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尋心靈之安頓與致天下之太平

梁漱溟

　　　　我希望我的朋友，遇到有人問起：梁某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便為我回答說：「他是一個有思想的人。」或說：「他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這樣便恰如其分，最好不過。如其說：「他是一個思想家，同時又是一社會改造運動者。」那便是十分恭維了。

　　　　——《中國文化要義》自序

　　梁漱溟先生生於1893年10月18日，他的120周年華誕日剛剛過去。今天我們紀念他，最好的方式仍是認真讀解他的思想。他曾說過：「我終是一個思想的人而非行動的人；我當儘力于思想而以行動讓諸旁人。」然而，梁先生所說的「思想」絕非凌虛蹈空，總是與實際問題相關。在1965年底所作《我對人類心理認識前後轉變不同》一文中，他總結說：「我從來無意講學問，我只是愛用心思於某些問題上而已。我常常說我一生受兩大問題的支配：一個是中國問題，再一個是人生問題。我一生幾十年在這兩大問題支配下而思想而活動——這就是我整整的一生。」

　　人生問題：尋心靈之安頓

　　梁漱溟祖籍廣西，自先輩即已官居北京，然其父時感國勢衰弱，倡導新學，故他不似同齡孩子一般從讀四書五經始，而是接受西式教育長成。但以崇尚實用為主的「功利主義」並不能滿足他面臨的人生困惑，1912年，19歲的梁漱溟曾兩度自殺。此後四年間，他完全靜下來自修思考，出佛入儒，先以佛學撰述贏得北大教席，又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歸宗儒家，標誌他人生的一個轉折點。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把人類文化分為西方、中國、印度三種類型。西方和印度代表人類生活的兩種路徑樣法，一為「向前面要求」，一為「轉身向後去要求」，而中國則代表與其不同的另一種路徑樣法，即「對自己的意思變換、調和、持中」。此書指出，西方人的理智生活較為發達，因此可以展開出征服自然和科學、民主等，然而卻逐漸暴露出種種弊端；印度的佛家則求破我執和法執，傾向於過一種出世的宗教生活；獨有儒家能夠持守中道，它最反對基於理智考慮的「算賬的生活」，同時也最立足於過一種現世的生活而不贊成出世，它能夠起到慰勉人的情志需求的作用，同時又不導致淪入宗教式的「超絕」和「神秘」。

　　梁漱溟論述儒家生活時最強調「直覺」，它就是那「不慮而知的良知，不學而能的良能」，而「此敏銳的直覺，就是孔子所謂仁。」他認為，仁是一個很難形容的心理狀態，極有活氣而穩靜平衡。仁，首先要「寂」，即像是很平靜而默默生息的樣子；其次要「感」，它最敏銳而易感。他還把「孔子生活之樂」歸於一「剛」字——「知命而仍舊奮發，其奮發為自然的不容已，完全不管得失成敗，永遠活潑，不厭不倦，蓋悉得力於剛。」此剛健態度正是《易經》中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孟子所言「浩然之氣」所表徵的氣象。

　　經過二十餘年的生活經驗和不斷思考，梁漱溟又寫出《中國文化要義》，這一著作更為成熟，然其內在精神與《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貫。該書從整體上把握「老中國」的歷史文化特徵，但其所論主題仍與具體個人的安身立命相關。「以我推想，孔子最初著眼的，與其說在社會秩序或社會組織，毋寧說是在個人——一個人如何完成他自己，即中國老話『如何做人』。」梁漱溟用「理性」一詞取代了「直覺」，指平靜通達、清明安和之心。要葆有這理性精神，首先是「反求諸己」，其次是「盡其在我」。若從反面言之，與理性相違者有二：一是愚蔽偏執之情；一是強暴衝動之氣。二者時常相因而至，倘若沾染一個，理性即受妨礙。

　　梁漱溟說：「我要做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性情不許我沒有為我生活作主的思想。」他是個怎樣思想就怎樣生活的人，思想不過為生活尋一根基礎，而生活則為思想之著落點。這體現了「誠」的精神。對他而言，找不到歸依處，便焦灼難安，人生各種事情變得索然無味，而一旦把心放下，便不再停留於獨思的生活，要不剛猛於行動，要不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心得傳授於他人。由此觀之，他是一個具有宗教精神的人，而這也正與他所服膺的儒家踐行精神一致。

　　中國問題：求天下之太平

　　梁漱溟先生對於中國問題的思考其來已久，但早初還只是停留在事功層面，所謂中國問題很大程度上就是富強問題。親身遭逢「人生問題」後，他看出此中之短淺，明白了如何整頓失散紊亂的人心秩序才是最為重大的中國問題。

　　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結尾，梁漱溟提到「今日應再創講學之風」，希望把儒家的生活態度普及到更多的人，因為「孔子的東西不是一種思想，而是一種生活」。他不僅如此說了，更如此做了。他不願做堂堂北大教授，而與同仁弟子共同從事鄉村建設運動，扎紮實實做一些根本的工作。他認為中國人應該學會過一種共同生活，但必須以中國人的態度來營造，鄉建工作的著眼點即在於此。在此基礎上，他寫出《鄉村建設理論》和《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類文字，為現實問題求答案。

　　《中國文化要義》是梁先生所有著作中對中國問題最有擔當者，其立足點就是「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他主要從社會結構入手，通過與西方的比較，來揭示中國文化的特點和價值。在他看來，中西社會生活的很大區別主要表現為：中國人特別注重家庭和家庭生活，而缺乏集團生活，並因此無從映現出個人問題；相反，西方人則富於集團生活而且個人地位得以顯現，但家庭不被看重。如果說西方近代社會是個人本位的社會(英美為其典型)，西方最近的趨向是社會本位的社會(蘇聯為其典型)，那麼，中國是一個倫理本位的社會。所謂「倫理」，「就是要人認清楚人生相關係之理，而於彼此相關係中，互以對方為重而已」。

　　與西方社會是階級對立相比，中國社會還有另一個特點，就是「職業分殊」。中國傳統社會有士農工商四種基本職業，其地位具有相當的流變性。這種社會結構使中國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家，且根本不像一個國家。在中國，統治只是消極相安。

　　倫理本位和職業分殊二者關係密切，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獨具性格的中國文化。在儒家領導下，二千多年間，中國人養成了一種風氣，或民族精神，即向上之心強和相與之情厚。「納國家於倫理，合法律於道德，以教化代政治」，正是中國文化所趨重之處，中國人的長處在這裡，短處也在這裡。

　　所謂「短處」是指，由於中國人理性早啟，導致中國文化早熟，過早地將注意力關注在人與人的問題上，忽略了對物的研究，進而導致了中國人在科學上沒有成就，產業革命也不見發生；而在對人方面，則一味地講禮讓、講相與之情、講以他人為重、注重家庭、注重倫理，而忽略了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價值。個人不被發現，則人己權界不分，群己權界難別，於是既無自由，也無民主。

　　中國的社會結構和倫理文化使中國的政治也與別國不同，在梁漱溟看來，它有三個特徵：政治之倫理化，政治之無為化和權力之一元化。這種特殊的政治，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只能是消極相安，而非積極進步；只能是一治一亂的循環，而非一次一次的革命。

　　認識老中國，是為了建設新中國。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並沒有提出解決現代中國社會政治問題的具體方案，他倡導的鄉村建設運動也沒有走通，不過他仍指出，「一旦於老中國有認識之後，則於近幾十年中國紛擾不休者，將必恍然有悟，灼然有見；而其今後政治上如何是路，如何不是路，亦遂有可得而言者。」

　　中國儒者之「擔道」精神

　　梁漱溟先生的一生都在人生問題和中國問題之間糾纏，在1987年為《梁漱溟問答錄》寫的序言中，他說：「算起來已為人生問題和中國問題探索並奔波了八十個年頭了。」

　　自青少年起，他就鄙視只謀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漢」生活，追求「充實而有光輝的人生」。在1917年目睹南北戰爭之禍後，他曾寫作《吾曹不出如蒼生何》，並自費印刷散發，呼籲制止軍閥內戰。此等氣魄雄心何其令人感動！

　　回憶當年「朝會」情形，他說：「每天清晨，天將明未明之時，師生共在月台上團坐。其時疏星殘月，悠懸空際；山河大地，一片寂靜；唯間聞更雞喔喔作啼。身處此境，頓覺心地清明、精神振奮，且有眾睡而我獨醒之感，並由此而倍感自身於世人於社會責任之重大。大家或講話或沉思反省，盡情地利用這人生最可寶貴的一剎那，抑揚朝氣，錘鍊心志。」此等人格精神何其令人神往！

　　梁漱溟對生命抱有真誠和溫貼的態度，積極樂觀地踐行自己的信念，矢志不移，至死不渝。無論是投身社會改造運動，還是在歷次政治事件中，更不用說在其著作中，他都活出了一種儒家的生命氣象。尤其可貴的是那種「擔道」精神，那種以一己之心為天下之心、以一己之命為天下之命的懷抱，這使他的人生與中國聯繫起來，也使他一生的兩個問題融為一體。這本身就是中國傳統中「修齊治平」式生命政治邏輯的迴光返照吧。

　　梁漱溟始終保持了中國文化的主體性，這在那個時代實在難得，也是繼續思考中國問題的後人首要繼承的態度。對我們而言，始終保持中國文明的主體性是首要的，但同時，我們需要對西方文明傳統具有更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如此才能通過重建自身而迎來中國文化的復興。

　　1980年，梁漱溟在接受美國學者艾愷採訪時說：「我寫的書最重要的一本叫《人心與人生》。」該書系梁先生晚年寫成，可謂一生思想總結。艾愷問：「你算一個聖人嗎？」梁先生答：「我所懂得的，聖人不是平常人。聖人說話行事跟其他人不大兩樣，可實際上他那個生命、他那個人格，已經完全超過普通人了。」他說自己只是一個普通人，而非聖人，如果與普通人有什麼不一樣，那就是他遠遠地望見了，在霧中不十分清晰地望見了孔子和王陽明是怎麼回事。

　　在一篇題為《談樂天知命》的短文中，梁漱溟先生說：「一切禍福、榮辱、得失之來完全接受，不疑訝，不駭異，不怨不尤。」「隨感而應，行乎其所當行；過而不留，止乎其所休息。」這種人生境界，是最值得我們品味和嚮往的了。

　　來源：作者授權新浪歷史刊發，原標題為《梁漱溟：一輩子的兩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