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起義、清統治格局的變化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前，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已在中國南半部爆發。它是18世紀以來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產物。

　　建立政權

　　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是廣東花縣人，出身農家，在科舉考試落榜之後，接觸到西方的傳教書籍，逐漸離開傳統的儒家信仰，接受了基督教的一些思想，勸人信拜上帝。他與馮雲山深入廣西桂平紫荊山區傳教，在貧苦人民中獲得了大批信徒。洪秀全創作了一系列宗教作品，揭露現實的黑暗，宣傳平等的理想，提出「斬邪留正」，號召農民起來反對清朝封建統治。信奉的群眾越來越多，和地主階級的團練武裝發生激烈衝突。拜上帝會發展成一支強大的力量，形成了以洪秀全、楊秀清、馮雲山、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為首的領導核心。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的誕辰），拜上帝會起義於清朝統治相對薄弱的廣西金田，建號太平天國。後與清軍在紫荊山區鏖戰九個月，北上攻克永安州，出廣西，入湖南，隊伍日益擴大；又獲得大批船隻，建立水師，提高了行軍速度，進入湖北，攻克武昌，順長江東下，破九江、安慶。咸豐三年(1853)攻克南京，定都於此，改名為天京。

　　定都天京後，建立各級政權，頒布規章制度，制定軍法，申明紀律。《天朝田畝制度》規定廢除土地私有制，將土地平均分配給群眾耕種，建立農村公社式的社會基層組織，以達到農民理想中的「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社會。這種絕對平均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空想，太平天國以後也沒有採取過分配土地的措施。但《天朝田畝制度》的提出，反映了世世代代農民對土地的強烈渴求，並在一定時期內起到了吸引廣大農民參加鬥爭的作用。

　　北伐與西征

　　太平天國的勝利進軍使清王朝陷入極度的驚慌恐懼之中，清將向榮、琦善分別組成江南大營和江北大營，在天京附近駐紮和窺伺。但腐敗的八旗、綠營、募勇都不足以構成太平天國的重大威脅，太平軍在天京站穩腳跟後，繼續發動攻勢，分兵北伐和西征。

　　北伐軍由李開芳、林鳳祥率領，經江蘇、安徽、河南、山西至直隸（約今河北），屢敗清軍，前鋒進至天津附近。但人數太少，遠距離無後方作戰，得不到增援，加以氣候寒冷，衣食供應困難；而清廷調集大批軍隊聚集在北京附近，以眾擊寡，以逸待勞，北伐軍不得已從天津南撤。天京方面雖然派出援軍，但倉促招募，未經訓練，在山東潰散。北伐軍糧盡援絕，南撤到直隸的連鎮和山東高唐州，終因眾寡懸殊而失敗。

　　太平天國進行北伐的同時，分兵西征，溯長江而上，佔領安慶，圍攻南昌，進入武漢，但在咸豐四年進軍湖南時，遭到曾國藩湘軍的頑強抵抗。

　　與湘軍、淮軍之戰

　　曾國藩在太平軍從廣西進入湖南時，以禮部侍郎丁憂家居，旋奉旨組織團練。他糾集當地地主階級的力量，在軍事上別樹一幟，創立湘軍。多用湖南人，並以綱常名教籠絡人心，對抗太平天國的宗教異端。將領大多是受程朱理學教育的儒生，士兵招募青壯年農民。將領自擇營官、哨官，自募士兵，在軍營中建立個人的隸屬關係，形成了以族戚、同鄉、同學為紐帶的戰鬥力很強的地方軍隊。湘軍還很重視水師，自造戰船，購置洋炮，訓練水手。此後，左宗棠統率的老湘軍、李鴻章統率的淮軍（用安徽人），其建軍宗旨、編組原則基本上都和湘軍一樣。湘淮軍是鎮壓太平天國、支持晚清政權的主要武裝力量。

　　咸豐四年湘軍與太平軍戰於湖南，太平軍失利，節節敗退。湘軍奪取武漢，沿江東下。兩軍大戰於江西湖口。石達開指揮作戰，擊敗湘軍，將其水師切斷成兩截。曾國藩困守南昌，太平軍第三次佔領武漢。接著，石達開經營江西，攻克了許多城邑，招收了大批天地會起義群眾，實力大增。咸豐六年，太平軍又擊破了江北大營和江南大營。

　　太平天國在軍事上正處於順境，內部矛盾卻在激化。東王楊秀清大權在握，他雖然很有才能，建立了卓著的功績，但驕奢日甚，凌虐同僚部屬，甚至假天父下凡之名，要責罰洪秀全，並要逼洪封自已為萬歲。北王韋昌輝表面順從而積怨於心，他利用洪楊之間的矛盾，突然舉兵殺死楊秀清，並株連殺害了許多無辜的將士，引起群眾的憤怒。洪秀全順從群眾的要求，殺了韋昌輝。此後，石達開又遭洪秀全的猜忌，帶兵出走，轉戰西南，最後在四川大渡河畔全軍覆沒。

　　太平天國內訌後，精銳盡喪，致使有利的軍事形勢發生逆轉。重要城市武漢、九江、廬州（今合肥）、鎮江相繼失守。但在太平天國起義的影響下，各族人民紛起抗清。天地會、捻軍、白蓮教、雲南和陝甘的回民，與太平軍或聯合作戰，或遙相呼應，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國，使清軍顧此失彼，窮於應付。而且清王朝內部矛盾重重，滿族親貴不信任曾國藩等漢族地方武裝，不肯委以重任，給以事權。當時又正值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清朝和外國侵略者處在敵對狀態。由於這些原因，加之太平軍後期將領士兵的勇敢作戰，太平天國雖經內訌的創傷，尚能支撐危局，和清軍長期相持。　　當時，英王陳玉成、忠王李秀成等一批青年將領，具有指揮才能，作戰身先士卒，能夠辨認形勢，團結盟軍，故屢立戰功，肩負起挽救危局的重任。咸豐八年，陳、李與捻軍聯合作戰，攻破重建的江北大營，又在安徽三河全殲湘軍精銳李續賓部。十年，大破號稱有十萬大軍的江南大營，解除了對天京的包圍。接著，乘勝東進，席捲蘇常，攻克杭州，在江浙開闢了新的局面。

　　起義失敗

　　太平天國軍事形勢雖一度好轉，但政治日益腐敗，紀律廢弛，多次發生叛亂，將領各自為政，苦樂不均，敗不相救。洪秀全深居宮內，不理朝政，刑賞不公，封爵冗濫，天京逐漸失去了權威。陳玉成、李秀成也受到猜忌。洪仁軒從香港來到天京，寫了《資政新篇》，企圖有所建樹，但他的某些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主張不被農民所理解。當太平軍逼近上海時，和外國侵略者發生了衝突。先有美國人華爾組織的洋槍隊幫助清軍。以後李鴻章在曾國藩的薦舉下，率淮軍至上海作戰，並聘用英國軍官戈登組織常勝軍；左宗棠率老湘軍在浙江作戰，也聘用法國軍官組織常捷軍。第二次鴉片戰爭剛剛結束，外國侵略者就插手中國的國內戰爭，槍口轉向太平軍。太平天國不僅要抗擊以湘淮軍為主力的清朝部隊，還要抵禦外國侵略軍，局勢更加困難。

　　咸豐十一年，天京上游重鎮安慶經激烈爭奪後失守，清軍從四面八方逼向天京。陳玉成又在皖北被俘遇害，太平軍的西戰場瓦解。李秀成既要抵抗李鴻章、左宗棠的猛烈進攻，保衛蘇州、杭州；又要和曾國荃作戰，以解天京的圍困，左支右絀，敗局已定。他提出撤離天京、「讓城別走」的建議，未被洪秀全採納。形勢日益對太平天國不利。同治三年(1864)四月，洪秀全逝世。六月，清軍攻破天京，李秀成在突圍時被俘遇害。幼天王洪天貴福也在江西被俘殺。太平軍余部在李世賢、汪海洋的率領下轉戰江西、福建、廣東，被清軍擊敗，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遂告失敗。

　　全國範圍的反清起義

　　太平天國起義期間，全國各族人民掀起規模浩大的反清大起義。起義地域廣闊，民族眾多，時間持久，鬥爭激烈，相互策應，聲勢為歷史上所僅見。

　　早在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前夕，湖南、廣東、廣西的天地會十分活躍，山堂林立，起義隊伍很多。這些零散的起義軍，掩護了正在醞釀中的太平天國起義。太平軍在金田崛起並北上進軍後，各地掀起抗清高潮。其中著名的如上海小刀會劉麗川起義，攻克上海和附近地區，戰鬥一年半之久，福建小刀會黃得美、黃位，紅錢會林俊等起義，攻克漳州、廈門，使「全閩震動」；廣東天地會陳開、李文茂起義，包圍廣州十個月，以後進入廣西，建立大成國；廣西天地會朱洪英、胡有祿起義軍進入湖南、江西，一部分隊伍參加了石達開的太平軍。太平軍進行北伐，皖北捻軍紛起響應。咸豐五年，各支捻軍公推張樂行為盟主，聲勢大盛。以後捻軍與太平軍聯合作戰，起到了為太平天國的西戰場提供屏障的作用。天京失陷後，太平軍將領賴文光等和捻軍領袖張宗禹、任柱合作，在中原地區運用流動戰術，屢敗清軍，擊斃了清朝倚為長城的僧格林沁。以後，賴文光率領東捻，張宗禹率領西捻，分兵作戰，直至同治七年失敗。

　　太平天國期間，各地還有許多少數民族的起義，有力地支持了太平軍。其中有廣西僮族黃鼎鳳、李錦貴、吳凌雲、吳亞終的起義軍，曾和石達開密切合作;貴州的苗民在張秀眉的領導下，要求減賦，掀起大規模鬥爭，「千里苗疆，莫不響應」（見苗民起義）。直至同治十一年，貴州各族人民的起義才被入黔的湘軍鎮壓下去。雲南則在咸豐六年爆發了以杜文秀為首的回民起義，起義軍以滇西大理為據點，建立政權。同治十一年，清軍攻陷大理，堅持十八年的雲南回民起義失敗。陝西的回民在同治初年發動抗清鬥爭，義軍林立，號稱十八大營，曾和太平軍、捻軍配合作戰。此後，甘肅、寧夏、新疆的回族、維吾爾族也起而響應。清朝在平定捻軍以後，派左宗棠進入陝、甘、寧，鎮壓了回民起義軍這次各族人民反對清朝統治的起義規模很大，遍及全國。漢族和苗族、瑤族、回族、僮族、布依族、白族、彝族在反清的共同目標下，相互支援，協同作戰，表現了各族人民反對清朝封建壓迫的共同意志。

　　統治階級內部的分化組合

　　兩次鴉片戰爭及太平天國起義，使當時的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咸豐、同治年間，清統治階級內部各種勢力的分化組合，就是這種變化的重要表現之一。

　　辛酉政變

　　《北京條約》簽訂後不久，清廷即發生了一場政變。咸豐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豐帝病逝於熱河，其六歲的兒子載淳即位。載垣、端華、肅順等受遺詔，贊襄政務。幼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后企圖攬權，使人上奏請求皇太后「垂簾聽政」。載垣等人以「本朝向無垂簾故事」予以拒絕，故彼此發生嚴重的權力衝突。慈禧與留守北京的奕忻合謀，在九月迴鑾北京時發動政變，將載垣、端華、肅順逮捕處死。慈安和慈禧兩太后垂簾聽政，改年號為同治。奕忻出任議政王大臣，輔理政務.從此，慈禧太后把持晚清朝政將近半個世紀。慈禧、奕忻政權的建立，得到外國公使的支持。列強期待著這個政權將會更加服從自己的意志，有助於侵略勢力滲入中國各地。

　　兵權、財權下移

　　這一時期，政治格局的又一個明顯變化是地方性漢族封建勢力的崛起。湘淮軍的許多將領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中立下了汗馬功勞，晉陞高官，其中不少人位列封疆，清朝前期由滿人壟斷地方督撫的局面有極大的改變。晚清的中央政權雖仍由滿族親貴領銜掌權，保持著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外貌，但漢人在中樞和地方的實力增強，清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依賴地方漢族地主勢力的支持，故政治離心力顯著增強，地方對中央的號令、政策推宕拖延，陽奉陰違，自行其是。

　　中央和地方、滿族和漢族的權力消長表現在兵權和財權方面。清朝原有的八旗、綠營等常備兵號稱八九十萬人，但有名無實，有餉缺兵，已蛻化成毫無戰鬥力的烏合之眾。太平天國被鎮壓後，湘軍雖然解散，但各省大約仍有五十萬由湘淮軍演變來的「勇營」，編組和指揮的權力在總督、巡撫手中。清朝中央竭力「強幹固本」，組織神機營，企圖重建八旗武力，又加餉訓練京兵，但並無實效。清廷三令五申，要求各省「裁勇節餉」，各地均以「地方不靖」、「伏莽可慮」為借口，反對和抵制裁勇，致已經下放到地方的兵權不可能再收歸清朝中央。

　　兵權下移的同時，財權也在逐步下移。清代的地方財政本有一套嚴格的撥估、協解、奏銷制度，全國財政大權集中於戶部，地方並無獨立的財政。太平天國戰爭期間，清廷財窮力竭，不能發放軍餉，督撫將領均就地籌餉，不再受戶部控制，也不能按照原來刻板的則例報銷。同時，財政收支的內容發生了很大變化。收入方面，關稅、厘金、洋葯土葯（鴉片）稅大量增加，超過了傳統的地丁大宗收入;支出方面，賠款以及地方的勇餉、洋務、善後等新開支激增。財政內容的變化，反映了社會經濟和政治的變化。舊的章程則例不能適合新的財政內容，故財務制度陷於混亂。督撫掌握地方財政，自行支配，戶部連各省收支的項目和總數也不清楚，更不可能進行財政的統籌和監督。清政府再三頒布「總核天下度支」、「統籌餉需」、「開源節流」的辦法，但幾紙命令不可能使地方把既得利益拱手奉還給朝廷。

　　洋務派的形成

　　清朝政府被迫打開了中國的門戶，逐步改變其制度、政策。洋務派官僚集團應運而生，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奕忻、李鴻章、張之洞等，他們改變了某些傳統觀念，一是認為外國入侵中國不過是要求通商，並非要推翻現存政權，所以和外國作戰並無必要，也不可能戰勝。為此他們執行對外妥協的外交。二是主張學習外國的某些長處，以輔助封建主義之不足。他們的主張和措施遭到各方面的猛烈反對，但洋務派在日益頻繁的對外交涉、創建海軍以及工商活動中積聚起了實力。李鴻章的北洋集團在19世紀後期居重要的支配地位。他本人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二十餘年，經辦晚清海軍、陸軍的編練，槍炮、機器的購造，輪船、工廠、礦山的開設，以及對外交涉、條約談判。在他周圍，聚集了一批軍人、政客、企業家、知識分子。他們希望在軍事、經濟、外交、教育方面作一些枝節的變革，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創辦新式企業，引進武器裝備，雖不能挽回清政權的頹勢，但在客觀上為進一步的變革準備了條件。

　　除李鴻章的北洋集團外，洋務派尚有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等。奕忻集團出現最早，且因和英法聯軍議和、支持慈禧上台而立功，掌握中樞權力二十餘年，但這一集團缺乏實力和人才，後來與慈禧失和，在中法戰爭中下台。曾國藩是洋務主張的倡導者，因去世較早，沒有進行更多的活動。左宗棠集團以福建和西北為據點，創辦了福建船政局等重要事業，主張積極抵抗外國的侵略。左宗棠曾親率大軍，跋涉西北，收復新疆，為祖國的領土完整作出了貢獻。張之洞洋務集團崛起較晚。他本人出身於「清流」文官，並未掌握軍權和外交，活動主要是創辦了各種企業，集中在武漢一地。他無曾、左、李諸人的實力和影響，主張文治，倡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洋務運動製造理論的根據。

　　洋務派的主張和活動遭到封建頑固派的激烈反對。奕忻等在北京創設同文館，學習西方的語言文字、科學技術，引起理學大臣倭仁的攻訐。李鴻章的各種活動經常受到指責和彈劾，例如，關於鐵路的爭議，從光緒六年提出建造鐵路幹線的建議以後，洋務派認為鐵路具有重大的經濟和政治價值，有利於鞏固封建統治；而頑固派認為修築鐵路將帶來生活的災難性變化，是封建統治的禍殃。儘管爭論雙方都企圖維護封建制度，但道路和方法不同。爭論持續了十年，結果拖延了時間，喪失了機會，中國的鐵路建設長期停留在爭論階段而踏步不前。

　　外國侵略勢力的深入

　　19世紀70年代，自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導致爭奪殖民地的鬥爭更加激烈。老牌的和新起的殖民主義者利用兩次鴉片戰爭擊敗中國的有利條件，對衰弱的中國鷹眼虎視，尋機擇肥而噬。

　　侵略邊疆

　　首先是俄國，以《北京條約》中關於勘分西北疆界的規定，和清政府在塔城談判，使用矇騙和威脅手段，把侵略條款強加於中國。同治三年(1864)簽訂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割去了巴爾喀什湖以東約四十四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

　　同治四年，浩罕汗國(1876年被沙俄吞併)的軍官阿古柏在英國支持下，利用新疆混亂的局勢，侵佔南疆，建國稱汗。十年，俄國以清朝不能安輯地方為名，出兵侵入伊犁，名為「代管」而久占不去。光緒初，左宗棠率兵進入新疆，阿古柏戰敗自殺。三年(1878)，清軍收復南疆。清朝派崇厚往俄國，索還「代管」的伊犁。俄國玩弄花招，勒索更多的權利，崇厚受欺弄擅自簽約，輿論大嘩。清廷改派曾紀澤前往俄國，要求改約。光緒七年簽訂《中俄伊犁條約》，雖索回了伊犁並稍稍爭回了一些利益，但中國喪失的領土仍達七萬平方公里之多。清政府收復新疆後，招集流亡，興修水利，獎勵耕墾，努力治癒長期戰亂的創傷。光緒十年建立行省，與內地行政制度統一起來。

　　當時日本明治維新剛剛發端，即效法西方殖民主義，對中國進行侵略。同治十三年，以琉球人被台灣土人所殺為借口，派兵在台灣登陸，對清政府勒索訛詐。清廷妥協退讓，賠款乞求日本撤兵。為了保衛海疆，光緒十一年台灣建為行省，這一措施促進了台灣政治、經濟和防務的發展。但十年後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失敗，台灣又被日本所攫奪。

　　英國和法國則為爭先打開中國西南的門戶而進行爭奪。英國為了打通緬甸至雲南的通道，派遣近兩百人的探險隊，持槍執械，闖入雲南，遭到當地民眾的反抗，英國譯員馬嘉理被殺。英國公使藉機勒索，態度蠻橫，提出許多無理要求，並出動軍艦，以戰爭相威脅，迫使清政府於光緒二年簽訂《煙台條約》。條約除了賠款、道歉、開放雲南邊境貿易外，還涉及稅務、外交特權以及准許英人進入西藏的條款。英國據此而組織武裝力量入藏。光緒十四年，英軍進入西藏邊境，西藏軍民奮力抗擊侵略軍，但清政府極力妥協，與英國簽約議和，為英國勢力的入藏提供了便利。

　　侵犯主權

　　與侵略中國邊疆地區的同時，外國侵略勢力還以不平等條約為口實，極力擴大在中國的種種特權，並企圖從各方面對清政府施加影響。根據條約中外國使館長期駐京的條款，許多國家的公使聚居在紫禁城邊，對清政府頤指氣使，施加壓力。上海、天津、漢口、九江等處先後開闢租界，侵略者在那裡劃地界，修道路，設官署，頒法令，建貨棧，使中國的土地上出現了許多獨立於清政府管轄之外的殖民主義小王國。掛著外國旗子的輪船滿載著舶來的商品闖關越卡，免除厘稅，行駛在中國的內河。外國傳教士紛紛活動，深入中國的窮鄉僻壤。侵略勢力希望利用清政府幫助自己掠奪更多的權利，鎮壓人民的反抗，所以在兩次鴉片戰爭後，轉而對清政府採取庇護、「合作」的政策。一方面，要求清政府在制度、政策方面作適當的修改變化，以適應外國的侵略需要；另一方面，向清政府提供武器，竭力支持這一腐朽政權。

　　列強改變和控制清政權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咸豐十一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奕忻任總理大臣，管理對外交涉兼及通商、條約、海軍、關稅和鐵路、開礦等事，權力廣泛。同時，又設立了南北洋通商大臣。從此，列強可以甩開地方官吏層層的拖延、阻撓，直接和清朝的最高層打交道。洋務派官僚即產生於這些新設立的衙門。

　　同治十三年，皇帝親政，在列強的壓力下，不得不以平等禮節接受各國公使的覲見，放棄了要求外國來使必須向中國皇帝跪拜叩頭的禮儀。同時，也開始向外國派遣使節。馬嘉理案件發生以後，光緒二年郭嵩燾作為道歉的專使前往英國，此後常駐倫敦，成為中國第一個駐外公使。以後陸續在歐美各國設立使館，派遣公使。清政府在倍感屈辱、很不情願的情況下，勉強參加國際社會交往，進行外交活動。

　　外國侵略者攫取中國主權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長期控制中國的海關。海關總稅務司一職一直由英國人赫德擔任，各口岸的海關稅務司全部任用外國人。海關大權旁落，為外國商品的傾銷和人員的出入打開了方便之門。由於進出口貿易急劇增加，關稅收入大增。清政府在財政窮竭、常年入不敷出的情況下，有外國人管理的海關提供經常的、有保證的財源，因此越來越仰賴帝國主義。赫德對清政府的影響很大，許多重要對外交涉由他操縱，甚至直接干預清朝的內政和官吏任免。

　　人民的反抗鬥爭　面對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侵略，中國人民進行了堅決的反抗，主要表現之一是遍及全國、延續時間很久的自發的反洋教鬥爭。這種鬥爭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和號召力。當時，不少外國傳教士深入中國內地，修建教堂，招收教徒，且有些教士、教徒利用特權，橫行不法，魚肉百姓，引起人民的忿慨和反抗。一些官吏、地主和知識分子也紛紛參加，致使鬥爭變得極為複雜。19世紀下半葉，各地的反教會鬥爭連綿不絕，其中較大的有同治年間的貴州教案、四川酉陽教案、天津教案；光緒初年長江下游各地的教案；中法戰爭期間西南地區的教案以及甲午戰爭前四川余棟臣、熱河金丹道發動的鬥爭。越到後來，規模越大，反洋教鬥爭和反清鬥爭逐漸有結合的趨勢。秘密結社的參加，武裝起義的頻繁，成為19世紀末反洋教鬥爭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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