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 【貓眼看人】

「剩女」現象的社會批判【提要】「剩女」現象是當今社會處於轉型期所衍生的城市之病，是「性政治」所伴生的怪胎，是社會浮躁的體現，是「女男平等」扭曲的展示。【關鍵詞】 剩女、三高女、婚配、男高女低、男女平等、公正、面子。【正文】 當今時代，社會上「三高」（高學歷、高收入、高職位）女性越來越「剩」了起來，於是有「剩女」之說。「剩女」現象為媒體高度關注，這關注本身就表明了某種價值取向，可以說明一部分問題。依我之見，「剩女」是由如下的原因產生。(一)舞台上的性別比僅反映性心理差異當今的年輕單身男女出席各種相親會、交友會和浪漫派對等場景，總是男性少於女性，遭遇到「牽手難」的尷尬，然而這現象並不表明社會上未婚青年中男少女多。「剩女」之說大概最早是從婚介所里炮製出來的，因為當今中國大中城市裡的各家婚介所徵婚登記過的資料表明，女性人數普遍超出男性。我以為，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男女的心裡差異所致。比較言之，在戀愛交往中男性通常會採取主動、大膽的出擊，而女性則被動、謹慎地回應；此外，男性獨立性強，女性則依賴性強。所以男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尋偶策略，就是盡量利用自己的能力來實現目標，因為如此能節省去中介的麻煩及中介費用，而女性則羞於直接的表達，即使在生活中遇見了心儀的對象，也難以啟口，所以盡量依託他人來傳達自己的心意。這樣就可以理解婚介所里作登記的性別比不匹配。文藝舞台上表演節目時，女演員往往居多，但這並不表明整個社會中女性人口比男性多，而是男女在性心理上的差異導致：男性是「視覺動物」，女性是「受視動物」（恰與動物的兩性情況相反）。假如演員中男性比女性多，那麼這場演出的觀眾上座率恐怕會降低許多。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假如運用精神分析的話，女性朋友熱衷參與各種交友會可能在潛意識裡將其當作展示自己魅力的舞台了，可惜有相當數量的男性朋友並不認為上這種舞台在展示自己的同時，其實也是在台下當「觀眾」的好機會。當然，由性心理差異導致交友活動中男女參加率的差異，從而說明「剩女」多多，不算太充分，但我確信，至少也能夠說明適當百分比的因素。(二)「憐女假相」使視力致偏社會問題的科學思考應以客觀實證為依據，「剩女」與否也不例外。「剩女」之「剩」也，其實只是在某些局部區域獲得人們的特別關注而已，就整個社會來說，必定是未婚男性居多。根據近年全國各地的人口普查資料表明，在適婚人口25歲到40歲人群中，普遍的情況是男性明顯多於女性，而且更嚴峻的形勢是，出生性別比失衡的狀況還在逐年遞升。初等數學中有個「抽屜原理」可以幫助我們思考，我國的對偶制婚配，轉換成數學語言為：一個抽屜♀只容許放進一樣東西♂，現在的國情是：♂明顯比♀多，勢必造成適婚族中♂欲放進♀的競爭壓力要明顯大於♀為得到♂而作的競爭，亦即，「剩男」比「剩女」更多！「剩女」並不剩女。餘下的問題是，當今的媒體總是將關注的鏡頭瞄準「剩女」這個特殊群體，這樣的做法有欠社會公正，因為這傾向於使得局部範圍內的「三高女」難題上升為全局性的性別差異和婚配上的強與弱的問題，似乎在宣示：「女性弱勢」，為此該多多照顧女性、需要特別照顧「剩女」。何以如此？這裡牽涉到一個「憐女假相」的問題。①我發現，人們在認識男女關係的過程中始終伴隨著一個主觀性偏向，我姑且命名為：「憐女假相」──這是由兩性性心理差異所造成的。比較言之，男性習慣主動輸出愛憐之心，而女性好撒嬌訴苦和易接受愛憐這兩個緊密聯繫的側面組成，由此引發男女間感情投資上有偏向、有側重性的傾注，從而引起一系列價值認識在男女間的衝突與調和。欲清除掉此「假相」（idola）或否定其存在合理性則是虛妄的，憐女假相的存在起到補償女性弱處的作用，然而凡事均有個「度」，男性補償女性超出了「度」，就走向事物的反面，所謂：真理邁出域外半步便謬誤。人類在男女認識上受蔽於「憐女假相」所伴隨的謬誤真不少，在當今中國大城市中流行的某些「女權主義」就是個顯例，它總是偏向於認為女性就是弱勢者，時時處處皆弱勢，男女平等的途徑無非就是男性多多讓出些權利於女性，就連男人已經「讓」給了女人權利這個事實本身還要進一步再「讓」出來，即連「讓」這個行為或命令本身也得處於「讓」的總命題之下②，說成是男性出於「男權」的緣故，是「不合理」的——根本不顧邏輯學上的佯謬③，如此，它邁出的豈止僅是半步呢？蓋因中國式「身體化」的直覺思維具有濃厚的主觀性偏向，故而對於全局性權益均衡的社會公正（正義）理念的體認就顯得十分困難。譬如，就以本文主題論之，在社會整體的男女交友、擇偶場合上，國人總是傾向於認為女性時時處處是「劣勢」，似乎女性天生就是困難多，應該多多關照，而放置男性的困難於一旁，於是就有所謂「剩女」就是「女性多餘」、「女性劣勢」導致難嫁的結論，並再次深入地「憐女假相」下去，將「剩女」的原因歸咎在「剩男」身上：男性普遍恐懼女性的「三高」，將其看成「三座大山」似的壓在身上將會「抬不起頭」來。歷史的辯證法是，人類社會的發展總是曲折前進的。人類兩性關係發展亦如此，當「憐女假相」的歷史演變在某個階段超越了補償功能，而一味自我膨脹時，就異化為社會公正的對立之物。於是，一邊，城市中的「剩女」導致了社會問題，另一邊，漠視廣大農村地區、城市裡的農民工及低收入市民群體中，剩男有多麼嚴重④，這事實同樣會對社會穩定和發展帶來嚴重的問題，卻不予關心⑤。(三)「性政治」與「獅子型」作為表與里互為催化先看獅子社會的特點，由一頭公獅做王，統率一群母獅和幼獅，龐大的母獅群被獅王全部支配為妻妾，當幼獅中的雄性一旦挨到性成熟了便參與激烈的王位爭鬥，落敗者只得離群逃走，寡居終生。儘管王者只為雄獅，但以雄性整體的進化而言，毫無優越性可言。再看人類社會，等級意識似乎深深植根於人們的頭腦中。美國科學家最新研究發現，「對社會階級的關注能夠激活一個獨特的大腦迴路。」⑥。這個事實表明了，人們在社會層面的活動是由人類共同的深層「結構」所支配了的，社會等級的關注只是其中的形式之一。等級形態鮮明的社會，通常是男性掌權的，等級顯示出由男性掌控的女性性資源在等級梯度上的分配差異來。所以，人類社會中必定存在著一定的形態或類型，其兩性資源的分配比類似於獅子社會的特徵，即男性族裡競爭慘烈，地位佔據的高與低、財富及性資源擁有的多與寡都呈現兩極分化的態勢，而女性族大都能位居社會的中游至中上游⑦，生存無甚憂慮，而有較多機會能與上層男性婚配或性愛的交往上。就整體而言，女性並無「弱勢」可言，男性也並不顯示什麼「強勢」，但在「憐女假相」的偏向下，人們的價值評介尺度總是會扭曲，認為：男權社會中「女性劣勢」無疑，由此偏失了公正。為了「補償」女性，通過「性政治」手段來建構社會的「獅子型」就顯得「正當」了：將普通男人驅趕到社會邊緣，使之地位降下，並且「去勢化」，減少挑戰「王位」的威脅，騰出的社會空間讓位給於女性來佔據。進而，信息的交互反饋，「獅子型」的集體無意識又支配著「性政治」的表層活動。所以，「形式概念和原因概念構成了我們認識世界之軸的兩極」⑧。且看當代中國的情景，「剩女」現象不是孤立的，而是與社會深層結構中的諸要素一起構成意義複雜的整體，需要綜合聯繫起來考慮。「三高」剩女之性情也，自視甚高。其一面，位居各級領導（大多是男性）腋下，笑傲群雄，大有「妾臨天下」之勢。她們都以為，自己具備了「現代素質」的女性，擁有女權意識，在經濟上能確保自身的獨立地位，不願做男人附庸；另一面，江山易變本性難改，儘管在事業上已經高出普通男人一籌，但在婚配上卻不能認可高出男伴的各項「指標」，擇偶繼續沿襲傳統的「男高女低」老路，希冀能夠配上個比自己更強些的老公。總之，在「獅子化」的嬌縱下，通吃的心態在作祟，用「魚與熊掌兼得」來比喻，還未貪婪充分。因為，凡是女性都有著生育的內在使命，它佔據了女性自我價值的較大份額，且已先天在握，男性莫能與之競爭。這樣，當一個女性既完成了傲踞普通男性之上成為「三高」者，又欲攀龍附鳳，更上一層樓，登上「後位」寶座，當然還想完成生育這件女性本份之事，如此便大大超額完成了女性的自我價值。因為，「三高女」並不簡單地將婚姻當作自我價值的一次性完成就罷了，而是看成人生中面子攀比競賽中的極重要的一道環節，見之「高」者中尚有「更高」者，乃心有不甘。而「三高」之所謂「高」也僅是主觀上的相對尺度，並無客觀上的恆定準則，它真正反映的是社會的等級和地位，但「高」相對於「低」的分配位置總數大體是恆定的，既然「三高女」大增，此漲彼衰，男性成「三高」者必羸弱。對偶制人類社會不同於獅子社群在於：各行各業的「後位」僅留存一個，莫能滿足多數的「三高女」。所以說，以標榜「三高」來徵婚的「剩女」心態是唯我獨尊的表現，於是就引申出社會正義（公正）的話題來。亞里士多德說：「總的說來，行不公正，凡是好處多歸於自己，凡是壞處少歸於自己。」⑨公正的缺失便導致了「剩女」。（下面將詳述）不可否認，人類常態的男女婚配，幾乎都是女性向上攀附男性的模式，這合乎社會生物學上雌性求偶的常規策略，是進化的通則。這種策略實施在兩大類社會政治體制中，一般不會造成婚配上「剩女」的局面：1）現代民主型社會，婚姻法上都是對偶制的，人人都有發展自己事業的前景，機會均等地向每個人開放，社會能夠比較公正地發展起來。財富的分配曲線通常是個「鍾」形的正態分布，中產階層大致可佔總人口的80~90%（中國還不到20%）⑽。女性在很大程度上由於生育的拖累，所以男女在各自的社會性事業成就上，由宏觀的數理統計所呈現的，總體是「男高女低」的分布曲線。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分布曲線的高端部分，即「精英分子」的分布，常情總是男性明顯比女性的來得高，這是由於男女在精英組中的智商差別造成的。據英國一項最新研究顯示，在最聰明和最愚鈍的人群中，男子數量都是女性的2倍。⑾這裡未有「性別歧視」的緣由，所以難以湧現大批「三高女」而「剩」出的情景。2）傳統專制型社會，在婚姻律法和習俗上以多偶制居多（猶太—基督教文明之外），社會整體呈現金字塔形權力結構，下級單向隸屬於上級，只為上級負責。在公共領域裡，社會的權力和資源大多掌控在體力佔優的男人手裡，爬在社會上層的權勢者更是精英男性佔據絕對的比率，所以謂之「父權制」。即使有推行對偶制度的，但由於法律鬆懈及社會腐敗，實質造成了權勢者大多享有多配偶或情婦的情景，極少有「三高女」剩出來，反而剩男較多、甚至很多，除非靠戰爭能「消耗」掉剩餘男性，從而，在社會婚配的結構上會呈現「獅子型」的趨向。 我們社會所面臨的問題是，一則，對偶制；二則，隱形的「獅子型」結構，兩者同時並存。所謂隱形「獅子型」？是謂既非傳統，又非現代，而是處於轉型態中、隱秘型的。我們的傳統社會，其內在機制頗具等級化的，封建時代用文字寫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儼然為等級森嚴樣式。到了現代社會，文字規則明白無誤：「平等」。然則，凡是在本土從事各項事業者，都須懂得中國特色的「潛規則」，特別是一些既不對外開放、又不進入市場運作的領域，成功者，多少得靠組織關係、親屬關係、熟人關係、利益關係，去「溝通」、去「交換」一番，這「關係」就是一種「特殊主義」的行為模式，它排斥「普遍主義」的德性，「關係」的「規則」總是講私情的：「愛有差等」，它既鮮有道義論的社會公德，也無法使個體行為泛化成為功利主義的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因而是相當私利的，而十分講究等級輩份的排位。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認為：「差序格局」是個立體的結構，包含有縱向的剛性的等級化的「序」，也包含有橫向的彈性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差」⑿。「差序格局的維繫有賴於尊卑上下的等級差異的不斷再生產，而這種再生產是通過倫理規範、資源配置、獎懲機制以及社會流動等社會文化制度實現的。差序格局否定人格平等的可能性，不承認權利義務之間的平衡，最終導致差序人格的產生並對中國文化有著決定性的影響。」⒀在父權制掌控下的「差序格局」中，男性之間的「格局」只會顯著拉開「差序」，因為權力競爭絕大地在男性之間展開。二十多年前，話劇《尋找男子漢》在上海公演時，作者沙葉新道出了該劇的時代背景：在新中國，「現行反革命分子」中絕大多數是男人！⒁可是現今的國人中，正義人士的也只是在懷念張志新、林昭、李九蓮等女英烈而已，另一邊卻在「尋找男子漢」中苦思「陰盛陽衰」現狀，可見「憐女假相」的偏向。至於寡義之徒，只會嘲諷「落敗者」：叢林法則就是無情的！在「獅子化」調配下，生存於社會中下層的男性受抑，收縮了不少「地盤」，從而為女性族提供了超額發展的機會，釋放出了比常態社會多得多的活力和才幹。鄭也夫論道：「一種強大的行政力量，通過扶助弱者壓制強者，干擾破壞著家庭中強者與弱者的正常分工。甚至使得弱者誤以為自己不弱，強者喪失了應有的自信心。」⒂利益的分配當然是緊密依仗權勢的。年輕女性作為「性愛」的有限資源，也按照「差序格局」中的等級形式，有比率地分配給社會各個梯度位置上的男性成員，於是形成「獅子型」的社會結構。在封建帝制時代，妾和婢的佔有就是權力的象徵，漢魏時《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玉以功封侯，其妻泣於內，恐富貴更娶妻妾。」可見一斑。這還僅是指肉身的佔有，至於精神的佔有，則寬廣多了。「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其他人則必須陰柔，在把皇帝『君父化』的同時將自己『臣妾化』。」⒃至於當今社會，官場腐敗是眾所周知的，所映射至兩性關係的情況是，《新京報》曾報道過，腐敗與情婦是齊頭並進的。在中國官場，有句套話「一個貪官的背後，總是圍著一群女人。」有統計顯示，中國已被查處的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婦」。在1999年廣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員貪污受賄案中，100%包養了「二奶」。⒄在職業場上，儘管女性白領較難以升遷至「天花板」頂部，亦即成「王」難，但起碼在中層級別的白領群體中還是女性略微多些——在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女性的低收入，幾乎全部都可以通過組成婚姻家庭的生活來消解的，但是男性的低收入到何處去消解？——只能自甘居於社會邊緣和低層，孤居寡歡，成為女性笑傲的對象。因此，「經濟、社會地位不平等，單身男性競爭力差距拉大；在道德層面，存在部分佔據優勢資源的男性「『多吃多佔』，『婚姻擠壓』現狀不容樂觀。」 ⒅深層結構與社會表層互為映襯。一邊，號稱「婦女解放」了的中國女權主義高唱：「自尊、自信、自立、自強」，但在婚姻上，號稱「女強人」的依賴性依舊。有部分激進者，出於對自認為是「優秀男人」——「獅王」的高度景慕，乘著自身「青春無價寶」的好時光，寧可做其二奶、三陪、小蜜、金絲鳥⒆，就是不願嫁給普通收入的男人⒇，多的倒是怨天尤人：「獅王」如此匱乏！她們卻難以思考：「獅子型」就是金字塔的結構，其無法與對偶制兩全其「美」。(四) 以婦人之心度漢子之腹婚戀的雙方都會考察對象的素質匹配。「剩女」之「剩」也，乃自認「素質」甚高，一般男人莫能與之比擬。然而所標榜素質的「三高」者，主要還是顯現在外在的功利性的「門面」之上，也就是工具意義的謀生能力而已，卻並不與內在的人文素養可以去直接相關聯，或曰成正比率地展開。當然，「三高」者至少在相當程度上還是體現出良好的職業素質，為此也應該具有起碼的人文素養。因為生存在轉型期的中國社會裡，個人事業的成功往往需要廣泛的人際交往與合作，這需要與當下的社會現狀相協調，用國人俗話來講：「適應環境」，為此需要和善、協調、溝通、善解人意等等素質和技能，以與周邊的方方面面搞好特殊主義的「關係」。然而這些僅是低級層次的「做人」德性，是基本的文明素養而已，且莫論其工作過程中會偏失了多少的社會正義，因為混跡於社會中游的國民大多數素質也都是平庸無奇，「三高」者的人文素養不能高出常人，不能個性卓然，不然，與人打交道就會發生困難，使之工作難以展開。如果說，西方現代社會的白領存在著「單面人」的異化傾向，那麼中國的白領則是差勁得多了的「平面人」境界：對於人文價值等級系列的高級形態卻是相當地虛無化，最典型的莫過於女性族對於正義和崇高的闕如：她們普遍信仰成王敗寇的叢林法則，評價男人，只要是「三高」者都會讚不絕口，根本不顧及他們是如何爬上社會高位的途徑，採用過什麼樣的手段。總之，在潛意識裡還是回蕩著多偶制的餘韻，將高端男人都看成是「獅王」。她們普遍信仰順從主義：有權是爹、有奶是娘。在權貴面前，喊「爹」叫「娘」不覺肉麻，轉身到了弱勢男人前，尤其是對待「落敗」了的「雄獅」，那怕是人文素養卓越者，也絕不會有同情之意。啃起「人血饅頭」來，食慾並不比常人差。由於自身就是在「獅子型」的環境中哺育成長起來並大獲成功的，於是婦人得志，沾沾自喜的「三高女」形成了思維定勢，或曰：路徑依賴，以為普天之下皆如此合理罷了。譬如將擇偶素質要求也定位於外在的門面上的「五子登科」：票子、房子、車子、位子、面子——就如欣賞獅王頭頸部位濃密的毛髮那樣，炫耀著雄性的豪情，認定「男子漢」的素質盡在其中，頂多再加上一項低級廉價的私德：家庭責任感，以防未來對己的失忠。而真正屬於內在、精神、現代的男子漢特質，如：個性、獨立、自由、超然、出格、反思，乃至上乘的偉德：正義和崇高，卻是頗難領悟，甚至會嗤之以鼻。因為這些素質與中國文化的陰性秉性是大相背離的，如此的男子漢特質顯然是不能適應於中國的「環境」里，而女性特質恰好相反。所以，以己之淺薄而自以為「悟徹」了人生全部真理的「成功」女性，會調教起男人來，以陰性特質去身教男人如何去「做人」、去「適應環境」，（21）會以五十步笑百步的精神去「戰勝」下層男性。就如以前計劃經濟時代的國營單位里，身為「全心全意依靠」對象的工人師傅們經常會嘲諷科技人員脾氣耿直，不會「打交道」、「做人」不行，以至於「混不開」那樣。因此，「三高」剩女們在婚戀中所意向的價值觀呈現出一種「惡」來，因為顛覆了社會公正，「一般說來，行事不公正就是有意地傷害人。」（22）假如她們能「認識你自己」，知雄守雌，就如蘇格拉底那樣，「自知自己無知」，倒也罷了。然而她們特意要詆毀、侵蝕、消解掉的正是男子漢特質的善良意志，這種意向類似於被漢娜?阿倫特稱為「平庸的惡」：圓滑無爭和稀泥，隨波逐流唯順從、看風使舵求安穩、察言觀色善應變、浮華淺薄避靈智、張公百忍比麻木、合群從眾鎮異端、成王敗寇服獸德。有益於進步的人文素質當然是「善」性的，但是高級的「善」性在中國式的戀愛中毫無用武之地，正如民諺流傳的：「男人不壞女人不愛」，壞男孩的「黑暗性格」似乎更為女孩所吸引（23），這種現象在缺乏人文終極關懷的中國氛圍中尤為顯然。因為中國人首先考慮的是「混」得好，女性族當然欣慰於嬉水在陰性泥潭中，於是，為顯示自身的「陰性」強項而表現出，在與男人的日常交往中偏要裝出一副矜持樣子，在戀愛的場景，即使需要主動出擊時也總是要消極等待一陣子，刻意去掩飾一番自己的所愛，男友每次來電約會，總是推說：「很忙」。在此，老子的「道者，反之用」、庄學的「逆反思維」得到了很好的實踐，為女性所嗜好於傳遞愛的信息，去「感覺」男友的素質。於是，在負負得正的反向表達中；在山重水複、循環往複的較勁中；在「相視而笑，莫逆於心」（24）的直覺交融中；在虛虛實實，真真假假的模糊難辨中；在模凌兩可，指東話西的無執中，（25）男友倘若能夠「適應環境」上陣應戰，較量上數個回合，女友才能找到「感覺」來，這裡顯示出中國式玄機功夫的陰柔至深。但正是在這種強化陰性特質的功夫之中，男子漢精神的陽剛特質被懸置了起來。據英國專家研究發現，男性在識別厭惡、恐懼等表情方面的準確率和敏感性都比女性要低些，有時甚至不明白其伴侶到底是喜是憂。因為男性缺少這方面的情商，在與女伴之間的情感交流和相互感應上要差勁些，越是男子漢氣質強烈的，這方面越是差勁。（26）可想而知，中國情場上的男人成功者，其圓滑秉性的情商往往偏高，相應地，男子漢的「善」性就會減少。總之，真正的男子漢豪傑卻失落了。既然女性期望用中國特色的陰性特質（femininity）去「感覺」男性的「黑暗性格」、去對話「情感」，就此，與男子漢的陽剛氣質（masculinity）期盼相悖起來，從而遏制、甚至是篩選——淘汰了人文價值等級系列高級形態的「善」，因為至上的「善」須是由男性特質的主體的意志自由來彰顯、並由上帝來保障靈魂能夠轉世至來世的。（康德）。亞里士多德指出：「善」是與公正同在的。思慮當今中國，「五子登科」中到底具有多少公正性蘊含在「善」性裡邊？單說民國人士李宗吾揭示了的「厚黑」現象在中國政治歷史中之盛行，儘管有些誇張，但也能說明一部分問題，我們知道，歷史因素具有相當大的傳承性的。我的思想認為，在一個缺乏上帝的「善」來拯救的世俗社會，就是一個類似於熱力學上所稱的「封閉系統」，由於缺少了「善」的負熵信息從外界引入，在系統裡邊，作功勢必會伴隨增熵，就會增加系統的混亂程度。轉換成人文的語言，缺失了作為開放、健全的社會所必需的至高道義的制約和終極關懷的引導，就是一個封閉體系，人們在這樣的世俗態中從事各項事業，在作出物質文明貢獻的同時，很有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伴隨著對社會正義（公正）的損耗或消融，而且往往成正比率地展開，而作為社會成員的整體來講，增熵則是必然的——熱力學第二定律在人文社會領域的運用。再說，在嚴密的道義論體系里，康德指出：道德至善其純潔性不能為客觀的功利效果所沾污上，並且，道德行為必須具有可普遍性。那麼我們以此來審察一番，以「五子登科」之實去沾污上男人的「素質」之名，已經大大降低了「素質」的高潔品格，更為要害的是：賦予這種「素質」的價值觀的行為怎麼可以去實施普遍性呢？因為「素質」的指標就是社會等級排位的顯示，而在中國為競爭社會等級排位，卻在相當程度上須是依靠潛規則來參與其中的，而潛規則卻是特殊主義的本性，其必然排除普遍主義的規則、法治和公德來行事。進而，陰性篩選法的擇偶必然牽累到男性稟性的創造活力，使得男性的事業成就黯然無色，因為創造同樣是根植於意志自由，為行動者的主體意識所激勵。最終反求諸己，「三高」剩女不得不感嘆：優秀男人真是太少了！(五) 陰陽兩性的弱態「剩女」現象是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凸顯的，這顯然與教育制度變革有關。在最近20年的教育中，高等教育的行政化色彩日益濃郁，各級學生的應試教育和軍訓都被高度強化了起來。壓制式訓育從幼兒園起就開始。那些通常被看作好學生，並且被樹為典範的，往往是女性秉性的溫柔馴服順從聽話的乖孩子、好孩子；而賦予高智異稟、個性獨特的孩子，通常總是以男性的居多，但由於他們在行為方式上往往表現出某種偏離出常規來，特別是所謂淘氣、調皮，好動、善問、獨立思考、別出心裁、不合群，等等，統統被看成是有「自由化」傾向、出格的負面缺陷，此類人格秉性因「同性相斥」於雄性之間，則受壓抑，扼殺在搖籃里，最終在「獅子化」的強勢力場中被扭曲塑造成女性化的性格。其樣板就如陳香梅女士曾來訪北京時，被邀請去參觀的「模範幼兒園」那樣。現行的「標準化考試」就是以某種考核標準來選拔它所認可的人才，然後將這種標準等同於「人才」的標準，不符合這一標準的將被涮掉。由於這個標準根本就排斥了創造性的獨立思考能力，因此選拔出來的人才只是會順從、模仿、記憶，會考試的人選，無疑地定向培養的是女性的秉性和擅長。「德育」，向來是中國教育的特重之處。誠然，教育有責任要培養學生成為有公民素質和道德修養的人才，現代公民素質的核心是：個人權利，然而中國式軍事化訓育的目標卻違背了：人，作為一個有著自由和權利屬性的道德主體者，所理應享有的自覺自主性原則。因為人的道德性就在於選擇，選擇須出於自覺自愿，自覺自愿的選擇須給予行為主體以充分自由的空間和時間來表達。而軍事化的制度實在是強制性質的，它是政府動用教育機構的壟斷資源，它不需要、也不可能經過任何「聽證會」程序來廣泛聽取民意，只自以為軍事化的訓育便是秉乘著國家意志的「神聖」目的，為此盡可以採取低級的「魔鬼手段」，這種手段的目標就是專門准對意志自由的攻心術。人的自由首先表現為否決權，或曰拒絕權，如今學生受訓的方式就是其最終教育目標的模式，即培養成絕對遵命，不容質疑，不許抗辯，「一切行動聽從指揮」，並排除倫理個體被稱為「私心雜念」的習性，即自由的選擇權利，如此教育成就的恰是學生道德心靈的創傷，其實質就是推行精神上的雄性「去勢化」，特別受傷害的當然是以男生為主，因為男性的「M秉性」是個性的、自由的、不安份的、否定的；而女性的「W秉性」：「都是以男性的理性自我疆界為顛覆對象，乃一股融化、混和、泯滅、非個體化的無理性力量。」（魏寧格）於是社會被制塑成「獅子型」的結構。正負電荷的吸引力強度是與正負的電荷量成正比，同樣，男女之愛是相互造就的，男女間的親密度主要是以兩性間的性吸引力，即以生理——心裡上的「陰陽」二性的強弱程度來衡量。兩性生活是一場審美的遊戲，遊戲趣味性在於具有性吸引力的男和女站在各自性別的端點上相互取悅和愛慕，為此，遊戲中對持著的兩性雙方須各自具有足夠的「性」的蘊含量，來決定一對欲實現自我完善的戀人、愛人在男女性愛生活中的審美觀照程度。所謂「距離產生美」，審美需要有足夠的間距張力，亦即，親密度高的男女性愛須建立在兩性之間「陰陽」差別顯著的基礎上，對此，雙方的性別特徵無論是生理還是心理的都應拉開差距。可是，在「性政治」的長期作用之下形成了「獅子型」結構，使得男性性格向陰性特質方向發生偏轉，而女性則向中性化方向靠攏，社會整體呈現「陰盛陽衰」。在這樣的「弱態」群體中，陰陽兩性呈現特別「弱態」的男男女女，魅力不夠充足，大多「剩」了起來。(六)「人格面具」的極力膨脹卡西爾定義：「人是符號的動物」，對於身份化的中國國民尤為顯然。身份化就是高度的等級化，其國民人格展示出：人生活動極大地建立在面子觀的支柱上，面子即是展示社會等級化身份的符號形式，「面子」就是中國人集體心理的一個「原型」，所以中國人的生存形式大都帶著醒目的「人格面具」：兢兢業業於社會地位和財富的大攀比。當然，在超然的睿智者的眼光里，這純粹是虛榮，可視若草芥。但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看來，這才算是「實榮」，唯有如此方反映出現世功名利祿的「佔有」形式（弗羅姆的術語），尤其在中國女性族眼裡，算得上是青春短暫的人生中一員女性角色所特重需求的。在本土的「性政治」運作中，有賴於陰性價值觀的激勵和女性的嬌縱。因為女人的雌性勃勃是：ⅰ生育，為此企盼有社會「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來維持；ⅱ強烈的「獅王」傾慕和崇拜，為此欲爭奪的不是「王位」而是「後位」，於是上下相合拍，扮演「順民和良民」的好角色盛行了起來，從而放棄了人之為人的更為本真的要義：「生存」（弗羅姆的術語）（27），也就是自我遏制住具有創造性活力的自我價值的拓展，這被精神分析學家榮格描述為人格原型中的「陰影」（the shadow），「陰影」的缺失會使得生活流弊於淺薄和缺乏生氣，而這正是我們社會所凸顯的異化狀況。但女性族以婦人之心來觀之，以為能滿足前兩者也就得意極了，所以不僅自身踐行，還會以「忠恕」之道去對待男性，使男性所承受的壓制力量甚於女性。反映在「三高女」尋覓男友上，不是首要地考慮以自己內在的個性出發去搭配成最合理的男女互補，其次，也絕不會把男友內在心智的精神靈性放在重要位置上，而是作為人格中心理能量「均衡原則」，考察的「要素」極大地放在了外在的、能顯露臉面的、裝幀為指標的功利之上，也就是尋覓各級的「獅王」，套用俗話為：「旺妻」者，實質是勢利性的「人格面具」膨脹。 何謂「生存」？觀點繁多。中國人的人生觀為：子孫滿堂，人丁興旺（福也），加官進爵，招財進寶（祿也），長命百歲，壽比南山（壽也）。國人做人辦事以「天人合一」為圭臬，熱衷於「適應環境」，然而去顧及內在的「自我」這個最重要的主體性環境的卻很少，如此，即如阿Q般地、本末倒置地讓自我去消極「適應」外在環境，「只會使得自己的內心失去和諧」（榮格）。譬如，在戀愛時不是從自我出發，去真實地表達自己的真摯所愛，偏要假借其他的價值目標，只是轉彎抹角地顯露出一點兒內心，卻不自知，也就偏失於「以人為本」這個終極目標，這並非靠「三高」的臉面所能補償了的。但是中國女性自有託詞：擇偶都是憑「感覺」來運作，只要有了自己的「感覺」就行。「感覺」無需概念和邏輯的參與，中國式的陰性思維助長了這種「感覺」，靠著模糊性、圓滑性及人格的高度分裂，使之更好地掩蓋起自我的內心來，剩女們就可羞答答地迴避掉「權」、「錢」二字，就如儒家的「君子言論」那樣，好講「義」，羞言「利」，而事實上在儒家的教化下，「缺乏拯救：中國人的生活最形而下。」（孫隆基）（28）即便是生活在形而之下的，也不講究值得尊敬的內容，更多的是視生活的至高目的就是極力抬高自己，從而超越別人的臉面。 西方人則強調人的主體尊嚴和無限開放性，齊美爾指出，「生存」蘊含著變化和發展。儘管西方的人文和兩性理論頗具有陽性特質，從而被逅病為「父權主義」，但放眼於歷史長河，它確實大大推動了理論和社會的同步發展。並且對象化的理論方式也促使了女權主義的興起，使得對於自身有足夠的反思和批判。譬如，西方的德性論認為，「生存」是指人全面合理地發展自己的各項潛能，達到肉身和靈性的和諧。其中一項潛在的價值：適時婚姻，對於人生當然是相當重要的，尤其是青春短暫的女性，沒有適時的愛情和生育，那麼人生就失去了一項重要的幸福來源，「對象」的缺失，將是無可彌補的損失。PEW研究中心在美國進行過關於「幸福」的調查，雄辯地證明了婚姻家庭是比單身要好的生活方式。（29） 可是我們社會裡，面子的重要性蓋過了一切，放置於視野中心。「三高女」為自己之「剩」狀有個非常流行的辯護詞：「寧缺毋濫」。可笑乎，「剩女」之為常人者也，她既不是動物，也不是性服務小姐，根本不會有使性對象「濫」出的可能，而她們偏要設置了這麼一個非此即彼的情景：要麼「缺」，要麼「濫」，既然無「濫」則守「缺」吧，也就是為放棄「生存」找了一個借口而已，也算是一個「面子」。 西方人喜好自由的價值，而責任總是自由的伴生物，分別置於公平的二端。可是為了顧及「面子」，中國人（女性尤甚）通常為自己婚戀之「剩」狀慣用另一個託詞：「緣分未到」，這樣就放棄了自己的責任，使之滑落到佛家的套路上：「物無自性」，即事物全靠「因緣」相合而生，於是事物全成了「無根」的外因論。自我既然「無根」可由，何必去深思「生存」？如此即是為自己不敢直面人生的窘狀而製造出「種種逃路」來，「而自以為是正路」。（魯迅） 馬克思說：「你的生存越微不足道，你表現你的生命越少，那麼你佔有的也就越多，你的生命異化的程度也就越大。」（30）當今中國的年輕人「佔有」究竟為多大？請看一些數據。據中國婚博會組委會製作的2006-2007《全國結婚消費調查問卷》，共回收了近6萬份有效問卷。該調查問卷的統計數據表明，在我國城鎮，結婚平均要花費 56萬元。而據美國一家出版社進行的調查表明，美國新人結婚平均花費27852美元，項目大體上和中國人結婚相同。如果以購買力評價計算，中國人的結婚花費，已經遠遠超過了美國人的標準（31）。2006年夏天訪問上海的美國學者杜曉瑜指出，中國的年輕人在談戀愛時候，往往剛剛開場，女方便向男方單刀直問：「你有沒有婚房？是多大面積？有小汽車嗎？是什麼牌子？」這樣的提問在美國人看來，真是太「土氣」了（32）。對此，我們還需要什麼底氣去批判他人，評說西方社會是怎麼異化的，是物質利益至上的？ 現實的人大都處在「生存」與「佔有」之間，尚有各檔程度的中間狀態所區別。而今年輕人所夢想的「佔有」，典型的是由女性適婚族來登台表演的：為了強有地顯露「面子」，不惜「生存」所需的「里子」本錢，許多人不顧自己並不富裕和謀生能力薄弱的狀況，較普遍的做法是先將駕駛證辦到手，卻不願意花費精力和時間，去努力學習各項攢錢本領，如營銷、外語、電腦、創業等技能。即不是靠厚積薄發，蓄勢而動，而是竭澤而漁，以為只要搶先持有了駕駛證就抬高了自己身價，好讓擁有汽車、炫耀著「大款」的郎君前來青睞了。 在女權主義發達的西方，有許多女性為了更高層次的「生存」，追求獨立和自由，紛紛扮演現代「娜拉」，走出了婚姻這座「圍城」；可在中國，許多號稱有「女權意識」的「三高女」卻不敢走進這座「圍城」：「為了面子故，愛情盡可拋。」兩者都處「城」外（李銀河錯誤地認為，中、西方持單身的意義是等同的），看似殊途同歸，其實人生境界顯著有別，切莫混為一談。 「面子主義」高漲導致了怎樣的婚配難題呢？讓我們先了解一番兩性之間性格「原型」的分配情況。奧國天才魏寧格最先提出「兩性理論」，它以「性別的混合型態」為立論基點，認為，現實中不存在絕對意義的男性與女性，凡人都為男性元素與女性元素的混合體，分配比例因人而異，由此傾向於程度不同的雄性體或者雌性體類型，一個人的實際性格取決於兩者的配比及構成方式。自然地，男性的雄性元素多些，而女性的雌性元素多些，當然存在少量反例。（33）前節已經分析過，中國女性之所以有許多能獲得「三高」，除了自身努力之外，還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社會發生了「獅子化」的偏向：一邊是「壓」男性，另一邊是「拔」女性，再加上「讓」的哲學安插在兩性之間。就這樣，如同外界向一個人的人格內部施加了一個特定方向的「心理能量」，使得人格原型從一種向另一種發生轉移，即特別要使得男性族中的「男性元素」朝著女性方向的雌化，如合群、順從、不冒尖等等，如此，則在數理統計上使得社會整體的性心理素質（國民性的一種）發生偏轉，也就是常說的：國民「陰盛陽衰」。但是社會不管如何雌化，「三高」位置總是存在著，需要由人來操作而佔據之，既然男性「讓」出了一部分傳統的中高級職位，改由女性來填補，則會使得「三高女」的雄性元素增加了起一定的當量，比起常規的女性來要多出若干些，譬如，事業進取、敬業精神、邏輯思維、開闊視野等等。這是由於個體「心理等值原則」折射在社會中的放大，也是適應於「獅子型」環境的結果。我將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原理推廣到高一級層次的兩性社會學上：男性和女性加在一起，二個性別總體的情慾不滅，雙方心理能量的總和「守恆」，它只能在男女之間轉移。在我看來，當外界有了一個「性政治」強力，為了建構「獅子型」，須遏制住雄健的男性，剪除「獅王」的潛在挑戰者，為此需「去勢化」，這樣便打破了原先的在男女之間，以及男人自身內部的女性心理形象（容格用拉丁詞表達為anima）及女人內部的男性心理形象（容格用拉丁詞表達為animus）的均衡，使得社會中的「三高女」整體被激化成過份的男性心理形象animus的同時，勢必會造成該社會中的男人整體被壓抑成過份的女性心理形象anima。（34）於是就出現了婚配麻煩。由於「三高女」的成長經歷促成了其嬌縱，使得兩性性格差別模糊起來，「獨立、愛冒險、競爭性強、有野心……」這些男性氣質不再是男生的專利，來自華東師大的一份《80後女大學生性心理發展的調查研究》顯示，80後女大學生的「男人味」越來越濃，被調查的723名來自復旦、交大、華師大等12所高校1~4年級800名在校女大學生中，近三分之一有雙性化性別角色，比70後的雙性化的比例高出16個百分點。有趣的是，女大學生的家庭意識並未因此消減，半數以上還是選擇以家庭為重。（35）然而由嬌縱所強化了的面子觀，擇偶堅持「男高女低」標準不放鬆，於是瞧不起普通男性。公正是一種平衡術，為「理性的中道」（medium rations），以「中道觀」來談婚論嫁，其實就是如何更好地「生存」的問題，我們不妨參照魏寧格所制定的「性吸引」公式： ㈠ m=34 M +14 W，即常規的男高女低、男強女弱模式；要麼另一種性互補組合：㈡ w=14 M +34 W，即女高男低、女強男弱的「錯位」匹配，即在一定程度上兩性不妨互相反串性角色，亦可互補，具有「生存」的意義。我們社會裡，既然「三高」女成倍湧現，擠掉了一部分原先由傳統男性所從事的職業，於是「三高」女身上肩負著傳統的男人事業的同時，也理應配備有一定的男性特質的心理和事業的素質，既然如此，作為尋偶的最佳匹配，不妨相應地認可男伴侶的性格有較為多餘些的女性特質，同樣具有「生存」的價值，婚配可調整為：「w=14M+34W」，以取得互補的平衡。在歐洲歷史上，肖邦和喬治?桑就是這種上佳搭配的典型組合，這對「寶貝」被西方人看成是愛情的楷模呢。但在中國，面子觀籠罩著一切事情，女性在求偶中某個方面（包含著性格和年齡等因素）高位於男伴就被看成是「失面子」的事情，即「佔有」壓過了「生存」。值得注意，中國古代的「性政治」未如今天那麼發達，「陰盛陽衰」現象未像今天那樣強盛，因此，古時候富裕女子的出嫁比起現在的來，要多懂得些「生存」的道理。一個例證是，上海農村的婚嫁有「大娘子」的舊風俗。起因是，元代上海地區（古稱松江）誕生了一位技術能手黃道婆，她開發出新式紡車，在當時具有巨大的優越性，鄰里鄉里的婦女見狀，紛紛群起效仿，使得上海地區發展成為「衣被天下」的盛況。在家裡從事紡紗織布的都是女性，棉紡織業在當時屬於「高新技術」，所以本地人致富的之中女性比男性多出幾成，這樣，本地人的婚配在「男高女低」的傳統模式上，出現了困難，但是人的「生存」本能內在地設定了會自發作出調整，結果演化成「大娘子」婚配：「男小女大」的年齡搭配，從而避免了「剩人」的尷尬。(七) 性服務業的衝擊婚配中，女性希冀向上高攀男性、男性欣賞女性偏重於青春美貌的傾向，是人類的通則，但是也得有適當的尺度，這尺度以公平為準則，過猶不及均失偏，致使婚戀失調。即使婚姻成功了，但在這場「交易」中外附於人的財富、美貌和地位的「投資」比重若過大了，依照心理等值原理，內心真摯的愛情勢必羸弱，如此則使得夫妻間的親密度和穩定性降低，因為外附的東西是易變不居的。儘管中國女性在徵婚廣告中慣唱高調：「執予之手，與子偕老」，然而數據表明，成婚後率先提起離婚的總是妻子居多，不啻是嘲諷。公正就是「應得的賞罰」，就是「合比率，不公正就是破壞比率」。（36）如今的中國，兩性關係上的特色在於，一邊中國女權主義高喊：「婦女解放」了，確實，城市女性在政治、法律的保障上超越了男性，繼而在經濟地位上佔據了市民社會（譬如白領階層）的中堅分量，並以此為榮耀而獲得某種男女交往中的「特權」，另一邊又繼續叫嚷：「男權」社會——「獅王」大都為雄性，以此為由，仍然期盼中下層男性多「讓」些權利給與中上層女性，譬如普通男性不享有足夠權力與女性平等地爭辯兩性間的糾紛（常是吃虧、吃癟）；一邊作為面子和形象，極力聲稱：現代中國女性是獨立不依的，另一邊又以此為權利基點，繼續推進「讓」，默認了女性在家庭生活必須有所依靠。羅爾斯在《正義論》中論述道，「每個人皆享有不可侵犯性，這個不可侵犯性是以正義為基礎的，即使全社會的福利也不能夠凌駕於其上。基於上述理由，正義反對以其他人更好地享有權利為借口而剝奪某些人的自由。它不容許以大多數人應享有更大利益為借口而把犧牲強加於少數人。」（37）而「讓」的實質就是「助官鎮叛」，以強化「獅子型」。且看八十年代初期「婦女解放」的手法，就是動用行政高壓迫使男人全面「退讓」，使男人以淚洗臉，結果導致家庭生活大為惡化，是夫妻「雙輸」的局面。（38）又如在北京市，「從1999年至今，在『三八』節獲得減刑和假釋的人員已經有206人。」（39）對比西方社會可知道，當西方的女權主義者在與男友一起外出消費時候，會提出「AA」制，即各自付帳。即便是不聲張女權主義的，或如普通的女白領，那麼在男友付款後，也會禮貌地說聲：「謝謝你為我花費」；然而比起西方社會的女性地位要高出一截的中國城市裡的「三高女」，會如此表態嗎？否也！她們認為：男人付錢而不用道謝是天經地義的，「讓」應該通行無阻的。幸好，市場經濟的勃起，一定程度上衝擊了婚配中的「獅子化」傾向。市場經濟的一個優點，就是突出個人權利，其核心規則是公平交易。當人們處於市場之中進行交易時候，能真正領略到公正的威力，可是我們社會的「剩女」們能懂得嗎？當你們進行市場「大潮」中時，優勢並不顯然，即已不再享有處於中國行政權力下的女權主義的依託了，因為男人們都是可自主地選擇配偶的獨立的主體，不再象國家壟斷機器中的教育領域那樣，男生務須受到特別的壓制和管束。現代性社會中，傳統的高調倫理觀開始降階、聖人道德已經脫魅，人們對於日常生活中的行為價值判斷比較講究功利性結果（效用），在婚配、情愛和性生活中也是如此。基督教倫理學家弗萊徹認識到：為了愛而進行計算夠不上殘忍。「只有那些把愛情感化和主觀化的人們，才認為計算和『全面估計』是冷淡的、殘忍的、不友好的，或者是對『愛的熱情』的背叛。」（40）中國在推進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中，也是如此，現在人們在生活中大都是實際地計較金錢的得失。在當今中國的幾乎每個城鎮中，男人們可以方便地找到各種性服務的場所，對於年青男人來說，有了這樣的可去之處，自然地多出了一種「性」的選擇，於是會對「愛」、「情」和「性」之間的利益關係可進行市場化比較而評估，就此，這途徑為人們道明了性交易的真實市場「身價」，及婚姻之外另一種低成本的性生活的有效途徑，就這樣，看似「低級」的趣味，卻反而開啟了人們思維成熟的純真心境，因為「有比較才有鑒別」（毛澤東），人們可以直面於人生關於性、情、愛的態度，迴避羞羞答答的虛情假意，揭開理智欺騙的面紗，正視婚姻關係中，作為範式的男女「性——錢」交易的做作。如在農村廣泛存在的重金聘禮及其變相的婚姻買賣之類，其實質也是相類似的低級趣味，與城市裡性服務小姐的品質差別主要在於價格和時間的持續之上。進而，有了「性」市場及其經濟規律的運作，缺乏內涵素養卻自命不凡而標明身價高高的女孩希冀尋覓個有錢有勢的「款爺」，心思著依傍老公過大半生日子的，卻有可能在婚姻市場的叫賣中難以拋售出去，有可能成為「有價無市」的「庫存貨」——也就是成為了「剩女」。退言之，「高價女」即使找了婆家，進而在夫妻生活中光講權利、索取，少談義務、貢獻和互敬互愛的協調（如上海女人習慣對待男人「咋」和「作」那樣），也是無法贏得丈夫們內心的敬意的，夫妻日子過得久了會發現，一旦置於三陪小姐熱情服務的挑戰下，自身就是無法形成有魅力的持久「產品」。質言之，競爭促進步。正是市場經濟價值尺度的冷酷、平等而公正的交換，有力地衝擊了各種傳統的等級和特權思想。試想：一旦將男女交涉事情都放置於公正的市場之中作調適，怎有「讓」的施行之處？當然，作為一種職業的當代「性服務」業，缺乏合法性基礎，也因如此境地，使之無法提升服務檔次和職業境界，其與古代青樓小姐的風雅才情嫵媚藝技實在無法比擬，只能為男人提供品位低級的情慾發泄。但是它的額外好處在於，為男人們德性的提升拓寬了道路。因為，人的一切高級德性，如「愛」也好，「情」也好，都來自於「意志自律」，即道德主體自主而自覺自愿的選擇，前提是，須建立在人們充分自由平等的基礎上，而市場商品的交換正是有助於增進自由平等觀念。馬克思較為誇張地論述了市場公正的優越性：它「從根本上打破了封建社會的人身依附關係和等級制度」。在「主體平等」的交換關係中，個體是「完全自由」的；任何交易都是自願進行的，是非強制的；而每個人只有作為自身的手段或自我目的，才能成為他人的手段。（41）若是人們的婚姻和情愛終生，至少於一定的程度上安置於性和情的市場化的適度調節下，如此便會大大開放道德行為的「域值」，其實質是增加了人們的自由和平等度，從而促使情愛價值提升。誠然，婚姻本來就是男女交合關係的契約，但因人屬於特別有情感的動物，所以契約的合理性須奠基於愛情的基礎上，有了愛才有合情的婚姻，才有合理的家庭。因為人，既是野獸又是天使，一方面有著感性生命的意願和執著，另一方面又有著內在的無限地嚮往上帝（善和完美）的「愛」的動姿，「愛的秩序是一種上帝的秩序」，「人屬於愛之秩序，愛之秩序是人之本己的一部分」（M?舍勒）（42）。據我的觀察，中國的「三高女」在容貌姿色上往往欠缺些，這是因為「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就是佛洛依德的「心裡能量轉移」而成全了「三高」，這又被阿德勒解釋為「超越自卑」，再說，容貌魅力欠缺者往往能集中心思於學習和工作事務中，反之亦然，這就是榮格的心理能量「等值原則」，也符合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原理。更何況，近世以來中國反智文化之推行（左傾主義的「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價值觀的泛化），使得低智者大量興旺發達起來，如此便使彼等男性事業成功者能優先獵取到美女，再加上彼等繁殖率頗高，基因庫擴充快速，於是我們人種的優先進化模式變異為：「低品位+平庸智商+美貌」的結合，其品質使之成為最適宜於生存在中華大地的基因組，當此種模式傳種了二三代後，在民族秉性上打上了烙印，成為了「表現型」基因，導致了「習得性遺傳」（拉馬克），使得以無產階級化培育出來的現時代的適婚女性族在社會宏觀的數理統計分布上，呈現在基因載體上是才與貌，莫能同步兩旺，亦即，才貌雙全者甚少。乃至德與貌相背離——既然前二三代中國的「美貌」多從「低智」，蘇格拉底曰：「知識即美德」，那麼推出其逆命題在統計意義上亦能成立：「無知者、低智者缺德多多」，美國學者在《鐘形曲線》一書中用美國本土數據已作了大量的實證。可是女性的容貌外觀對於男性來講，當然是構成性吸引力的極重要的資質，這不光是能激發起男性愉悅感的航標，而且還傳達了有關健康、生殖能力、甚至在進化環境中的競爭力等要素的信號。這樣，「三高女」在市場化的婚配擇偶中就處於競爭欠強的局面，倘若「三高女」能清醒地認識到自身的局限，設法揚長避短，使之提升自身的精神內涵，及時調整自己的婚配策略，放棄「獅後」夢想，倒也是可取的途徑，可惜現實所顯示的卻是遺憾的多多。剩女比剩男更遺憾。孔德定義：「女人是感情的動物」，女性本是「愛欲化身」，婚姻對於女性的自我價值實現來說，其意義遠比男性來得大。再說，女性青春期短暫，即使有部分的「剩女」施展拖延戰略、等待戰術致使某日終於成功了，但是晚婚晚育對自己的身心健康也不利，進一步地，高齡產婦對於所生子女的健康又不利。當許多「三高」女成為了終生「剩女」，我們民族的素質將會出現退化，這絕非危言聳聽，因為中華民族的基因庫中將要失去一大批優秀分子的供應源。【後記】本文所論及的社會，均指中國大陸。本文注重對於中國女性群體進行批判，但這絕不意味著中國女性比男性「壞」，或者說是女性道德低下；反過來也應是如此。遺憾的是，無論是現代抑或是當代中國，無論是媒體，抑或是文藝作品，在對待兩性之間的差異、分歧和矛盾上，批判矛頭極大地對著男性一方（43），這樣就違背了社會公正，尤其是在當今中國城市生活中，女性的政治、法律、經濟地位已經大大提高了的前提之下，依然深化「讓」的哲學的話。聯合國頒布的《墨西哥宣言》明確指出：「男女平等是指男女的人格尊嚴和價值平等以及男女權利、機會和責任的平等。」可是中國女權主義在伸張其權利時，卻老是迴避基於平等地位的女性責任。對此，就矯正社會正義而言，本文注重於批判女性的一面，是正當的、合理的，也是應該的。日常語言學派認為，語言的意義就在於它的用法，因此，理解本文務須與當代中國特定的語義場景結合起來。創造歷史的主體應是人民。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而人民之中的一半歸屬於女性群體。既然在新中國，這一半群體在城市中的地位躍升之快是舉世矚目、毋庸置疑的，現在一些奶奶級的女士也早已經被稱之為：「半邊天」了，那麼，我們對於新中國六十年來的「民主建設」及其他各項社會人文價值的「成就」的分析評介，尤其是在兩性問題上，怎可迴避、漠視這「半邊天」參與其中的「貢獻」呢？可惜迄今，我們所能閱讀到的不迴避事實的、涉及真相的有關論文少之又少，為此，我寫作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填補這方面的凹陷，也算是對於中國女權主義宣稱：「走出男權傳統的樊籠」的回應。施衛江初稿於2009年11月11日（光棍節）江蘇省崑山市吳淞江畔 個人博客：http://blog.sina.com.cnswjidea 學人主頁：httpwww.frchina.netperson.phpid=369 注釋：①參閱拙筆：《憐女假相及其與中國婦女解放》httpwww.xslx.comhtmszrpshts2003-8-23-14581.htm ② 從父親節看男人地位，中國男人還有地位嗎？_冰可樂?三視看世，http：//hi.baidu.com%B1%F9%BF%C9%C0%D6blogitemb4df516605700426ab184cee.html， httpwww.zmkc.combbsread.phptid=7581&toread=&page=2 ③《破解「說謊者悖論」之迷》 http：//pblog.sina.com.cnsblog_476f3a7001000241.html ④《光棍村的尷尬》：http：//gzdsb.gog.com.cnsystem20070702010079924.shtml ； [貴州]牌坊村282條光棍的心靈史。 ⑤《談現在的我國光棍村》：http://tianya1419.blog.hexun.com10724488_d.html ⑥ 《等級意識紮根大腦》http://52brain.comread-htm-tid-3478.html ⑦ 據2007年3月8日上海發布的性別統計數據表明，「在接受教育上，男女已經基本不相上下，除了高端的碩士、博士，男生較強外，中間層次女生偏強。在收入上，上海的男女之間，在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差距縮小，但在低學歷層次群里，收入差距明顯57.3%。」參閱：《男女有「別」 上海人「別」在哪裡》：http://www.stcsm.gov.cnDetailDetail.aspxtbno=202&id=85565 ⑧ 恩?卡西爾：《人文科學的邏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159頁。⑨ 亞里士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第五卷》，中國社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08頁。⑩《改革中產生的中產階層成改革新動力》：http://www.singtaonet.comfeituresreformreform4t20070110_441108.html;11)《最聰明的和最笨的都是男人》：http://pgb.cri.cn24765200901143765s2394406.htm 12)費孝通：《鄉土中國》，三聯書店，1985年，第22頁。13)閻雲翔：《差序格局與中國文化的等級觀》：http://www.cranth.cn090300179.html;14)沙葉新：《天下幾人是男兒》http://post.baidu.comfkz=210407257 ，該劇中，女主人公舒歡有一段台詞：「男人的懦弱，也許值得同情。以革命的名義發動的、過幾年又來的一次運動，把男人們都整怕了，整軟了。從兩性的比例來看，歷次運動中受迫害的總是男性多。周期性的政治瘧疾，長久的壓抑、扭曲，男人們的脊梁骨缺鈣，稜角給磨平了，陽剛之氣消失了。」15)鄭也夫：《代價論?男女平等之困惑》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4月出版，第69頁。16)易中天：《中國的男人和女人?男人篇》，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23頁。17)《中國的貪官與情婦》：www.lyang.cnLiYangTouTiao07-07-2807072816513758828.html 18)羊城晚報2008年07月11日：《中國社會性資源分配不均 優勢男性「多吃多佔」》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08-0711content_8529600.htm 19)何清漣：《經濟學與人類關懷?「灰色」女性及其他》，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頁；以及《官場情人成貪官腐敗動力》：http://hi.baidu.com%BA%C3%C8%CB%CD%F8blogitem0f965482d198b7a00cf4d2b0.html 20)《調查凸現上海女人擇偶心態，月入3000無人喝彩區》：http://pangzi.blogchina.comblog4673501.html;21)上海維情商務諮詢公司的婚姻分析師舒心，在見證了一千多起上海女性的離婚案件後，發現，不少妻子都有「調教」丈夫的習慣，而往往就是這些「調教」，造成了夫妻雙方的不和。舒心說，部分上海女性喜歡控制婚姻的主動權，按照自己的生活理念選擇男人、改造男人，希望有朝一日，他出人頭地，做太太的也跟著沾光；一旦這男人不服她的「調教」，女人就要「作」了。參閱：《上海女性婚姻容忍度下降》：http：www.21jk.com.cncommonParticlearticlecontent.asprecordid=33544 22)亞里士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第五卷》，中國社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16頁。23) 《男人不壞女人不愛？研究稱勇於出擊戀愛成功率高》：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8620133328414208125.html 24)《莊子?大宗師》25)參閱：《中國思維偏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5月版。26)《不懂女人情感的定是真男人》：httpwww.woman366.comredianxinwennvxinghuatiBuDongNvRenQingGanDeDingShiZhenNanRen 27)E?弗羅姆：《佔有還是生存》，三聯書店，1989年6月版，第19-20頁。28)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版。29)薛涌：《單身生活不好是基本事實》：httpwww.wangchao.net.cnbbsdetail_493397.html 3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頁。31)《解放日報》2007年4月20日報道。32)《新民晚報》2006年5月？日報道。33)奧托?魏寧格：《性與性格》 Otto Weininger：《Sex & Character》34)霍爾等著 馮川譯：《榮格心理學入門》，三聯書店，1987年5月版，第52頁。35)范彥萍《80後女大學生更有「男人味」》，青年報，2007年11月1日：http://big5.eastday.com82gatebig5why.eastday.comy200710userobject1ai369457.html 36)湯姆?彼徹姆：《哲學的倫理學》，中國社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0頁。37)約翰?羅爾斯：《正義論》，哈弗大學出版社，1971年版，第3~4頁。38)蘇曉康：《陰陽大裂變》，載於《新華文摘》1987年1月期，第134 -139頁。39)《北京晨報》新聞06-03-09。40)弗萊徹：《境遇倫理學》，中國社科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95頁。4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7頁。42)劉小楓選編：《舍勒選集?愛的秩序》，上海三聯書店，第740頁。43)西方女性主義學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她的《有關中國女性》書中，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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