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獎給予當代中國作家的啟示

諾貝爾文學獎，一個讓中國人內心情感無比複雜的世界性獎項。但是，正如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博覽會一樣，當中國人為它糾結不已而有一天終於得以自己主辦的時候，其愉悅的心情在很短的時間內也就飄然逝去了。從此，中國人又開始了新的糾結，而這種糾結實際是在向新的目標前進。當中國作家莫言前往瑞典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中國人開始了新的思考——為什麼，當代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如此艱難？當代中國文學獲得世界認可，為什麼如此艱難？近日，《日本新華僑報》總編輯蔣豐與日本神戶國際大學教授毛丹青圍繞著這個問題展開對談。蔣豐：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可以說不僅給中國，更給當代中國文學以極大的提振性的刺激。當然，未來可以預測的幾年內，中國作家是不可能再在獲得這個獎項了。說起來，這個現象也很有意思，諾貝爾的經濟獎、化學獎、物理獎等可以連續頒發給一個國家的不同人物，但文學獎持續花落一國還是很少有的事情。在亞洲，只有日本兩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其間相隔了26年。毛丹青：莫言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或者說中國大陸作家能夠獲得這個獎項，背後是有許多因素在交叉使力或者說發力的，真的不是一句話可以說清楚的事情。在我看來，對此可以進行解讀，但不應進行過度解讀。其實，無論你怎樣解讀，多少年後，一個評委的一個小小的爆料，都可以顛覆現在解讀後推導出來的結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當代文學曾經有一個斷檔期，那就是中國的「文革」期間。當然，這種說法是否準確，不同的人是會有不同的意見的。在我看來，那個期間儘管也有《艷陽天》、《金光大道》這樣的「文學作品」，但那時的作家是無法與外國開展真正的、實實在在的交流的。這種作家之間人的交流的中斷，可以說是當時「斷檔」的一個具體表現。而斷檔之後的當代中國文學能夠在今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意義是可以圈點的。蔣豐：如果放大解讀的話，諾貝爾文學獎花落中國大陸，也可以說是對斷檔後重新續接的當代中國文學的一個褒獎性的認可。是這樣的，續檔後的當代中國文學，不僅表現在作品種類、數量、讀者群以及世界影響的增加，還表現在大量作家都可以自由地以官方的身份、個人的身份走出國門，與國外的同行和讀者們展開交流，用自己的肉眼觀察外國，而不是在國內「坐井觀天」式地用大腦思考外國了。這些，對於他們的寫作很有意義。毛丹青：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很多媒體在追著問，他是否來過日本。事實上，他已經到過日本十多次了。為什麼中國媒體大多不知道呢？哈哈，很簡單，就是因為他那個時候沒有獲得這個獎項。莫言這種與日本的交流，對他的作品應該是有影響的。上個世紀90年代，我就在促進莫言訪問日本方面作過很多努力。

蔣豐：我還記得上個世紀90年代莫言第一次訪問日本的時候，毛教授一路陪同。到東京我們匯合的時候，莫言對我發的最大「牢騷」就是：「毛教授不讓隨便行動，也不讓我隨便說話。」「毛教授總跟我說，『你聽我的』。」哈哈……那次，我們在東京澀谷陪著莫言與新華僑華人代表見面，夜晚在新宿歌舞伎町帶著莫言穿大街走小巷接觸日本的「地氣」，在駒澤大學與他們的中國文學研究者以及愛好者見面。結果，回國以後，在莫言的作品裡面就出現描寫日本當時年輕女性的形象。看來，這種人際交流是非常重要的。當然，毛丹青教授長期以來一直從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當年能夠慧眼識人，積極推動莫言來訪日本，擴大了日本社會了解他的層面，這也是功不可沒的。毛丹青：話說回來，當代中國作家走出國門，不僅存在著一個積極交流的問題，還存在著一個怎樣交流的問題。不僅存在著一個拓展型交流的問題，還存在著一個與誰交流的問題。如果認為只要走出國門就是交流了的話，那交流的層次和水準就都太低。相比之下，這次莫言之所以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與日本的交流，更得益於他對選擇對象的交流，具體地說，得益於他與作品翻譯者的交流。蔣豐：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在日本從事過幾本史學著作的翻譯。結果，獲得最大的收穫，不是文字上的收穫，而是感受到一個譯者如果在閱讀、翻譯的過程中，沒有與原著作者產生一種精神上的共鳴，這個譯者應該說不是好的譯者。據我了解，莫言作品的譯者也是多次調換的，這其中應該是有很多故事的。毛丹青：這個話題是我非常想說的。我覺得莫言獲得諾獎的這件事情本身，實際上揭示了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法則，就是中國的當代文學如何在世界被推廣。我為什麼要說「被推廣」？是因為中國文學一出國門的時候首先要碰到漢學家。這漢學家是第一條防線。中國的文學是不能靠中國人自己去翻譯成別人的語言，文學是存在母語之中的，因為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講，莫言的獲諾獎，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他是不是有一個規律，如果每位中國作家都能按照莫言這幾年走的路下來，他的文學作品就會被世界給承認。我們舉例來說。莫言的小說在日本經歷了三個漢學家的翻譯。第一個翻譯他作品的漢學家叫井口晃。這個人是中央大學的，他翻譯的莫言小說就是《紅高粱》。但是這個人很有意思，可以說有點不地道，他翻譯了這本小說，然後在小說後面把莫言臭罵了一頓。實際上在業內人看來，講究道德的人是不應該這樣做的。如果你要罵他，為什麼還要翻譯他的作品呢？

蔣豐：譯者罵作者，這種現象在中國「文革」時期常常可以看到。那時，中國的翻譯工作者被指定翻譯一些作品，翻譯完了以後還要附帶寫上一篇批判的文章，也就是用一種畸形的學術的語言，把作者「罵」一頓。沒有想到，在日本也會有這種事情。這位譯者他罵的是什麼呢?毛丹青：《紅高粱》寫的麻風病，莫言是在一種特有的歷史環境下寫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部小說是憑藉著張藝謀的電影《紅高粱》走紅的。如果沒有這部電影，莫言也火不起來。我記得有一次莫言跟我回憶那段歷史，他說那次他從鄉下回到北京的時候，一聽到騎三輪車的「膀爺」都在唱「妹妹你大膽地跟我走」，就知道：自己要「火」起來了。話說回來，這位日本譯者罵的什麼，我真的不想重複了。現在，莫言的作品裡面還會出現對聾子、啞巴等殘障人的描述。日文譯者在作品的最後都會寫明：「本作品為還原作者執筆時代的歷史環境，特意忠實地把原文翻譯出來」，而不像第一位給莫言翻譯作品的漢學家井口晃那樣，翻譯完作者的作品以後，還要把作者罵一頓。蔣豐：在國外，出版社與翻譯在選擇外國文學作品的時候，大概首先要考慮的是讀者，或者說是銷售對象。再好的文學作品，如果不適應這個國家的讀者，恐怕也是難以翻譯出來的。有的時候，這種「罵」，可能也是為了銷路的。毛丹青：翻譯莫言文學作品的日本第二位譯者是東京大學的漢學家藤井省三。當年，他在北京大學研修的時候，翻譯了莫言的小說《酒國》。藤井教授曾經表示，之所以選擇這部小說進行翻譯，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因為《酒國》寫的是當代中國的事情，寫的是官員的腐敗。藤井省三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政治色彩非常強，在業界非常有名。但是，藤井教授走的是都市派的路子，而莫言則是鄉土作家，他們的視野有所不同，很難產生共鳴。但是，他畢竟是東京大學的教授，在日本的主流媒體很有發言權，因此對推廣莫言作品起了很大的作用。不過，莫言對譯者的一些政治解讀，並不滿意。這裡，我想強調的是，不僅日本譯者選擇了莫言，其實莫言也一直在日本選擇翻譯家。為什麼第一個翻譯了莫言《紅高粱》的人不會去翻譯他第二部作品，第二個翻譯了他《酒國》的人，又不能翻譯他後來的作品呢？簡單一句話，是因為莫言有明智的取捨。

蔣豐：當代中國文學一直為自己無法走向社會而苦惱。為了解除這種苦惱，大家也做了各種各樣的努力。有的時候，真的有點「有奶就是娘」的味道，看見有一個外國人譯者來了，立刻就把自己的作品全權委託給他翻譯。結果，效果並不好的。那麼，莫言是怎樣選擇的呢？毛丹青：翻譯莫言作品的第三位日本譯者是漢學家吉田富夫教授。在日本80%以上的莫言作品，都出自他的手。而吉田富夫教授是我介紹，因此我了解一些細節。我記得莫言和吉田富夫見面時聊起了一部叫《透明的紅蘿蔔》的小說，這是莫言成功出道的一部小說。小說裡面有一個人物叫「黑孩子」，是不通情達理的一個「非常」兒童。吉田說他小時候就叫「黑孩子」，常被人家欺凌，所以有很痛苦的記憶。但是，看完這部小說後，吉田覺得「黑孩子」也能發揮無比大的能力，這部小說讓他非常感動，也治癒了青少年時的傷痛。後來，吉田對莫言說，你是農村的孩子，你父母是種田的；我是山村的孩子，我父母是打鐵。這深深觸動了莫言。所以，莫言在選擇翻譯者時，並不是完全看學識，包括翻譯者的人生經歷。我還想講另外一個細節。莫言小說《豐乳肥臀》裡面寫了一個母親光著上身打鐵的情景，因為打鐵是很熱的。吉田教授在翻譯這一段的時候居然潸然淚下。後來，他跟莫言說：「我的母親就是這樣，你的小說是假的，我的母親是真的。」莫言聽了以後對吉田說：「能到你的家鄉去看一趟嗎？」於是，2008年，我陪著莫言到吉田的家鄉去了。那是在廣島縣的一個深山裡面，一到黑夜，伸手不見五指，連路燈都沒有。當時，接待莫言的是吉田的一個弟弟，開著小拖拉機就出來了。他上身光著，穿著褲頭，剛從田地幹完活。然後，吉田說：「這就是我弟弟。」莫言開玩笑回答說：「如果當年您要沒考上京都大學，估計您跟他一樣也是莊稼漢。」吉田大笑著說：「是，肯定是這樣的！」當時，他們兩個人交流了使用鐮刀、木輪等所有農田裡面的細節。這段經歷，莫言非常難忘。其實，早在1997年，我還陪著吉田教授到過莫言的家鄉。那時候，吉田教授正在翻譯《豐乳肥臀》，他一定要到小說里的 「高密東北鄉」去看一看，吉田教授說：「我必須到實地去看看才能在翻譯過程找到真正的感覺。」就是因為兩個人有了這種心靈的交流後，莫言此後才把自己小說在日本的翻譯都交給吉田教授。在吉田的努力下，日本成為了莫言長篇小說走出國門的第一個國家。這次，在瑞典的授獎儀式上，吉田夫婦兩個人非常榮幸的接到了莫言的邀請。這可以說是莫言對吉田一個最好的報答。蔣豐：看來，一個作家能否遇到一個跟你心心相印的翻譯家，幫你把作品搬到世界，是一個最關鍵的環節。像莫言和吉田教授這樣的作者和翻譯者，就是很成功的例子，可以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提供很多的參考作用。（本文作者：王鵬、攝影：邢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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