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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張岱的《夜航船》

想起了張岱的《夜航船》推薦本文 


□ 張則桐  張岱對於《夜航船》的讀者有明確的預設,他在序中說:「余因想吾八越,惟餘姚風俗,後生小子,無不讀書,及至二十無成,然後習為手藝。故凡百工賤業,其《性理》、《綱鑒》皆全部爛熟,偶問及一事,則人名、官爵、年號、地方枚舉之,未嘗少錯。」餘姚的平民階層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識,這在當時已領先於其他地區,但張岱對他們以《性理》、《綱鑒》為基礎的知識結構是不滿意的,他編纂的《夜航船》顯然針對這個問題,力圖使普通民眾有比較合理的知識結構和一些實用的技能,並通過知識的接受作育成一種見識和素質,這是張岱較高的文化期待。另一方面,張岱的這部書也是為一般的讀書人而編纂的。《夜航船》中所引的「且待小僧伸伸腳」的故事清楚地說明了這個問題。對於晚明的讀書人來說,弄不清澹臺滅明和堯舜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自然有些誇張,而他們知識的貧乏卻是事實。我們應注意這樣一個情況,明末清初正是八股文選本盛行的時期,許多想走捷徑的士子終日只會背誦體會選本里的文章,甚至連「四書五經」的原文都不讀,遑論其他典籍?張岱雖然年輕時也參加科舉,但他對八股科舉有著清醒深刻的認識。他對那些沉溺於科舉仕途的士子的知識水平深為痛心,《夜航船》試圖給他們建構全面的知識系統,並進而提升思想素質和生活情趣。      三      晚明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社會出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變化,種種轉變似乎都醞釀一場巨大的社會轉型的到來。在程朱理學的系統里,只有少數知識精英才有可能體認天理。而隨著陽明心學的興起和心齋、龍溪之學的流行,聖人之道與天理不再神聖和遙遠,泰州學派的「百姓日用即道」和李贄「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的主張使這一派學者熱衷於向民間社會講學,傳播聖賢之道,這種傾向被現代學者稱為「世俗儒家倫理」。江南地區活躍的商品流通促使市鎮大量湧現,靠技能謀生的市民群體越來越龐大。而此時刊書業的發達為市民階層接受基本的文化教育提供了技術基礎,大量的士人投入通俗讀物的搜集、編寫和刊印,這類通俗讀物包括善書、清言、日用類書、小說、戲曲等,涉及百姓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從作者和書商的角度來說,這類書的刊印自然包含商業動機,而其廣泛流通對提高普通百姓的思想素質和文化水平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晚明江南地區的平民都受過若干年文化經典的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基礎,通俗讀物的普及使整個社會呈現出文化下移的趨勢,這對於傳統社會朝近現代轉型至關重要。這個文化下移的趨勢是對王學「左」派學者儒家世俗倫理的積極回應,二者共同營造了社會轉型的契機。在這個過程中,編撰通俗讀物的文人擔當了把精英文化擴散到平民社會的中介。   張岱的思想與心齋、龍溪之學淵源甚深,李贄也是他極為景仰的前輩,心齋的「百姓日用之道」及龍溪的儒釋融合構成他思想的基本脈絡。同時,他又深受晚明江南社會風氣和越中士風的熏染。在他身上,既有洒脫飄逸的名士風度,也有貼進日常生活、關注大眾人生的平民情懷。經歷了明清易代的洗禮之後,張岱也由鮮衣駿馬的貴族變成親自擔糞灌園的貧民,他的平民思想進一步加強。難能可貴的是張岱在艱苦的物質生活中著述不輟,我輩可以認為:《夜航船》的編纂是晚明世俗儒家倫理和文化下移趨勢的延續,它的部類劃分、條目選擇都處處表現了張岱的苦心。從《夜航船序》可以看出,張岱是在充分了解明清之際越中平民的教育狀況及一般讀書人的知識結構之後才著手編寫這部書的,它有明確的文化定位和讀者預設。張岱投入了很大的熱情和興趣來從事這項工作。可以設想,如果他的思路能夠在現實生活中展開,平民階層的知識水平將大大提高,一般士子的知識結構也會有所改善。   但是《夜航船》成書之後並沒有廣泛傳播,未能發揮張岱預期的效果,它在故紙堆里沉埋了三百多年。經歷了「天崩地解」的易代之變後,清初諸儒痛定思痛,把明朝滅亡的原因歸結於儒釋混融的空疏學風,並且把批判的焦點集中在李贄身上,顧炎武、王夫之都曾在文章中激烈地抨擊李贄,黃宗羲《明儒學案》也未載李贄。清初諸儒強調學術的經世致用的功能,並採取通經學古的學術路徑。這樣的學風造就了清初學者寬廣的學術領域和精深的學術造詣,而清初學術也顯示出堂廡闊大、厚重紮實的風格,與晚明學術的博雜、浮淺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語。在清初諸儒批判晚明學風及李贄時,也同時切斷了儒家倫理向民間擴散的進程,理學體系又回復到純粹的精英階層。他們關注的焦點是政治,博古通經的學術路徑也使流行於晚明社會的通俗實用的讀物在主流文化圈內沒有生存的空間,它們只能處於極為邊緣的狀態。因此,清初主流學者一方面創造了清學的輝煌,另一方面也阻斷了晚明開始的傳統社會近現代轉型的文化進程。正因為如此,《夜航船》的命運註定是寂寞的、冷落的,如空谷足音,三百多年後才有迴響。張岱遊離於清初主流學術文藝之外,他堅持自己的思想學術立場,繼續從事知識普及事業,這種行為所表明的文化精神與他的散文的文化品格是一致的。《夜航船》的命運折射出中國傳統文化自身向近現代轉變過程中所面臨的緊張和困境,可以引發後人的深思與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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