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紅軍：弗里德曼的經濟思想遺產

　　「事實上統治世界者，就只是這些思想而已。許多實幹家自以為不受任何學理之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之奴隸。」這是凱恩斯在《通論》中的一段話，而我認為凱恩斯主義的批判者——米爾頓·弗里德曼，正可歸入以上已故經濟學家名單之列。

　　7月31日，弗里德曼誕辰100年，又一次讓我想起了他對自己傳奇一生所總結的那句話，「純粹的偶然在我的一生歷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認為，如果沒有父母的移民、沒有他們的結婚，他可能就不是美國公民；同樣，如果沒有他高二時候認真、負責的數學老師，他就不會對數學產生如痴如醉的興趣和熱愛；他的大學是羅格斯大學，他入學時，這所學校還只是一所小的私立學院，但他畢業時就變成了州立大學，並設立了能夠供他繼續攻讀學位的獎學金；更加偶然的是，這個學校的經濟學系的兩位老師，一位伯恩斯是本校教師，教給了他精確、嚴謹和一絲不苟的治學和做人信念，另一位瓊斯雖是來該校臨時上課的芝加哥大學教授，但對他印象深刻，並將他推薦給了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的奈特教授，由此便開始了他在芝加哥大學的碩士學習。

　　他個人認為，他在芝加哥大學一年強調理論的學習風格，加上哥倫比亞大學一年強調實證和制度影響的學習風格，恰恰造就了一種最優秀的學習環境。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頭兩年（1941－1943），他在美國財政部的稅務部門擔任經濟研究員，後兩年（1943－1945）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戰爭研究部擔任數理統計工作，這兩項工作不僅使他認識到了理論和現實的差距，而且也為他日後實證經濟學方法論和從雜亂無章的數據中用經濟和統計方法處理問題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回過頭來看看弗里德曼留給世人的經濟遺產，就更加清楚他所受的教育背景、工作經歷及其個人不迷信權威的不懈探索精神，在發現與探索這些經濟學理論時所扮演的積極的作用：

　　（1）他有關消費的理論，大大突破了凱恩斯消費理論的局限，從而確立了恆久收入消費理論，這不僅大大拓展了消費理論的研究視角，而且也為他日後的貨幣理論奠定了紮實基礎。

　　凱恩斯消費理論認為，一個人或者家庭的消費只取決於這個人或者家庭的當年收入，至於這個收入對於消費的影響程度大小則取決於這個人、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從現實的情況來看，這符合邏輯嗎？弗里德曼通過觀測和實證研究發現，一個人或者家庭的消費不僅與當期的收入有關，而且更與他的長期收入也就是恆久收入相關。比如，一個富翁今年做生意賠錢，但他今年的消費可以完全不下降，因為他可能有積蓄在手，同樣道理，一個小伙今年賺了很多的錢，但若明年甚至後年都會賺很少的錢，他會大手大腳地花掉今年的收入嗎？很顯然，他是不會的。就這樣，弗里德曼在凱恩斯消費函數的缺陷基礎上，分別加入了以前若干年的收入變數，並賦予了不同收入變數以不同的權重，在他看來，距離現在的時間越遠，它的權重就應該越小，反之則相反。結果，他的恆久收入消費理論不僅很好地貼近了現實，而且也更加符合人們長期和短期中非常不同的消費行為。

　　更進一步，凱恩斯認為，消費是當期收入的函數，所以，政府可以通過稅收、政府支出等財政政策影響總需求並進而緩解經濟波動。相反，按照弗里德曼的消費理論，如果一年經濟收入增加，並不能改變長期的邊際消費傾向，同樣，短期的收入減少，也不會大幅減少長期的邊際消費傾向，因此，凱恩斯所謂的總需求理論、財政政策等的有效性在弗里德曼看來都會大打折扣。

　　（2）他批判地繼承了早期貨幣數量論的觀點，20世紀美國經濟學家費雪的現金交易方程式理論、英國劍橋大學庇古的劍橋方式理論，系統地提出了新的貨幣數量論和貨幣需求理論，為現代貨幣主義奠定了理論基礎，成為凱恩斯之後宏觀經濟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

　　他認為，貨幣作為一種交換的媒介，非常不同於普通的商品，如果它超過了產量的增長，就會出現通貨膨脹，同樣，如果政府的開支是以引發貨幣或者銀行信貸的形式進行的，那也會導致通貨膨脹。為此，他說了一句被廣為引用的名言，「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總是一種貨幣現象」。他認為，貨幣的增長在短期內可能影響產量，但長期卻不會對產量造成影響，因為長期的產出水平取決於一系列實際經濟因素。

　　凱恩斯認為，增加貨幣的供給，利率就會降低，似乎錢多了，利率就必然低，但弗里德曼認為，初期貨幣的供給增加可能會降低利率，但是人們在較低的貨幣使用成本下會傾向於增加開支，所以價格水平會上升，接著人們的借貸需求也會跟著上升，結果利率很可能是上升的，因此，他認為，利率並不是制定貨幣政策的一個好的指示器；同樣，在制定貨幣政策時，他認為，貨幣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穩定的，相反貨幣供給則會受到政策、貨幣當局的操縱而在短期內波動，因此，明智的辦法是控制貨幣數量，而不是讓貨幣供給量大幅度波動，這樣，才能保持經濟的穩定發展。

　　（3）弗里德曼留給世人的另外一個重要遺產恐怕就是其自由主義經濟觀點及其所隱含的有限政府的觀念。

　　與凱恩斯所倡導的政府積極干預主義不同，弗里德曼認為，私有企業和個人是其私有財產的所有者，他們比誰都更加會關心與其交易相關的知識和信息，因此，政府的職責範圍理應是保護他們的自由以免受到來自大門外的敵人以及來自同胞們的侵犯；保護法律和秩序；保證私人契約的執行；扶持競爭市場，而不是無所不包，無所不攬。

　　他還認為，政府的權力必須分散化，因為權力分散是一種很好地限制權力的做法。如果公民不喜歡自己居住的這個地區的政策和措施，他完全可以遷移到另外一個地區，這種權力的分散就會使得各個地區成為相互競爭的個體，也會使得個人成為自由的個體。他還認為，市場經濟需要在個人或者個體的層次上保持多樣化和差異化的行為。如果任由一個集權的政府去推動個人或者個體層次上的行為，或者政府允諾由某些壟斷企業去從事某些關鍵的國民經濟之外的產業，很可能就會扼殺多樣性和差別化的試驗，並最終導致經濟停滯。

　　弗里德曼一生長期堅持理論、實證研究方法研究經濟問題，先後發表了《獨立職業活動的收入》（1940）、《貨幣數量論——一種重新表述》（1956）、《穩定貨幣方案》（1959）、《資本主義與自由》（1962）、《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1963）、《通貨膨脹：原因與後果》（1963）、《貨幣最優數量和其他論文》（1969）、《貨幣分析的理論結構》（1970）、《名義收入的貨幣理論》（1971）等經久不衰的名著。正是這些貢獻，弗里德曼是公認的20世紀5位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是經濟學的一代宗師，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之父，是主張經濟自由主義的「反凱恩斯主義」先鋒，也是「芝加哥學派」的領軍人物，貨幣主義理論創立者，當然，最終獲得了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似乎也在情理當中。《華盛頓郵報》這樣評價道：「他是繼凱恩斯之後，20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家。如果說凱恩斯的精神主導了20世紀前半葉的西方經濟政策，那麼弗里德曼的思想則影響了20世紀的整個後半葉。」

　　弗里德曼雖是美國經濟學家，但一生來過中國三次，與中國最高領導人見過面，還給予中國改革開放以很多有見地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