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專家：澳大利亞不再一味恐懼憎恨中國

　　澳大利亞《堪培拉時報》11月18日文章，原題：對中國敵意的結束 年初我從東京回堪培拉，參加由澳大利亞中華全球研究中心組織的會議。難以相信，這就是近半個世紀前我還在太平洋研究學院做研究時的那個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NU）。

　　那時，中國一直是恐懼和憎恨的對象。澳政府認定北京對越戰負有責任。ANU贊同這種觀點。這是我當時決定研究日本經濟而非中國經濟——我本來的專業領域——的一個原因。越戰的發展讓我感到不得不撰文解釋中國的政策，為此我遭遇了只有「地平論」者和小孩子才會遇到的鄙視。

　　ANU出版社拒絕出版我的《懼怕中國》書稿，稱其為「親共小冊子」。（當時他們正忙著出另一本冊子，內容是呼籲建立日印澳聯盟對抗好戰的中國。）今天，《懼怕中國》（最終於1967年出版）可以再版，且無需作者改動一字一句。

　　時間快進到今年這次ANU澳中交流會，環境真是天壤之別。學校歡迎來自中國的嘉賓——正是從前被拒之門外的那個國家，還有不少說一口流利中文的澳大利亞人。對我（當年第一個接受中文培訓的外交人員）而言，難以想像有一天自己會聽到普通澳大利亞人講著近乎地道的漢語。

　　其實，這些漢語流利的人都參與了對華交流。比如澳廣播公司的沃倫·鄧肯講述了在動蕩的上世紀70年代報道中國是何種情形。會議高潮是播放一部講述首個澳學生代表團文革時期訪華的片子。我們發現那些學生中不少人後來被列入黑名單，其職業生涯從此受到墨爾本「安全衛士」的阻礙。

　　之後我們進入到1971年7月，高夫·惠特拉姆的訪華突破了堪培拉對北京的敵意之牆。突然間澳中關係從黑暗進入光明。其實真正的突破是那年較早時北京發起的乒乓外交。當時堪培拉仍認為北京在試圖讓我們放棄反華，所有主要西方國家中，唯獨澳禁止本國球隊受邀參加在日本舉行的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球隊轉而要去台灣。我當時是《澳大利亞人報》駐東京記者，偶然發現此事，於是勸說球隊改道去中國大陸，領隊最終同意。隨後的球隊訪華備受關注，令澳媒轟動……

　　即使對華關係的突破比許多人知道的更複雜，但它的確發生了，且的確幫澳外交政策注入一些現實元素——儘管直到今天似乎仍然有人懼怕中國。（作者格雷高里·克拉克曾是澳對外事務部官員，1965年辭職以抗議澳對中國和越南的政策，喬恆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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