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輝：中國改革開放40年個人觀念的發育與反思

改革開放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性發育的起點，個人觀念在此過程中得以成型和凸顯，甚至成為理解這一社會變遷實質的重要基點。個人觀念的形成是社會制度和交往關係內化的結果，由於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轉型涉及經濟的工業化、社會的法制化和國家的現代化，身處其中的個體被時代浪潮所裹挾，身份認同和行為標準在傳統與現代、人情與契約、血緣與職業間撕扯，往往有時空錯置帶來的身心無處安放之感。置身於傳統、現代、甚至後現代同時呈現的當下中國，個人觀念往往充滿悖論和糾結，甚至無法用單一的邏輯加以描述總結，但這也恰是這一論題的魅力所在。

中國個人觀念的發育是隨著全球化推動的市場經濟的開展而啟動的，第一次個人觀念傳播的20世紀初適逢第一次世界全球化進程的末期，世界大戰在結束第一次全球化進程的同時也打斷了中國個人觀念的傳播和影響。從這一意義上講，中國的改革開放更為幸運地融入第二次全球化的上升期，起初乘著世界市場經濟發展的東風，其後則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這是中國在兩次全球化進程中所受影響和發揮作用的根本不同，也是改革開放能夠通過大規模的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變遷使個人觀念從思想實驗轉變為社會現實的深層原因。第一次個人觀念的發育是一種鋪墊和先聲，是一種象徵的符號意義，改革開放所開啟的個人觀念的發展成熟才是從思想觀念到個人行動和社會結構的全方位影響，兩次世界全球化和中國兩次個體化構築了中國特殊的現代化進程。在中國第一次個人觀念萌發的一個世紀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對個人觀念進行歷史反思具有切實的現實意義。首先，從世界歷史發展進程而言，個人觀念是世界全球化進程與中國地方實踐相結合的重要連接點。在中國經濟成為全球化新動力的時期，個人觀念發育既是中國融入世界的重要通道，也是世界了解中國的重要維度。個人觀念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進程中生成和發育，同時也對社會交往規則和社會組織結構，甚至政治利益訴求的轉變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個人觀念是現代性的核心」，個人觀念的發育是理解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圖景的根本主線。其次，從改革開放的過程而言，改革開放始於農村改革中小崗村農民的18顆紅手印，它是由人民公社制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轉變，代表著個體生產者對計劃經濟的反抗。其後的國企改革和城鎮化建設等都是充分發揮個人和作為法人的企業的積極性，可以說改革開放的歷程就是個人觀念發育和個人社會地位提升的過程。最後，從改革開放的成果而言，最為重要的就是凸顯個人努力的「自力更生」，改革就是每個人能夠通過自身的努力改變命運，實現每個人的「中國夢」。無論是接受教育還是參加工作，改革開放破除了以階級出身和政治成分的選擇標準，並將進一步放寬戶籍限制，保證機會公平和程序正義，使積極努力的每個個人都有獲得社會承認和實現自身價值的機會與可能。就此而言，改革開放已經開啟了個人實現「中國夢」的現實保證。

20世紀初期，很多學者將現代西方個人觀念的概念和思想不斷譯介引進中國，並探討個人在富民強國中的作用。金觀濤和劉青峰在副標題為「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的《觀念史研究》一書中對中國個人觀念的起源、演變和形態進行了梳理和評價。「個人」一詞是舶來品，故而研究其中國起源有些偽命題的意味。從西方文獻看，來自拉丁文individuus的individual本義是「不可分割的」，最初用於表達希臘文「原子」一詞。16世紀以後的西方現代社會誕生時期，individual則用於描述原子式個人，個人觀念源於指涉社會組織的最小單元。可見，個人觀念從誕生之初就與現代社會發育密不可分，「無論中國還是西方，以『個人』為價值之源、公開宣揚個人本位的個人觀念的產生，只能是一個『現代性事件』」。西方個人觀念的話語和理念慢慢傳入中國則要等到戊戌維新到新文化運動時期，其內容包括個人自由、個人權利、個人獨特性、個體與群體關係等。這其中有一個對「individual」引介和理解的動態演變過程，1885年江南製造局出版的《佐治芻言》中傅蘭雅將individual翻譯為「人」，society則翻譯為「會」，其它譯名還有「私」「己」「獨」和「個人」等。「個人」具有現代政治意涵通常認為是1884年在日本定名並傳入中國，魯迅在1907年的《文化偏至論》談到「個人一語，入中國未三四年」，梁啟超在1902年《論政府與人民之許可權》提出「國家之主權，即在個人」被認為是中國最早在西方個人權利觀念的意義上使用「個人」一詞。胡適曾將中國現代思想劃分為兩個時期：從梁啟超到新青年的維多利亞思想時代側重於個人的解放；1923年以後興起的以民族主義運動和共產革命運動為代表的集團主義（即集體主義）（Collectivism）時代則高舉反對個人的旗幟。故而第一次個人觀念發育的研究多集中於五四時期，或者清末民初，個人觀念在此期間賴以形成的思想根源既有傳統文化中宋明理學人格主義和陽明學意志自主的傳承，又有現代西方強調個人意志自由和個人權利發展等社會思潮的外在影響，如康德和密爾等人，其中以個人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影響最為顯著。個人觀念的傳入必然與宗法社會強調「家—國—天下」的中國傳統世界觀相抵觸，尤其是「天命觀」。這期間進行了一個「天」與「人」主從關係的轉換，具體分為從「天」到「人」，再從「人」到「個人」，對應三個時間階段：從鴉片戰爭到戊戌維新「人」與「天」的分離；清末民初從「人」到「個人」的過渡；五四時期現代個人觀念的確立和多元化。可以說，個人觀念萌發於清末民初，形成於五四運動時期，此後「個人」不僅成為價值之源獲得了道德正當性，而且通過意志自主的自我意識與個人觀念的結合為當時的社會提供了一種新的道德標準體系。天人關係轉變的核心問題是「個人」與「集體」或者「群」之間的關係如何處理，這在當時引發了激烈的討論，例如以「內圖個性發展，外圖貢獻於群」而「群己」並提的陳獨秀，「為公眾的福利而自由發展個人」的傅斯年，最早區分「大我」與「小我」並強調個人對「大我」的責任的梁啟超，以及提出「小我」只有作為社會一員才有終極價值的「社會不朽論」的胡適等等。綜合而言，個人觀念與群體意識之間的並立是這一時期思想的重要特徵，個人觀念也是在以群體意識為目的的框架內進行討論的。「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個人觀念是作為所有普遍性概念——如『公理』『國家』『團體』，等等——的對立物來界定自己的，然而，如果我們把個人觀念置於近代中國的語境中來觀察它的起源和運用，我們會發現，這種對人的自主性、獨自性和唯一性的強調恰恰以那些普遍性觀念所要解決的問題為其目標。」雖然個人觀念在現代中國發展初期是一個極為複雜的概念，激進派將「個人」作為手段和工具，自由派將「個人」視為價值根源等，但無論如何，這一時期對「個人」的強調是不徹底的，遠沒有達到如西方社會將「個人」看成是目的的高度。這也為五四運動高潮過後集體主義復歸成為主流話語埋下了伏筆，這是除了上文所講作為社會環境影響的第一次全球化結束之外的內在因素，內在邏輯可能與外在社會現實的結合使得第一次個人觀念的發育曇花一現。個人觀念在中國的現實發育，即社會的個體化運動，主要在建國以後，新中國成立到70年代是籠罩在集體主義範式下的意識形態化和整體主義式的個人觀；改革開放以後則是公民意識、權利意識、個性意識和競爭意識等獲得空前發展的個人觀。改革開放之後的個人觀念的根本性變化突出表現為個人主體意識的覺醒和強化，在思想解放大潮下引發的人道主義爭論和哲學主體性問題的爭論都代表了社會主流對個人主體性的呼喚和肯定。1980年思想理論界在全國掀起有關人生意義的大討論標誌著個人觀念的再次回歸併公開發聲。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後，對個人觀念的思想討論轉變為追求個人利益和物質享受的實際行動，並表現出諸多影響至今的新變化。如果只局限於改革開放過程，很多學者就會僅從國家與個體化和市場與個體化兩個維度研究中國社會的個體化進程，但是前一階段的家族組織提示了關係和禮物交換維度是研究中國個體化不同於西方社會個體化的重要方面。在脫離單位和集體組織投身於市場經濟浪潮的中國式個人並不能完全成為西方原子式個人，家庭和宗族的傳統觀念依然是他們的現實歸宿和精神寄託，這也是理解中國個體化進程發展趨勢的重要思路。同時這也體現出中國式個體化程度能走多遠的問題，無論是家庭、單位還是國家，個人都與集體若即若離，如果解決不好個人觀念與集體主義之間的關係，當前的個體化運動難免回到百年前第一次個人觀念偃旗息鼓的老路上去。如果個人觀念真能與包括家庭在內的集體主義徹底決裂，那麼問題是相較於西方人放置於彼岸的宗教信仰，中國式個人未來如何安放自身的精神歸宿是一個值得每個人深思的問題。

二個人觀念發育的社會環境變遷

個人脫離不了所處的歷史時代和社會環境，個人觀念的發育受到社會環境變遷的直接影響。我國個人觀念的發育歷史與兩次全球化運動密切相關，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對中國社會環境的最終影響是集體化運動的興起，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則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建設，結果是傳統等級制社會的縱向結構開始扁平化。個人存在的意義從奉獻於宗族和集體逐漸轉向關注自身，個人「自我」觀念逐步萌發並不斷地受到反思。

1.社會主義集體化運動打破宗族對個人的禁錮

傳統中國所處的農業社會裡，個人是屬於宗族的一份子，是一種依賴於血緣關係的社會存在，與宗族形成「身份—依附」關係。在農業社會裡社會階層固定不變且等級森嚴，特別是中國的「超穩定結構」將個人固化於由出身所決定的階層中且幾乎終身不變。所有社會資源由處於社會等級金字塔頂端的皇帝憑藉政治權力按照等級高低進行縱向的分配，個人所能享受到的份額主要由其出身的家族和階層決定，故而個人依附於他的家族出身和階層身份。農民都被禁錮於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的土地上，自產自銷自給自足的生活日復一日重演，代復一代相同，絕大多數人從未離開所生活的村莊。村落就是一個農民生活的世界，家族利益是他奮鬥的目標，禮尚往來處好鄰里關係是他行動的準則。在改變社會階層的渠道方面，讀書入仕是最為常用的，但在生產力低下的農業社會支撐一個人寒窗苦讀十餘年往往需要傾盡整個家族之力。所以一旦金榜題名求得功名，個人就有提攜和蔭蔽整個家族的責任和義務，仕途的最好歸宿則是告老還鄉，落葉歸根。即使是通過武力改變社會階層的項羽所想的也是衣錦還鄉，家鄉和宗族是傳統中國個人的起點和終點。

社會主義集體化運動推翻了傳統中國的等級結構，打破了宗族對個人的禁錮，解放了個人的思想。土地公有和集體勞動代替了原有的小農生產方式下的家庭經濟，經濟生產和分配不再以家族為單位而是以村集體為單位。集體共餐和共同勞動等削弱了原有的家長權威，集體和國家取代家庭利益成為個人的奮鬥目標和效忠對象。在社會資源的獲得方面從依賴於出身到「按勞分配」，階層間的不平等大大降低，個人更有可能通過自身的努力奮鬥改善生活條件和生活環境。個人成為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一員，從家族的一份子變成人民的一份子，社會結構更加水平和穩定，個人的平等觀念和當家做主的主人翁意識獲得迅速發展。社會主義集體化運動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個人所受的束縛，但是在許多方面國家和集體只是取代了傳統中國家庭和宗族的角色，個人依然屬於更高序列中的一部分，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約，直到改革開放帶來的市場經濟建設浪潮進一步為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的個人鬆綁。

2.市場經濟建設浪潮衝擊集體對個體的束縛

社會主義集體化運動是對傳統中國社會結構的傾覆，等級金字塔低端的工農階級變成頂端的領導階級，但在社會整體對個人的安排方面仍然存在諸多相似，個人從束縛於宗族變成束縛於以集體和單位為代表的國家。在行政命令成為配置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根本方式的前提下，個人與國家形成的是另一種的「權力—依附」關係，「家族人」變成了「集體人」和「單位人」。在社會資源的配置上，雖然廢除了原有的「出身」所決定的社會等級結構，但倒轉之後以「成分」作為社會分層標準本質上並沒有發生改變。從改變社會階層的高等教育機會的獲得來看，工農兵推薦進入大學深造更偏重出身而非能力，不過優點是受益的人數更加龐大。國家在個人的一生中伴隨始終，從出生上戶口，到分配工作，再到「聽從組織分配」的婚姻，再到退休養老等方面一應俱全。

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的改革開放可以說是一個逐步放鬆國家對個人束縛的過程，個人所依附的對象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從國家回到家庭，但又不是傳統的家族概念，是以發展市場經濟為目標並為個人提供動力和支持的家庭，不是原來的同姓抱團以求光宗耀祖出人頭地的家族。緊隨農村改革之後的國企改革和「下海」浪潮使得個人在國家、集體和單位之外擁有了生活來源和安身立命的機會，經濟自主擴大了社會自由。高考制度的恢復和義務教育的實施使得不論出身的每一個人都有獲得基礎教育的機會和享受高等教育的可能，在通過讀書和教育改變社會階層上更是側重能力而排除出身因素，這使得個人更加有可能通過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在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建設過程中，越來越多涉及個人生活空間的運作機制由國家決定轉向市場配置，婚姻自由、擇業自主和取消編製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個人從對國家的權力依附轉向在市場中憑藉學歷和能力等進行自主選擇和自擔風險的原子式市場「經濟人」。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建設對個人境況的影響在本質上有別於社會主義集體化運動，它在某種程度上解放了個人，這種影響也表現在社會等級結構的扁平化轉變上。

3.傳統等級制社會結構轉向扁平化社會結構

傳統中國的等級制社會結構主要由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和作為統治者意識形態的儒家學說所決定和構成。國家是由家族延伸而成，朝廷的官員被稱作「父母官」，個人是為了更高的家族和國家而存在和行動，以此構成了以出身—宗法為基礎的傳統等級制社會。儒家學說則提倡「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倫理綱常，每個人在等級秩序列中都有固定的位置和行為準則，個人聽命於家長，家長聽命於國君，與傳統等級制結構形成完美契合。新中國成立後的一系列社會主義集體化運動形成了國家主導的社會化大生產模式，個人聽從於集體和單位，集體和單位則聽從於國家，家族被集體和單位所取代，「政治成分」取代「家庭出身」成為新的社會等級劃分標準，個人和全體人民為了更高的國家榮譽和國家利益而奮鬥終生。改革開放開啟的是經濟、市場和貨幣的力量，在經濟建設的浪潮中，市場、企業和個人逐漸從國家嚴密的政治控制中解放出來。隨著市場和商業的發展，個人能夠在集體和單位之外獲得謀生的機會和手段，這是個人能夠擺脫嚴密的政治等級結構的重要前提。個人不再完全依附於宗族或者單位以獲取物質資料和社會尊敬，貨幣開始嘗試為社會中的每一個人提供經濟資源和社會地位，資源的配置由縱向的權力配置逐漸轉變為橫向的貨幣配置，故而社會等級結構也從等級制轉向扁平化。在這一背景下，個人更有可能依賴於自身的努力謀求更好的社會生活環境，個人也開始從家族和單位的束縛中得以解脫，自我觀念和權利意識開始發育，教育理念和社會共識也逐步轉向個性化與創新化。整體而言，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是政府與市場共同配置資源，因而形成了兩種塑造社會結構的力量，但就個人所處的私人生活領域而言，市場在其中越來越佔主導作用，故而所處的社會結構也越來越扁平化。

三我國個人觀念形成的五個面向

隨著改革開放後市場化浪潮對個人束縛的解除，個人奮鬥的目標開始由崇高的彼岸理想轉變為世俗的現實利益，個人觀念從外向於宗族和國家轉變為自我權益。我國社會轉型期的個人觀念內涵異常複雜，但有五個方面值得重點關注。市場經濟發育首先衝擊的是個人消費行為與消費觀念，擁有經濟實力的消費者開始追求與眾不同的個性和自我，在此過程中開始形成並維護自身的合法權利。個人觀念的家族意識從個人依附和服務於家族轉變為功能性的親屬關係為個人利益所用，國家意識雖然有所淡化，但與個人的關係依然緊密相連。

1.消費主義：大眾消費、炫耀性消費與社會地位重塑

改革開放以前倡導的「勤儉持家」和「艱苦奮鬥」等思想將消費降低到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改革開放提出的「能掙會花」口號標誌著我國消費主義時代的到來。隨著市場經濟的建設和民眾收入的提高，改革開放後曾掀起三次有影響的大眾消費浪潮：第一次是始於1979年受益於農村改革的農民群體為主力的工業品消費浪潮；第二次是始於1985年受益於城市改革的城市消費者為主力的各種消費品購買浪潮；第三次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消費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消費對象從工業品到食品等必需品再到奢侈品，消費的功能從滿足生理需要轉變為滿足心理慾望，功能性消費逐漸演變為炫耀性消費，個人試圖通過消費行為重塑自我形象和改變社會地位。從八十年代的彩電，到九十年代的大哥大，再到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私家車，這些商品的擁有不僅是經濟實力的代表，更是階層身份的象徵。個人在拚命賺錢和瘋狂花錢中滿足購物的快感和實現現代社會的存在意義，並藉以界定自身的社會階層。但這種階層差別本質上是一樣的，差別僅僅是商品標籤和貨幣多寡的不同而已。消費主義下的社會階層又非常善變，消費者需要不斷更新消費品的品牌和款式，與時尚潮流同步甚至超前才有可能維持原有的社會地位。每個人都有成為名人的機會，但要持續不斷與時俱進地消費才有可能加以維持，消費是現代西西弗斯不停推動的石頭。

2.個人主義：從關注階級鬥爭的「政治人」到只關心自身利益的「經濟人」

中國個人主義的發育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而展開的，個人開始超越集體和家庭，成為人們行動時考慮的首要目標，利益開始取代理想甚至道德，成為指導人們行為的統一標準。個人主義來自於西方社會思潮，認為個人利益是決定行為的最主要因素，強調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非常重要，同時也認為自我獨立和人人平等是個人最基本的美德。個人主義進入中國後被中國式的「拿來主義」斷章取義，片面強調權利的前半部分，故意忽略側重義務的後半部分，成為許多人追求私人利益，逃避社會責任的借口。這種個人主義是自私和功利的一種自我中心主義，這種拿來主義忽視了西方個人主義中的自主、平等、自由和自立等因素，使得中國個人觀念發育的道德批判更加難以把控。個人是自然的、道德的、文化的和社會歷史的人的統一體，以此來匡正個人主義所強調的個人是自然自發、自私自利和無牽無掛的方面。[20]一個可行的思路也許是既要鼓勵個人觀念中包含的對個人自尊、自愛、自信、自由和自主的強調以維護個人權利和弘揚個體個性，這種個人觀念的發育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有非常積極的作用，同時又要防止個人觀念中的自私自利、唯我獨尊、我行我素、自我封閉等容易引致自我中心主義或倫理利己主義的因素，[21]要通過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引導和規制個人觀念的健康成長。

3.權利意識：個人利益表達、市場秩序生成與法治社會建設

權利意識是伴隨著市場經濟中個體利益的獲得而產生，並在個體利益受到侵犯時表現為各式各樣的維權行動。傳統中國下「王土」和「王臣」的觀念深入骨髓，且鄉土中國倡導的是一個「無訟」的社會，故而沒有權利意識和維權行為的容身之地。集體制下個人是無條件服從組織安排和充當集體利益的小小「螺絲釘」，也是沒有自身獨立的權利取向的。個人權利意識是個體利益的公開表達，是個體利益合法性的微觀表現，但是中國個體權利意識的發展過程和所處的社會環境非常複雜，一方面缺乏有效表達和維護個人利益合理訴求的法律法規和行政機構，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為維護社會穩定考量而急於簡單粗暴對待，故而個人權利意識的表達和培育是一個漫長的磨合過程。中國國情的特殊與嚴峻之處在於中國個人缺乏獨立意識和契約精神，沒有這一道德底線和社會共識，很難發育出與市場秩序相契合的法律制度。在法律制度的框架里形成個人利益的合理表達正式機制才能保證市場秩序的持久有效，同時法治社會的建設也要結合市場行為中出現的權利意識發展傾向，有了現實的個人權利和市場秩序的需求基礎，依法治國的大政方針才能真正落到實處。個人權利、市場經濟和法治國家是由微觀到宏觀一脈相承的完整發展體系，是經濟建設和社會轉型能夠進行到底的根本保證。

4.家族意識：核心家庭、親屬關係與個人幸福生活

傳統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下，家族兼具生產、分配和消費的大部分經濟功能，個人一生中大部分的經濟生活和社交活動都是在家族的範圍內完成的。隨著社會主義集體化大生產和其後市場經濟建設的開展，家庭結構的現代變化一方面表現為龐大的垂直結構家族譜系分化為簡單的核心家庭，另一方面家庭的大部分經濟功能轉移到國家、集體和之後的職場、市場，對個人而言家庭本身僅僅剩餘消費功能。生產方式和收入來源的變化使得個人有了脫離家族依附的經濟基礎，也使得個人賴以生活的最小家庭單位可以從數十人的家族降低為最簡單的三口之家。親戚與同族關係在當前受重視與否不再取決於血緣和情感因素，而是以能否為個人獲得經濟收益提供便利和資源為準繩，如非洲淘金聞名的廣西上林人現象。個人的家庭意識從成長期帶有功能性的依賴和依戀，變成成熟期帶有責任性的回報和寄託。在市場經濟意識日漸盛行的時代，家庭是在市場和國家之外能夠給中國人提供一個免於貨幣價值和工具理性衡量的庇身之所。市場發育了個人觀念功利性和工具性方面，目前只有家庭能夠切實地為個人觀念提供目的性和歸宿性寄託的可能。所以，個人的家庭意識是多元複合的，既是服務於個人可資利用的工具作用，又是個人所奮鬥維護的終極選項。

5.國家意識：個人生活、經濟自由與國家意志

傳統中國個人融合於家庭和宗族，其後個人則融入於國家和集體，改革開放開啟了市場化進程中的個人經濟自由，個人觀念的家庭意識和國家意識都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在國家完全主導經濟資源配置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集體和單位是個人日常生活中國家的代表，個人服從於集體和國家，國家榮譽高於一切，國家意識處於首要和主導地位。在物質基礎貧乏的年代，受到國家意志的肯定是個人的無上榮譽，是個人存在和奮鬥的意義所在。市場經濟在國家意志之外開闢了個人生活的第二個領域，或者說個人生活中的經濟領域從行政管理轉移到了市場配置。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社會格局基本是政府和市場並立的局面，個人生活的主要部分放置於市場之中，與國家政治領域的直接接觸並不多。個人也已經在歷史的磨合中與國家意志達成默契，在經濟自由中實現奮鬥目標和人生意義。從國家意志而言，在退出微觀經濟領域之後，仍然會通過其它方面的途徑增強個人的國家意識和民族凝聚力，如文化方面的愛國主義宣傳、宏觀經濟方面的GDP世界增速、體育方面奧運冠軍金牌數量、科技方面太空梭的成功發射和外交方面大型國際政治會議的舉辦等等。市場經濟從國家控制分離後，個人國家意識的邏輯則轉變為個人向國家納稅，國家應該服務於個人的「納稅人」邏輯。個人從服務於國家的手段變成國家所服務的目的，這是個人國家意識最本質的轉變。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和國家現代化的建設，個人的國家意識的歷史發展開始與國家倡導的「為人民服務」和「以人為本」的指導思想相互交叉融合。只有合理結合個人觀念和國家意志兩個方面的國家意識才會更加有利於轉型期社會建設的和諧、公平和公正。

轉型期個人觀念健康發育需處理好

三對場域關係

個人通常生活在家庭、市場和國家三個場域中。個人與親屬的互惠倫理關係，個人在市場上的平等交換和逐利競爭關係，以及在國家政治序列中的權力等級關係都各自有其行為邏輯，但三者疊加時會相互衝突，在個人觀念認知和行動方面造成糾纏不清的各種悖論。在當前中國所處的社會轉型期中，個人觀念要健康發育適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社會秩序，則需要處理好這三對場域關係。

1.現代化的個人逐利精神與傳統中國的家族關係倫理

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建設進程激發了個人的逐利精神，釋放了消費慾望，顯露了個人主義中的自利傾向，這些都與傳統中國重義輕利、勤儉持家和集體主義等觀念針鋒相對。這一悖論是現代工業社會與傳統農業社會兩種生產邏輯的對立，也是市場運行規則與家族交往規則兩個場域的對立。如果說集體化運動時期對家族關係採取的是「去傳統」的觀念和方式，那麼市場經濟建設以後採取的則是「用傳統」，用一種功能主義的方式將親屬關係有選擇性地運用於個人逐利活動中。傳統中的親戚朋友關係排序轉變成朋友置於親戚之前，基於個人經濟活動和社會交往形成的朋友關係重要性超過基於家庭出身的親戚關係，親戚關係逐漸從屬於經濟逐利活動，其朋友色彩更加濃厚。市場中講求經濟理性，用最小成本獲取最大收益是合理合法合規的個人行為準則，所以經濟學將人預設為沒有社會關係的原子式個人，只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計算和行動。但如果在講求人情倫理的中國熟人社會裡按照這種方式行事，則會被看作「沒有人情味兒」，被評價為「市儈」和「鑽進錢眼裡」，是對個人價值和其社會地位的極力貶低。這其實是要求身處其中的個人能夠儘力區分市場中的經濟逐利行為和熟人圈裡的社會交往行為，雖然轉型期社會中市場功能和家族功能尚未完全分化以及親朋好友的觀念也未完全意識到這些問題等都加劇了這種區分的困難程度。市場經濟發育對個人所處社會環境的最大影響是使他們所處的熟人社會逐漸變為陌生人社會，這不僅要求個人的逐利精神與熟人的關係倫理劃清界限，同時也要求個人培育出適合新的陌生人社會的一系列現代意識，如契約精神、獨立自主意識和社會公德心等等。這種適合市場經濟和法制社會的現代意識需要家庭對個人從小加以培養，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對目前仍處於關係倫理中的中國家庭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目前個人逐利精神與家族關係倫理的矛盾還無法直接加以解決，這也是個人觀念中最大的糾結，是個人成長過程中都會遇到的問題。隨著市場化程度發育更加成熟，家族觀念的繼續現代化以及家庭與市場功能的繼續分化，相信這一問題會在未來的個人觀念中得到更好的處理。

2.市場經濟中的個人利益與代表集體利益的國家意志

市場的發育使得個人利益和個人觀念有了發育和成長的空間，某種程度上也是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動力來源，在經濟領域以及個人生活空間中國家基本上給予了個人觀念足夠的發展空間。但是在社會資源的整體配置和政治領域仍然是國家統一決策和管理，仍然是要求個人觀念服從國家意志的集體主義。這就存在一個如何處理個人利益與國家意志的問題，或者說改革開放後的市場經濟浪潮中個人觀念如何看待集體主義的問題。這個問題其實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講，在經濟領域表現為國家權力對經濟資源配置的干預問題，在政治領域表現為個人私利對國家公權力行使的腐蝕問題。經濟發展領域的國家職責既要應對市場競爭帶來的負面效應，又要維護整個社會的安定和發展。在缺乏契約精神的中國式個人主義指引下，追求個人私利的中國企業和個人勢必會造成市場競爭秩序的混亂，難以形成健康的市場經濟制度和相應的社會組織體系。這既需要國家的強力意志來維護市場競爭行為的公平有序，也需要國家在維持社會有序運行方面進行強化干預。契約精神和社會公德並不是從個人內心突然生成或者依賴家庭教育灌輸得來，而是通過國家強制手段規定的法律法規形成遵守的秩序和習慣，再由一代一代的人相互傳承成為深植血液中的理念和傳統。故而在個人追逐私利的市場經濟領域仍然需要國家意志在形成契約精神和社會公德方面的強制作用，以此來形成更加完備的現代法治社會。同時，在政治領域國家和市場的關係討論的比較少，但以經濟交換勾兌國家公共權力以謀取私利的腐敗行為卻不容忽視。大多數人往往只知道腐敗不好，但不明白腐敗為什麼不好，也往往反對行使特權的人，但不反對特權。公共權力是為整個國家而行使的權力，代表的是國家意志，維護的是國家利益，腐敗是以行使公共權力的名義和便利為個人謀取經濟私利，是個人利益對公共權力的腐蝕，是市場交換邏輯對神聖公共職責的侵犯。這種行為不僅有悖社會組織形成和國家整體運行的合法基礎，造成社會分層加劇，同時也有悖市場公平競爭原則。無論在市場經濟領域還是在公共行政領域，腐敗都是有違基本原則的異化行為。在追求個人經濟利益過程中，要求個人行為要合理合法合規，明確市場運行邏輯和國家強力意志之間的界限，一方面要配合國家法制建設政策培育適合現代社會的契約精神和社會公德，另一方面要積極維護公共權力的完整性和神聖性，強化適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秩序的國家意志。

3.國家政策與社會變遷強制實現的個人自主與自由

改革開放所開啟的中國社會轉型進程是由國家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導實施的，個人在這個歷史轉折期並沒有做好思想準備，更多是無意識地跟隨周圍的人進行經濟行為的選擇和行動。所以，中國個人經濟能力的自主和自由，以及個人觀念的發育和成長是在國家政策與社會變遷的強制實施中展開的，不僅個人身不由己地捲入其中，甚至國家政策的制定者也在「摸著石頭過河」的試點探索中鍛煉成長。在這種強制實施的自由環境中發育的個人觀念更多是一種無所依靠和無所適從，故而中國轉型社會中個人價值觀從傳統向現代轉變和重塑面臨著比西方更加嚴峻的形勢。從維生手段開始的個人自主與自由是一種低級的自主與自由，市場上的叢林法則會佔領國家退出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所形成的真空地帶，使得農民和下崗工人等為解決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要素而努力奔波，從而造成更多的社會悖論，如農民工面臨的「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農村」，創業者所面臨的「未富先老」，大多數人所面臨的「勤勞而不富裕」等等，這也更加容易形成中產階級的缺失和社會貧富分化的巨大差距。在家族勢力弱化和社會領域缺失的社會轉型狀態下，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更加直接和複雜，這使得國家政策肩負了更多的重任，但也往往出現「一放就亂，一管就死」式的政策失靈，這諸多情況使得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都在這社會轉型過程中遇到了諸多悖論。從個人來講要在觀念上逐漸從無意識到有意識地認識到我國改革開放所開啟的現代化歷史進程的未來趨勢，認識到當前經濟社會狀況發展的複雜性，在把握社會發展趨勢的前提下結合國家政策的導向作出有利於個人的最佳選擇。從國家層面來講既要發揮市場經濟合理配置資源的功能，又要限制市場在社會必需品領域造成的貧富差距和剝奪，結合併促進社會領域各種組織和機構的功能，確保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使個人的自主和自由能夠順利上升到更高的層面，順利實現每個人的「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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