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樂理：政治學跨國比較研究述論——對現代政治學學科發展的反思

　　在國際學術交流久已有之而於今愈加頻密的情況下，對於政治學學科在各國的發展狀況做出一個跨國性的比較研究無疑具有特殊的意義。20世紀60至80年代，政治科學作為一門學科，無論在從業人員的規模、研究工具的創新和知識成果的積累上，都發生了一場非同尋常的、不斷擴展的革命。但同時也存在一個薄弱環節，即很少系統地總結這門學科整體的歷史發展，很少注意這門學科在每個國家、特別是美國以外的國家中發展的特點。實際上，就筆者觀察，在政治學學科獲得長足發展的同時，也還存在著諸多問題，如零散混亂、溝通超載、方法論上過於標新立異、學派之間汲汲於對抗和衝突、研究工作中不容忽視的交叉和重複等等。因此，回顧這一學科的知識發展過程，特別是採取一種跨國比較的視角，綜合而全面地認識現存的主要問題，進而思考未來的發展方向，就顯得極其必要了［1］。

　　 一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D·伊斯頓和J·G ·岡內爾這兩位知名學者的推動下，來自許多國家的政治學家開始了一次經由比較研究的視角對政治學學科發展展開回顧和反思的學術嘗試。1991年，由他們主編的《政治科學的發展：比較研究》一書問世，集中記錄和展示了學者們集體努力的結果。全書的主體部分是由分布各洲的10個國家和地區的學者撰寫的，分別概述政治科學在本國、本地區發展情況的論文，其中又特別突出地考察了70至80年代這段時期的發展情況。

　　一般說來，所謂跨國的比較研究往往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在相對統一的研究框架支配下，多個個案的比較研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和把握不同國家在不同條件下存在的共同問題或發展趨勢；而因其問題或趨勢在不同國家出現的非同時性，又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乃至採取能夠避免重蹈覆轍的措施。另一方面，這樣的比較研究也可以幫助我們發現和認知在寬泛界定的共同問題或發展趨勢之下仍然存在著的變異現象和特殊問題，進而啟發我們進一步去探究其背後更加深刻的原因。

　　對此，《政治科學的發展：比較研究》一書的主編者伊斯頓和岡內爾在「導言」中作了一個精彩的分析。他們從宏觀角度著重討論了在各國政治學學科發展中存在的兩個相互聯繫著的問題。

　　第一是政治學學科發展與其外在社會環境的關係。他們指出，政治科學的發展，受到一定環境的影響。這又包括兩個彼此區別又相互關聯的層次。一是政治科學同其它研究領域的關聯，即學術生態環境；二是政治科學、各門社會科學學科同政治體制、政治文化、政治現實的關聯。由此產生了兩個主要的疑問：其一，由於政治科學反映政治環境，又由於知識標準對於學科的歷史發展來說是相對的，那麼人們在怎樣的程度上能夠得到普遍的政治知識？其二，政治隨時都要提供一個話語系統，而政治科學藉助自己的語言和方法，試圖在某些方面超越前者；那麼在何種程度上政治科學可能超越它的母體文化？在何種程度上政治科學可能接近理論與研究方法上的普遍性？兩位學者指出，所謂的外在環境可以小到研究所、大學或是具體的社會政治事件，大到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系統，最寬泛時可以包括整個社會，即社會結構和生產方式。這樣，像知識社會學等研究途徑，無論從理論或是實踐上講，都難以確定和說明因變數與自變數之間的關係。再者，說明上述相互關係的術語也難以界定，像影響、作用、反映、認識、歸因於、原因、教育、互動、反饋等等。[2]在筆者看來， 伊斯頓與岡內爾實際上在這裡提出了科學的普遍性同各國社會政治環境及其文化限制之間的矛盾問題。

　　第二是政治學科在不同國家的平行發展與相互滲透的問題。從歷史起源和概念應用上講，當代政治科學是一個美國特色濃厚的社會科學門類。這門學科在不同國家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要輸入、調整、適用美國政治學界首先創立和運用的各種假說、方法、理論知識和學術成果。這樣就構成了一種美國政治科學的「帝國主義」與各國政治研究按照傳統自行生存的現象。各國政治學界在引入這種外來的政治學科知識時，往往會在內容上和應用中對其方方面面作大幅度的改造；這在美國人看來是一種歪曲，而在接受國看來這是本土條件所必需的文化適用。與此同時，學術交流並非單向的，不僅僅是由學科中心向邊緣的流動，而是一種複雜的互動。例如，美國的政治研究從一開始實質上就受到歐洲學術界的影響。此後，整個政治科學的教育系統情況還表明，一方面有美國學術界的影響，另一方面有最初思想輸出所引發的後續波的作用。在存在主義、現象學、解釋學、新國家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以及其它對當代社會科學發展影響甚大的研究領域中，都可以看到美國與歐洲之間這種學科共存共生、潮來潮往的現象[3]。在筆者看來， 伊斯頓與岡內爾的這一論述提醒著我們：政治科學知識在由其相對早期創生和發展的國家向不同國家、向異族文化輸導時，接受者在領會與解釋時應該警覺其中必然引發的諸多理論問題和技術性問題，同時也要保持冷靜的學術心態，即一定要認識到學術交流是雙向，甚至是多向的。

　　二

　　同書收錄的E·伯恩森所撰專文， 集中討論比較視角下的政治學學科建設與方法論問題；其他國家的學者在分章敘述本國政治科學的發展狀況時，也時時提到類似的現象。而據筆者所涉並不廣泛的閱讀而論，上述問題其實早已得到許多敏感學者的高度重視和熱烈討論。而綜合這些意見，可以引發我們進一步的思考和探索。在筆者看來，政治科學在各國的制度化進程及其影響的問題是首先值得重視的問題。從學者的討論來看，制度化有兩層含義。就其大的方面而論，政治科學的發展同各國的政治現代化過程是分不開的。從小的方面看，政治科學有賴於自身的學科整體建設。伯恩森指出，許多學者都將政治科學稱為特殊的美國式學科門類，但S·亨廷頓則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待這個問題。 亨廷頓早在1988年就講過，無所謂美國的政治科學，實際上應當是民主的政治科學；它無非是在美國最先、也最充分地發展起來了，這是因為美國有著當代世界產生最早、歷史最悠久的民主制度。伯恩森進一步具體地論述了這個問題。他認為，政治科學19世紀末在美國成為獨立學科，自有其歷史的原因。首先，是政治科學適應了這個新世界的需要；與民主的擴大相伴生的，是大量社會問題的出現，它們成了政治科學產生的前提。其次，是美國靈活的大學體制。在近代歐洲，社會科學未能充分分化，社會學常常被看作囊括文化、經濟與政治問題在內的一般社會科學。而在此時的美國，由於民主制以及科學界組織方面的可能性，政治科學得以制度化，其標誌就是1880年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學院的創立。即使在今天，較之於政治科學這門行業在世界其它地方的狀況而言，美國的政治科學群體規模也更為龐大。再次，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霸主地位，使得美國的政治科學影響了世界各地的政治科學制度化。

　　戰後西歐的社會-經濟發展、民主化、政治系統的現代化以及科學組織的創立，也為這門學科的誕生提供了重要前提。在冷戰期間的西德，政治科學的任務明確規定為「建立民主制」，社會民主黨人支持這門新生科學，而抵抗這門學科的勢力來自保守派和舊學科的擁戴者，因為他們反對由美國佔領勢力支持的這門「再教育的科學」。戰後義大利的情況則有所不同，政治科學的發展受到幾個因素的影響：社會-經濟的需要、義大利大學結構的變化、美國行為主義等外來影響以及某些個人的作用。美國的基金會以及制度方面的合作，也促成了新方法與調查課題的引進。法國的知識傳統相對獨立於外來影響，但其政治學當中也有美國政治科學的種子。如法國的憲制研究包括比較研究、政治體制的分類、政治機構的運作，及對政治學說、國家的改革項目所作的研究等等，法國的選舉研究也有自己地理學與社會學方面的傳統。在英國，1895年倫敦經濟與政治學院的建立成了現代政治科學出現的標誌，因為悉德尼·韋伯、G·華萊士和H·拉斯基等人同美國政治科學家具有多方面的共同興趣；但是在英國科學界的堡壘--牛津和劍橋，哲學的、傳統的政治研究更為人們所欣賞，直到二戰之後，英國對美國行為主義的反應都是含糊的或批判的。遲至1965年，英國才真正發展了現代政治科學。伯恩森認為，除了少數相似之處以外，政治科學在以上四個歐洲國家的發展道路是相去甚遠的。由於發展道路的歧異，造成了各國富於特色的政治科學學科，在其它歐洲小國里也是如此。[4]

　　學科的制度化指大學、研究所、學會、專業人員、資料庫、資金渠道、對外交流等一系列制度設施的建立。值得注意的是，同書中有中國學者付正元（音譯）介紹的改革初期中國政治學重建的情況。他開列的資料，包括胡繩、黎澍、趙寶煦等當時著名學者的文章和其它有關成果；他例舉的重要事項，有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建立；1980年中國政治學會的成立；從1980至198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陸續組建了各個區域研究所；1984年，中國加入國際政治學會（IPSA）並派人參加了次年的巴黎大會；復旦大學和北京大學分別於1983年和1984年開始招收政治學專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至1986年，29個省、市和自治區建立了專門的社科院或社科所；與此同時，西蒙、伊斯頓、阿爾蒙德、英格爾斯、李普賽特、達爾等著名學者訪問中國，開展學術交流。[5] 我們在這些事項背後，同樣可以感觸到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脈搏。

　　但還須注意，制度化建構並非同美國政治沒有關係。據阿爾蒙德在行為主義革命高峰時期的分析，自從結構-功能主義取代分權學說以後，學者眼中的政府機構有了不同以往的含義。比如，司法部門成了重要的立法機構，行政部門成了具有創製權的立法機構，各類管理機構也成了立法者和司法裁判者；而立法機構則成了相互調和、法案潤色與利益綜合的場所，卻恰恰不是立法者。此外，在系統論看來，壓力集團成了「第三立法院」，溝通媒介成了「美國的貴族院」或「政府的第四部門」[ 6]。所有這些，都透露出美國政治科學與政治制度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促動的關聯。而這樣一種現實政治之於政治學的影響，在其他國家也可看到。

　　政治科學的發展與政治體制的改革之間的聯繫，的確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相關的學術成果並不乏見。比如，1995年，由D·伊斯頓、J ·G·岡內爾和M·B·斯坦恩主編出版了《體制與學科：民主與政治科學發展》一書。在這裡，體制（regime）一詞，相當於伊斯頓所倡導的系統一詞，含義繁複。以此觀之，政治科學就是在最廣泛的經驗層面，了解不同的因素或變數究竟是支持還是在毀壞各種政治體制。伊斯頓等人注意到，不僅是政治體制影響到政治科學的發展，而且政治科學也影響到政治體制的狀況。因此，依照體制與學科發展的聯繫來看，有關國家可大致分為兩類，其一是傳統上政治科學發展較早、與現實聯繫較為密切的國家，如美國、西歐。其二是處於轉型期的國家，像匈牙利和波蘭，還包括亞洲國家和日本。兩類國家中的學科與體制之間的互動關係是多少不同的。[7]

　　三

　　對於政治學學科的發展進行跨國性的比較研究固然是恰當和必要的，但其間所涉及的大量細節性操作性技術問題並非是自明性的。因此，對於伯恩森所表述的相關意見，我們也不能不給予足夠的關注。

　　首先是比較研究中的框架確定和變數選擇問題。伯恩森認為，政治科學在各國的發展既有相似之處，也有相異之處。無論從概念還是從個案方面來講，比較歷史研究的課題總是充滿了選擇。如果概念較為寬泛，容納的個案就多，但分析的清晰度就會受到限制；如果概念較為狹隘，觀察會更為清晰，而涵蓋面就要縮小。同時，由於各國的具體條件不同，發展情況各異，因而常常難以辨明制約學科發展的因變數、自變數或交叉變數。例如，歐洲的政治學研究受到美國的影響，這可能是美國人有意努力的結果，可能是所在國政治風格演化所致，也可能和政治本身的民主化有關。因此，比較研究一定要結合各國自身的文化背景，採用歷史研究與文化研究相結合的方法。伯恩森以D ·里奇的《政治科學的悲劇》為例作了具體分析，指出此書應用了一種以五種不同來源（組織的性質、教育的歷史、自由傳統、科學哲學、悲劇觀念）為依據的分析模式，但是這五種視角主要適用於研究美國政治科學，而在另一些國家運用這種模式往往會得到背道而馳的結果。因此，必須注意方法的多元化問題，比如研究組織歷史，可以使用經驗調查和個案研究；根據形勢不同，可以採用知識史、推理方法分析或符號論。

　　其次則是傳統習見對於發現真實的經驗事實的阻礙問題，這一習見與所謂政治科學美國化的問題密切相關。伯恩森提到，對於美國政治科學的世界性傳播有一種批評意見，認為將產生於異國的政治經驗之上的概念和理論，擴大運用於其他政治系統，會對這些政治系統內的學者造成限制。但他並不同意這樣一種出自「帝國主義理論」脈胳的中心-邊緣分析模式。他認為，各國的政治科學群體在實踐中往往傾向於輸入那些經過選擇的理論和方法。比如在60年代的芬蘭，學者們傾向於採納伊斯頓的系統分析，卻很少注意達爾的權力研究，儘管在當時的美國社區研究恰好處於熱潮之中。同時，政治科學家同其他國家發生聯繫的方式和偏好也不盡相同：法裔加拿大人對法國政治科學家的著作、而非美國人的著作更感興趣；英國的女性主義政治科學家更關注義大利的女性主義政治理論，而不是英國的選舉研究。此外，特定的理論和思想在移植和輸導過程中，常常會因文化背景不同而在傳輸過程中發生內容上的變化。文化方面的外來影響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間接的，但是從科學知識的發展來看，很少是直接的，因為我們不能否認思維的創造性。伯恩森同時提出，對所謂政治科學的美國化問題必須經由個案化的方式、依據個案作出批判性評價，要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觀察，不要簡單地接受某些有影響的理論[8]。

　　第三是研究的綜合取向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對於政治學學科的比較研究還必須注意到不同學科間的關係及其相互影響的問題。一如國內學術界近幾年來，在考慮合理的知識結構、各高校在設計院系調整方案時，都反對過細的學科劃分，呼籲不同學科間的橫向交流，包括文理溝通。由此觀之，政治科學的各種研究途徑，實際上也是相互補充，構成為一個體系的。這個學科發展的整合性問題，也得到了各國學者們的關注。伯恩森指出，研究某一學科的發展，不可能離開其他學科，而且有必要建構一種有關科學學科之間關係的理論。但是制度性的偏見制約著人們的眼界，比如，政治科學家們往往排斥法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視其它學科為政治科學的競爭者。實際上，政治科學的發展成效，有賴於政治科學家與其它領域的學者（比如社會學家）之間的合作。美國社會科學發展初期就借用了法國的系統建構（孔德）、英國的進化論經驗主義（斯賓塞、布茨）、以及德國的社會學和心理學。同理，美國政治科學的發展也沒能離開其它科學（比如心理學和統計學）的發展。此外，歷史學與地理學對所有社會科學的發展也影響甚大。伯恩森還指出，考察各國政治科學的發展史都可以發現一個一般的模式，即這門現已制度化的學科最初都產生於憲法、歷史和哲學（觀念的歷史），瑞典及荷蘭的情況就是這樣；美國的政治科學產生的情形也與此相似。而在以後的發展進程中，不同學科的學者之間仍保持著密切的思想交流和互動。比如，梅里安曾到哥倫比亞大學旁聽F·H·吉丁斯的講演，而且在自己的早期著作中常常聽取吉丁斯的意見；芝加哥大學的H·F·葛斯耐爾，也將社會學家們對芝加哥市的調查中形成的有關思想，運用到自己的選舉研究當中。但伯恩森在最後又指出，這種不同學科之間的關係在不同國家的表現形態是不同的，甚至在大學之間也是不同的，所以不應該將國家作為單獨的研究單位來處理。[9]

　　四

　　從學科間的綜合和學科內部的整合出發，我們又不能不注意到，早在行為主義革命的高峰時期，著名學者伊斯頓就曾倡導過在政治科學中建立普遍理論的必要性，並且認為政治科學發展的未來，應該接近自然科學的特質，具有更多的普遍性與客觀性。1988年5月， 在由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與中國社科院聯合召開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伊斯頓提交了《專業化與整合》的論文，其主旨仍是反對以專業化為名的過細的學科劃分，強調各分支學科之間的整體合作與統一。在這一論文中，伊斯頓回顧了自笛卡爾以來分析推理的演進，肯定由此帶來的專業化對科學發展的益處，但同時又指出，我們所面臨的社會問題，從來不是以政治、哲學、語言學、經濟或文化等單一學科的形式出現的；它們是整體性的、多側面的問題，所以社會也要尋找相應的理解或解決辦法。比如，貧窮就不是一個排他性的經濟問題，還有貧窮的文化、貧窮的社會結構、貧窮的政治等等；這樣，解決貧窮就不能光考慮就業和適當收入，還要從其它領域入手尋找解決問題的智慧。伊斯頓將現代人類知識上的這種危機比喻為一經摔壞無法修復的東西。他仍然希望找到將碎片拼接起來的方法，即把知識重新組合起來，以應對現實世界整體性的、真實的問題。

　　對此，伊斯頓還提出了三種改善方式。一是交叉學科的訓練。為了克服專業化的缺陷，許多學者們提出了交叉學科的訓練問題，即超越以往那種單純從幾門學科當中借用或吸收各種概念、理論、方法的形式，使學者受到一門以上學科的訓練。伊斯頓承認，由於各學科的分支領域已經大量專業化，一個人要想全面學好一門學科已屬不易，更不要說一門以上了。但是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學科領域與日俱增，多學科訓練將為人們應對各式各樣的實際問題，提供所需的觀察力、知識與技能。伊斯頓認為，公共政策制定與世界地理區域研究，就代表了這種新生的、聚合性強的學科領域。二是團隊合作，就是將受過不同學科訓練的學者群體集合起來。比如在政策分析與區域研究領域，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共同解決理論與實際問題，從而使獨特的學科視角相互借鑒，將各自的知識整合為一。各類學科的學者進行合作也有大量的難題。究竟是什麼構成適當的研究課題--哪些問題是可以研究的？哪些資料是可以接受的？什麼是恰當的證明？何時才能確證一個命題？--來自不同傳統的人們會發現在共同項目上進行合作殊非易事。團隊成員可能使用不同的語言說話，他們往往用相似的辭彙說明不同的現象，或是用不同的辭彙說明相同的現象。但伊斯頓提醒人們注意，作為學者的學科訓練與社會需要的、解決真實問題的實際辦法，二者之間是有明顯矛盾的，這是當前社會研究面臨的主要難題之一。三是普遍化理論。伊斯頓提到，T ·帕森斯早就建議發展一種理論建構，即為所有社會科學學科提供一套通用的概念。符合這種功能要求的，已經有系統理念、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比較晚近的比較歷史社會學。伊斯頓又提出，為了達到各門學科統一與整合的目的，除了一套通用概念以外，普遍理論也應包括一系列定理，作為一切分析模式與實際應用的起點；應該在專業化的各門學科之間，建立一套溝通與相互理解的共同語言。他最後承認，專業化過細的問題能否解決尚不明朗，特別是在目前的情勢下，人們在建立一種全面的理論結構方面的意識明顯淡漠。[10]儘快彌補這一缺憾，對中國政治學界也是有益的。

　　中國政治學界自80年代初以來，一直在積極引進當代西方政治學界行為主義革命當中產生的一系列理論成果。當代政治科學提出的諸多概念、方法論和分析模式，已經廣泛見於各類政治學教材、學術專著、社會調查報告、乃至官方文件，並且滲透講學者、青年以及官員的意識當中。但是我們很少反思其中的問題，因此，本文根據近年來國際政治學界的有關政治學學科發展的討論，嘗試總結和歸納出在我們今天推動政治學學科發展時值得重視的若干問題，希圖以此促進我們對於中國政治學的走向展開更加全面和深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