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俄羅斯與西方——三十年來俄羅斯外交的路徑選擇

文 |劉軍

摘要

中國外交需跳出傳統三角關係的思維定式，在中俄關係與中美關係中維持一定的平衡。無論是中俄關係還是中美關係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及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都是至關重要的。維護和延長中國的戰略機遇期關鍵靠自身，通過自身發展來營造和諧的外部環境，是中國國際戰略的基礎。

在東西方之間的俄羅斯

帝國時期俄國與西方的關係主要是俄國與歐洲的關係。從歷史上看，俄國從拿破崙戰爭起嶄露頭角，作為歐洲列強之一，於1815年已經確立了它的歐洲大國地位。

至1914年，它已成為一個世界強國。

帝國時期俄羅斯與西方關係可以分為早期俄羅斯帝國與晚期俄羅斯帝國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彼得大帝開始到1855年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結束，這是俄國歷史上急速西方化的階段。

先有彼得一世急行軍式的西方化改革，後有女皇伊麗莎白，特別是葉卡捷琳娜二世的開明君主專制，在他們的統治下，俄國的西方化進程加速了。第二個階段是從1855年到1917年，主要以亞歷山大二世及尼古拉二世時期為主。第一階段主要以俄羅斯向西方的學習與啟蒙為主，第二階段則是俄國本土主義傳統對西方的挑戰，從而帶來兩者的大辯論。

在彼得一世時期，俄國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的階段。學習西方、了解西方才是彼得西行的真正目的。

正如彼得欽定御批的俄國對外政策文書中所指出的：

彼得出訪的目的有三：一是要親眼看看「他本人及其祖輩未曾見過的歐洲政治生活」，二是要「按照歐洲國家的模式建立俄國政治軍事制度」，三是要以自己的行為鼓勵臣民出境學習外國先進的東西。

正像彼得在出訪途中所寫的：我是一名學生，正是為自己尋求老師的。

從19世紀開始，俄國歷史發展的鐘擺似乎失去以往的規律性，遲疑並固執地擺動於東方與西方之間，開始了西方化與本土化之間的激烈抗爭。到帝國晚期，西方與俄國本土之間的衝突越來越大，這主要表現在19世紀40年代開始的俄國斯拉夫派和西歐派之間掀起的激烈辯論。

西方派視西歐、尤其是英國和法國的政治體制和文化為俄羅斯社會發展的樣板，堅決抨擊俄羅斯的專制制度和農奴制度，認為俄羅斯應當經歷西方社會的發展階段，學習歐洲的發展道路。斯拉夫派主張俄羅斯應當走一條與其他民族、尤其是西方民族不同的發展道路，但是斯拉夫派也不是一味地否定西方文明，而是注意學習西方文明中有益的東西。

俄羅斯的泛斯拉夫主義前期表現為一種親斯拉夫派的意識形態，這實際上只不過是俄國本身民族意識的另一種表現方式罷了。持親斯拉夫派觀點的人和西方派嚴重對立，他們尋找和承認俄羅斯文化固有的道德和精神價值，強調集體和社會高於個人是和睦和兄弟友愛的一個原則。

這種意識形態的中心點就是俄國東正教會及其宣揚的真理、慈愛和精神自由的世界使命。

20世紀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可以分為蘇聯時期以及冷戰結束後的新俄羅斯時期。

蘇聯時期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

除了二戰時期的大同盟外，基本上是在冷戰的大環境下發展的，東西方兩大陣營處於對立狀態，反西方是其意識形態的一個非常鮮明的特徵。

1917年十月革命是俄羅斯與西方關係的轉折點。十月革命宣告羅曼諾夫王朝的崩潰，也帶來了長達70餘年俄國與西方的對立。

十月革命後，美國對蘇俄公開敵視，拒不承認，這樣一種敵視態度成為從1917年到1933年美國對蘇的基本政策。

二戰時期的大同盟，蘇聯與西方有過短暫的合作，但雙方都清楚這一合作遲早會隨著共同敵人的消失而破裂，大同盟在羅斯福總統看來不過是與「魔鬼的握手」。

二戰結束之後，意識形態對抗的慣性一直延續下來，構成了從1946到1991年美蘇關係的主要基調。

冷戰結束以來，俄羅斯試圖發展與西方的關係來融入國際社會，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屢屢受挫。

從葉利欽、普京到梅德韋傑夫，從梅德韋傑夫再到普京第三任外交啟動，俄美關係有短暫的蜜月時期，有「9·11」後的密切合作與關係的「重啟」時期，但更多的是因科索沃戰爭、俄格戰爭、烏克蘭危機及敘利亞危機帶來的急劇對抗時期。

縱觀俄羅斯的全部歷史，從公元988年的基輔洗禮開始，俄國歷史上第一次向西方打開大門，17世紀開始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18世紀俄國不僅有了一扇面向歐洲的窗口，而且在專制王權中逐漸引入歐洲的開明專制主義思想，結果是一個強大的沙皇俄國在歐洲國際政治體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成為歐洲國際政治傳統的參與者與圈內者，一直延續到19世紀末。

經過克里米亞戰爭、俄土戰爭、俄日戰爭後，沙皇俄國逐步衰落。

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後，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在蘇維埃俄國的高歌猛進，另一方面是逐漸遠離歐洲國際政治，社會主義的蘇聯成為歐洲國際政治的旁觀者與圈外者。

同時，又一邊是被孤立，一邊是自我孤立於西方世界，並在兩極對抗的格局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從俄羅斯歷史發展的邏輯來看，從彼得大帝以來一直到冷戰結束後的俄羅斯，其全部外交政策在東方與西方之間搖擺的特徵非常明顯。如同別爾加耶夫所認為的，全部彼得大帝時期俄羅斯的歷史就是西方與東方在俄羅斯靈魂中鬥爭的歷史。

三十年來的俄羅斯外交：從走向西方到逃離西方

1999年由於科索沃戰爭的爆發，導致俄羅斯與西方及北約關係降到歷史上的最低點。2000年6月,普京上台後，俄羅斯聯邦通過了《對外政策構想》,新的安全構想明確表示反對單極世界,重申建立多極世界,強調俄羅斯要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作用,並強調要對俄羅斯聯邦外部的總體情況、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優先方向及其保障手段進行重新認識,提出俄羅斯外交方針至高無上的優先方向是保護個人、社會和國家的利益。

這一構想是俄羅斯在葉利欽時期西方化政策受挫以及俄國力日益衰落的背景下提出的,普京試圖採取靈活務實的全方位外交為俄國內經濟復興創造有利的外部條件。

這一構想既是對葉利欽後期外交政策的延續,又反映了俄在國力衰落的背景下優先注重國內經濟發展,強調外交為國內經濟服務的目的。

但是，普京時期如何發展與西方的建設性關係是普京新政的重點之一。「9·11」事件後，普京迅速抓住機會大力支持美國的反恐戰爭，俄美削減戰略核武器談判也取得質的突破。

普京還大力加強與北約的合作，實現了俄羅斯與北約之間新的制度性聯繫，俄羅斯與北約的關係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9·11」後，普京不僅默許了美軍對其傳統勢力範圍的中亞和外高加索的進駐，還提前關閉了俄在古巴和越南的軍事基地。

由此，輿論一度驚呼親西方主義的回潮。同時，普京治下的俄羅斯重新確立了面向歐洲的國家發展戰略，普京明確宣稱：「一個首要的問題是，無論在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俄羅斯都是一個主要的歐洲大國。」

然而，普京政權與西方的關係並不是固定不變的。

隨著俄羅斯國內「不自由的民主」的發展，西方各國對俄羅斯回歸傳統的權威政治充滿了大量的批評。

2007年以來，俄羅斯對西方關係不斷強硬，到2008年8月，俄格衝突的爆髮帶來了俄羅斯與西方關係的全面倒退，這是冷戰後俄羅斯第一次嘗試用武力解決地區衝突並引發整個世界為之關注的軍事行動。

俄格衝突不僅使俄羅斯與喬治亞斷絕外交關係，而且使得俄美關係、俄羅斯與北約的關係都受到深刻的影響，俄美關係在原已惡化的基礎上雪上加霜。

進入2009年，俄美關係戲劇性地開始了重啟。

2009年3月6日，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日內瓦進行雙方外長的首次會晤，並正式按下重啟美俄關係的按鈕。

2009年7月6日到8日，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俄羅斯，期間美俄首腦就核裁軍達成最新共識，簽署了《進一步削減和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問題諒解備忘錄》的共同聲明，以此文件指導此後兩國關於新的《削減和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的談判，美俄關係又一次迎來了緩和的良機。俄羅斯學者阿列克謝·阿爾巴托夫 (Alexei Arb tov)將這個條約的簽署稱為「在正確的方向上邁的一大步」，認為無論是從政治還是從軍事戰略角度來看，該條約都極為重要，因為它終結了兩個核大國在戰略對話中的僵局，同時證明了兩國之間關係的改善，以及它們之間在複雜問題上達成妥協的能力和意願。

德米特里·特列寧 (Dmitri Trenin)認為，條約的簽署和在兩國立法機關獲得批准，證明了美俄關係重啟的穩定性，這是美俄關係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是，在美俄關係逐漸緩和的背景下，美俄之間潛在的利益衝突又一次暴露出來，例如美俄就美國繼續使用吉爾吉斯斯坦的馬納斯國際機場、俄羅斯與北約互相驅逐外交官、北約在喬治亞進行軍事演習等事件都預示著重啟美俄關係並非易事。

2008年俄格戰爭後，俄羅斯的反美主義達到高潮。

儘管經歷了短暫的俄美關係重啟，2010年2月列瓦達中心的一項調查仍然顯示，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的俄羅斯人仍然視美國為潛在的侵略者，只有9%的俄羅斯人認為美國在全球促進和平、民主與秩序。

普京再度回歸克里姆林宮以來，在一系列問題上，俄羅斯都顯示出對美強硬的外交姿態，從而使得反美主義在俄羅斯再一次上升。

普京第三任外交啟動，國際輿論普遍認為這將是俄羅斯與西方新的對抗的開始。2012年以來，在一系列問題上，俄美之間尖銳對抗，除了各自出台兩個針鋒相對的法案外，俄羅斯還立法禁止非政府組織接受外國資金，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作為俄羅斯NGO最大的資助方被迫關閉在莫斯科的辦公室。

如果說這些問題還不足以攪動俄美關係，那麼，斯諾登事件及敘利亞化學武器事件則使得俄美關係的對立更進一步。俄羅斯不顧美國的強烈反對給予斯諾登臨時庇護，三次在聯合國投下反對票，挫敗西方推翻敘利亞現政權的圖謀，進一步惡化了兩國關係，刺激了俄羅斯國內反美主義浪潮的上升。

因而，俄羅斯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的回歸西方之路屢遭挫折。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其結果是蘇聯解體、蘇共敗亡。

葉利欽的「休克療法」其結果是「後華盛頓共識」的美國模式的失敗，對外戰略上向美國一邊倒，也不能換來美國的信任，相反使俄羅斯國民經濟崩潰，安全空間受北約擴大的擠壓與滲透。

普京借「9·11」向西方的靠攏及短暫的重啟之路換來的是俄格戰爭，俄羅斯與西方關係陷入一波又一波低谷。

烏克蘭危機之後：俄羅斯走向西方外交政策的終結

歷史在2014年的俄羅斯與西方關係上翻開了新的一頁。2014年因烏克蘭危機爆發導致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美歐聯手制裁俄羅斯，俄羅斯內外交困，對外政策實行了根本性的轉變。

烏克蘭問題的產生是一系列複雜的國內外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從國內因素看，經濟危機、憲政不穩、寡頭干政、嚴重腐敗等激起了人們對社會發展現狀及當權者的不滿。

但從本質上看，烏克蘭問題是一種發展道路與價值觀的選擇問題，是烏克蘭社會關於發展道路與價值觀選擇二元對立的直接反映。

烏克蘭西部與歐洲有文化、宗教上的歷史淵源，主張回歸歐洲。烏克蘭東、南部則是傳統的親俄派，俄羅斯族人大部分也集中在這一區域，尤其是克里米亞地區近67%的居民為俄羅斯族人，顯然更多地傾向於俄羅斯。

自2013年11月份烏克蘭宣布暫停簽署與歐盟的聯繫國協定以來，烏克蘭局勢經過三個多月的發展演變更加複雜，更加戲劇化。在一系列示威、暴力與流血衝突中，合法總統被罷免，反對派成立新政府上台執政。

國內東西對立，分裂態勢嚴重，俄羅斯與西方紛紛介入，帶來了俄羅斯與西方又一輪新的對抗。

從國際因素看，烏克蘭問題則是俄羅斯與西方爭奪的焦點，俄羅斯視烏克蘭為獨聯體一體化與歐亞聯盟建設中的重要一環，而西方則主張將其納入北約及歐盟的框架之中，艱難轉型中的烏克蘭不可避免地陷入夾縫中求生存的狀態。

在俄羅斯看來，後蘇聯空間仍然是其傳統的勢力範圍，尤其是北約、歐盟擴大到中東歐、波羅的海，失去烏克蘭是難以想像的。如同布熱津斯基所說，失去烏克蘭，俄羅斯就不成其為一個帝國。

在普京極力推動的獨聯體一體化及歐亞聯盟進程中，希望作為斯拉夫三兄弟的烏克蘭發揮關鍵的作用。然而，冷戰結束以來，挑戰俄羅斯在後蘇聯空間的領導地位，試圖在獨聯體地區有所斬獲成為西方與俄羅斯相互博弈的一大特點。

北約東擴、歐盟東擴、顏色革命、導彈防禦等一撥又一波攻勢相繼湧來，其中，烏克蘭是西方爭取的一大重點。

顏色革命在烏克蘭發生，北約也向烏克蘭發出邀請，本次烏克蘭所爆發的衝突就是西方試圖將烏克蘭納入其框架的過程中所引發的又一輪危機。

冷戰之後俄羅斯歷任總統均向美國伸出了橄欖枝，但是俄羅斯向美國的靠近無一不以失敗告終。葉利欽時期，因為北約擴大，俄美短暫的蜜月期宣告結束；「9·11」之後，普京抓住機會實現與美國關係的提升，但是，十多年下來，普京意識到，要得到美國對俄國大國地位的尊重是不可能的，其結果就是2007年慕尼黑會議之後俄美關係的下滑，一直到2008年俄格戰爭的爆發。

2009年之後俄美關係的重啟是奧巴馬政府對俄外交的亮點，但是，隨著梅普易位，俄美關係重啟名存實亡。

普京治下的俄羅斯經歷了十多年來與美國關係的風風雨雨，俄羅斯最終意識到，俄美之間的矛盾與分歧是難以調和的，俄美關係重啟註定如流星般短暫。

烏克蘭危機之前和之後一系列事件都表明，俄美高層之間政治互信嚴重缺失，雙方的政治厭倦達到頂點。

從美國的角度看，俄羅斯不再是昔日的超級大國，而是美蘇冷戰的輸家。冷戰後美國也期望將俄羅斯納入西方的統一軌道，也期望在反恐、戰略核武器等方面與俄羅斯進行合作，然而俄國國內民族主義、反美主義情緒的不斷上升、威權政治的復歸、帶有「俄國之臉」的不自由的民主等這些因素仍然讓美國視俄羅斯為另類，俄美之間始終難以實現雙邊關係的常態化。

究其根本，俄美關係的發展受實力、需求與戰略目標三重因素的制約。

從實力來看，俄美關係是一個全球大國與一個地區大國的關係。

儘管遭受金融危機的打擊，美國的整體實力在顯著下降，但是作為冷戰後的唯一超級大國，其政治影響力、軍事與戰略布局影響力、全球夥伴關係網路及調控能力都遠非俄羅斯所能相比，俄羅斯唯一能與美國所比肩從而增強其大國信心的就是核實力。

從需求來看，俄美之間幾乎沒有相互利益的重合點，俄美關係從根本上看是一種安全關係，缺乏經貿關係的支撐，俄羅斯出口的石油天然氣、武器等美國不需要，俄羅斯國內市場投資環境又難以吸引美國投資，從而導致雙方經貿關係非常之低。

從戰略目標來看，雙方相距甚遠，美對俄政策之基本目標是改造俄國，將其納入西方的統一軌道，而這在實踐中被證明是行不通的；俄對美政策之目標是通過發展雙邊關係重振俄羅斯大國地位，同樣在實踐中被證明收效甚微。

因而，奧巴馬任期的對俄政策如同過山車，第一任期開始重啟俄美關係，第二任期暫停俄美關係，其跨度之大令人目眩。

烏克蘭危機後，俄羅斯遭受了自冷戰終結以來最大的地緣政治壓力，尤其是俄羅斯與西方關係全面進入停滯期，來自西方的經濟制裁，外交孤立，軍事威懾構成了對俄羅斯的全面對抗。面對西方的經濟制裁，俄羅斯經濟仍然在經歷困難的調整期，衰退尚未完全結束，GDP縮減，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尤其是油價持續低迷，俄羅斯經濟實現恢復性增長尚需時日。

從外交上看，西方將俄羅斯驅逐出G8，動員全球試圖全面孤立俄羅斯，迫使俄羅斯進一步轉向東方。從軍事上看，北約中斷了與俄羅斯的合作關係，北約一系列軍事演習在中東歐、波羅的海舉行，意在對俄羅斯進行軍事上的威懾，同時北約在波羅的海及中東歐地區增加軍事力量部署，為俄羅斯與西方尤其是俄美新冷戰再度重演提供了口實。

俄羅斯與西方這一輪對抗必將導致冷戰結束以來俄羅斯走向西方關係的正式終結。

俄羅斯走向西方的終結是冷戰結束以來在國際政治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基礎上俄羅斯與西方相互博弈的結果，最終在烏克蘭及克里米亞問題上畫上句號。

或許未來的俄羅斯與西方關係會實現緩和，無論與歐洲還是與美國會實現關係的正常化，但是，冷戰結束以來，俄羅斯曾經希望向西方靠近、通過融入西方來實現自身的發展這一認知將消失殆盡。

特朗普上台後俄美關係的發展走向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國第45屆總統。

特朗普上台後美國的對俄政策有可能再一次發生變化，雙邊關係的改善將提上議事日程，這一態勢已引發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

從俄羅斯的角度看，希望改善對美關係的願望非常強烈。

2016年舉行的瓦爾代會議上，普京批評美國的調子明顯降低。

2016年新版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構想強調俄美對全球戰略穩定和國際安全大局有特殊責任，俄有意與美國構建互利的關係。

2016年底普京在年度大型記者招待會上暗示，俄羅斯不認為美國是侵略國，俄美應當為兩國民眾福祉而交好。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儘管奧巴馬政府試圖阻止俄美接近，但是特朗普競選前後對俄示好，以及任命與俄關係密切的蒂勒森為新任國務卿等，也表明改善對俄關係的意向。

當前俄美改善關係各自有著不同的目標。對普京來說，取消來自美國的制裁，實現俄羅斯經濟恢復性增長以及雙邊關係正常化是根本性的目標。

而對於特朗普來說，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有幾方面的緣由：第一，是源於競選期間反奧巴馬及希拉里的對俄政策的一種延續；第二，是作為商人的務實主義及機會主義心理支配下對未來俄美關係改善提升美國國家利益的一種期許；第三，不排除在某些戰略家指導下聯俄制華的可能性的存在。

然而，新一輪俄美關係的改善也是有限度的，有障礙的，有過程的，同時也會有反覆的。

從國內政治看，本輪俄美關係改善均面臨著各自國內強烈的相互反感、相互仇視的社會基礎，兩國精英層中大多也持同樣立場。

此外，如何消除美國對俄羅斯吞併克林米亞這樣的尖銳又敏感問題的認知也實屬不易，不解決這一問題就難以實現解除制裁。即使是特朗普這樣不特別重視意識形態及價值觀的人來說，如何向國內民眾及西方盟國解釋也是非常重要卻又很難邁出的一步。

從冷戰後俄美關係的實踐看，雙方迫切需要找到第三條道路。冷戰結束後，俄美之間處理相互關係均陷入一個簡單的二元思維模式。

對於美國的俄羅斯政策來說，要麼把俄羅斯納入西方陣營，要麼把俄羅斯視為另類，徹底削弱；對於俄羅斯的美國政策來看，要麼融入西方，要麼陷入對抗。俄美均需要反思相互之間的政策，從而發展正常的國家間關係。

未來美國對俄政策將呈現出在務實合作的基礎上走向理性的關係正常化，這樣一種關係不同於過去俄美兩國的簡單的二元思維模式，而是走向一種競爭與合作並存的模式。

未來有可能實現關係緩和的方面包括：俄美聯手打擊「伊斯蘭國」，放鬆或者取消對俄制裁，默認克里米亞問題現狀，減少對烏克蘭的支持和援助，擴大對俄投資並發展經貿關係。

從總體來看，本輪俄美關係的改善仍然是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對中俄關係的運行發展沒有根本性的影響。

首先，俄美之間缺乏提升相互關係的深層次動力，無論是政治上、經濟上還是戰略上均是如此。

政治上不信任，經濟上無合作，戰略上相互漠視，相互之間缺乏能鏈接雙方予以合作的實際問題，導致任何形式的改善只能是表面上的，短期的，不穩定的。其次，中俄關係的高位運行確保中俄美三邊關係中既有的框架與狀態能持續穩定發展。即使俄美關係獲得了短期的突破，也不至於對中俄關係的運行發展帶來根本性影響。

中俄之間法律層面上所保障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加之中俄之間全方位的戰略合作，使人們有理由相信中俄關係將沿著既定的軌道深入發展而不是倒退。

本輪俄美關係緩和不會帶來新一輪的俄美蜜月，也不會帶來俄美的夥伴關係。

第三，冷戰結束以來俄美關係的反反覆復使俄國深刻認識到，美國的對俄政策不可能突然性發生變化，削俄弱俄是美國歷屆政府的共同特點。

美國不可能真正地平等對待俄羅斯、尊重俄羅斯，短期內俄美雙邊關係的改善不會帶來中俄美三邊關係的顛覆性改變。

從根本上看，俄美戰略接近並不必然對中國的國家利益帶來損害，俄美戰略對抗也不必然給中國的國家利益帶來利好。中俄關係與中美關係都有自身不同的內在邏輯與運行規律，兩者並不相互排斥。

中國外交需跳出傳統三角關係的思維定式，在中俄關係與中美關係中維持一定的平衡。

無論是中俄關係還是中美關係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及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都是至關重要的。維護和延長中國的戰略機遇期關鍵靠自身，通過自身發展來營造和諧的外部環境，是中國國際戰略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