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江南第一美人

說吧，記憶

「如果沒有前一個他（郁達夫），也許沒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沒有人會對我的生活感興趣；如果沒有後一個他（鍾賢道），我的後半生也許仍漂泊不定。歷史長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頭的愛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懷念。」

王映霞，當年的「杭州第一美人」，一生中的兩次婚事都轟動全城。

1928年2月，她與郁達夫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舉行婚禮，才子佳人，名動全城。那一年，她20歲，郁達夫32歲。當時柳亞子贈詩郁達夫，其中「富春江上神仙侶」一句傳誦一時。1940年，兩人離異。所有愛恨情仇，天下皆知。

1942年，在重慶百齡餐廳，王映霞與時任重慶華中航運局經理的鐘賢道結為連理。婚禮極為排場，賀客盈門，宴賓三日，王瑩、胡蝶、金山這些當時的大明星也前去赴宴。章克標所著《文苑草木》說：「他們的婚禮是十分體面富麗的。據說重慶的中央電影製片廠還為他們拍攝了新聞紀錄片。他們在上海、杭州各報上登載了大幅的結婚廣告，而且介紹人還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見這個結婚的規格之高，怎樣闊綽。」山城重慶為之轟動，有說法稱：「鍾賢道拐了個大美人!」

在她之前，她生命中至關重要的這兩個男人都早已逝去——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時，郁達夫在蘇門答臘島被日本憲兵殺害，終年49歲。

1980年，與王映霞過了38年平靜婚姻生活後，鍾賢道病逝於上海，終年72歲。

說吧，記憶！她比他們都活得更久一些，命運讓她來這樣完成有關自己歡愛與痛苦的講述——1989年，耄耋之年的王映霞回首如煙往事，寫下了文首那段文字。同年，台灣《傳記文學》雜誌隆重推出《王映霞自傳》特稿連載，並刊出《郁達夫三妻一妾及遺族》相關報道。

讀罷《王映霞自傳》，著名報人胡健中曾作如下論斷——

關於郁達夫追求王映霞成功，滿足了他「心靈的冒險」、「人生的冒險」，因而產生了許多的作品，尤其《毀家詩紀》是傳世之作。同時，不管他是敏感也罷，幻想也罷，竟致覺得他不能在國內混了，遂到南洋，在南洋竟因抗日而遭日本憲兵殺害。一個浪漫文人，成了殺身成仁的愛國烈士，亦云幸矣。

關於王映霞後來的「第二春」，鍾賢道給了她很大的「安慰」。她在郁達夫那裡沒有得到的，在認識鍾賢道之後，都得到了。鍾賢道給了她很像樣的結婚典禮……除了供給她物質的享受，也給了她安全感，以及家庭的溫暖。這真是所謂上天給她的補償。

或許，王映霞的兩段情愛故事，只是一個杭州女人刻骨銘心的經歷，一個家庭破裂的範本，以及另一個家庭相守度日的樣例。如果讓她重新選擇，她會選擇哪一個？這仍然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生命從無假設，也不可能從頭再來。

寫完自傳，又過十年。2000年，王映霞病逝於杭州，終年92歲。與鍾賢道合葬於杭州南山公墓。

一切塵埃落定，一切都會老去，萬事萬物都抵擋不過時間。所謂愛，所謂當年種種舊事，不過一場生死疲勞而已。

兩個男人

1940年，王映霞在新加坡跟郁達夫協議離婚後，隻身回返中國。

1940年7月，王映霞由香港飛往重慶；是年冬，任婦女指導委員會保育院保育員。次年6月，任軍事委員會特檢處秘書；10月，調任外交部文書科科員。1942年4月，經人介紹與重慶華中航業局經理鍾賢道結婚。

婚前，鍾賢道向她許諾：「我懂得怎樣把你已經失去的年華找回來，請你相信我。」

鍾賢道努力實踐了他的諾言。他讓王映霞辭去外交部的工作，專事家政。王映霞「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兩人結婚後，生女明明、子嘉陵、女嘉利。後明明夭折，嘉陵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嘉利畢業於復旦大學數學系。

解放後，鍾賢道任上海航聯保險公司副處長，月入幾百元，生活富裕，後雖然多次減薪，生活仍較安定。

「三反」運動中，鍾賢道被懷疑貪污，受到審查，經查實為冤案，平反恢複名譽後繼續工作。

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原因是她在重慶外交部工作時參加過國民黨。幸虧只是口頭參加，沒有黨證，也沒繳過黨費，在向組織說清楚這段歷史後，即被解禁。前後僅二十天。關押期間，鍾賢道心急如焚，探視、送物，竭盡所能，關懷備至。回家後，鍾賢道為了給王映霞「壓驚」，在錦江飯店開了個房間，讓她休養，又帶她到蘇錫常各地旅遊散心，「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

在王映霞身上用錢，鍾賢道慷慨瀟洒，而對自己卻相當省儉。他不吸煙不喝酒，穿的衣服是家裡最舊的。70年代，他給自己買的帽子也僅是五毛錢的便宜貨。

王映霞說：「他是個厚道人，正派人。我們共同生活了38年，他給了我許多溫暖安慰和幸福。對家庭來說，他實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親、好祖父、好外公。」

而在胡健中的描述里，王映霞與郁達夫的婚姻狀況卻是如此這般——

「……映霞和達夫初戀時，年方二十，入世未深，因愛好文藝，又震於達夫的文名，益以達夫的抵死追求，遂墜入情網，不能自拔。等到他們結合之後，現實的生活使映霞好夢驚醒，便逐漸演變成了一場悲劇。」

在王映霞眼裡，郁達夫追求她的時候，浪漫多情，曲意委婉，得到她以後，卻敏感多疑，寡情冷漠，百般傷害。雖有短暫歡愛，卻痛苦大過所有。與眾人眼中的文學家郁達夫不同，作為王映霞的丈夫，那是另外一個郁達夫。

有關二人情愛糾葛，坊間種種文字多有提及，此處不說也罷。

只從這兩個男人對一個女人的命運影響來看——普普通通的鐘賢道，為王映霞帶來了俗世的安定幸福，以及一份可以依賴的感情生活，他是那種足以託付終身的男人，卻不足以完全點燃一個女人的愛之火焰；才華橫溢的郁達夫，觸發了王映霞的激情，他有足夠的能量讓兩個人的愛情惹起一城風雨，也有足夠的癲狂讓王映霞的一生風波不定，他讓王映霞名動天下，也讓她的一生痛苦不堪。

所以，王映霞與郁達夫分手後才說：「對於婚姻，對於女子的嫁人，那中間的辛酸，我嘗夠了，我看得比大炮炮彈還來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來擔保，我的一生，是決不發生那第二次痛苦了。」

這應該是王映霞咬舌斫指般的真心感受，也是一種痛徹心肺的真心話語。她後來再次與鍾賢道結婚，也正如她所說——「既不要名士，又不要達官，只希望一個老老實實，沒有家室，身體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禮待她的男子」。

我媽和我爸，還有他

杭州城西，浙大紫荊文苑一幢高層住宅樓的普通公寓里，我幾經周折找到了鍾嘉利女士。她從浙江建設職業技術學院的教職上剛剛退下來，還在外面的成人學校兼著數學課。先生原來是浙大信息學院的教授，現在也退了休，賦閑在家。兩個人都是學理科出身，對生活自然有著比較現實的態度。也許，女兒嘉利的這種婚姻生活，正是王映霞所希望的那種普通的幸福？

鍾嘉利今年64歲，這也是一個足以理解萬事萬物的年紀。

在她的講述里，王映霞、鍾賢道、郁達夫的身份總以這樣的口吻出現——我媽和我爸，還有他……作為女兒，她當然更注重自己家庭的幸福。至於那個他，那個我媽的前夫，是否名人，並不重要。人活著，幸福才最重要，名聲只在其次。郁達夫，他是文學家，他是大才子，這都不重要，問題只在於——「他並沒給我媽帶來幸福，他也沒給自己帶來幸福。」

關於郁達夫生平所遭逢，鍾嘉利只評以淡淡一句：「他的面相孤薄，一看就是少福之人。」

1945年，鍾嘉利生於重慶萬州。用她的話說，就是「我一生出來抗戰就勝利了，大隊人馬就準備離開重慶了」。

1947年，鍾嘉利兩歲時，一家人搬回了上海。鍾賢道由招商局經理而轉任職於當時的航聯保險公司，收入情況蠻好，一家人衣食無虞，王映霞還是專事家政，不用為人間煙火之事費心使力。

1948年，全國解放前，鍾賢道本來接到命令要將全家遷至台灣，他本人已經在福建待命，可是忽然間老招商局人員起義，於是鍾賢道又回到上海。

在鍾嘉利看來，父親一輩子其實就是個挺老實憨厚正直的人，人雖然能幹，也是畢業於北京中國大學的高材生，但他就是那種一門心思做事的實在人，對政治之類的不會有太多的其他想法。父親這輩子最大的事業，就是娶了王映霞為妻，就是和她生兒育女，白頭偕老。

所以，她對父親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對我媽可真是好得不得了」——家裡有什麼好吃的都是絕對讓給王映霞，甚至勸孩子們也少吃點兒讓媽媽多吃點兒。鍾家的真正寶貝，其實是王映霞。

一開始，家裡經濟條件還很好時，鍾賢道經常帶上一家人，星期天去國際飯店的七重天西餐廳吃飯改善生活。鍾是那種願意付出一切努力把家庭生活過好的男人，他很務實，對妻子兒女都有很強的責任感。

不過，慢慢地，鍾賢道的狀況開始變差了——從航聯保險公司，他又被安排去了中國人民銀行，先當處長，後來什麼也不是了。工資收入也越來越低，從最初的每月三四百元，一點點下降，到後來最多時每月只有六七十元。他的人生軌跡從最高點慢慢跌落，慢慢被還原成上海城裡的一個普通職員。好在，鍾賢道和家人的生活一直都比較安定。

接下來的「三反」運動以及席捲全國的「文革」中，鍾與王都沒受什麼太大的衝擊——鐘被人指說貪污，後來得以平反；王則因歷史上參加過國民黨被拘留過20天。好在，都有驚無險。不過，才過了幾年幸福生活的王映霞，卻不由得發出了自己的怨嘆：「為什麼好處沒有我們的份兒，壞處卻全都找上門來了？」

所幸，時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社會部部長和統戰部部長、上海市委副書記、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替王映霞說了一句話——她一個女人能有什麼問題，也不過就是社會關係比較複雜罷了。那些社會關係，也大都與郁達夫有關么。不要再對她這樣了！

不過，保護了王映霞的潘漢年卻沒能保護自己。1955年4月3日，潘因「內奸」被判刑。一直到1977年，含冤病逝。

眼看家中生計越來越艱難，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年近半百的王映霞決定出去工作以貼補家用。1956年，她在報紙上看到周恩來發表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她記起來，曾與周恩來有過一面之雅：1938年在武昌，郁達夫和她曾請周恩來、鄧穎超吃過飯。於是，王映霞給周總理寫了封長信，回首了往事，也講了自己的現狀，講到自己也想爭取進步，表達了想參加工作的願望。數月後，她便接到通知，參加上海市師資培訓班進修。次年，49歲的王映霞當上了教師，最後在上海錦華外經貿職校退休。

她與鍾賢道撫育的兩個兒女嘉陵和嘉利，也逐漸長大成人。「文革」之前，趕在風暴前夕，1962年嘉陵考上了北京大學中文系，1963年嘉利考上了復旦大學數學系。

在鍾嘉利的記憶中，往日一切幾乎都還歷歷在目——「當時我們復旦同學32個人，只有兩個同學家庭出身是紅五類。後來，我哥哥在北大讀書時，看到幾百個教授成天跪在那裡接受批判。我爸我媽也是每天上班都要不斷交待歷史問題，抄家、隔離、批鬥這些事都經歷過來了。我媽在學校一邊受審查，一邊當油漆工，一輩子沒幹過什麼活的一個女人，要油漆門窗和乒乓球台，還要當清潔工打掃廁所，給大串聯的紅衛兵洗被子。我和哥哥都怕她挺不過來了，當時，社會上老傳出被審查對象自殺的消息，我們生怕父母想不開，動不動就回家或寫信懇求他們千萬別自尋短見。好在他們終於挺過來了，就這麼持續了好幾年，一直到1968年以後情況才慢慢好轉，社會上沒那麼亂了。哥哥畢業後去江蘇溧陽部隊農場工作，我去了上海警備區在部隊農場勞動。上海家裡只留下了爸爸媽媽老兩口，那段日子他們真的是相依為命。你說什麼是愛？這種相依為命就是愛吧。我爸我媽，他倆少了哪一個人都不行，這就是更可以依靠的感情。」

那年月，能給爸爸媽媽的最好禮物就是吃的東西。在鄉下，鍾嘉利形容自己是「窮凶極惡」地去採購食品，有一次她買了八條火腿兩百個雞蛋扛回家裡。回到家，鍾賢道還是一如既往地先照顧王映霞吃好一點。到現在，她還記得自己上大學前的1961年，黑市上豬肉六塊錢一斤，豬油十塊錢一斤，還都是城市裡見都見不到的緊俏貨。

1978年，鍾嘉利調回杭州，在浙江建院當老師。鍾嘉陵後來去了深圳，現任深圳電視台副台長。

1980年11月19日，向來細心操勞的鐘賢道病逝，把王映霞撇在這塵世之中。

王映霞的晚年，除患輕度白內障和心臟病外，並無大病，日常生活全自行料理。她長期一人獨居上海，不願與兒女們共同生活。

偶然間，她開始動筆寫一些文章——關於郁達夫的往事，關於與魯迅、許廣平、陸小曼、丁玲、廬隱等的交往。

1986年，王映霞被聘為上海市文史館館員。她整理了郁達夫書信四十九通，結集成冊，出版了《達夫書簡——致王映霞》。又寫了《半生自述》、《王映霞自傳》，在大陸和台灣出版。另編就她與郁達夫的散文合集《歲月留痕》等。

1990年，83歲的她由嘉利陪著作了一次台灣之行。在台北三個月，她拜訪了久違四十年的老友陳立夫、胡健中，參觀了張大千的故居摩耶精舍，暢遊了陽明公園。

90歲之後，她身體日衰，生活不能自理，獨居發生困難。兒女們盛邀她前往，她又不肯，便請僱工料理。一直到最後的歲月，因為不小心腿摔成骨折，她才不得不來到杭州與女兒住在一起。

一生中的兩段婚姻，以及曾經與之廝守的兩個男人，她在《王映霞自傳》中都有所提及。只不過，全書一共五十四章，直接講到鍾賢道的只有五章，絕大部分篇幅還是圍繞著郁達夫展開。這個男人曾讓她心醉，也讓她心碎，還讓她到了生命終了也無法與其脫離干係。那個給她塵世幸福的平凡男人鍾賢道，只是和她共同經歷生活風雨，只是和她相互扶將，只是和她平淡度日，只是拿她當作寶貝寵著愛著，卻沒有留下更多的故事。

如今，她和他，和他，都已故去了，埋身泥土。只是，在下一個輪迴里，愛還會呈現為這樣一種生死疲勞么？他們會比泥土更疲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