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向何處去——辛亥百年史反思

林賢治長夢千年何日醒，睡鄉誰遣警鐘鳴？——陳天華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場。——魯迅驚人事業隨流水……——黃興小引：紀念何為？二十世紀曙色初露，中國腹地爆發了一場革命，東方的第一場革命：辛亥革命。然而，革命向何處去？到底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它是一出正劇，鬧劇，還是悲劇？這是一個問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我們的學者在海外拋出一個驚人的結論：「告別革命」。從論述中可以看到，這裡的「革命」，便包括辛亥革命在內。二戰後，特別是六十年代的學生風潮過後，西方知識界開始向右轉，革命受到質疑和否定。對此，美國學者摩爾在其名著《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中作出辯護說：「應當公正地意識到，幾乎所有的歷史記敘法，對革命暴力都帶有嚴重的偏見。這種偏見之深確乎十分可怕。把暴力壓迫同暴力反抗混為一談，是十分荒謬的。然而，從斯巴達克思、羅伯斯庇爾，直到現代，以武力反抗他們從前的主人的被壓迫者，總是備受責貶。與此同時，正統社會日復一日的壓迫，卻在大多數歷史書籍的背景部分一筆帶過。甚至那些激進派歷史學家在強調革命以前時代的非正義性時，也只是把注意力集中於革命爆發前一段短暫的時間裡，這樣，他們便非常不理性地扭曲了歷史。」不是責難舊制度，而是百般貶損由這制度所激發的革命，真是咄咄怪事。隨同「告別革命」的口號滾滾而來的，是保守主義的濁流，泛濫於近二十年中國的知識界和思想界。在辛亥革命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到不少被歪曲的、顛倒的歷史畫面，聖徒變成魔鬼，小丑化為英雄。革命的正當性和歷史的公正性遭到遮蔽。正如魯迅當年不滿於同樣的情狀所說的那樣，許多烈士的血被踏滅了，在戰士的缺點和創傷那裡，圍繞著一大群嗡嗡營營的「完美的蒼蠅」。辛亥革命留給現代中國的最大的政治遺產是什麼？是結束了長達二千年的專制主義君主制度，倡言民主共和。僅此一項，革命已是功德無量。當然，一個專制制度的覆亡是由多種力量促成的，所謂「力的平行四邊形」；但是無庸置疑的是，以孫中山、黃興為首的革命黨人從中起到了槓桿的作用。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曾出現過這樣一群理想主義者，實幹家，勇於追求、熱情赴死的猛士。在同一個擁有龐大的鎮壓機器的舊制度作殊死鬥爭的過程中，他們煥發出集體的創造的活力，歷史的首創精神。辛亥革命是觀念革命，制度革命，城市革命，與歷史上大大小小的宮廷政變和農民起義根本不同的革命。革命的領導層是新生的知識分子，他們盜取西方的「天火」，以政黨和現代社團的方式組織起來，並且利用現代宣傳媒介進行社會動員，讓傳統社會中的士農工商，包括海外華僑共同參與，這都是沒有先例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革命黨人在論戰和鬥爭實踐中所培育起來的自由、民主的精神，普遍參與公共事務的共和精神，是注入守舊的、令人窒息的社會意識中的新鮮空氣，激蕩，播遷，而影響深遠。民國建立伊始，雖然在社會底層中不見得具有深厚的基礎，但當借武力逞雄上下其手不可一世的袁世凱試圖挑戰它而復辟帝制時，立即遭到舉國的唾棄。對於政治寡頭、僭主、獨裁者，我們的國民什麼時候有過如此一致的、公開而明確的反對態度呢？可見這場革命是一次有效的思想操練，而且頭一次，就把一種普世價值的力量表現出來了。十分可惜的是，革命的成果非但沒有擴大，反而轉眼之間萎落了。在「共和」的廢墟上，出現「一黨專政」，出現不稱帝的帝王式人物。用魯迅的話說：革命以前是做奴隸，革命以後，竟做了奴隸的奴隸了。歷史出現反覆，固然有革命者自身的問題，包括思想意識的缺陷，政治策略上的錯誤等等，但是最主要的，還是專制主義政治傳統的勢力過於強大。幽靈的可怕，在於它可以化為革命的肉身出現，革命到頭來吞噬自己的孩子。因此，必須善於辨識真革命與假革命，真共和與假共和。作為辛亥革命的親歷者，魯迅即使確信革命已經蛻變，對於革命的前驅者，乃致革命本身，始終不曾有過不負責任的指責；相反，他認為革命的遺產是珍貴的，所以希望有人認真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青年人看，而深恐失傳。這就是紀念的意義。晚清著名的洋務派人物李鴻章說是「開三千餘年未有之大變局」，而我們至今仍然置身於這「大變局」之中。在未來的時間維度上，想必我們會一再重逢諸如「自由」、「民主」、「共和」的字眼；要知道，中國大地上第一次出現這些字眼的時代，正是100年前以辛亥革命為標誌的時代。從「自強」運動說起世界上少有像中國這樣具有遼闊的內陸，乾旱、封閉，人民則以堅忍著稱的國家。幾千年一治一亂，王朝興替，循環往複。清王朝到了乾隆皇帝遜位之時，已經開始衰敗，即使有歷史學者羅列當時的人口和經濟持續增長的數據，從整體上說，依然無改於一個停滯的帝國的面貌。馬克思這樣評論中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的棺材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1840年，解體的時間開始了。馬克思說：「歷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這個國家的人民，然後才能把他們從世代相傳的愚昧狀態中喚醒似的。」是英國的鴉片加大炮，最早打開這個古老的密閉的空間。這是中國皇帝所不能接受的。帝王有帝王的榮恥觀。在他的眼中，中國乃「天朝上國」，居「天下之中」，所有國家都是藩屬國，使節前來都要行跪拜禮的。想不到終有一天，朝貢關係變作了條約關係，自然是奇恥大辱。然而，就在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的次年，1861年，咸豐「龍馭上賓於天」了。晚清政治的要角慈禧從此登場。皇位的合法繼承人同治帝不過是體制的一個象徵而已，權力一直掌握在這位陰鷙而強硬的母后手中。由於根基未穩，又缺乏治國經驗，從身份來說只能「垂簾聽政」，這樣，就暫時騰出了一個舞台空間，由恭親王奕和軍機大臣文祥，結合外省的幾位封疆大臣，一起折騰他們的所謂「自強」運動。她一面虎視眈眈，一面集結保守勢力，隨時準備出擊。「自強」，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挨打後冒出來的一個新詞。它最初用於外交方面，後來就跟辦洋務聯繫起來了，所以自強運動也稱洋務運動。先驅者是林則徐、魏源、馮桂芬等。魏源的名言是：「師夷長技以制夷」。林則徐的學生馮桂芬則提出「用夷變夏」，而「自強」作為一種政治主張，也是他率先提出來的。知識分子的言議無足輕重，檢驗真理的最後標準唯是最高當局的實踐。這時，奕和文祥有了明確的指示：「探源之策，在於自強之術，必先練兵」；「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以制器為先」。稍後，地方領袖張之洞寫成著名的《勸學篇》，其中「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實質上代表了整個洋務派的觀點，也是貫穿晚清整個改革的綱領。「體用」是個綱，綱舉目張，路線被確定為引進、購買、仿照。改革最先是器物的改革。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太平天國被鎮壓之後，地方督撫的勢力得到迅速擴充。對於一個專制政體的命運來說，中央政府處於強勢還是弱勢，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察點。顯然，現在的中央大權已經旁落，督撫們正好藉助辦洋務的機會，謀取地方利益，擴充個人的實力。在兩江總督、欽差大臣曾國藩的倡議下，上海建立了江南製造局，由第一個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容閎購買機器，鑄造槍炮船舶，並開設翻譯館。十年間共翻譯98種西洋著作，其中47種自然科學，45種軍事和技術類，可知當時「新學」的趨向。閩浙總督左宗棠創辦的福州船政局也是有名的，打造了40艘船艦，所屬還有船政學堂，培訓幹部，其中就有後來留英，做《天演論》的嚴復。繼任兩江總督的李鴻章開設了金陵機器製造局，在上海和廣州開辦外語學堂，接著派遣留學生，嘗試教授西方自然科學等。隨著曾國藩的去世，左宗棠赴任西北，奕遭到慈禧的懲誡而淡出政壇，李鴻章被調往天津，長達25年擔任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但由於職地靠近北京而且得到慈禧的寵信，成了中國洋務運動的首席設計者和倡導者。到了七十年代，洋務的範圍漸漸有所擴大，除了國防工業之外，輪船、鐵路、開礦、紡織和電報等等高利潤的企業也發展起來了。開始時，企業都是國營的、官辦的，接著有了官督商辦，純粹商辦性質是後來的，而且比重很小。只要官方插手，所有企業必然帶上官僚機構的僵化的管理模式和裙帶作風。官商結合加劇了官場的貪污腐敗現象，李鴻章據傳留下4000萬兩家產，有可能是最大的「官倒」。他挪用300萬兩海軍軍費為慈禧修造早已被毀的頤和園，以致甲午戰敗，有人把賬算在他的頭上。對於改革，國家的權力結構是一種動力，無疑也是一種阻力。它完全可以通過人事調動和政治決策進行直接干預，連同文館這樣的機構，慈禧也要「摻沙子」；她要在所有能夠控制的機構內安插親信，以牽制改革派。而改革派之間則又充滿各種矛盾，「內耗」不斷。意識形態的陰影是巨大的。郭嵩燾是一個較為清醒的知識分子，在洋務運動中，不談練兵制器而主張「創製」，「通洋人之情」，為此飽受攻擊；出使英國後還有人蔘劾他，回國時竟至於不敢入京。一種普遍的文化心理是因循守舊，人們害怕新事物。魯迅記敘說，攝影從西洋傳入後，男男女女都說是洋鬼子挖眼睛。然而，更可怕的是對於新知的冷漠態度，人們置身局外，彷彿改革只是當局和知識者的事情。整個七八十年代，世界變化極大，霍布斯鮑姆稱為「革命的年代」已經過去。1866年，美國南北戰爭結束；1868年，日本改元明治，廢除舊制；1870年，法國結束普法戰爭，成立第三共和。此時，中國的改革正在蹣跚起步。中國最早「開眼看世界」的是誰？是最大的政治利益集團及智囊知識分子。改革的動力資源，全部來自體制內，這就有了一種制度的規定性。李鴻章對自強運動打了一個比喻，說：「使其強就此途也，擎琉璃冷盞以探湯，有不猝然破裂乎？是故華人之效西法，如寒極而春至，必須遷延忍耐，逐漸加重。」意思就是慢慢來，摸石頭過河，不能操之過急。那結果，常常是進一步，退兩步。改革是一個魔瓶。而今，蓋子已經打開。按邏輯發展下去，最終竟鬧出一場革命來，將改革者也給革掉，這是改革者所始料未及的。所以，有論者論及「中體西用」的發明者、中庸的改革家張之洞與革命的關係時，說是「種豆得瓜」。同時代的托克維爾有這樣一段近乎預言的話，說：「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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