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蒙一體？清朝的民族懷柔政策為何以失敗告終

滿蒙一體？清朝的民族懷柔政策為何以失敗告終文章提交者：汪元 加帖在 貓眼看人 【凱迪網路】 http://www.kdnet.net滿蒙一體？——清朝的民族懷柔政策為何以失敗告終？2010-2-7 作者：土聖嘆內容提示：和蒙古族分裂勢力進行激烈戰爭後，清政府統一蒙古各部割據政權。其後，如何安撫蒙古貴族，鞏固邊疆穩定，成為頭等大事，對此，康熙有著清醒的認識，一方面，他在木蘭圍場借圍獵而演練騎射；另一方面，又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在圍場和北京之間的武烈河（熱河）畔修建避暑山莊，歷時90年才完工，藉此在地理和感情上縮短與草原各部的距離。　　從北京出發，經密雲，一路北行，過金山嶺長城，在傳統文化概念上，就算到了塞外。　　塞，並不是一地一處，在北方，泛指長城沿線的關塞，就是歷史上漢族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分界地，也是草原文化和農耕文化的接壤處。　　出塞，在古代詩人的心目中，是一種生離死別式的遠行，也是一種糅合著悲涼、凄慘和豪邁的複雜情感。不過，隨著時光的流逝，隨著一座美麗的山水園林在承德武烈河畔落成，傳統的「塞外」、「塞下」的地理概念，有了根本性的變化。　　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避暑山莊開始修建。從表面上看，這座陸續修建了近90年才完工的皇家園林，是為了滿足清朝皇帝前往木蘭圍場進行狩獵、演兵需要而修建的中途行宮，但實際上，它還是清政府平定天山南北、穩定西藏、控制漠南漠北廣大地區的政治產物，是清代疆域擴張達到極致的見證。　　在避暑山莊的外面，還建有八座風格各異的寺廟，即所謂「外八廟」，其中就有為安置西藏班禪喇嘛而專門修建的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修建這些寺院的目的，乾隆皇帝一語道破：興黃教即所以安蒙古也。　　這句話點明了避暑山莊所具有的兩大功能，即除作為皇帝的私人園林之外，還是招待西藏活佛和蒙古王公的地方。為什麼興黃教就能穩定蒙古呢？原來，蒙古自元代起就信奉藏傳佛教，而到了清初，西藏、青海、新疆廣大地方，均為蒙古勢力所控制。在這種情形下，尊崇黃教（藏傳佛教格魯派）就成為政治上的必須和首選。　　如果說在避暑山莊北面200多公里處舉行的木蘭秋獮是宣揚武力以示威嚇的舉動，那麼，避暑山莊所承擔的籠絡精神領袖、聯絡世俗感情的作用就更加明顯——這就是所謂的懷柔之術。　　縱觀有清一代，雖然懷柔政策為歷代帝王所奉行，但避暑山莊所承擔的特定懷柔作用，卻只在康熙、乾隆之時最為彰著。一方面，這與兩位皇帝的野心與才幹有關，另一方面，也有著複雜而深刻的歷史背景。　　一、避暑山莊是什麼樣的時代背景下出現的？　　避暑山莊的興建，是在清政府對蒙古族分裂勢力的激烈戰爭之後。　　雖然日後清政府號稱「滿蒙一家」，但在清初，清王朝和蒙古族的關係卻錯綜複雜、若即若離。要想了解歷史上的滿蒙關係究竟如何，就必須先對元代以後整個蒙古族勢力在北方廣大土地上的發展做個大致了解。　　當初，朱元璋派徐達北伐，由於徐達輕敵和戰略上的失誤，致使蒙元勢力有組織地一夜之間撤出大都（北京），回到草原，這為日後草原上的蒙古政權繼續發展打下了基礎。　　明代，蒙古分裂成三大部分：漠南為內蒙，漠北為外蒙，也叫喀爾喀蒙古；喀爾喀之西、天山以北、阿爾泰山以南的廣大地區，為西蒙古即厄魯特蒙古。　　清朝未入關之前，已征服內蒙古，喀爾喀蒙古也在名義上臣服，有所謂「九白之貢」，即象徵性地進貢一匹白駱駝和八匹白馬。　　在蒙古諸部中，內外蒙古的統治者，皆為成吉思汗的後人，只有厄魯特蒙古的首領為元太師脫歡的後人。明代，厄魯特蒙古又被稱為瓦剌，受封順寧王，不過，順寧王的後人也先卻發動「土木之變」，俘獲了明英宗朱祁鎮。　　也先死後，厄魯特蒙古分裂成四部：以伊利為活動中心的準噶爾部、以烏魯木齊為中心的和碩特部以及杜爾伯特和土爾扈特部。後來，準噶爾的經濟發展較為迅速，實力膨脹，試圖統一其他三部，此舉迫使土爾扈特部遷徙到伏爾加河流域，和碩特部則逐漸向青海和西藏方向發展。最終，準噶爾部在曾做過喇嘛的噶爾丹的帶領下，佔據了天山南北的廣大地域，並受沙俄的慫恿和支持，覬覦喀爾喀蒙古，意圖將勢力範圍東擴，其政治上的野心和軍事上不斷挑釁，已經直接威脅到清政府的安寧，因為一旦外蒙古這個名義上的藩屬失去，北京將門戶洞開。　　自康熙二十七年起（1688年），噶爾丹越過杭愛山，開始襲擾喀爾喀蒙古諸部，到康熙二十九年，已經佔領其大部地方，劫掠財物無數。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噶爾丹的前鋒已經達到烏蘭布通，距北京只有700里路途，此時，京師震動，物價飛漲，並開始戒嚴。顯然，噶爾丹的馬蹄，已經撼動了康熙帝的寶座。　　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自然不能容忍噶爾丹的囂張氣焰。這年的八月，康熙決定出塞親征。　　決戰在八月一日打響，噶爾丹以逸待勞，清軍奮勇頑強，康熙的舅舅佟國剛也在槍林彈雨中身死沙場，最後，噶爾丹戰敗，僅靠著派個喇嘛去清營詐降，才得以逃脫。　　烏蘭布通一戰，使外蒙古諸部清醒地意識到，只有徹底歸附中央政府，才能免遭以沙俄勢力做後盾的噶爾丹的劫掠。康熙三十年（1691）四月,康熙帶領八旗兵再度北上草原，在今天承德西北的多倫諾爾大會蒙古諸部首領，史稱多倫會盟。此次會盟將外蒙古仿照內蒙四十九旗的模式，編為三十四旗，牢牢確立了中央政府對喀爾喀蒙古的統治。　　後來，噶爾丹死灰復燃，糾集徒眾再次進犯，康熙接連兩次親征，徹底擊潰噶爾丹勢力，平定天山南北。　　統一蒙古各部割據政權後，如何安撫蒙古貴族，鞏固邊疆穩定，成為清政府的頭等大事，對此，康熙有著清醒的認識，一方面，他在木蘭圍場借圍獵而演練騎射，另一方面，又在圍場和北京之間的武烈河（熱河）畔修建避暑山莊，藉此在地理和感情上縮短與草原各部的距離。　　避暑山莊，就此成為「施恩」於蒙古各部的場所。　　二、避暑山莊，遊樂與懷柔　　如果說康熙一開始就是帶著懷柔蒙古和西藏的心態來修建避暑山莊，那未免有點太過冠冕堂皇。從實際需要來說，避暑山莊和從北京到木蘭圍場路途中的其他十幾處行宮一樣，只是作為皇帝臨時休息的一處場所而已。所不同的是，它規模最大，佔地8400畝，有兩個頤和園那麼大；其次是它設施完備，宮殿區、生活區、園林湖區、山區、寺廟區、草場一應具備，充分適應不同民族的政治、生活各方面的需要。　　正因為如此，避暑山莊開始成為西藏活佛、蒙古王公和清政府皇帝直接溝通的重要場所，這裡的湖光山影也成為中央政府實施對蒙藏上層實施懷柔政策的見證。　　所謂懷柔，是指相對於兵戎相見的一種統治政策，具體到清政府的作為，主要包括從精神、感情、地位上對上層貴族進行籠絡和羈絆，使之心悅誠服，並進而牢固樹立「滿蒙一體」的意識。比如，大力尊崇黃教，樹立西藏最高活佛達賴、班禪和蒙古最高活佛哲布尊丹巴的政治、宗教低位，和蒙族貴族聯姻，給予王公封號等等。　　避暑山莊的地址，由康熙親自選定，也許，在興建之初，他就對這裡寄予厚望。這片群山環繞中的平坦土地，符合修建一處最佳山水園林的所有需要，從大環境上說，它簡直就是杭州西湖風光的翻版。這裡湖面開闊，塔影波動；湖中築堤，夾道各色樹木相間；遠處山巒也有挺秀雙峰，堪比西湖的南北高峰。山莊外圍依次排列八廟，和西湖周邊號稱東南佛國、寺院林立的場景也極為相似。面對此無與倫比的自然造化和人工雕琢，難怪康熙由衷地說：「自有山川開北極，天然風景勝西湖。」（康熙題避暑山莊楹聯語）　　顯然，蒙古貴族開始沉溺於避暑山莊的美景和皇帝的熱情。他們接受封號和改編，有的蒙古王公開始世代居住北京，並積极參与王朝政治，在帝國的歷次平叛和征討中，都能看到蒙古騎兵的身影，蒙古親王僧格林沁甚至在和捻軍的戰鬥中陣亡。　　無疑，滿清政府的懷柔政策是成功的。　　三、滿人的統治方略　　所謂「滿蒙一體「，只不過是順應時代需要臨時編造出來的辭彙而已，至少滿清上層統治者明白這層微妙的關係。畢竟，滿是滿，蒙是蒙，二者從來就沒有一體過，甚至，在他們的先輩，還是互相征伐的仇敵。　　到了清初，歷史時局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起先，滿族人要和明朝政府作戰，他們需要盟友，和明朝長期對立的蒙古部族，自然就是最好的選擇；入關後，滿族人基於統治漢族地區的需要，自然要在被統治的漢族之外，找個根深蒂固、可靠的戰略夥伴，無疑，蒙古人又是最佳的搭檔。　　不過，隨著滿清政府逐漸被中原和江南士民所承認，滿蒙一體之外，又出現了滿漢一家。隨著政府權力日益對漢族開放，乃至在蒙古草原上，竟出現一個蒙古人怎麼想也想不通的既成事實：「清朝在蒙古的利益，日益變成漢人的利益，占統治地位的滿人的觀點，變得更像漢人「，《劍橋中國晚清史》的作者認為，」清王朝久已接受漢族的文化價值和標準，蒙古人顯然不是盟友而是臣屬了。「　　其實，我們從康熙自己的言談中，也能看出些端倪。他曾對歷史上的邊患做過總結，認為歷朝歷代修建長城，仍不能避免邊境受擾，而對他喀爾喀蒙古的籠絡，卻徹底消弭了存在數千年的北方游牧民族不斷南下侵襲的狀態，從根本上解決了中原王朝心腹大患。　　康熙的觀點，說明他在本質上已轉化為傳統意義上的正統的中華帝王。　　四、從承德到保定：從對蒙藏上層的懷柔，到對漢族知識分子的懷柔　　每每讀清初的歷史，總要興起一個疑問：西藏的活佛和蒙古的王公需要懷柔，那麼，居住地域更加遼闊、歷史更加悠久、人口更加眾多的漢族人民，難道就不需要懷柔嗎？　　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似乎顯得有點殘酷極端，因為答案無非就兩個：漢人不需要懷柔，刀劍相加就能使其順服；漢人需要懷柔，應當和蒙藏上層同等對待。　　仔細剖析這兩個問題，我們能夠輕易發現，滿清政府給漢人的禮遇，遠不如給蒙古人的崇隆，比如，蒙古人可以像宗室一樣封王稱公，且世代承襲，這是漢人想都不敢去想的事。　　既然蒙漢在爵位上不平等，那麼是否就意味著滿清政權對漢人就純以高壓來統治呢？顯然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暫且不論滿清政權願不願意這樣做，我們且來看看他是否有能力如此做。　　滿清入關的時候，赫赫有名的八旗兵，也就區區六萬人，就算每個兵丁再帶五六個家人奴僕之類的，也不過30萬人，須知那時僅活動在江南的南明殘餘軍隊，總數還在百萬之上，如此懸殊的兵力，要想靠武力來攫取、穩定政權，實在有點力不從心。所以，當剛剛佔領北京的時候，滿清王公中主張劫掠一番就撤回關內的，不乏其人。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那時滿清上層對自己的兵力和可以依靠的武力還高度存疑。　　看來，在維繫政權的做法上，滿清王朝採取了第三條道路——另一種懷柔方式：向漢人開放權力，並在文化上融入漢族的傳統中去，滿就是漢，漢就是滿，這樣一來，那蒙古王公，倒成了外人，對漢人而言，反倒沒什麼可挑剔了。　　不少歷史學家往往感到疑惑：像滿族這樣一個人口大大少於漢族、經濟文化也相對落後的少數民族地方政權，如何能順利入關且穩坐龍庭二百多年呢？也許從歷史資料和數據中很難找到精確答案，但至少有一點我們可以相信，那就是滿清王朝在維繫政權上的確有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　　這辦法，無非還是那兩個字：懷柔。與給西藏喇嘛蓋廟、給蒙古貴族搭蒙古包所不同的是，滿清王朝對漢族人民尤其是漢族讀書人的懷柔方式，顯得既隱形又無處不在，讓人們在不知不覺中就接受了這樣一種觀念：滿清王朝是中原大地上歷代王朝的延續和接替，而且在某些方面的作為超過了漢族帝王；關外來的滿族皇帝接受了中原地區的傳統文化，在對文化的維護上也表現得格外賣力。　　一旦這個觀念深入人心，那麼政權的穩定和延續就有了可靠的根基。對漢族的讀書人而言，他們所要的是什麼呢？無非是穩定的生活，可以讀孔子的書，然後學而優則仕。　　這只是他們一成不變的傳統而已。成則王侯敗則賊式的冒險主義精神，從來不是他們的價值取向；相反，達則兼濟天下，退則獨善其身，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最佳結局。巧合的是，這些要求滿清王朝都提供了，而且所提供的，甚至比想像中的還要多。　　於是，我們看到，滿清入關後的最高統治者多爾袞到曲阜祭拜孔子，儘管他自己也許意識到這只是個形式，但他畢竟這麼做了。後來，康熙又在曲阜祭孔時行了最隆重的禮節——三叩九拜；乾隆在祭孔時還將宮中所藏的古代青銅祭器「商周十供「賜給孔府，與此對比，帝王陵寢所享受的只不過是石頭做的五供而已。　　隨著尊孔政策的確立，科舉也重新開張，漢族的讀書人重新有了出仕的希望，那些希望為前朝守節的讀書人紛紛坐不住了，原本打算老死不食周粟的夷齊們開始成群結隊地走下首陽山。　　不久，一座府邸在和避暑山莊遙遙相對的保定開始興建，落成後，它將作為王朝最重要的地方官——直隸總督的官署。　　直隸肩負拱衛京師的重責，直隸總督掌握一省的軍政大權，是所有地方督撫中最顯赫和重要的職位，但是，在清初那些自信的統治者眼裡，這個職位的重要性卻不在於它對京師安全的保衛，而是其所具有的象徵意義。　　舉個例子來說，明太祖朱元璋在打天下時，為了顯示自己對降兵的信任，他夜宿降兵軍營，並用降兵的做自己的護衛，這種胸懷和氣度，或者說籠絡人心的手腕，為他贏得擁護和天下。　　我們不能說清王朝在刻意學習朱元璋的那套手法，但是，他們的做法，確實有異曲同工之處。在直隸總督這個天下矚目的位子上，清王朝盡量安置漢人來擔任。雖然有的漢人名義上也是旗人——漢軍旗，但他畢竟是不折不扣的漢人。　　有人曾做過統計，在順治、康熙朝的直隸總督中，絕大部分為漢人。　　五、文化的衝撞與妥協　　魯迅曾經說過，只要尊孔崇儒，漢族知識分子願意向外來征服者俯首稱臣。　　這話符合清初的實際。對當時普通的讀書人來說，他們並沒有遭受軍事失敗，但卻獲得了文化上的勝利，這足以使他們認真思考該如何應對充滿誘惑的科舉考試。　　不過，儘管滿清統治者怎樣努力把自己打扮成替天行道、為君父報仇的正義、正統之師，畢竟改變不了他們作為外來民族的不爭事實。這種天然的鴻溝，是後來一系列血腥衝突的根源。　　最大的衝突莫過於強力推行的剃髮政策，令人不寒而慄的「留髮不留頭「的叫囂使人們至今還能嗅出其中的血腥氣。對漢民族而言，根深蒂固的觀念是，毫髮受之於父母，是最值得珍貴的東西，一旦要將束起的頭髮剃去部分並編成辮子垂於腦後，這突如其來的奇恥大辱式的改變，一開始實在讓人難以接受。　　衝突似乎在所難免，但事情的最終解決往往都是妥協的結果。一個離奇的交換就這樣在滿漢之間達成：漢人接受滿人的髮辮，滿人接受漢人的書本，然後大家坐下來一起讀書，彼此成了同學。　　妥協不僅體現在滿人對孔子的接受和擁護上，還有一些不得已的細節，比如，在剃髮的程度上，允許漢人只剃前額的頂端，而不是像滿人最初那樣把腦後脖子上方的頭髮也剃掉。　　而漢人對剃髮的接受，也不是滿人一手剃刀一手鬼頭大刀強制推行的結果。畢竟，剃髮對漢人來說並不陌生，且不說自古就有的胡服騎射的選擇，單是歷代少數民族的入侵，總難免帶來習俗和外表的改變。比如，金人佔領北方後，曾下令所有官員一律要把辮子編起來，而人民則聽其自便；蒙元政權建立後，也曾一度要求人民編髮。頭上編條辮子，對漢人來說，並非亘古未有的奇聞。　　另外，從另一個角度看，編髮似乎也不是關係到種族文化存亡的大問題。比如，當太平天國解開發辮而詆毀孔子的時候，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書生們寧願選擇維護儒家的精神而忽略了前者。再比如，滿清統治被推翻後，人們的選擇是剪掉髮辮而並非將它重新束起，以恢復漢唐本色。相反，在髮式的選擇上又走入另一個極端：像西方人那樣，男子一律剃短髮。　　可見，剃髮並非不可調和的文化衝突，可以斷言的是，當初要是滿族統治者一味蠻橫地衝撞漢族人的固守底線，他們早已被趕出了關外。　　陳寅恪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指出，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關係，不是胡人漢人的種族問題，而是文化問題，漢化的胡人，就是漢人，文化的認同，能夠徹底消除種族的隔閡。　　以此觀點來衡量，滿人對漢文化的接受，是否獲得了漢人的擁戴呢？不管怎樣說，滿清的統治維持了近三百年。　　顯然，統治的基礎在於文化的認同而不是種族的對抗。　　清初，統治者大力推崇黃教，但這只是懷柔的需要而並非皇帝真心的信服，在歷代滿族皇帝中沒有虔誠的藏傳佛教信仰者，統治者也沒有在漢族地區大力推行此一信仰。在清帝中，傳說出家的順治和佛學修為最高的雍正，學習的都是漢傳佛教即禪宗。　　那麼，滿人對漢文化的接受是自願、完全的認同還是另一種懷柔政策的體現呢？也許不能排除後者，但我們更應該分析前一種的必然性。因為，從本質上來說，滿族雖然早期過著漁獵生活，但到了明朝，已經擁有成熟的農業技術，他們甚至有餘糧可以拿到漢族地區出售。可見，作為一個農業化的民族，他們對儒家文化的接受，對漢族習俗的融合，比起歷史上其他任何草原民族都要容易和自然而然。　　正因如此，滿漢融合的速度，似乎比想像的要快。在康熙時期，滿族人的大本營遼寧一帶已經出現了滿人不能說滿語的情況，而朝廷中更是如此，不僅有的皇親宗室不能說滿語，就連雍正皇帝，也只在咒罵自己兄弟的時候，才想起滿語。　　民族間的交流和互相影響，緩慢、默默地發展著；滿族統治者的懷柔政策，卻大張旗鼓地推廣開來，不僅在思想領域像尊奉黃教一樣推崇孔子，就是在實際的政治權力的分配上，也有意地拿出一些象徵性的實惠——比如，直隸總督的人選安排。　　六、直隸總督的滿漢之分，竟昭示著清代的國運　　清代的直隸總督，一度叫作直隸巡撫（也叫保定巡撫，有時甚至兼管河南和山東），到雍正二年，才復稱直隸總督，並成定製。　　清代早期，不僅直隸總督（巡撫）一職多用漢人，就是國內其他地方的總督和巡撫，漢人所佔的比例，也相當大。　　不妨看一個數字：從順治四年至雍正十三年，近百年間，漢人任督撫者，十居其七。　　從直隸總督這個職位看，順治、康熙二朝，幾乎為漢人所壟斷，據不完全統計，滿人擔任直隸總督的，可考的只有阿哈達和格爾古德二人，其中後者任期僅二年。　　同一時期，擔任過總督（巡撫）的漢人，事迹可考者就有王文奎、王登聯、張存仁、馬光輝、董天機、李思忠、潘朝選、楊國興、崔澄、沈朝聘、朱昌祚、金世德、于成龍、郭世隆、李光地、趙之垣、趙弘燮等人。　　我們在來看看雍正朝和乾隆朝的情形，在近八十年中，擔任過直隸總督一職的滿人，竟然也只有二人。　　也許有人會說，康雍乾三朝是滿清最強盛的時期，自然不怕漢人謀反，可以放手重用漢人。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我們還可以從反面來思考，即正因為王朝的統治者打破滿漢界限，對漢人採取開放、信任的態度，才使得天下歸心，進而成就一段歷史上罕見的偉業。　　乾隆以後的嘉慶、道光、咸豐三朝，是清王朝由強盛到一落千丈的轉折時期，我們姑且來看看從嘉慶三年（1798年）到咸豐十一年（1861年）這六十餘年間的直隸總督人選，一些在近代史上為人所熟知的名字開始躍入眼帘，遺憾的是，這些人都是作為賣國賊而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比如琦善、穆彰阿等。在這個歷史轉折時期，滿人開始長期盤踞直隸總督的位置，雖然總共任職者漢滿之比仍為二比一，但滿人任職的期限大大延長，其中，被嘉慶皇帝罵做喪心病狂、沒有天良、 「非朕之臣「的那彥成，竟三度擔任直隸總督，滿洲正白旗人訥爾經額一人即任職達十三年之久。據不完全統計，滿人擔任直隸總督的時間，總共長達三十年。人數比漢人少一半，任職時間卻和漢人相當，這不能不說滿清政府在對直隸總督這個職務的分配有了某種明顯的變化——一種危機感迫使決策者更加依靠滿人。　　這種危機感來自於何方呢？首先，可能皇帝本人的素質是一代不如一代，他們既治理無方，又無法面對、順應天下變局，戰戰兢兢中，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舊思維又佔據了恐懼的心理，所以，直隸總督這個位置，不再輕易授予漢人。　　這是惡性循環的開始，因為懷疑是雙向的，滿人一旦開始疑忌漢人，那麼，滿漢一家、滿漢無界限的表象就會被無情地打破，雖然危機不會突然爆發，千里之堤潰於蟻穴，懷疑的種子一旦種下，它終有發芽的一天。　　歷史的發展總是充滿戲劇性，我們看到，在清朝前期強盛時期，直隸總督多有漢人擔任；在國運轉勢的時候，直隸總督則被滿人長期盤踞；那麼，其後的發展呢？同治、光緒朝，一度被稱為同光中興，這期間，直隸總督，又成了那些所謂中興名臣們的囊中之物。　　從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這近五十年間，直隸總督似乎成為湘淮軍的禁臠，曾國藩卸任了，李鴻章接著干，一干就是二十二年，此外，湖南人劉長佑、安徽人周馥都做過直隸總督。此後的直隸總督又為北洋系的袁世凱把持，他卸任後，自己的馬仔楊士驤和表弟張鎮芳又接著做。至此，在直隸總督一職上，漢人又佔據了多數，但這不僅是數量的變化，而且完成了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此時的直隸總督一職，已經不是滿清政府所能隨意左右的了，它必須依靠漢人，依靠那些有戰功、有威望、有手段的漢人，它既是不得不給的酬庸，也是漢人政治勢力真正與滿人分庭抗禮的表現。　　最初，直隸總督，只不過是從避暑山莊流出來的對漢人的禮遇；後來，它竟然成為滿清王朝不得不依靠的救命稻草——遺憾的是，它也是壓跨這個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七、避暑山莊的悲哀：一代不如一代　　康熙和乾隆，是避暑山莊的常客，他們也是清朝最有成就的兩位皇帝，當然不僅僅體現在年齡上。　　避暑山莊，曾經旌旗招展地迎接過西藏活佛和蒙古首領，那是作為地主的皇帝在接受朝拜時是何等的意氣風發。曾幾何時，榮光迅速黯淡，炫耀武力和強盛的避暑山莊，竟然迎來了逃亡者和避難者。　　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逼近北京，手足無措的皇帝只好帶著大臣和皇后、貴妃、皇子逃亡避暑山莊，在這裡，咸豐批准了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中國失去了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此後他一病不起，與此同時，慈禧開始走出自己的小小院落，來到大清政治舞台的中心。　　咸豐之後的滿族統治者，作為玩物的幼小皇帝自可不論，那些執政掌權的皇親貴胄們，竟找不出一個稍有作為的人，一個可以有一點點先祖餘烈的人。　　協助慈禧發動政變的奕，在當時被認為是皇室中比較開明的人，他掌權期間，依靠支持曾國藩、李鴻章等漢族實力派，支持開辦洋務，就是這樣一個口碑尚佳的人，在準備編練新軍時，竟然主張不讓漢人碰洋槍，這種倒行逆施的想法實在是不合時宜，因為天下有目共睹的，是曾國藩在和太平軍激戰失利時打算投水自盡的慘烈，是李鴻章在保衛上海時搬把椅子坐在槍林彈雨中督戰的豪邁，奕??在此時堂而皇之地提出重滿抑漢的政策，不能不說他是聰明一時，糊塗一世。　　另一件小事，也能看出治國無方的奕，治家之道也不堪恭維。一次他坐轎上朝，轎夫開始跟別人「飆轎「，總是超過前面的轎子。這時奕發現前面一頂轎子是自己哥哥的，立刻讓轎夫放慢速度，沒想到轎夫回頭道：那是你哥，又不是我哥。於是加快腳步，還是超了過去。就這樣一個連自己轎夫都約束不了的恭親王，還不切實際地幻想著要禁止漢人摸洋槍。　　相較於奕的表面聰明，另一個輔助慈禧上台的功臣醇親王奕譞更是不思進取、末世官僚的典型代表。當年，20歲的奕譞奉慈禧命令在密雲逮捕了權臣肅順，從而過早地成就了他一生的功業。　　日後時不時在別人面前吹噓自己20歲就幹掉肅順的奕譞，當聽到自己的兒子被立為皇帝時，竟然嚇得趴在地上連連磕頭乃至昏厥。後來，他為了防範慈禧，過起了謹慎、本分的日子，時時擔心自己因家大業大而遭受不測，早把祖宗留下的家國大業拋在了腦後。　　帝王貴胤的神武在代代遞減，真正從避暑山莊走出的強者，是慈禧。這個自小隨父親南北漂泊、在民間長大的女人，似乎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魔力，四十年間將權力牢牢掌握在手中。　　讓我們從一件毫不起眼的小事，來看看慈禧掌控天下的奧秘。　　一次，某御史外放徽州知府，例行前去向慈禧辭行，一番寒暄後，慈禧問他是否去拜過軍機衙門，御史搖頭。慈禧緩緩對那人道：還是去拜拜吧，到地方上做官，不像在朝中當御史，應當稍稍學點應酬。所謂應酬，據清人筆記記載，主要就是送錢。　　我們不得不承認，慈禧的言下之意包含深刻的官場道理：一方面，地方官拜見當權者，是禮節，也是日後繼續高升的需要；另一方面，當御史時可以放言批評權臣，而權臣奈何不了他；一旦做了地方官，權臣要想找個名義治他的罪，卻是輕而易舉的事。　　深宮中的太后，竟然能教書生如何應酬，如何跟朝中的權臣搞好關係，這說明慈禧不是一個昏聵無知的人，她洞悉人情，又充滿權變，其實人情加權變，就是某種程度的懷柔，只不過不是那麼光明正大而已。　　根據親歷者記述，當慈禧聽聞李鴻章去世後，竟然像民婦那樣放聲嚎啕大哭，頓時讓周圍人感到朝廷痛失勛臣的悲哀，這似乎也是她籠絡人心一種微妙手段。　　也許正因如此，不僅皇親國戚宗室王公任她擺弄，就連那些手握重兵的漢人，從曾國藩到袁世凱，都對她服服帖帖。　　八、真正的歸附　　當山谷中的園林初具規模的時候，康熙皇帝興緻勃勃地寫下四個大字：「避暑山莊「。　　不知這在當時是否算一件驚世駭俗的事：皇家的居所，為什麼不稱「宮「而名之曰」山莊「呢？　　山莊，這是個充滿山野之氣的名字，山中不知世外事，農家只喜禾黍香，希望住在山莊中的康熙，究竟想向身邊的滿漢大臣和天下臣民表達一份什麼樣的內心情感呢？　　題好匾額之後，康熙又根據山莊的特色題寫了著名的三十六景，如煙波致爽、芝徑雲堤、萬壑松風、四面雲山、北枕雙峰、梨花伴月、曲水荷香、風泉清聽、濠濮間想、水流雲在等等，這些不必身臨其境，僅是讀起來就令人神往的景色，這些充滿詩情畫意的名字，難道是為風塵僕僕從草原而來的蒙古王公們而準備的嗎？　　沒人相信戎馬倥傯的康熙會挖空心思為籠絡草原的統治者而營建這個充滿中國傳統文化符號的氛圍。這些情意無限的名字，只是他自己內心的享受而已。　　不僅如此，它們也是千百年來人們所追求的自然境界的最佳狀態和精神世界的最高理想，是中國文化中對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的最極致的描述和嚮往。一個山莊之中若充滿這些景色，毫無疑問，它將成為人間的極境。　　當然，山川終受地域所限，不可能完美無憾。塞外的武烈河再怎麼明麗，終究無法帶來江南鄉間的欸乃之聲。那麼，無所不包的人心呢，它總能衝破疆域的藩籬吧，所以，那一個個美麗的名字，也許無法完美地盡現山莊，但它們卻能在康熙的內心次第出現。我們有理由相信，能夠衝破地域限制的康熙，也有能力和信心打破現實中的滿漢分野。　　在康熙三十六景中，「濠濮間想「格外引人遐思。濠濮，來自莊子的故事，前者是莊子在濠水之上觀魚自得其樂，後者是莊子於濮水垂釣拒絕楚王的聘請而寧願逍遙江湖，所以，濠濮後來就成為遺世高人自得其樂的代稱。」濠濮間想「出自《世說新語》梁簡文帝語：」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康熙對此處風景的題名，看似應景而生、順手捏來，實則既符合帝王的身份，又體現出對漢文化的深刻領悟。在後來修建圓明園的時候，康熙又再度題寫此景，乃至到了乾隆時期，仍在北海構築了」濠濮間「。　　一代帝王而時時做濠濮間想，頗耐人尋味。從本意上說，所謂濠濮，是對帝王之事的迴避，它似乎更適合於逍遙的道家和隱逸的儒者，而作為國家的管理者，過分與禽鳥游魚的親近，似乎有違傳統的王道。　　好在康熙明白這個道理，他並有沉溺於此，他的濠濮間想，所表現出來，只不過是對一種境界的嚮往和對一種文化的感悟。　　一百多年後，在另外一所大宅子——保定直隸總督署里，李鴻章大擺筵席，招待過路的某巡撫。席間，客人藉機問李鴻章所苦心經營的北洋武裝戰力如何，沒想到李鴻章答曰：苟延之世，何必認真？一句話說得大家目瞪口呆。　　曾經意氣風發引領淮軍浴血廝殺的書生，被視為國之樑柱的重臣，最後卻成為一個玩世不恭、油滑弄權的悲觀主義者，這大概是當初力排眾議大膽啟用漢人做直隸總督的康熙所無法預料的吧。　　從當初主動讓漢人做直隸總督，到中期刻意延長滿人的任期，再到最後不得不把這個位子交給一個又一個的漢人，康熙也不會料到，他的後人們，已無法領會和繼承他的胸懷和才略。　　從避暑山莊到直隸總督署，從外蒙古的歸附到卸任的總督逼迫宣統遜位，兩座相距不遠的院落，見證了滿清王朝由強盛到衰落的過程。曾經，他們都是懷柔政策的產物，但又帶來致命的、相反的效果。直隸總督，一度是漢族官員的榮耀，最終，它成為滿清政權的終結者。　　今天，回顧這段充滿戲劇性的歷史，我們可以說，在直隸總督署送走了清王朝的同時，避暑山莊早已迎來了它真正的歸附者，這不是千里迢迢自草原歸來的首領，而是那個在曲阜對孔子行三叩九拜大禮的人，那個在此間梨花伴月時做濠濮間想的人，在萬壑松風中希望水流雲在的人。----------清朝的滿蒙聯姻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876266滿蒙書信中折射出被謊言掩蓋的歷史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973074在鄭成功施琅問題應該旗幟鮮明地反對滿蒙非中國論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1051473「元清非中國論」不可說是「滿蒙非中國論」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035209"滿蒙非中國論"是近代日本侵華理論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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