的民族創造了文字，用67種民族語言進行電台廣播，用50種民族語言上演戲劇，用55種民族文字印刷報紙，用46種民族文字發行雜誌，用52種民族文字出版中學教科書。[13]在民族地區創辦學校，建立從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體系。

這些成就是不容否認的，是在斯大林執政初期取得的。但隨著斯大林模式的逐步確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使聯盟中央經濟管理許可權越來越大，所控制的企業和資產越來越多，而各加盟共和國的經濟管理許可權越來越小。斯大林時期，聯盟部所屬企業的工業產值佔全蘇工業總產值的89%，共和國部所屬企業只佔11%。[14]在聯盟與少數民族加盟共和國、民族自治地區的關係上，少數民族的經濟利益經常被侵犯，俄羅斯族的利益佔主導。斯大林時期，在強調全國經濟統一布局的同時，忽視了民族經濟的綜合協調發展。聯盟國家在進行工業建設布局時，將少數民族邊疆區作為原料產地，加工工業部署在俄羅斯聯邦等中心區，使邊疆地區的經濟很難協調快速發展。如中亞地區礦產資源豐富，蘇聯國家計委將鋼鐵廠、煤礦、石油企業建在那裡，卻很少建輕工企業。當然，這與蘇聯經濟比例失調有關，片面強調發展重工業，但中亞地區的輕工業落後在全蘇也是最突出的。中亞歷史上就是全蘇的產棉區，烏茲別克的棉產量佔全蘇第一，塔吉克和哈薩克的棉產量也居全蘇的前列。但這些地區的棉紡織企業極少，生產能力不足，烏茲別克為全蘇低價提供原棉，又花高價購買其他共和國銷售的針織內衣、長短襪等針紡織品。一出一進，這些民族地區吃了虧，自然對聯盟的區域經濟分工政策不滿。哈薩克盛產糧食和奶牛，但缺少糧食加工和畜產品加工企業，該共和國所需的食品、糖果、人造奶油、鞋子等都從其他共和國調進，嚴重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哈薩克人說，他們的共和國有一半城市沒有輕工業企業，頂多有一個麵包廠。[15]聯盟中央在民族地區建立的重工業企業，按理說，應該給當地的經濟發展帶來好處，使當地在稅收、就業等方面受益，但實際並非如此。因為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把企業的產品、利潤全部拿走，各加盟共和國沒有任何處置權，這一點，土庫曼總統尼亞佐夫說得很清楚：「我們開採石油、天然氣，但共和國誰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這些產品按什麼價格銷往何處。棉花的情況也是這樣。我們得到的是按某個地址發貨的指示，甚至沒有任何權利就此提出問題。這些實際上決定著土庫曼經濟的部門要直接服從中央，對出口本國原料所取得的利潤和分配，共和國不能進行任何參與，但涉及到稅收，卻對我們有嚴格的要求。」[16]

經濟體制的弊端導致民族經濟結構單一，經濟利益受到損害，引起民族地區幹部對國家計委指令性計劃的抵制。在這種情況下，聯盟中央沒有認真審視經濟計劃，反而斥責民族幹部是地方民族主義。烏克蘭黨中央反對國家計委的規劃，要求把冶金工業集中在頓涅茨-克里沃羅格，而不是俄羅斯的東部，受到斥責。烏茲別克也是蘇聯的產棉區，政府只准烏茲別克大量種植棉花，不準其種糧。黨的第一書記伊克拉莫夫和人民委員會主席柯德薩什夫反對這樣的規劃，因為烏茲別克缺糧，但這被指責為鬧民族獨立，伊克拉莫夫被處決。

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民族地區的原材料以較低的價格調撥出去，又以高價購進日用品，造成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緩慢。雖然從總的經濟發展速度和數字統計來看，民族地區經濟有了飛躍式的發展，但與老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輕工業不發達，人們得不到經濟發展帶來的摸得著看得見的實惠，長此以往，就蓄積了對聯盟國家的不滿，滋生了民族主義情緒。

2·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混淆。

1936年，蘇聯宣布建成社會主義。斯大林由此得出結論：「製造民族糾紛的主要勢力即剝削階級已不存在，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的燃起民族主義狂熱的剝削制度已不存在」，「蘇聯各民族和種族，在全國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各方面都享有平等的權利。所以根本談不到民族權利會受到損害。」[17]黨代會上宣布，蘇聯「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民族問題」。

既然蘇聯沒有民族問題了，為什麼還要動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去對待少數民族呢?斯大林有一個理論，認為社會主義愈是取得勝利，階級鬥爭就愈加尖銳。他將這一理論運用到民族工作中去，就把民族矛盾也等同於階級矛盾。他在聯共(布)十七大總結報告中指出：蘇聯國內民族矛盾的實質是階級矛盾，民族紛爭的實質是階級鬥爭。由此，他將大量的民族矛盾都定性為階級矛盾。

衛國戰爭前的1937年，斯大林擔心遠東地區的朝鮮人會成為日本的間諜，便將其整體遷出遠東地區。流放朝鮮人的方式很特別：將他們裝上貨車，火車開行一段，停下來，丟下一些朝鮮人，再開行一段，再丟下一些人，就這樣像撒種子一樣，將聚居的朝鮮族拆散。老一輩的朝鮮人至今仍懷念他們失去的家園。衛國戰爭時期，少數民族地區的個別人背叛祖國，投靠納粹德國(這種現象俄羅斯人也有)，斯大林以此為由，將10個民族整體遷移。日耳曼人從居住地伏爾加河中游遷到哈薩克和西伯利亞北部，該共和國建制在1945年被廢除；38.7萬多車臣人和9.1萬多印古什人遷到哈薩克、中亞和西伯利亞，車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國被取消；北高加索一帶的卡爾梅克人、巴爾卡爾人、卡拉恰耶夫人全部東遷，卡巴爾達-巴爾卡爾自治共和國、卡爾梅克自治共和國被取消；韃靼人從克里米亞遷出，其自治共和國建制被廢除；麥斯赫特土耳其人東遷，其自治共和國被取消。

1939年根據《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秘密議定書，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三國劃入蘇聯勢力範圍。德國希特勒政府決定將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的德意志族公民遷往德國，蘇聯政府表示對此事不設置障礙。德意志人被迫離開祖居地，並且是匆忙的逃難，這對他們來說，不諦是晴天霹靂。經過兩次遷移，大約十萬德意志人從波羅的海沿岸國家遷出，作為一個民族的德意志人從這三個國家消失。蘇聯當局對三國的不滿分子進行了清洗，三國被迫害人口總計12.8萬餘人。[18]1937—1944年間，總共有20多個少數民族，約440萬人被強制遷移。

20世紀30年代大清洗時期，少數民族幹部遭到大規模的鎮壓。這些受害者中，有許多都是各民族共和國黨的中央委員會書記、州委書記、區委書記、人民委員會主席。如烏克蘭共產黨的領導人維·柯秀爾、邱巴爾、波斯蒂舍夫被害身亡。西伯利亞州黨委第一書記羅·埃赫死於非命。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國州黨委第一書記羅維奧、人民委員會主席愛·居林、中央執委會主席阿爾希波夫被槍殺。韃靼自治共和國韃靼州委書記列帕、州執委會主席巴伊丘林、人民委員會議主席阿布拉莫夫等被槍決。猶太自治州州委書記蘇哈列夫、州執委會主席卡爾特利、李別爾別爾格等被捕入獄。亞美尼亞中央第一書記阿·漢德然被貝利亞親手打死。

民族地區的黨組織損失慘重。蘇聯當局捏造白俄羅斯有一個反蘇地下組織，將白俄羅斯一半黨員的黨證剝奪。愛沙尼亞黨中央委員會及其組織局、對外局停止了活動。塔吉克有的區黨組織實際上已不存在，只剩下1名黨員、3—4名預備黨員。[19]烏克蘭黨員總數從1934年的453500人減少到1938年的285800人。喬治亞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代表644人，其中425人被捕、流放或被槍決。[20]

大鎮壓也殃及到少數民族作家、藝術家。喬治亞著名詩人帕奧洛·雅什維里、散文作家賈瓦赫什維里、亞塞拜然作家沙赫巴茲、哈薩克傑出作家薩肯·塞福林、韃靼作家兼科學家加·伊布拉吉莫夫等等……均被迫害致死。他們中有的是本民族的傑出人物，有的是本民族不可多得的語言文學方面的研究專家。大鎮壓給少數民族文學藝術造成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給少數民族造成的心理創傷是難以撫平的。

3·民族平等與大俄羅斯主義傳統並存。

大俄羅斯主義在俄國是有歷史傳統的。沙皇俄國通過不斷的對外侵略和擴張，吞併周邊的弱小民族，形成了橫跨歐亞大陸的由一百多個民族組成的帝國。在這個帝國中，俄羅斯族是統治民族，其他少數民族是被統治民族，俄羅斯族以征服者的姿態，視非俄羅斯族為「異族人」，對其進行殘酷鎮壓和野蠻統治。列寧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正視大俄羅斯族壓迫少數民族的現狀。他始終強調，在蘇俄，主要傾向是大俄羅斯主義，而不是地方民族主義，布爾什維克黨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大俄羅斯主義。斯大林作為非俄羅斯族，對於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給予少數民族的壓迫和不平等，是有親身感受的。他在許多場合也講過，要同大俄羅斯主義鬥爭。不過斯大林並沒有一以貫之。他在民族工作中第一次表現了大俄羅斯主義的具體事例是關於自治化方案問題。斯大林主張建立中央集中的單一制國家。為此，在1922年8月，斯大林主持通過了《關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同各獨立蘇維埃共和國的相互關係的決議草案》。決議草案規定，烏克蘭、白俄羅斯、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喬治亞作為自治共和國加入俄羅斯聯邦，各蘇維埃共和國在外交、軍事、經濟、財政等方面都必須執行俄羅斯聯邦的指令，服從俄羅斯聯邦的指揮。對於這個自治化方案，列寧堅決反對，並對斯大林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指出斯大林等人發動了一場真正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運動，表示要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決一死戰。列寧把斯大林的政策稱為徹底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列寧說：「一個喬治亞人對事情的這一方面掉以輕心，滿不在乎地隨便給人加上『社會民族主義』的罪名(其實他自己不僅是真正道地的『社會民族主義分子』，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羅斯的傑爾席莫爾達)，那麼這個喬治亞人實質上就破壞了無產階級的階級團結的利益。」[21]

30年代末期後，斯大林作為蘇聯的最高領導人，領導眾多的俄羅斯族高級幹部，他的大俄羅斯思想時常有所表露。1945年5月8日，德國無條件投降，24日，斯大林宴請紅軍將領，他在祝酒詞中說：「我想舉杯祝我們蘇聯人民，首先是俄羅斯人民健康。我喝這杯酒，首先祝俄羅斯人民健康，因為他們是加入蘇聯的所有民族中最傑出的民族。我舉杯祝俄羅斯人民健康，因為他們在這次戰爭中被公認為我們蘇聯各族人民的領導力量。我舉杯祝俄羅斯人民健康，不僅因為他們是起領導作用的人民，而且因為他們有清晰的頭腦和堅忍不拔的性格和耐性。」「俄羅斯人民對蘇聯政府的這種信任，成了我們打敗人類公敵法西斯主義而取得歷史性的勝利的決定性力量。」[22]斯大林這番話，句句不離俄羅斯人，將多民族國家的其他民族撇在一邊，大大傷害了其他民族的感情。他對俄羅斯族的過分褒獎，也與全民族參加的抗擊法西斯戰爭的事實不符。在整個衛國戰爭中，蘇聯各族人民浴血奮戰，共同抗擊法西斯侵略，並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是有目共睹的。

民族語言是民族的重要標誌之一，也是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實現民族平等，就要發展和尊重民族語言。蘇維埃政權早期，為恢復和使用少數民族語言作了大量的工作(前文已述)，斯大林也不止一次地強調發展民族語言對於消除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的重要意義。但從30年代末起，蘇聯政府的語言政策發生了偏差。他在公開宣傳上，誇大俄語的地位與作用，將俄語說成是「列寧的語言」、「革命的語言」、「進步語言」。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一文中說：「俄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曾經同好幾個民族的語言融合，並且總是成為勝利者。」[23]

1938年3月，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聯合發布《關於民族共和國和民族州必須學習俄語》的決議，要求非完全中學(七年制)的畢業生掌握俄語。1938年7月7日《真理報》發表題為《俄語——蘇聯各族人民的財富》的社論。在這一政策推動下，許多地方的民族語言發展受到限制。在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俄語取代了本民族語言，學校里俄語課時超過本民族語言的課時。烏克蘭語幾乎完全從烏克蘭社會交際用語中被排斥出去，成了只是農村和一小部分知識分子的語言。烏克蘭所有的官方文件、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學校、法律條文等，一律使用俄語。[24]非俄羅斯族學習使用範圍較廣的俄語沒有錯，但前提是應遵循自願原則，尤其是不能強制推廣俄語，用俄語取代其他民族語言。強制推廣俄語，導致少數民族語言受排斥，俄語成為「族際交流用語」，也使少數民族聯想到沙皇時期推行的文化沙文主義政策，民族平等大打折扣。

民族問題是個世界性的問題，處理得當，民族國家就會增強凝聚力；處理不好，就會使民族國家分崩離析。可以說，斯大林民族政策中的錯誤引發了一系列民族問題，為蘇聯解體埋下了導火索。因此，執政黨和政府要高度重視民族問題，並不斷調整民族政策，化解民族矛盾。這是我們從蘇聯解體中要認真汲取的一個很重要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