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書之事：周作人、博爾赫斯的「文抄公體」

中國的周作人，與阿根廷的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算得上是同時代人。周氏生於一八八五年，卒於一九六七年，博氏生於一八九九年，卒於一九八六年，兩人相差十四歲，享壽均逾八秩，寫作時間都在半個世紀以上。儘管如此，將兩位文學大家並置於一處，仍有些突兀，因初看周氏、博氏，似並無太多相類點：前者乃中國的文學家、思想家，主要寫作文體為散文，或曰小品文，還有一些舊體詩與白話詩，另有大量譯著；後者為阿根廷文學大師，以短篇小說、詩歌及評論隨筆享譽於世。博氏雖喜愛東方文化，並通過英語、法語等譯文讀過許多中國古典作品，且在自己的小說與評論里頻頻引用，但未有記錄表明他熟悉中國的二十世紀文學，乃至知曉周作人；而博覽群書的周氏，通曉日文、英文、希臘文及世界語，但並不懂博爾赫斯以之寫作的西班牙語，且當時的中國翻譯界尚未關注博氏作品（乃至拉美文學），亦排除了相逢的可能性。

雖有如此物理性的「隔絕」，但文學的會通卻是潛在的，不因時地的差異而消失不見。周氏、博氏有一顯明的特點，即其讀書人的身份排在第一位，其次才是寫作者，如周氏所言，「愛智者」是也，他們的讀書之多、之雜，已到令人瞠目的程度。而兩人的寫作，儘管有諸多的變調，但書齋式的特徵佔去極大的比重，具體而言，即不僅有大量的讀書隨筆、評論等，且寫作方式表現為旁徵博引，古今內外，徵引之廣、之深，令觀者目不暇給。而其中，做到極端者，可謂之「文抄公體」，也就是文章幾乎泰半為引文或引述構成，乃文章作法之奇觀一格。「文抄公」之難，或只有周氏、博氏這樣博學深思的大家，方可運轉如意、舉重若輕，否則，稍一不慎，不免從「鋼絲索」上跌下。周氏、博氏的作品中，不少此類作品，不妨略作擇撿，可得一窺兩人的「文抄公體」特色罷。

1

若談「文抄公體」之極致，或可以《賦得貓》和《論書籍崇拜》為例。

周作人的《賦得貓》寫於一九三七年，博爾赫斯的《論書籍崇拜》寫於一九五一年，巧合的是，作文時兩人均為五十二歲，即創作的成熟期。其引文或引述，在文章中的比例可達九成。

先看兩文都徵引了哪些典籍。《賦得貓》，從摘引周氏寫給俞平伯的信函入手，「一年前所說的貓亦尚任其屋上亂叫，不克捉到紙上來也」，而如今，終於要捉貓了，其路徑，自中國黃漢的《貓苑》，霽園主人的《夜談隨錄》，至西洋的藹堪斯泰因《文字的咒力》，巴耳溫《留心貓兒》，莎士比亞《羅密歐與朱麗葉》，茀來則《金枝》，散茂斯《殭屍》，吉忒勒其《舊新英倫之巫術》及編訂的英國古民謠，茂來《西歐的巫教》，克拉克《西歐的巫教》（與前同名），克洛特《進化論之先驅》，勒吉《歐洲唯理思想史》等；《論書籍崇拜》，大致的引述範疇有：荷馬《奧德賽》，馬拉美，塞萬提斯，蕭伯納，凱撒，畢達哥拉斯，西奧多?貢貝爾茨《希臘思想家》，柏拉圖《蒂邁歐篇》《費德魯斯篇》，亞歷山大的克雷芒《雜記》，《聖經》，聖奧古斯丁《懺悔錄》，《古蘭經》，《創世之書》，弗蘭西斯?培根《學術的進展》，托馬斯?布朗《一個醫生的宗教信仰》，萊昂?布洛瓦《拿破崙的靈魂》等。

可看出，周作人、博爾赫斯所用既有熟典，更有僻書，見其廣博。幾千字的隨筆，引來如此之多的相關材料，可謂「八面受敵」，淋漓透徹。

在「文抄」方式上，周氏與博氏亦是各有側重的。

周作人喜直引，即抄錄（或翻譯）原話，如英國藹堪斯泰因女士的《文字的咒力》中，第二章《貓與巫》有云：

「貓在歐洲當做家畜，其事當直在母權社會的時代。貓是巫的部屬，其關係極密切，所以巫能化貓，而貓有時亦能幻作巫形。兔子也有同樣的情形，這曾被叫作草貓的。德國有俗諺雲，貓活到二十歲便變成巫，巫活到一百歲時又變成一隻貓。」

更有從《夜談隨錄》之《夜星子》二則中，錄下一則，一大段幾百字之多。如此這般的直接引用乃《賦得貓》一文的主體，引述為輔（當然也是周作人此類文章的特徵）。

博爾赫斯則喜將引用與引述摻雜在一起，而引述的成分更多些。如，「猶太人比穆斯林更離奇。他們的《聖經》第一篇就有那句名言：『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秘哲學家們認為上帝這一指示的法力來自組成詞句的字母。六世紀在敘利亞或巴勒斯坦編的《創世之書》說，眾軍的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和萬能的主用從一到十的基數和二十二個字母創造了宇宙。畢達哥拉斯和揚布利科斯的教義是數字，是造物的工具或元素，而主張字母是造物的工具或元素則清楚表明了新的文字崇拜」。博爾赫斯即使用直接引語，一般也不會太多徵引，他更願意自己概括提煉一下。

周作人與博爾赫斯這類風格的文章，是典型的學者的散文，非深厚的學養莫辦。而投注在這些「文抄」隨筆里的意味，周氏、博氏有著微妙的不同。

周作人的《賦得貓》另有副題：「貓與巫術」，可看出與民俗學、人類學之聯繫，也正因如此的選題，他更多地選取西方的材料，畢竟中國典籍記載要少許多。不過，若認為此文全然為「貓」的或曰純智的操練，那未免是不了解知堂。在對西方的巫術案廣泛考證之後，他說，「就能力所及略為涉獵，一面對那時政教的權威很生反感，一面也深感危懼，看了心驚眼跳，不能有隔岸觀火之樂，蓋人類原是一個，我們也有文字獄思想，這與巫術案本是同一類也。歐洲的巫術案，中國的文字獄思想獄，都是我所怕卻也就常還想（雖然想了自然又怕）的東西，往往互相牽引連帶著，這幾乎成了我精神上的壓迫之一」。周作人是身居「塔」內，但此塔乃「十字街頭的塔」，他還是不能忘情於街頭的現實，他關注貓，落足點卻仍是人，要理解其文章，體會這種閑適沖淡中不閑適處、不沖淡處，大約是根底所在。

而博爾赫斯的思維是哲人式的，其思辨具超脫性，有著玄妙的意味。他選取十多位古今大家的言論，來談自己感興趣的話題，一步步納入自己的思想框架內，「基督徒們走得更遠。神明寫過一本書的想法，促使他們進而認為神明寫過兩本，另一本就是宇宙」，「按照馬拉美的說法，世界為一本書而存在；布洛瓦卻說，我們是一部神奇的書中的章節字句，那部永不結束的書就是世上唯一的東西；說得確切一些，就是世界」。相類的想法，還可在他的小說《沙之書》《神的文字》《通天塔圖書館》等中覓到蹤跡。而與其小說相異的是，此篇文章的每一話語盡數徵引自他人，卻最終導出博爾赫斯自己想說的話，這樣的「文抄公」功夫，實在少見。周作人曾說為何要做「文抄公」，大致意思就是自己想說的話，前人早已說過，拿來用就可以。博爾赫斯想來亦是。

2

博爾赫斯另有一種奇異的「文抄」法子（存在於其小說作品中），為周氏所無。

此法事實上是「偽文抄公體」，因所徵引典籍、人物、文句為博爾赫斯杜撰，乃子虛烏有。如《赫伯特?奎因作品分析》，起首即曰：「赫伯特?奎因在愛爾蘭的羅斯科門去世，《泰晤士報》文學副刊僅用半欄篇幅追記他的生平，其中讚揚之詞都經過矯正（或者仔細斟酌），我看了不免有點驚訝。」其後評析其作品《迷宮中的上帝》《連體孿生兄弟的奧秘》《四月三日》《秘密的鏡子》《陳述》等，有趣的是，在談含八篇故事的《陳述》時，又言，「我從題為《昨日玫瑰》的第三篇汲取靈感，寫了《環形廢墟》，也就是《小徑分岔的花園》集子里的一篇故事」，將現實串入虛構之中，恍兮惚兮。自然，並不存在赫伯特?奎因這樣一個作家，更不必說那些煞有介事的作品了。另有一篇《特隆、烏克巴爾、奧比斯?特蒂烏斯》也是這種寫法。博氏說，「編寫篇幅浩繁的書籍是吃力不討好的譫妄，是把幾分鐘就能講清楚的事情硬抻到五百頁。比較好的做法是偽托一些早已有之的書，搞一個縮寫和評論。卡萊爾在《舊衣新裁》、巴特勒在《安樂的避難所》里都是那樣做的；那兩本書都有不完善之處，和別的書一樣蕪蔓。我認為最合理、最無能、最偷懶的做法是寫假想書的注釋」。

「偽文抄公體」還有一種變調，即加入某些真實的成分。如《關於猶大的三種說法》，題記用阿拉伯的勞倫斯之《智慧七柱》中的話語自不必說，還在虛構人物尼爾斯?呂內貝格的學說中，時時引用但丁、德?昆西、肯比斯等真實存在的作家、哲人；而《特隆、烏克巴爾、奧比斯?特蒂烏斯》引入《大不列顛百科全書》，《新法蘭西評論》，羅素《思維分析》，叔本華《附錄與補遺》；而上述《赫伯特?奎因作品分析》，直接以《泰晤士報》文學副刊導入，足以使不知情者混淆。

博爾赫斯如此愛寫此類「偽文抄公體」小說，原因之一是利於他探討某些哲學或宗教問題，他曾在《杜撰集》的序言里說，「我經常閱讀叔本華、德?昆西、斯蒂文森、毛特納、蕭伯納、切斯特頓和萊昂?布洛瓦等人的風格各異的作品，我認為在那篇題為《關於猶大的三種說法》的涉及基督學的幻想小說中，可以看到布洛瓦的遙遠的影響」，置諸別的小說，亦大致如是。還有一個緣由也不能不提，即博氏的遊戲心態，文學是藝術創作、思想演繹、學術操練，亦無礙是一種遊戲，做一點惡作劇的子虛國杜撰又有何妨？

周作人無「偽文抄公體」，與其基本不寫小說（除早年兩篇文言小說的練筆）及對小說的看法有關：「老實說，我是不大愛小說的，或者因為是不懂所以不愛，也未可知。我讀小說大抵是當作文章去看，所以有些不大像小說的，隨筆風的小說，我倒頗覺得有意思，其有結構有波瀾的，彷彿是依照著美國板的小說作法而做出來的東西，反有些不耐煩看，似乎是安排下的西洋景來等我們去做呆鳥，看了歡喜得出神。」知堂是學問家與散文家的思維，抄書是其樂為之的，但所謂「偽文抄公體 」，就有了「作法」「安排」的嫌疑，大約只有精心構撰的小說作品中可以容納，自然是他不會去做的了。

3

就某一話題，或某一人物，作「文抄公體」文章，周作人、博爾赫斯均有大量此類文章。但周作人寫的另一種專談某書，抄錄亦源於此書的文章，博氏似極少寫過。

且看《風雨談》中的《游山日記》。此文談清人舒白香的《游山日記》，可說是「文抄公體」的典範，不僅引文佔去泰半，且風格洒脫，深得中國傳統筆記精髓。徵引的擇取，如：

「朝晴暖，暮雲滿室，作焦曲氣，以巨爆擊之不散，爆煙與雲異，不相溷也。雲過密則反無雨，令人坐混沌之中，一物不見。闔扉則雲之入者不復出，不闔扉則雲之出者旋復入，口鼻之內無非雲者。窺書不見，因昏昏欲睡，吾今日可謂雲醉。」

「冷，雨竟日。晨餐時菜羹亦竭，惟食炒烏豆下飯，宗慧仍以湯匙進。問安用此，曰，勺豆入口逸於箸。予不禁噴飯而笑，謂此匙自賦形受役以來但知其才以不漏汁水為長耳，孰知其遭際之窮至於如此。」

知堂評曰：「《游山日記》里所載的重要的是私生活，以及私人的思想性情，這的確是一部『日記』，只以一座廬山當做背景耳。所以從這書中看得出來的是舒白香一個人，也有一個雲煙飄渺的匡廬在，卻是白香心眼中的山，有如畫師寫在卷子上似的，當不得照片或地圖看也。」舒白香看廬山，知堂看舒白香，不投契者莫為之。之後知堂又引用舒白香透露自己思想的語句，「其態度可以想見，但對於奴俗者流則深惡痛絕，不肯少予寬假，如卷八記郡掾問鐵瓦，卷九記蝟髯蛙腹者拜烏金太子，乃極嬉笑怒罵之能事，在普通文章中蓋殊不常見也」。錢理群曾評此文，「這本是傳統隨筆的寫法，周作人的筆記散文走的似乎也是這條路子：隨心所欲地讀，隨心所欲地寫，流於所想流，止於所想止」。大致如是。

《夜讀抄》《苦茶隨筆》《苦竹雜記》《風雨談》《瓜豆集》《秉燭談》《秉燭後談》《藥味集》等幾本集子里，有許多這樣的讀書筆記，乃周氏「文抄公體」的一大類。為何此「文抄」在博爾赫斯那裡難覓相似者，大概就在於其直承中國傳統筆記體的脈絡，體式特別，寫法特殊，太「中國」了，非外人所可企及。

另有一種「類文抄公體」，主要集中於《葯堂語錄》和《書房一角》兩個集子。「讀一部書了，偶有一部分可喜，便已滿足，有時覺得無味，亦不甚嫌憎，對於古人何必苛求，但取其供我一時披讀耳，古人云只圖遮眼，我的意思亦止如此。讀過之後或有感想，常取片紙記其大概，久之積一二百則，有友人辦日報者索取補白，隨時摘抄寄與，二三年來原稿垂盡矣。」這些文章由文言寫成，「文抄」成分依然不少，但更多成分乃作者由所讀生髮的想法，這更是貼近中國古代的筆記了。

4

周作人、博爾赫斯作「文抄公體」，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不妨先看看博爾赫斯在《卡夫卡及其先驅者》中所言：

「如果我沒有搞錯，我舉的那些駁雜的例子同卡夫卡有相似之處；如果我沒有搞錯，它們又彼此各不相同。後一點意義尤其重大。這些例子的每一個或多或少都具有卡夫卡的特色，但是如果卡夫卡根本沒有寫作，我們就不至於覺察到這特色，也可以說，特色根本不存在。羅伯特?勃朗寧的詩篇《疑慮》預言了卡夫卡的作品，但是我們閱讀卡夫卡時明顯地偏離了閱讀那首詩時的感受。當時的勃朗寧和我們現在所讀的不一樣。在文學批評的辭彙里，『先驅者』一詞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盡量剔除有關論爭和文人相輕的聯想。事實是，每一位作家創造了他自己的先驅者。作家的勞動改變了我們對過去的概念，也必將改變將來。在這種相互關係中，人的同一性多樣性是無關緊要的。寫作《沉思》的早期卡夫卡並不比勃朗寧或者鄧薩尼勛爵更能影響寫作陰森神話和荒誕制度的卡夫卡。」

談的是卡夫卡與先驅者，似不太切合「文抄」之事，但細思之，卻是有著潛在相通之處的。周作人曾說，「但是不佞之抄卻亦不易，夫天下之書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則自然只能選取其一二，又從而錄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難事也」，那抄誰不抄誰，自然要符合自己的眼光，自己的思想，「不問古今中外，我只喜歡兼具健全的物理與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合散文的樸實與駢文的華美之文章，理想固難達到，少少具體者也就不肯輕易放過」。也就是要覓尋自己思想的同道者，而許多僻書冷典，若非周氏的發掘，恐歸於湮沒無聞了，這大約也即由卡夫卡的作品發現其先驅者的意思。

「文抄公體」文章易引起誤會，周作人就曾受到許多人的批評，其中也有林語堂。周作人後來在致友人信中說，「承示諸人議論甚感，語堂系是舊友，但他的眼光也只是皮毛，他說後來專抄古書，不發表意見，此與說我是『文抄公』者正是一樣的看法，沒有意見怎麼抄法，如關於《游山日記》或傅青主（皆在《風雨談》內）都是褒貶顯然，不過我不願意直說，這卻是項莊說的對了」。這透露出周氏對文章寫法的一種探索，他作為散文大家，寫作有數次嬗變，「文抄公體」乃一重要階段，有著深切的思考。在這一點上，我相信遠隔重洋的博爾赫斯，其思索未嘗沒有類似的所在。「不佞抄書並不比自己作文為不苦，然其甘苦則又非他人所能知耳」，這是周氏所言，或亦為博氏的心聲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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