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130周年誕辰之三

當代中國作家難出大師

中國現在缺乏文學大師，已是不爭的事實。巴金的去世，好像在宣布一個大師時代的結束。

關於文學大師，在剛剛開過的文聯、作協盛會上，總書記胡錦濤在他的報告中還特別關註：「只有既具有高尚精神追求又具有高超藝術才華的文藝家，才能成為人民群眾推崇的文藝大師。」想想看，夠這個格的文學家今天能有幾個?

關於文學大師缺乏的原因，中國作家圈裡相當流行的意見認為，主要是社會生態環境的原因，最有力的證據是，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那些大師們，都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造就的，到後來活著的大師們也沒什麼像樣的作品，更別說出什麼新的大師了。這種說法似乎有板有眼，也大有市場。然而，現在卻有老外出來挑戰這種說法。

顧賓，波恩大學漢學教授，是德國最著名的漢學家之一，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介紹和研究方面堪稱權威。最近他作了一個報告，關於21世紀中國文學存在的問題，其中特別指出當代中國作家，一不懂外語，二瞧不起自己，因此難出大師。

顧賓教授分析說，如果要分1949年以前和以後的中國作家，會發現，以前那些作家的外語都不錯。張愛玲、林語堂、胡適，他們都能用外語寫作。有的作家兩種外語都沒問題，比如魯迅。而以後，基本上找不到一個說外語的中國作家。所以，他不能從另一個語言系統審視自己的作品。另外，他只能看翻譯成中文以後的外國作品。結果中國作家對外國文學的理解和了解是非常差的。他舉例說，他接觸的中國作家到外國來，完全依賴他們這些漢學家，連一句外語都不會說。以前的中國作家認為，學外語會豐富自己的寫作，而現在的卻說，學外語會破壞他的母語創作。這就是為什麼這些年中國沒有產生偉大作家、為什麼現在這些作家比不上以前的作家的重要原因。

更讓顧賓教授不可思議的是，最看不起中國文化、中國文學的不是我們外國人，而是中國人自己。中國人不給自己的文化和文學以地位。他舉例說，他去年在德國發表了中國20世紀文學史。中國知識分子，他幾乎所有的朋友包括作家在內，聽到他寫這麼一個東西，他們說，你別寫，沒什麼好的東西，都是垃圾!他們自己看不起自己，互相看不起。他懷疑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中國的文學是否也能相應發展。

如果顧賓是一個中國人，這樣貶低俺們作家，我說不定想抽他，可他是一個老外，遠了夠不著不說，人家還是個漢學家，而且辛辛苦苦寫了一部中國文學史，已經很仗義了。平心靜氣想一想，德國老外說的兩條不難求證：有多少知名作家懂外語，會用外語寫作?一調查就清楚了。至於「垃圾說」就根本不用查，這是相當一個時間以來的相當普遍的流行觀點，只要在大大小小的作家圈子裡都能聽到這種宏論。「文革幫」否定了17年，說是黑線統治下「毒草」叢生;「現代生幫」則否定50年，說文學「垃圾」遍野。今天缺少文學大師也就罷了，卻還拿過世的文學大師開涮。比如，說魯迅有什麼，沒有寫過長篇，幾個短篇，一堆雜文，怎麼能撐起來?自然郭沫若、茅盾也不行，郭沫若簡直就不值一提，就該打入十八層地獄，茅盾早就排擠出「十大大師」排行榜了。今天的作家可了不得，全國一年出版五六百部長篇巨著，有的作家一年能炮製出幾部長篇，年紀輕輕就著作等天(不止等身)，之所以還不是大師，就因為有那些老傢伙擋著，搬掉他們，大師交椅就該哥們幾個坐坐了，皇帝輪流做。當然也有客氣辦法，講民主，海選大師，一選就出來「十大」。山中無老虎，猴子也充數。

這選大師跟選「超女」是一個套路。「文學超女」，是靠造勢造出來的，屬於選秀活動，要寫進文學史就有點難，德國顧賓教授肯定就不認這個賬。當然，顧賓畢竟是個外國人，他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國作家圈裡，有瞧不起自個兒的，也有自命不凡的、互相吹捧的。一會排行南張三，北李四，一會又變成東趙四西王五，版本太多，變化也太快，「城頭變幻大王旗」，根本就沒個準兒。浮躁加淺薄，能出大師只有活見鬼!

關於中國文學大師的缺乏，中國相當多的作家與顧賓教授的區別在於：前者強調社會客觀，後者看重作家主觀。客觀不是作家就能改變的，托爾斯泰、泰戈爾、魯迅所處的社會環境未必就是和諧社會，魯迅到死還背著「通緝令」。主觀卻是可以把握的，但那就要勇於擔當，要解剖自己，比較痛苦。這就是文學大師魯迅永遠值得有良知的中國人和外國人敬重的原因。

魯迅先生是一名以筆做武器的戰士，他的精神核心就是批判精神，而這正是今天我們的社會所需要的精神。社會還遠沒有完善到不需批判的地步，可是我們的批判精神在哪裡呢?

時下在單位里，和稀泥、隨大溜者越來越多，堅持原則者越來越少。社會上，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持正義者往往成為受害者。學術界，充斥著專家學者社會精英，他們理應帶頭為社會和民眾的利益鼓與呼，可不知什麼時候馬屁蟲越來越多，口水仗越打越烈，讓一個文化不高的摩的師傅自己寫字訴苦不說，有學者甚至還親自和他幹了一架!媒體上，大量關注的是些無聊的爭論和明星的花邊新聞，媚俗往往成為輿論主流，有些媒體甚至極盡煽風點火和引導之能事，目的只為了能吸引眼球。

我想，一種可能是「躲」起來了。就是說社會並不缺乏有此精神的人，可1949年後歷次的政治運動，使得他們不敢再露廬山真容，即便現在改革開放了，也還驚魂未定，故而只能如此。也有些人覺得說了沒用，還不如不說，於是選擇了麻木度日。

另一種可能則是「消失」了。這方面我們的教育制度起了關鍵作用，孩子們從小就受到了整齊劃一的教育，不能有獨特的言論和行動，不然就會被視為野草，馬上就會被那些辛勤的園丁們拔掉!這樣的教育只能訓練出綿羊和機器，現在再來要求他們有創新精神已有點強人所難，想有批判精神豈不更難?圖書市場到處是心理調節書籍，核心內容其實都一樣——現實是改變不了的，只有學會改變自己，去適應現實。這對於個人的心理平衡應該是好事，但對於社會進步卻不見得有什麼益處。

現在有種說法，大家對當前文學創作狀況不太滿意，說是特別感動人的作品少。我開玩笑說，中國當前的作家有兩項原罪，第一項原罪就是沒有當今的魯迅，第二項原罪是中國的國籍，而且戶口在大陸的作家裡頭沒有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在有些人看來，這兩條說明中國作家太差勁了。首先是魯迅，魯迅的產生是有條件的。有個很好的作家，就是我的好朋友，他說中國的幸運在於有一個魯迅，中國的不幸在於只有一個魯迅。我說這是嘛話兒?所有的作家都是獨一無二的，我們同樣可以說，英國的幸運在於有一個莎士比亞，但是英國沒什麼不幸，相反他有三個莎士比亞倒是有點不幸，從一個作家同一種類型、同樣的地位出來仨，這還了得。

巴金先生喜歡舉丹柯的例子。丹柯是高爾基作品中的一個人物，是一個俄羅斯的英雄。在一個深夜，他和他部族的人在森林裡迷路了，什麼都看不見。於是丹柯把自己的心從胸膛里拿出來，舉著這顆可以發亮的心，照著大家找到了路，走出了森林。這個故事很感人。但是因為我膽子比較小，所以聽這個故事的時候，一方面很感動，一方面多少有點害怕。但是不管怎麼樣，在那個時代，人們對作家有這麼一個期待。

所以，我覺得從接受美學角度講，一個作家成為讀者的導師，成為讀者的精神領袖，成為讀者的精神的救世主，是需要雙方面的條件的，一個是這個作家本身非常偉大，第二是群眾有這麼一種期待。你只有在有所期待的時候，才能達到那樣的一個境地，造成那樣的影響。

現在的文學閱讀需求越來越多元化，有的人閱讀文學是為了尋找精神的力量和精神的旗幟，但更多的人是帶著一種消費休閑或者消遣的需求。比如，飛機誤點了，我隨便翻看一下。

過去，中國把文學看得非常高。在國內，我們稱作者為「作家」，這一「家」就非同小可了。其實在英語里，「Writer」就是寫字的。1993年我曾應哈佛大學邀請在美國訪問幾個月，當時有朋友建議：你自我介紹時，不要說自己是「Writer」，如果說自己是「Writer」，對方會認為你沒有固定職業，也沒有固定的收入，不如說自己是大學裡的「Professor」，如果實在沒的說了，就說自己是「原部長」，起碼還有社會保險……當然，這個都是玩笑話了。不過，中國把作家看得很高，外國沒有這種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