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倡導者的行為藝術：讓女性呈現女性 | 深度人物

記者/楊寶璐

編輯/李顯峰 宋建華

△ 「陰道說」演出現場（本文圖片均由桃莉格日勒提供）

「男人是狼，女人是羊，羊怎麼能跟狼要求平等？」四年前，在一次女性導演的觀影活動中，一位男士在互動環節向策展人小鐵拋出這個問題。

小鐵愕然。儘管考慮了諸多可能性，這個問題還是超出她預期，「我們以為如今女性地位有很大提升，至少男女平等是一個很深入人心的概念，沒想到還是會有這樣的問題。」實際上，最新出爐的研究報告顯示，全球性別差距情況首次出現倒退，中國排名九連降，比去年下滑一位，跌至第100位。

小鐵並沒有覺得那個尷尬的提問是惡意的。「他只是沒有這個生命體驗，沒這個體驗，他就很難想到女性為什麼會遭遇歧視。」

△ 劇本朗讀會現場

女權到底是什麼權？

細眉，紅唇，妝容精緻。但沒人會把她跟溫順馴良的「羊」的形象掛上鉤。她叫辛穎，熟悉的人稱她為「小鐵」——作為一家公益機構的執行主任，她做事雷厲風行，因此被稱為「鐵主任」。

四年前，小鐵發起女性導演影展活動，讓她記憶深刻的這樣一個提問：「女人到底要什麼權利，是要特權嗎？是既不想幹活，又想要平等嗎？」

「要什麼特權，我們要求的是平權。」小鐵說。

策展從2012年底開始籌備，由她和另外三個夥伴打理。在表現形式上，小鐵腦海裡頭一個蹦出來的，就是美國伊娃·恩斯特的《陰道獨白》。「藝術是表現女權的很好的一種形式。」她說，「不是說教，而是兩者結合，產生非常強大的化學反應。」她決定從女性導演的影片入手，給她們辦影展，讓女人來呈現女人。

「就想為中國的女性導演提供一個平台，讓中國觀眾有機會能夠看到性別視角的作品。」

敏感從幼時就開始積累。小鐵出生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很小就嗅出了性別所帶來的壓迫感。「我小時候奶奶就老說，你不能太野，太野你就會嫁不出去了。」小鐵說。而小鐵的母親，則因為是女兒而遭到外公的家暴。

上大學讓她掙脫了來自家庭的桎梏，她閱讀了大量的關於女性的論著，並成為了一名堅定的女權主義者。

第一屆影展策划了整整一年。找導演是最費力的環節。「內地的片子最難找，外國的、港台的片子反而好找。」小鐵說。

勸說女導演來參加影展絕非易事。並非所有的人都能接受「女權」的概念，「但其實你跟她聊起來，會發現這個人其實就是很女權的。」小鐵說。

有一次，她去見一個女導演，聊到女權，導演感到很陌生，「她覺得自己不是女權主義者，就是個做電影的。」後來，隨著了解的增加，「她說，小鐵，我看看我的生命，我其實一直就在講女人的故事。」

直到2013年底，影展才正式拉開序幕。影展一共展出了二三十部劇，在北京的多家電影院和劇場放映，從第一場起，熱烈程度就遠超她預期。

她還記得最後一場在706空間舉行的放映活動，片子是楊天乙導演的紀錄片《老安》。那天很冷，放映會又在晚上，但場面火爆，甚至有沒座位的觀眾站著看完了影片。

那天，在外出差的導演楊天乙飛機晚點，沒有按時出現在現場。放完了片子，擔任閉幕主持人的小鐵問觀眾願不願意等導演，出乎她意料的是，大家都表示要等。「當時還有個老奶奶，也沒走。」小鐵回憶。小鐵乾脆組織大家互動，在提問環節，又有男性觀眾說了一些沒有性別意識的話，馬上就有女性觀眾站起來跟他辯駁。

這讓小鐵看到了影展的意義：「你不能把他們看作敵人，而是要把他們看作潛在的盟友。」

△ 劇本朗讀會現場

講出身體的故事

比小鐵更早接觸到《陰道獨白》的「桃子」還記得，當自己第一次讀出「陰道」這個詞的時候，臉都在發燙。

那是2007年，從新疆來到上海讀大學的桃莉格日勒參加了復旦大學的性別社團，第一次參加社團線下活動，學姐發給她一個劇本，翻開劇本，「陰道」這個詞，她念都念不出來。好容易讀出來，臉一下就紅了，學姐們也笑了。

「讀出這個詞後，我開始思考什麼是性別，去正視自己的身體和身份。」桃子說。

這部劇推著她走上女權的道路。2016年，她和夥伴任娜瑛、陳瑤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要創作一部中國版的「陰道獨白」。

這並非《陰道獨白》的衍生產品第一次在國內引起反響。2013年，北京外國語大學性別活動小組曾經發起一起名叫「我的陰道說」的活動，引起社會巨大的爭議。有人覺得這是一次權益的抗爭，還有人覺得是嘩眾取寵。

桃子先跟美國劇本方交涉，但對方表示，如果你們要演，就要按照劇本演，一個字都不要改。

「但我們發現笑點跟中國的國情不太一樣。所以我們決定自己搜集故事。」桃子說。

活動從北京的高校聚集地五道口開始鋪展。她們寫個招募文案，召集志願者，採訪了60多個人，並從中挑選出故事，由陳瑤改編為8幕劇本。

「我們發起這個運動，關注了很多平時大家不好意思去討論，但卻實實在在存在的事情。」桃子說，這些故事裡，有性侵，有墮胎，有著講述人難以啟齒的傷痕和回憶。「這些人講述她們的故事，也是心理治癒的過程。」

有個故事讓桃子記憶深刻。講述者講的並不是自己的故事，而是母親老套的愛情故事——她的父母在年少時相愛，由於家庭成分和經濟實力的差距，兩人在一起的阻力很大。在母親懷孕之後，這對年輕的情侶，為了保住這個孩子，選擇了離家出走，躲在山洞裡，生下了孩子。父親親自為她接生，從母親的陰道，將她帶到世界上。

「這其實是一個有點憂傷的故事，因為她的父母現在關係並不好。」桃子說，這個聽上去隱晦的詞被賦予了更多的含義，關於愛和選擇，以及人生的感悟。

「很多人說，這些事憋在心裡很久了，不知該跟誰講，講完舒服多了。」講述者都是匿名的，當她們的故事被搬上舞台後，她們隱匿在觀眾中，看到自己的故事被演繹出來，激動地給桃子發信息，說自己流了淚。

為了能讓這個話劇流傳得更廣、更久，桃子和隊友們還發起了「灰粉色運動」，只要高校社團願意發起這個活動，不管是演出還是劇本朗讀會，她們就無償送劇本，隨著最初的團隊不斷有人走上工作崗位，「陰道說」小組還確立了規則，每年都會有一名大四的女生接過指揮棒，以保證活動能夠繼續推進。

2018年的指揮棒交到了大四姑娘羅欣悅手上。一次閑聊，她跟父母說了自己正在做的這件事，父親沒發表什麼意見，但母親卻旗幟鮮明地反對。

「我很避免跟她交流這件事。」羅欣悅說。有時，當她在忙著演出的事，沒接母親的電話，爾後打回去，也往往用忙其他的事搪塞過去。「她也不是做道德評判，也並不覺得這是一件壞事，就是覺得沒必要，就問，你做這件事的意義在哪裡？」

桃子也遭遇到類似的情況，在為「陰道說」做宣傳時，她每天要發好幾條朋友圈，「可能是這三個字比較扎眼」，一位北大的老師委婉地提意見：「桃子，我覺得你做的事情很好，但是你有沒有想做別的公益事業，你不覺得格局太小了嗎？」 這讓桃子好笑又無奈，「我關注女性權益，為什麼會覺得這是一件格局很小的事情？」

「她們會覺得，如果給自己加一個女性的標籤，那我能談的就只是女性的東西了。」小鐵說。

這種認為「格局小」的情況也並不只存在於男性群體中，在跟女導演們溝通的過程中，有一位女藝術家乾脆告訴小鐵，我不是女權主義者，我也不想說自己是個女藝術家，我只是個藝術家。

「我感覺她很害怕這個標籤，她覺得這是一個不好的東西。」小鐵描述道，「其實即使有性別視角，也是可以談世界的東西的，只是大家覺得加了女性的標籤，自己就被矮化了。」

△ 桃莉格日勒和夥伴為演出發起眾籌

歧視面前，高管也未能倖免

更多時候，在性別差異尚未浮出水面之前，就連女性也很難感受到這種壓迫的存在。

2017年全球性別報告顯示，中國在「職業技術工人」與「高等教育入學率」兩個分項上已經實現了完全的性別平等，但在「預計收入所得」和「高管與政要人數」方面較去年有所下滑，而在「新生人口性別比例」方面，中國長期處於嚴重失衡狀態，是影響全球排名的最大薄弱項。

2008年，我國在全球性別平等差距中一度排名第57位，後來排名一路下滑。

「當然，男女平等是一個抽象概念，而性別差距指數其實是測量性別間平等或不平等的一個可操作的過程。男女平等是一個多維度，多層次的問題，但它只是抽取了國際上比較重要的幾個維度，每個維度下面又有幾個指標——國際公認的，又是數據可得的指標，可能本身也不是最全面的。」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吳利娟解釋道，此項報告是考量在國家現有社會狀況和經濟發展水平基礎上，男性和女性在分享社會資源和機會上是否平等，「可以說我們的男女平等的發展速度沒趕上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的速度。」

2017年初，中鐵物流集團倉儲管理有限公司(簡稱中鐵物流公司)三名正在懷孕後期和剛休完產假的女員工被降薪、乃至撤掉工位、強行停掉考勤，直至被辭退失業。

客服總監小林也在其中，她算是公司的中層。她從來沒想過，這樣的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們這個部門是新成立的，平時領導同事關係都很好。」小林說。

情況在她懷孕之後，悄悄發生了變化。2016年初，小林結婚懷孕，「當時我跟領導說懷孕的事，領導臉色就不太好看。」小林說，但她沒多想，她家住在昌平，而公司在通州，在北京，這幾乎是個「大對角」，為了懷孕不影響工作，她專門在公司附近租了房子住。

到了2016年12月，公司開始跟她們談降級降薪。說是全員降薪，但小林告訴記者，她打聽發現，同事降薪最低的也到80%，只有三名孕婦員工降到50%，「還有人還升職，薪資也漲了。」

小林三人拒絕簽字接受降級降薪。公司以不配合工作為由，找人接替了她們的工作。

沒了電腦工位，三個人還堅持上班，卻只能搬個凳子在辦公室里坐著。更讓她難以忍受的是，同事們也不跟她說話，「每天什麼事都沒有，坐在辦公室里就像空氣一樣。」小林說。

2017年年初，單位將一紙解除勞動合同發到了她的老家。彼時，她懷孕已經到了8個月。

接到解除勞動合同的母親傻了眼，馬上打電話問她出了什麼事，小林這才知道自己已經被辭退了。她趕緊讓母親把勞動合同寄過來，發現連社保從2月就停交了。「我三月的預產期，這時候社保要是斷了，我連生育津貼都沒有。」

小林只好挺著大肚子，一邊產檢，一邊找機構代繳社保，走上了維權的道路。三位懷孕的工作人員提出勞動仲裁，10月31日，其中一人的仲裁結果出來了，由於中鐵物流經通知後未到庭，朝陽區仲裁委做出缺席裁決，中鐵物流支付其去年12月初到今年1月底到工資差額1萬餘元。

「大部分職場女性在維權路上走不下去，主要因為維權的成本太高。」小林的代理律師黃沙說。而遭到歧視後維權難，並非職場女性所面臨的唯一困境，據北京工商大學學報2016年的論文顯示，男女性別差異工資差異達到了10%左右。

吳利娟告訴記者，其實，就算是在職業女性內部，不同工種的人所面臨的不平等情況也各有差異。高管面臨的更多是晉陞通道不暢、在行業內部壓力更大，職場文化不利於女性晉陞，而對於體力勞動技術含量比較低的工種，不平等的形式則更為赤裸——工資更低。

中鐵物流集團不服仲裁結果，提出上訴，12月5日，律師黃沙作為三名孕婦的代理人來到北京市三中院應訴。但沒等開庭，對方就撤了訴，據新京報報道，中鐵方的代理人表示，撤銷起訴是領導決定的。

聽到這個消息的小林卻高興不起來，糾纏了一年多，她並不敢確定，戰友的勝利是否意味著自己也會得到同樣的結果。

「整體上我們社會支持體系還需要完善，」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人權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周偉解釋道，「全面二胎放開後，生育保險需要支持體系吧，全部由用人單位支持是不合理的，應該由國家來承擔。」

周偉認為，在保障婦女權益方面，社區的作用不可或缺，應該承擔一些替代性、服務性的工作。「有的單位好多個女生，女性年齡結構差距不大，出差了誰來接送孩子、照顧孩子？如果都不願意出差，誰願意招女生呢？」周偉說，「如果社區能有公益性機構，能承擔這樣的工作，甚至可以支付一定費用，那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 「陰道說」演出現場

給女性更多選擇

值的關注的是，這種情況悄悄地進行了改變。吳利娟注意到，在北京，推著嬰兒車的年輕奶爸越來越多了，「男性獨立帶孩子在年輕一代還是越來越被接受的。」她說，「但職場也要打造家庭友好型職場，不要讓職場的文化環境跟家庭是對立的。」

這與小鐵她們的活動與概念普及是分不開的。2012年，在參與裸體拍照反家暴的活動中，小鐵和參與者遭到了激烈的謾罵。「有個男的說，像你這種人，裸著上身拍照，怪不得你要被家暴。」

小鐵沒罵回去。「不能他罵我，我就罵他，這不是解決問題之道。」小鐵跟他解釋，自己其實並沒有受到家暴，只是為了用行為藝術反家暴。後來，男士給她道了歉。

在她看來，挨罵也是一種進步的表現。「現在有人罵女權婊，以前甚至不會有人關注這個議題，因為你不夠強大，連被看到、被罵的資格都沒有。」而道歉，就意味著一次平權意識的普及，效果就算達到了。「我不認同直男癌這個詞，應該叫直男炎，它不是不可救藥的，只是他們缺乏平等意識和性別多元化的渠道。」

「敏感」的女性們在發力。她們敏銳地盯著著生活中各種大大小小的事情，每一次都提出抗議，吸引更多的人來關注女權問題。

2015年春晚上，小品「女神和女漢子」又強烈地撥動了她們的神經。「看的時候大家在吐槽，到大年初二我就開始寫東西。」後來，這件事情引發了社會廣泛的討論。

吳利娟也覺得，社會輿論和影視作品中，其實經常會對女性有偏見和刻板印象。而這種刻板印象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作用。

「很多人就覺得這就是搞笑的、是編的，跟它較什麼勁啊，但其實它反映女性在整個社會中的位置，這種印象也是可以傳遞的。這種形象的塑造和傳遞，讓大家覺得，可能女性就是這樣的，從而推導出女性可能適合幹什麼，不適合幹什麼。進一步傳導下去，衍生出來女性對自己的歸位和社會對女性的歸位。但真當到了要結婚、生子，做取捨平衡時，女性就會受到影響，你會以為自己只有這種選擇，只有這種選擇才是對的。」

小鐵還記得，在上大學的時候，一個女同學專門跑去跟她說：我就是想當金絲雀啊。她回答：「你想當金絲雀沒問題，這個世界有很多可能，當你知道這世界有很多選擇之後，你再做選擇，選什麼都可以。但現在很多女性，只知道有A選項，不知道還有B、C、D選項。」

這是她的目標——讓更多女性看到其他選項。「我希望這種教育能走進課堂，讓大家知道真正的女權是什麼。」

這和吳利娟的想法不謀而合，在她看來，如果整個話語體系和社會的性別觀念沒有變化，即使在政策層面推行一些有利於性別平等的做法和政策，「它能看到效果，也很有可能會反彈。」

這個改變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小鐵告訴記者，直到兩個月前，她在高校做分享會，依舊會有男生問出類似的問題：「女生是不是要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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