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實力是使人怕你，軟實力是讓人服你

□本報記者　石岩

「你可以信基督教，我可以信儒教，他可以信伊斯蘭，就像蘿蔔白菜各有所愛。從邏輯上怎麼能夠斷定愛吃蘿蔔的人和愛吃青菜的人一定得打起來？如果發生衝突，一定是因為吃蘿蔔的要把蘿蔔強加給吃白菜的。比如說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比如清初20年的流血事件，不是政治經濟上的分歧，就是漢人能不能留頭髮。我能理解的文化衝突，歸根結底是剝奪人們選擇權利而產生的。只吃西餐的人和只吃中餐的人如果很難成為穩定夫妻，那他們完全可以成為鄰居。我們憑什麼強迫鄰居只吃中餐或者西餐？」———秦暉

西式的嘉賓鮮花別在灰色或藍色的中式大褂上，牛仔褲或西褲露在大褂下面，學者們一字排開，論題關涉傳統文化。

9月15日，南方周末報系在京主辦「中國傳統文化和軟力量暨第三屆『華人精英會』」。會場入口處，繪製孔子、孟子、荀子、鬼谷子等人肖像的仿古燈箱在兩廂排開。白熾燈溫暖的光線從浸油紙中透出來，紙上繪製的人物峨冠長襟、鬚髮飄飄。西裝革履的聽眾從這些老祖宗的畫像前走過，帶著幾分新奇。

隨著孔子學院陸續在全球落地，韓國《大長今》的收視率節節攀升，「和平崛起」成為國內國際的關注，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約瑟夫·奈爾於1990年提出的「軟力量」成為曝光率越來越高的辭彙。在為鍛造軟力量尋找資源的時候，人們不約而同地把搜尋的目光對準傳統文化。

6位學者———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北京大學教授何懷宏，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雷頤、王炎，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康曉光和單少傑———在這個語境下坐到一起，給「軟實力」開出各種各樣的「藥方」———語言、歷史、制度、儒家、民族性……

「傳統的闡釋從來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基督徒之間的區別往往比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間的區別還要大。」第一個發言的秦暉開宗明義地亮出這個觀點。這本是個人之見，卻無意中成為整場討論的基調。

千年傳統到百年傳統

北大哲學系教授何懷宏嘗試對「今夕何夕」做出清晰界定，他把「傳統」分為三個層次：千年傳統、百年傳統和十年傳統。

「千年傳統」是指中國在晚清遭遇西方之前的傳統。其特點是漫長而穩定，人們的目光是回溯的，理想的社會在久遠的夏商西周三代。

「百年傳統」指中國在1901年到1990年代末開創的傳統。這100年先「啟蒙」、後「革命」、再「建設」，時代的脈搏加快，中國人回溯從前的循環歷史觀被「歡欣鼓舞的、直線性的進化史觀」取代。

梁啟超將這100年稱為「過渡時代」。「過渡時代是希望的源泉，但也可能是一個恐怖時代，可能青黃不接、災難、戰火漫天。奔馬想跑得快，可能停不下來，容易掉到山溝里。過渡時代國民可生可死，可蒸可煮。過渡時代要有英雄，英雄必須有軍人之魄，政治家之魂。魂就是選擇。梁啟超雖然強調英雄的率先作用，但是同樣強調要喚起多數人的主動性。他所夢、所思、所祈禱的不是獨秀的英雄，而是芸芸眾生平等的英雄。」何懷宏說，「所以，我把這100年稱為『動員的時代』，從啟蒙、學運、工運一直到武裝鬥爭，中間有內憂外患、入侵、抗爭。」

「十年傳統」，是改革開放之後的傳統。在何懷宏看來，三種傳統各司其職。

「千年傳統」在潛在而持久的文化價值和信仰層面影響今天；「百年傳統」作為國家架構和政治觀念發生作用；「十年傳統」以一種令人目不暇接的方式改變著當下以經濟活動為主體的日常生活。

中國人民大學的單少傑也主張從「千年傳統」里開掘「軟力量」的水源。單少傑的演講是以「講古」的方式開始的。「大家知道秦朝在中國古代是硬實力最強的朝代。整個國家是一座莊園，一支軍隊，但是它的軟實力不行，缺乏民間組織，幾乎沒有民間社會。秦國歷史名人偏科化，只有政治家、軍事家，沒有文學家、思想家，秦國的文才都來自關東六國，(秦國)最終又被關東六國移民所滅。」

「如果一個國家的軟能力弱，硬能力再受重創，這個國家就會迅速衰敗下去。如果一個國家硬能力突遭重創但軟能力很強，這個國家往往能絕地逢生，比如二戰後的日本和德國。」

單少傑認為「軟力量」蘊含於民間社會和民族風尚中。精明能幹且吃苦耐勞但是沒有終極關懷的民族很難讓人真正看得起，而終極關懷的塑造離不開「公正」 和「永恆」，「所謂『人間公正』，就其基本層面而言，講求人的行為與人的行為後果等質相報」，然而在有限的「此生」，對善惡的獎懲常常是不對應的。因此，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辦法，有些民族的應對之計是宗教，中國人的應對之計是歷史，所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識字者自是好讀史、好解史，不識字者也好聽古、好講古，好聽那個既有忠良也有奸佞的古，好講那個揚善棄惡的古。因此可以說，這種歷史觀不僅僅是一種專業意識，而且已泛化為一種文化精神，毋寧說是一種民族精神。」

由此引申出的結論是，篡改歷史和抹煞歷史是對民族精神的戕害。

奉儒教為國教？

「中國近30年經濟高速持續增長，像一個人長了很多肌肉。但是我們經濟質量並不高——自有的知識產權、核心技術掌握不多，戰略性控制權也不大，這就好比一個人的骨骼發育並不完善，甚至有軟骨病。更嚴重的是，我們缺少自己的核心價值觀、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制度，這相當於一個沒有靈魂的人，或者說處於精神分裂、六神無主的狀態。從目前來看，中國繼續長肉問題不大，用二三十年把骨骼發育出來也有可能，但真正成為思想健全的人，沒有半個世紀是不可能的。」

康曉光是6位學者中最年輕的一個，他說話輕聲慢語，然而，與他溫和語速形成對比的是他或許有些急迫的觀點。這位被稱為「新儒生」的人民大學教授，曾於2003年在《戰略與管理》雜誌上發表《文化民族主義論綱》，提出「復興儒教」的4項措施：儒學教育要進入正式學校教育體系；國家奉儒教為國教；儒教進入日常生活，有規範化的儀式、建築、活動場所；通過非政府組織向海外傳播儒教。

「有些說儒家壞話的人連儒家基本常識都不懂，就信口雌黃。有人反對讀經，說讀經妨礙中國發展；這種說法說不過去了，又說反對背(誦)，因為背沒有用。那為什麼我們要背英語？反對背說不過去了，又反對強制背……在讀經這個問題上，不僅土地是國家利益，文化也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利益，文化沉淪和對自己文化蔑視、甚至是仇恨，是最可恥的事情。」在自由討論階段，康曉光說。

康曉光的話像投入湖心的石子，激起一串漣漪，場上響起噼里啪啦的掌聲。這掌聲引起與會的社科院研究員雷頤的不安。雷頤拿起他和康曉光面前圓桌上的話筒：「康先生把對儒家學術的選擇歸結為道德層面，認為如果不贊同儒家就是一種恥辱。這很能鼓舞聽眾，其他發言都沒多少人拍手，講到這些就有人拍手了。我認為，『文化安全』和『什麼文化發展下去會危及什麼』的口號發展下去是很危險的。『文革』就是這麼來的。」

本無意就「儒學」發言的單少傑也拿起話筒：「涉及在很多問題上，儒家很不光榮。儒家在明朝地位最高，幹部知識化，中了進士才能當部級幹部，但明朝恰恰是到處內亂，最多偽君子的時代。別叫儒家太沉重！現在好像一談儒家，就需要它對社會負全責。」

「反法之儒」兩千年

1876年，出使英國的郭嵩燾在他的家鄉湖南引來地震級的譴責。人還沒走，「大字報」式的對聯已經貼上了大門：「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出使時，郭嵩燾58歲，鬚髮皆白。比頭髮的顏色更不易改變的是這位翰林出身的前清知識分子的世界觀。郭嵩燾不懂英語，然而他卻為自己在英國看到的一切心悅誠服：法治社會「公理日伸」，基督教「勸人之善」，「鄉紳公議政事，國王尊以崇禮」———完全就是儒家聖賢孜孜以求的「禮儀之邦」。

甲午戰爭之前，與郭嵩燾抱類似想法的清末知識分子不在少數。通過出使，或在五口通商中跟洋人打交道，以及閱讀基督教會翻譯的小冊子，他們驚呼：一向號稱聽聖人言立國的中國其實已經「禮崩樂壞」了兩千年。

隨之而來的文化自卑感是前所未有的。用譚嗣同的話說，「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兩千年來的政治都是秦朝式的專制統治，兩千年的學問都是以敦厚的儒學為表、以色厲內荏的法學為里的偽君子的學問。

以前，學界將這份自卑與自豪摻雜在一起的微妙心理歸結為「堅船利炮，國將不國」。秦暉認為，這種解釋回答不了一個最基本的疑問：同樣面臨著亡國，明末知識分子和清末知識分子的反應為何如此不同？如果要講「亡國」，明代是真正的大廈已傾，而清朝只是丟了一些自己也搞不清楚狀況的藩屬，但明末知識分子在文化上對北方游牧民族充滿鄙夷，清末的知識分子卻對西夷真心服膺。

從這個疑問出發，秦暉認為，要想比較中國和西方的現代化道路至少要把目光回溯至秦代，借用毛澤東在1970年代的一句名言，「儒法鬥爭持續兩千年」。

甲午戰爭之前，中國的儒家素有反對法家的傳統。以夏商西周三代為理想社會的儒家，嘗試維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體系和社會體系。在家庭內部，兒子尊敬父親，父親庇護兒子，雙方的責任義務是對等的。擴展到恩主與門客、領主與屬民、諸侯與皇帝，這種權利義務對等的關係不變。

但在法家看來，這種靠倫理紐帶建立起來的小共同體關係對皇權統治是一種危害，法家主張所有「食君之祿」的人只對皇帝一個人負責。這一主張深得後世所有專制統治者之心。秦滅六國，建立大一統國家，法家的政治主張變為現實。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立起「儒表法里」的統治形態。

「從道不從君」的「純儒(純粹的儒家)」們對這樣的政治現實從來都是深惡痛絕。秦暉將之定義為「反法之儒」。延續了兩千年的「反法之儒」在清末突然遭遇西學，引起的心理地震與其說是恐慌不如說是終於找到「三代聖世」的現代樣板的欣喜。郭嵩燾和譚嗣同都是此等純儒的樣板。他們主張學習「西體」(西方的政治制度)，譚嗣同甚至有一「極端」表述：倘使中國不學西體而強大起來，會把君主之禍推向全世界。

這股兼具復興和革命色彩的「反法之儒」風潮被甲午戰爭迎頭痛擊。被東鄰彈丸小國打敗的刺激太強烈了，人們痛定思痛，萌發了向日本學習的念頭。

而日本的「成功經驗」恰恰是先在江戶時代「脫儒入法」，法家理論與爾後自西方傳入的自由主義形成互動，產生「明治維新」的怪胎。「當時人們理解的自由，主要是針對領主的自由，擺脫領主的束縛，然後把自己的一切交給天皇。」秦暉說。

「日本經驗」在甲午戰爭之後經一波又一波知識分子的翻譯介紹到中國，風氣為之一變。章太炎寫的《民獨》一文是說明當時社會風氣的一枚活化石。「他肯定秦始皇的一個理由就是所謂的自由個性。按照他的理論，個人自由必須依賴於大群而擺脫小群。這種話很多人都講過，一直到後來的毛澤東。」秦暉說。

「中國既向西方學習了自由主義，也向西方學習了社會主義。但是中國人學自由主義是藉助日本，中國人學社會主義，是藉助俄國。從日本那裡拐彎抹角學來的個人主義，變成了『爹親娘親不如皇帝親』。」

「在整個演講中，我要說的是：對於中國的傳統自始至終還有另外一種解釋體系，那就是『反法之儒』。」秦暉以這句話作為演講的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