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中國現代化

儒學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中國現代化作者：郭齊勇摘要：儒家文化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並不斷中國化的社會文化土壤或背景。儒學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代化有著不解之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有兩個思想根源，一個是馬克思主義，一個是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絕沒有脫離中國社會與中國的歷史文化。今天我們要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也離不開調動傳統文化資源，特別是儒學傳統。我們不應該抽象地教條化地對待儒家傳統。當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現代化發展之最為緊迫的課題，一是經濟與社會的科學、全面、可持續地發展；二是政治與社會改革，構建公平、正義、和諧的社會；三是中國主體性的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念，包括榮辱觀的建構與整飭吏治。在這三方面的理念、制度、心理習俗系統的建設中，中國智慧及儒家文化資源都可以起非常積極的作用。關鍵詞：儒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現代化文化認同倫理共識傳統中國文化無疑是多元多樣的，儒學只是其中之一部分。傳統中國社會的歷史文化無疑是流動與變化著的，儒家文化傳統也是流動與變化著並與其他文化傳統相交織的。鴉片戰爭以後，隨著傳統社會的解體，儒學已經衰落，特別是人們對儒家社會與儒學相對隔膜，看法上存在著諸多分歧。因此，我們要討論的問題，大標題就會令人置疑。人們可能會說：儒學與現代化建設，與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根本就沒有任何關係。但是，我仍然覺得這是需要放在一定範圍內認真地加以思考與梳理的問題，故不揣淺陋，拋磚引玉，求教於方家。一、儒家文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土壤中國社會、儒家與馬克思主義的相干性問題，是百年來中國思想史上討論得較多的一個問題。自春秋末期孔子繼承三代文化大傳統創立儒學，直至清代，儒學一直在不斷發展和擴大之中。漢代以後的儒學，不僅僅局限於心性之學或者考據之學的範圍，而是在社會政治事務、教育師道、經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學的各方面沿著先秦儒的博大範圍擴張，滲透到全社會，適應、調節社會發展並指引人們的生活。儒學落實在政治制度、社會風習、教育過程以及私人修養之中，是兩千五百多年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思維方式、情感方式和價值取向的結晶，是朝野多數人的信念信仰，乃至到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地步。因此，儒學的地位不是某人、某派的主觀意向或情感所能確定的。儒學所以成為中國社會與民間文化的主流，是由儒學的基本精神、廣博範圍、歷史發展客觀地確立的，而不是什麼人的一廂情願。某些儒家文化的攻之者與辯之者，都把儒學簡單化了，把儒學的範圍縮小了，把中國社會與中國歷史的發展抽象化了。實際上，傳統中國社會就是儒家型的社會，傳統中國文化的底色和主潮是儒家式的，傳統中國人的主要性格也是儒家式的；反過來說，儒家或儒學在中國所起的作用或功能，類似於基督教、天主教之於西方，東正教之於俄國，印度教之於印度，伊斯蘭教之於阿拉伯世界，都是族群文化自我認同的根基，倫理共識的核心。儒家文化的地位是自然形成的，並不是自封的。儒家本來就是平民之學，是王官之學下移到民間的產物。在禮壞樂崩的時代，孔子興辦私學，承擔上古三代的文化傳承的使命，把教育開放到民間。戰國末期到西漢中期的社會，通過選擇，在諸子百家中逐漸確立了儒家的地位。儒家思想比較平易合理，使朝野都能接受，滿足、適應了承平時期凝聚社會人心，積極有為地推展事功的需要。歷史告訴我們，「馬上打天下」的經驗不能用於「治天下」。歷代賢明的統治者為治世之需，大多選擇中正平和的施政安民的良策。儒家善於繼承前朝的典章制度，並與時推移，加以適當的因革損益，使之合於當世，便於應用。其倫常之道，有助於社會的秩序化、和諧化、規範化，其生聚教訓之策，更足以內裕民生而外服四夷。內裕民生應視為安邦之本。儒家講禮樂倫理教化，雖在實行時會打一些折扣，但大體上與民眾的穩定和平、淳化風俗的要求相適合。社會要繁榮發展，秩序化、和諧化是基本的要求。禮教使社會秩序化，樂教使社會和諧化。在分配經濟資源，在財產與權力的再分配過程中，儒家滿足人民的一個基本公正合理的要求，強調民生，制民恆產，主張惠民、富民、教民，縮小貧富差距，對社會弱者、老弱病殘、鰥寡孤獨和災民予以保護。其推行的文官制度、教育制度，為平民、為農家子弟提供了受教育及參與政治的機會。這個文官制度，就成了我們的一個國本，它使得歷代各級政治有了新鮮血液，有了民間基層人士的參與。這種制度的建構本身，是儒家理念促成的。這個制度文明背後的理念，是維繫人心，協調社會人心的以「仁愛」為核心的價值系統。近代以來，我國與東亞諸國迎接西方的挑戰，內在思想的資源其實仍然是以儒學為主幹的思想傳統。睜眼看世界並鼓動學習西方的人，包括推動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先驅、中國共產黨人的前輩和近代以來的仁人志士，骨子裡恰恰是積極入世的、進取的，主張與時偕行、變化日新的，是關切國事民瘼、嚮往大同世界等儒家情結最深的人。他們的為人為學、思想與行為方式，乃至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獻身精神，無一不是儒家式的。我國早期的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都以儒家《禮記·禮運》的大同理想作為引進俄蘇社會主義、引進馬克思主義的文化鋪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不僅儒家的社會理想起著極大作用，而且儒家的人格理想、人格操守也激勵著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人的先驅、前輩。「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救民於水火之中，博施濟眾，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中國幾代馬克思主義者所以受民眾的擁戴，無不與其人格修養、人格魅力有關。人們常常容易把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對立起來。其實，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就包含著與我們民族幾代先進分子身上攜帶的豐富的優秀傳統精神的結合。例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意識，濟世救民的情懷，天下為公的理想，百折不撓的毅力，捨生取義的品格，自強不息的意識，力行實踐的精神，辯證中和的智慧等等，都滲透其間。就理論上來說，中國的民本主義傳統、大同理想的傳統、內聖外王傳統、知行合一傳統、實踐理性傳統、唯物論傳統、辯證法傳統等，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都起過這樣那樣的作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革命、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包含了與積澱在社會與民眾中的儒家文化的諸因素的結合。新中國的制度建構與儒家社會的建構有著難捨難分的關係。發展生產、改善生活、國富民強、務實、富民、小康思想，與我國古代經典中所強調的治國平天下的根本大法，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和承續性。我國優秀的文化精神遺產中有豐富的治國平天下的重要經驗。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及和諧社會建構，與儒家傳統的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知行合一、民本務實的思想以及天人合德、中庸之道、動態平衡、具體理性等中國智慧有著內在的關聯。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鄧小平的易簡風格等，都帶有儒家思想精義與風格、色彩。費孝通先生說：「我們常常講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那是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結果，所以在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後變成了毛澤東思想，後來又發展成了鄧小平理論，這背後一定有中國文化的特點在起作用，可是這些文化特點是什麼，怎麼在起作用，我們都說不清楚。」費先生接著就改革開放後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度到家庭工業以及一國兩制等，談到幾點：第一、重視家庭，重視世代間的聯繫與培養後代；第二、和而不同，中國文化骨子裡還有個東西可以把不同的東西凝合在一起；第三、多元一體，共存共榮，包含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第四、「能想到人家，不光想到自己，這是中國人際關係中一條很重要的東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設身處地，推己及人……這不是虛擬的東西，是切切實實發生在中國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真情實事，是從中國悠久的文化裡邊培養出來的精髓……我們現在對中國文化的本質還不能說已經從理論上認識得很清楚，但是大體上說它確實是從中國人歷來講究的『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所指出的方向發展出來的。這裡邊一層一層都是幾千年積累下來經驗性的東西，如果能用到現實的事情當中去，看來還是會發生積極作用的。我們中國文化裡邊有許多我們特有的東西，可以解決很多現實問題、疑難問題。」總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其實就是在儒家文化的土壤上進行的。早期的，第一、二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政治家，無不具有儒家的品格。無論是早期中國共產主義者的社會正義觀與社會理想，還是我們當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構建和諧社會的偉大實踐，儒家的仁愛、民本、民富、平正、養老、恤孤、濟賑、大同、民貴君輕、兼善天下、和而不同、食貨、德治主張、入世情懷等等，都是其鋪墊、背景與積極的思想資源。沒有儒家文化就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的傳入與中國化。所謂「中國化」，在一定意義上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儒家化。當代馬克思主義與儒學，合則兩美，離則兩傷。二、儒家文化與中國現代化當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核心問題是中國現代化。面對中國社會現代化，促使其健康發展，我們不能不反省中國傳統與現代的關係。21世紀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全球化」實際上是「現代化」的一個過程和階段。全球化是經濟、貿易、科技的一體化、趨同化。但現代性是多元的，現代化不等於西化，更不等於美國化。經濟全球化不意味著文化一元化。近代以來西方現代化的歷程和包括東亞在內的世界其他地區的現代化經驗表明，全球化、現代化決不只是西方民主制度與理性價值的普遍化。麥金太爾在《追尋美德》一書中已經對西方啟蒙理性和以功利、權利為中心的現代西方社會提出了深刻檢討。而西方後工業社會已經暴露出的種種負面，也鮮明地提示了西方的制度、理念與價值觀存在著片面性、單向度性和「平面化」的弊病。中國固然需要參照、借鑒西方的制度文明和價值理念，並使某些制度與價值真正在中國生根，以成為中國現代化的助緣；然而，中國的現代化有著自己的道路與模式，自己的特殊性，這緣於中國社會及歷史文化與西方不同；而且，正如離開了民族化的馬克思主義難以在本土文化中生根一樣，離開了民族化的現代化也是難以成功的。面對西方文化鋪天蓋地的席捲域內和西方宗教的無孔不入的滲透，我們一定要有文化自覺與文化安全意識。新時代的全球化的挑戰，啟示我們要有自己的民族認同和倫理共識。如果沒有長期以來形成的多民族統一的中華民族文化的自我認同，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就會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現代化的過程中被「化」掉，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被沖「散」掉。如果沒有終極關懷與倫理共識，也形成不了一個健康的現代法治社會。因為法治的背後有著信念信仰和倫理共識的鋪墊與支撐。從歷史上看，儒家曾不斷吸取周邊各民族的文化，豐富自身。少數民族不斷地給中原帶來了活力。反過來說，恰好是在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之後，例如元代與清代，儒家文化得到長足的發展。今天，儒家仍然是台灣海峽兩岸民眾的基本信仰與生活方式。海外幾千萬華人社區，仍然是以儒家文化為主的社區。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決定了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們的必由之路。市場經濟為中國的發展帶來了活力。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價值觀念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唯利是圖，物質主義、拜金主義、權力拜物教和特權思想正日益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毒瘤，吞噬著市場經濟所創造的成果，也吞噬著社會上活的道德資源，敗壞社會心理與風俗。面對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的雙重挑戰，中華民族如何在不脫離世界文明大道的基礎上，完成自己的現代化，並傲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是時代給我們提出的重大課題。新時代的挑戰，呼喚著弘揚和培育自己的民族精神，共建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的共有的精神家園。如果沒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我們就會喪失精神支柱，乃至喪失中華民族。民族性與時代性、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之間有著張力。民族精神，相對強調民族的殊異性和本民族特徵的延綿性、連續性；時代精神，則相對強調人類的普遍性和社會歷史的階段性。然而，兩者之間又有其統一性。任何一個走在時代前列的民族，其民族精神都是民族性和時代性的統一，或者說是優秀傳統與時代精神的結合。一個與時俱進的民族，必然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經濟全球化、世界一體化或網路文化時代的來臨，並不意味著民族性的消解，也不意味著前現代文明已毫無作用。中華民族及其文化在數千年里形成了自己的生存智慧、精神系統、信念信仰、終極關懷、思考與行為方式、倫理生活秩序、價值理念、審美情趣。這些東西固然隨時更化，不斷變遷，但是，仍然有其一以貫之的精神，這是中華民族及其文化可大可久的根據。中國文化從來就是多元多樣的。儒家、道家、墨家及諸子百家，道教、佛教及中華各民族歷史上的各種文化及諸流派，作為文化資源都是瑰寶，在今天都有同等的價值與意義。我們非常尊重這些文化資源。由於儒家文化與中國民間大眾的社會生活的聯繫最為密切，故儒家文化尤其值得我們珍視。我們強調重新發掘儒家文化的精神財富，以之作為弘揚民族精神、培育時代精神的重要資源，絕非要鼓吹全面復古，全盤照搬儒家文化的整套東西，更不是試圖以中國固有的傳統去對抗、抵制外來的文化。儒家文化傳統中的確有一些要素由於歷史的發展而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變成了歷史的包袱；另一些要素則可能成為潛在的現代化的胚胎。因此，人們對於「儒家文化傳統」本身也存在一個不斷重新發現、開掘、回採的過程。我們提倡以批判繼承的態度、多元開放的心態，對儒家文化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如上所述，儒家文化中的一些因素，要放在改革開放的社會生活實踐、日常生活世界與全球化、現代化的視域中，以現代科學與人文思想、意識來加以考察、分析、批判，始可以轉化、建設為今天的精神文明中的有益的內涵，成為今天的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有機的成份。21世紀人類文化的發展趨勢是告別「西方中心論」，在現代性與根源性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各文化民族重新認同自己的文化傳統，重新發掘自己的文化典籍與文化精神，將是未來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種發展態勢，它有助於自己民族的現代化和世界化，也有助於人類文明的多層面開拓。「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而且是中華文化對人類的偉大貢獻，其內涵亦不斷融合了現代性而更有生命力。我們應系統地研究現代性與根源性之間的辯證關係，以全球化為背景，從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角度全面清理儒家文化，探尋儒家文化在現代社會生活的積澱及創造性轉化的途徑和模式，探尋多元的現代性；深入挖掘儒家文化資源對當今中華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培育所能貢獻的思想觀念，提煉儒家思想資源中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觀念與價值理想；從新的視角審視儒家思想，探索在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浪潮中，中華民族的民族性特徵和中國文化現代化道路的特色，重新檢視所謂「國民性」問題；系統清理傳統儒家文化的禮樂文明和心性文明資源，抽繹出其中能為當代中國法治社會的建設提供養料的思想資源和能在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生活中起到積極作用的核心價值觀念；為文明對話和全球倫理的建構提供精神食糧；深入考察儒家價值與環境倫理、生命倫理、社群倫理、職業倫理的關係，儒家與現代民主、權利意識、公民社會及現代政治文明的關係，儒學的終極性、宗教性與超越性問題，儒學與女性主義的對話，儒學的草根性及其與生活世界的關係。儒家文化的許多價值理想一直是中國人安身立命、中華文化可大可久的根據。傳統農業社會的社會架構和政治體制已經消失，但並不意味著與之相結合過的價值觀念、道德意識、思想與行為方式都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在今天，其中大量的精神財富仍然可以創造轉化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寶貴助緣，為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提供精神資源。儒學不僅是農業文明的產物，也是華夏族群的精神形態，是中國乃至東亞社會文化的結晶，蘊含了東亞各民族的民族性格、終極信念、生活準則、生存智慧、處世方略。儒家文化既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最集中的代表，又因其「與時偕行」的品格而具有了時代的特性，曾經燦爛輝煌的中國農業社會的儒家文化中的許多因素，尤其是精神因素，不可能不具有超越時空的價值與意義。作為民族的意識與心理，儒家文化在今天仍是活著的。儒家的精神首先是創造性的生命精神，是人對宇宙的一種根源感。《周易》以「乾元」代表「天」及其大生之德，「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以「坤元」代表「地」及其「廣生之德」，「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天地把這種廣大悉備的生命創造精神賦予人類，因此，人有一種剛健自強、生生不已的主體精神。孔子、曾子、孟子更是極大地張揚了人的自強不息、積極有為的創造精神，將其歸納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的弘毅自強精神，「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構成了中華民族精神的主體。儒家文化不是守成的僵死的古董，而是主張常變常新、與時俱進的創造性的有機生命。儒者重「時」，孔子就被尊為「聖之時者」。儒家文化主張「因時而變」、「隨時制宜」、「與時偕行」、「與日俱新」，這些都可以轉化為當代中國與時俱進、開拓進取的時代創新精神。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乃是孔子「仁學」的精神。一方面，「仁」是人的內在的道德自覺，是人的本質規定性，它凸顯了人的道德自主性。另一方面，「仁」又是「天、地、人、物、我」之間的生命的感通，是「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價值理想。這種價值理想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忠恕」之道作為主要內涵，以「仁義治天下」、「以禮治國」、「禮之用，和為貴」、「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禮義仁愛原則作為處世之方。這可以推廣為人與人、家與家之間的和睦之道，推廣為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和平之道，推廣為宗教與宗教、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和合之道，乃至推廣為人類與動植物、人類與自然的普遍的和諧之道。「和而不同」論承認不同，整合差異。孔子的「仁學」是中華人文精神的內核，是人文主義的價值理想，此不僅是協和萬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指導原則，而且也是「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智慧。無怪乎《全球倫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漢斯先生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全球倫理的黃金規則，這是很有見地的。傳統儒家知識分子一直以天下興亡、人民安康為己任。在儒家的濟世理想中，始終洋溢著一種偉大的居安思危、憂國愛民的憂患意識。這對於維護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反對外來侵略，都起到了極其關鍵的作用。儒家是贊同謀利的。董仲舒「正其義不謀其利」是針對君子修身與統治者治國來說的，而不是針對民眾與社會的需要來說的。從儒家的思想來看，儒家常把治國者（君子）與一般民眾區別開來。對治國者，儒家要求從嚴，要求他們「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故孔子說「君子喻於義」，「為政以德」。但是，對一般民眾，儒家要求甚寬。儒家認為人生而有欲，人的物質慾望亦為天之所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有其正當的存在理由。故儒家言「利用厚生」，言「庶」、「富」、「教」。儒家正義謀利的思想在今天仍有積極意義。而且，儒家文化所主張的「創生」「尊生」、「變通」「制宜」、「和諧」「中庸」、「誠信」「敬業」、「見利思義」、「以義制利」等思想和智慧也可以轉化為現代社會管理和企業管理的寶貴資源。儒家非常重視修身，尤其強調陶冶心靈，養育德性。儒家德目中，「誠」、「信」、「廉」、「恥」等都有深刻內涵，尤其是一系列關於官德的論述與修養工夫論，還有包括監察制等在內的制度文明，在吏治不清的當今，更具有其意義與價值。有關東亞儒學與東亞現代化的關係，海外學者白魯恂、傅高義、杜維明、楊國樞、李亦園、金耀基等先生有不少研究成果。夏光綜合了這些成果並進一步論證了如下方面：第一、儒學傳統與私有財產的密切關係，對個人、家庭及管理、經營各方利益的肯定，家族家庭主義、等對企業組織的延伸及勞資關係的親和性，忠、信價值的內在滲透。第二、政府以各種方式在其經濟生活中積極扮演了干預主義的角色，而大的社會空間及宗族、家族、行會、鄉約等民間自治的傳統在儒學世界中由來已久。兩者有張力，但結合得好則有效促進現代經濟的發展。第三、選賢與能及教育制度、文官制度傳統的延續，使今天民間社會的能人躋身精英統治與技術統治的精英政治中。第四、民間組織與自治，積极參与及儒學傳統所倡導的公民性與公共品德是東亞的公民社會的成長與發展的基礎，也是東亞現代性政治層面的基本內容；儒學色彩的市場經濟，由企業精英轉化為企業精神；由儒學的公共性參與發展到現代社會管理與社會批判；凡此種種促成了現代東亞社會之民主政治的走向。在歷史上，儒家、儒商的生存，有賴於又促成了廣大的社會空間與民間社會的形成。儒家傳統自覺、不自覺地與現代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密切相關；同時，儒家傳統又必須以現代人的公民意識、權利意識、法治觀念、道德意識，以社會主義道德文明精神加以引導、改造與運用。三、儒學資源在當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可能的貢獻與前所述，儒學與馬克思主義，儒學與現代化都不是絕對對立的，它是參與現代化的積極力量，而且不僅僅只具有克服現代病、治療現當代頑疾的作用，也不僅僅只具有心理慰藉的作用。儒學的主要精神與價值理念，仍然是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依據，是當代中華法治社會的民族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之基礎。人們常常身在寶山不識寶，儒學豐富的內在寶藏還有待我們一代代人去發掘、發現與轉化。儒學其實是教養，是文明。當今的社會，尤其需要提升民眾、國民的教養水平，尤其需要強調文明的程度。健康的現代市民社會需要「溫良恭儉讓」和有所敬畏的公民。公民社會是凸顯個體教養與社會公德公信的社會，故現代性的詩書禮樂之教養，不僅對君子，而且對每一個公民都是必要的，它毋寧是現代公民社會的必需，是構建當代文明社會的基礎。文化修養的形成，需要環境、氛圍的熏陶，長時間的、幾代人的積累。儒家教育是性情教育，在我們當下的家庭、學校、社會教育中應自覺加強儒教的熏陶。我特別要說的是，不要苛求儒家（儒學、儒教）。大家都不苛求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伊斯蘭教、佛教、道家道教，為什麼一定要苛求儒家（儒學、儒教），一定要它給予我們現成的科學、民主、自由、人權等現代價值呢？不給予這些現成的東西就沒有價值嗎？其實，儒學與基督教等一樣，不能直接地開出科學、民主、自由、人權等，但通過我們的批判繼承、創造轉化，它可以更好地轉化並吸納現當代價值，更好地使現代價值健康地植根於既有的文化土壤。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有特定時代的責任，我們不能推卸自己的責任，我們也不能把責任都推給古人，讓古人承擔一切。對儒學採取簡單拋棄、一味排斥、不講道理的態度，輕率肢解，信口開河，或視之如寇讎的方式，是最容易做到的，但那是思想懶漢的做法。這種人沒有擔當意識。對於我們的有志氣有智慧的青年人來說，一定要肯下功夫去切磋琢磨自家的文化基因、文化土壤。這裡面有很多不簡單的東西。例如「禮」、「三禮」中就有大量的正價值，有很多複雜的面相與深刻的內涵，絕不是所謂「吃人」、「殺人」就可以蓋棺論定而棄之如敝屣的。那就把洗澡水與嬰兒一道潑掉了。現在是開放與對話的時代，我們以開放的胸懷，接納、促進新時代的諸子百家，促進古與今、東與西、中西馬、儒釋道、諸子百家間的對話，以及廣義的儒教徒、基督教徒、伊斯蘭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之間的對話，在文明對話的過程中，把自己的珍寶承傳下來並努力地輸送出去，讓全人類共享！儒家有豐富的資源與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女性主義等等思潮對話，在對話中彼此理解、溝通、融會、豐富。現在又是思考或反思的時代，思考或反思流俗，反思啟蒙，反思習以為常，反思思維定勢，反思一百多年來時髦人士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反思成見，反思科技文明，反思商業化，反思現代性，反思全球化，反思文化工業或大眾文化或官場文化，反思功利時代，反思金錢與權力拜物教，反思人類中心主義，反思今天的評價體系，反思對根源性、對神聖性、對敬畏之心、對終極價值與安身立命之道的解構或消解，反思對列祖列宗創造並傳承下來的文明遺產和中華文化精神不抱敬意的態度，重建崇高，重建信念與信仰。我們尤其要反思教條主義，反思全盤西化，當然要誓死捍衛各色人等說話的權利。這就是文化的生態平衡即「和而不同」。現在還是文化自覺的時代，是中華民族文化復興與重建的時代。張岱年先生說：「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文化……必須認識中華民族文化長期延續發展的根基。中華民族延續五千年，必然有其精神支柱，精神力量，這一點應當充分認識，這就是民族自覺。」「如果否認本民族的優良傳統，把過去的歷史都看成一團糟，那也就失去了前進的基礎，今後的發展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了……惟有了解自己的優良傳統，才能保持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傳統文化中……一些精粹的思想則能夠對現代化起一定的促進作用。應該承認，傳統文化中也包含著促進現代化的契機。如果民族意識的內部完全缺乏促進現代化的契機，那末，現代化將是毫無希望的。」「擺在我們面前的唯一正確的道路，就是主動吸收世界先進的文化成就，同時保持民族文化的獨立性，認識本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發揚創造精神，創造自己的新文化……這樣才能對世界文化有所貢獻，這樣才能自立於世界文化之林。」「各個民族各自發揚自己的民族特點，才能構成全世界豐富多彩的世界文化。」聯繫以上引文之上下文，我們可知張岱年先生所說的本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主要指的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統一與和諧的關係，「天人合一」思想；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肯定人的人格尊嚴與人的價值在道德自覺性；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精神與方法，知行合一與知行相資等。這些主要來自儒學。張先生正是在此一基礎上講中華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含獨立性、自覺性、主動性）的，認為一個民族必須具有主體意識，即獨立意識、自我意識和自覺能動性，才能立足於世界眾多民族之林。我對開放的儒學充滿了信心。我們中華文化當然要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當然要有自己的文化主體意識而不能是無本無根的，不能只沉溺於食人牙慧。我們中華民族文化當然不可能以外來文化為其「體」。但傳統或文化（心性的或價值的或觀念的文化、制度的文化、器物的文化）總是流動的、變異的。今天的中華文化已是以傳統中華文化為主特別是以其中的儒家型社會文化為主，而不斷融合、消化外來文化的新文化。這一新文化體用如一，即體即用。但它的內核與主幹，當然是固有的精粹，否則，我們拿什麼去與人家對話？拿人家的余唾去與人家對話嗎？我們只是「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缽效貧兒」的精神棄兒嗎？總之，我們要以健康的心態面對傳統與現代間、東方與西方間的種種切切，一定要有定力，有主心骨。在構建和諧社會，迎接民富國強之際，千萬不要忘記發揮傳統經學、諸子，特別是儒家資源的積極作用！有人說儒家是所謂「泛道德主義者」，這也是因為對儒家知之甚少所致。孟子曾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儒家的範圍甚廣，很難歸結為道德的或泛道德的，政治的或泛政治的。就儒家與政治的關係而論，歷史上真正的儒家從不阿附權貴，不是歷代權威政治的附庸。雖然歷史上不乏曲學阿世的陋儒，但這不是儒學的主流，儒家有以「天」或「德」抗位的傳統和批判的精神，乃至「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儒家的政治文化資源中的民本思想、民貴思想、民有思想、民富思思、官與民同享同樂思想、載舟覆舟思想等，是可以作出現代轉化與現代詮釋的。儒家有很多思想、價值可以與民主政治相連接或作鋪墊。「以人民為主體」的思想當然與傳統社會的「以民為本」的思想有質的差異，現代社會的「民主」與傳統社會的「民本」也有內涵的不同，但不能說二者之間完全沒有聯繫。儒家在觀念、制度及化民成俗的三層次中，有許多因素成為改善傳統政治的良性的東西，這裡有不少可以轉化為現代法治社會、民主政治建設與陶冶公共知識分子的重要資產。儒家的某些理念曾轉化為傳統社會的一些制度，有一些制度其實是值得我們反芻的，其中的價值常常被我們忽視。儒家有極為豐富的公共意識與公德心，其對公與私、公德與私德、公利與私利的看法，也絕非流俗所言，它當然也不可以歸結為所謂的「個人主義」、「集體主義」云云。自中西交通以降，與儒學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一樣，儒學和西學也一直處在互補互動的過程之中。17世紀末至18世紀末，西方大哲萊布尼茨、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等都十分推崇孔子、儒學，其實康德、羅素、杜威思想中都有很多可以與儒學會通的地方。基督教與儒教也有不少可以會通之處。賀麟先生是我國西方哲學學科的一代宗師。賀先生非常尊重儒學思想資源，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理解，對儒家的世界化與現代化，對中西會通寄予厚望。西學在中國的發展當然離不開中國文化，而儒家是中國文化中最為重要的部分，這是毋庸置疑的。在我國，真正懂得西方的社會、文化、哲學、宗教的大家，都是非常尊重本土文明，特別是儒家文化的。這恰好也有助於他們更深刻地而不是膚淺地理解西方與西學。促進當代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一定要有一種自覺，即當代馬克思主義與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以政治自由主義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融合。今天，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與儒學之結合有廣闊的前景。在經濟全球化、多種價值觀並存的時代，馬克思主義、儒學與自由主義有內在的緊張，但三者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結盟已是客觀之大勢。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三十年是我國社會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三十年。黨的十七大通過的政治報告，進一步完善了十四大以來確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把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為偉大目標。在這一基本路線指引下的經濟建設、政治改革、文化繁榮、社會空間的拓展，尤其是解決民生問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在這些方面，儒家文化資源大有用武之地。今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現代化發展之最為緊迫的課題，一是經濟與社會得到科學地、全面地、可持續地發展；二是政治與社會改革，構建公平、正義、和諧的社會；三是中國主體性的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包括榮辱觀的建構與整飭吏治。在這三方面的理念、制度、心理習俗系統的建構中，中國智慧及儒家文化資源都可以起非常積極的作用。儒家文化有關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內在自我諸關係的討論非常豐富，很多歷史經驗、文明制度、治世方略、人性修養的道理需要我們用當代科學理性精神加以分析與總結，以提供今天的人們來借鑒。這也是儒家思想可能作出貢獻的方面。因此，隨著社會空間的進一步擴大，「大社會」的進一步形成，儒家思想對當代社會的活動作用空間及對當代社會的良性影響也會愈加顯豁。在經濟與社會發展、政治與社會改革、民族主體性的國民價值系統的建構等向度上，儒家的積極作用會更大一些。張豈之先生指出：「民族復興與文化復興不可分割。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觀念，民族復興的提出，反映的是人民的意願，是中國社會的走向……我國文化復興的價值體系的建立，需要把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核心價值加以融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今天中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淵源，今天中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則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新的開拓與發展。源與流的結合反映出中華文化具有深邃而又常新的生命力，它像一條巨流，奔騰不息，是中華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動力。」當下信用品性的危機，表明當代中國的國民缺少了中華民族主體性的真正具有約束力的信仰系統、價值體系，缺少了倫理共識、文化認同、終極關懷，缺少了敬畏之心與定盤針。這也考問著我們的教條式的政治與道德教育的有效性。要凝聚人心，解決中國問題，少不了儒家文化的調劑。我們要讓更多的人正確地理解儒學。目前民間對蒙學讀物與《四書》的一定程度的需要是一個契機。《四書》的基本內涵是忠孝、仁愛、誠信、道義、禮敬等價值，是啟發式的，是反求諸己的，是德性論的。我認為，應當自覺地更多地讓《四書》內容進入國民教育體系之中，當然要滲透進現代意識，予以創造性轉化。這對少年與青年的正確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對世道人心的整飭與提升有積極意義。這在歷史上是行之有效的，是浸潤在民間的，故我們不能迴避或置之不理。我們要把中華人文精神活化到當下的社會與人生之中，積极參与現代化的建設，凝結成中國人的主體性的價值系統，並貢獻給全人類。我們有深厚的歷史感與強烈的現實感，批判當下社會生活的負面，反思現代性，面對實際問題，力求把根源意識與全球意識、傳統文化精神與現代化建設相結合，為建設健康的合理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而貢獻自己的智慧與力量。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題中應有之義。（作者郭齊勇，1947年生，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發表於《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9年第6期，P5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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