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州張公巷窯的發現與認識――孫新民

汝州張公巷窯的發現與認識孫新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汝州張公巷窯是近年新發現的一處古代瓷窯遺址。由於它出土了一種全新的青釉瓷器,釉色瑩潤,質量上乘,既與汝窯產品相似又有所不同,遂引起中國古陶瓷研究者的高度重視。2000～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後三次配合民房改建工程進行小範圍的考古發掘,發現水井和澄泥池等與制瓷相關的遺迹,出土了一批類似汝窯的青釉瓷器、素燒器和窯具。在2004年5月召開的汝州張公巷窯考古新發現專家研討會上,不少中外陶瓷研究者認為該窯址就是尋覓已久的北宋官窯。鑒於該窯址的發掘簡報正在整理中,今後我們還將進行較大規模的發掘,本文僅依據現有資料,談一些粗淺認識,謬誤之處敬請方家指正。一汝州張公巷窯的發現塊,遂確定為一處新的瓷窯遺址。2001年秋,為迎接中國古陶瓷學會2001年年會在汝州市召開,汝州市政府搬遷居民1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張公巷東側開挖40平方米,出土了一批青釉瓷片、素燒器和窯具。張公巷窯青瓷片與汝窯產品既類似又有所區別,遂引起與會專家的重視和高度評價。2003年下半年,汝州市政府撥出專款,搬遷居民7戶。經報請國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於2004年2～4月開挖探方2個,發掘面積124平方米,出土了一批完整或可復原的張公巷窯青瓷器,取得了中國陶瓷考古的重大突破的收穫:一是發現多個青釉瓷器埋藏坑。本次發掘揭露不同時期的灰坑79個,計有20個灰坑內出土張公巷窯生產的青釉瓷或素燒器。其中H88為橢圓形坑,坑口長0.8、寬0.58、深0.24米。坑內堆積有張公巷窯生產的青釉瓷器佔99%以上,能復原的器物有44件。H95為圓形坑,口徑2.7、深1.1米,出土遺物以匣缽、墊餅和素燒器為主,其次是張公巷窯生產的青釉瓷器。H101是一個近圓形袋狀坑,口徑2.3、深1.4～1.9米,出·83·[1]。2004年的考古發掘,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張公巷瓷窯遺址位於河南省汝州市區東南部,窯址中心區面積約3600平方米,皆被居民住房和城區道路所壓。第一次發掘始於2000年春,汝州市博物館朱文立先生報告在張公巷的西南角有民房改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聞訊趕到現場,配合民房改建,揭露面積25平方米,不僅出土有青釉瓷片,還發現有匣缽殘 文物·2006年第7期土物主要為匣缽和青釉瓷片。僅此一個坑內出土的匣缽有1000多件,能復原的瓷器多達百餘件,器類以瓶、壺、盞托和器蓋為主。二是揭露與制瓷相關的過濾池1處。過濾池位於T4中西部,坐北向南,南部被4號井打破,殘長2.2、寬1.2米。四壁用長方磚砌成,底面呈斜坡狀,北高南低,鋪墊一層大小不等的河卵石。清理時,池內底部堆積有非常純凈的灰白色和粉紅色塊狀制坯原料。三是出土了一批全新的青釉瓷器。這次發掘所揭示的地層堆積複雜,遺物種類繁多,從唐宋到金元直至明清,各個時期的文物標本都有出土,但只有類似汝窯的青釉瓷器,才是張公巷窯燒制的唯一產品。從整體上看,它既不同於臨汝窯的豆青釉[2]2000年在清涼寺村內找到了汝窯中心燒造區,發現燒制御用汝瓷的窯爐15座以及作坊、澄泥池、釉料坑等重要遺迹,並出土了大量的汝窯瓷器。據對出土遺物的初步整理,能夠確定的器類有瓶、盒、盆、、碗、洗、盤、盞、壺、缽、爐、盞托、套盒、器蓋等20餘種,而每一種器類往往又有多種造型,汝窯傳世品中的器類在這裡都有出土,因此可以確定其為宋代五大名窯之一的汝窯窯址。汝州張公巷窯與寶豐清涼寺汝窯地域相近,南北相距約30公里,在北宋時期同屬汝州管轄。兩窯的制瓷風格相近,皆燒制青釉瓷器,產品比較單一,造型莊重大方,相當部分器類屬陳設用瓷;器體胎薄釉潤,釉呈乳濁半失透狀,器表不重裝飾,大部分器物使用支釘支燒。但是兩者的區別也是明顯的,大致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第一,汝窯瓷器的釉色呈純正的天青色,所謂「雨過天青雲破處」的色澤;汝窯器物表面的開片分為兩種,一種為冰裂紋,另一種呈魚鱗狀。張公巷窯瓷器的釉色淺淡,釉面玻璃質感較強,手觸有光滑感;器物表面的開片較汝窯瓷器細碎、顯著。第二,汝窯瓷器的胎體呈香灰色,似香點燃後的顏色。張公巷窯瓷器的胎體較薄,胎色泛白,一般呈灰白色。第三,汝窯中支燒的器物以外裹足為主,支釘細長如芝麻狀;支釘數量除水仙盆為六枚外,其餘均為三枚或五枚,支釘一般為單數。張公巷窯瓷器多為平直圈足,外裹足者較少,支釘呈圓形的小米粒狀(圖四);支釘數量有三、四、五、六枚,既有單數也有雙數。第四,兩者的器形也有所不同。張公巷窯的盤口細頸瓶、鵝頸鼓腹瓶、堆塑蓮紋熏爐、套盒、盞托等不少器形,與汝窯同類瓷器均有一定的差異;而花口折腹圈足盤、葵口折沿平底盤、橢圓形圈足盤、四方平底盤和敞口小壺等器形,則為汝窯所不見。,也有別於寶豐清涼寺汝窯的天青色[3],釉色可分為卵青、淡青、灰青和青綠等。常見的以薄胎薄釉為主,釉面玻璃質感較強,有的器物表面滿布細碎冰裂紋開片。胎質細膩堅實,胎色有粉白、灰白和少量淺灰色。器形有碗(圖一)、盤(圖二)、洗、瓶(圖三)、壺、盞、盞托、熏爐、套盒和器蓋等10餘種。帶圈足的器物以平直圈足為主,外裹足的較少;器底有支釘痕的呈非常規整的小米粒狀,支釘分別為三、四、五、六枚。從窯址中出土有大量素燒器殘片看,張公巷窯生產的青釉瓷器與汝窯瓷器一樣,也是先經過素燒,然後再施釉入窯二次燒成。窯具以匣缽、墊餅、墊圈和支釘為主,匣缽有淺腹漏斗狀、深腹漏斗狀、淺腹筒狀和深腹筒狀四種。這些匣缽的外壁多塗有一層耐火泥,此種做法僅見於寶豐清涼寺汝窯。支釘多是單獨製作後再捺接於圓形墊餅之上,因此出土時兩者多相分離,但墊餅之上的圓形印痕清晰可辨。二張公巷窯與汝窯瓷器的區別寶豐清涼寺汝窯址自1987年被發現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經過多次考古發掘,於·84· 汝州張公巷窯的發現與認識三張公巷窯青釉瓷器的流傳代歷朝官窯瓷器,宋代汝、官、哥、定、鈞五大名窯的器類齊全。這批殘損瓷器的來源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屬清宮遺留,一部分是20世紀50～70年代在社會上的收購品。兩件器蓋均為穹隆頂,中央有象鼻紐狀握手,蓋里凸起子口,里外滿施天青釉,釉色天青中微泛水綠色(圖六、七)。迄今為止,在寶豐清涼寺汝窯遺址的發掘品中僅見有圓形捉手的器蓋(圖八),因此這兩件器蓋應屬汝州張公巷窯的產品(圖九)。廣東省博物館收藏有3件張公巷窯青瓷標本,據說是20世紀70年代從河南購得,在汝州張公巷窯發現之前,一般認為是汝窯瓷器[6]。筆者於2002年赴該館參觀後,確定它們是汝州張公巷窯的產品。其中1件為青釉橢圓形圈足盤,原為殘器已修復,滿施粉青色釉,唇口,盤心微凹,圈足微外卷,足內有勻稱的三個支釘痕,支釘呈圓形小米粒狀,露出白色胎體,口徑15、足徑6.5、高3厘米(圖一、一一),與張公巷窯出土的同類器相似(圖一二、一三)。另外2件分別為碗口和盤底殘片,均內外施粉青色釉,釉·85·在汝州張公巷窯發現之初,已知上海博物館收藏有該窯生產的青釉瓷器標本。經過近年來的查詢,已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廣東省博物館和倫敦大英博物館發現它的蹤跡。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會有更多的發現。上海博物館收藏的4件青釉瓷盤,系20世紀50年代上海古玩鑒賞家葉叔重先生的捐贈品,據說是從河南開封古玩市場購得[4]。4件盤均殘,其中可復原的1件為六齣花口,折腹,深圈足,足底平削露胎,口徑18、足徑6.3、高4.35厘米。經與張公巷窯出土的青釉瓷盤對照,兩者完全相同(圖五)。我們一直期待能夠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發現張公巷窯青瓷器,但迄今在其所藏完整官窯瓷器傳世品中尚未發現,而在殘損瓷器中已經發現兩件器蓋[5]。據介紹,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基本成形的殘損瓷器計9000多件,從原始社會到明代以前的器物只佔一小部分,大部分是清 文物·2006年第7期面勻凈,製作講究。大英博物館收藏有1件粉青釉花口碗,是1920年由亞歷山大捐贈給該館的,故取名「亞歷山大碗」。該碗經修復後基本完整,口沿為六齣花口,與之對應的外壁有六道凹進線,腹斜收較深,平直圈足,足根著地面露胎。此碗早已引起英國學者的注意,ReqinaKrahi曾於1993年撰文詳述了大英博物館的科學工作者對此碗的研究情況,即利用帶有X射線能量分析儀的電子掃描顯微鏡檢測後,其胎體成分明確表明它屬於中國北方窯器,與汝窯有著相同的工藝和成分特性,但器形又與汝窯器不同。最後她認為:「從它的器形以及無支釘燒造工藝方面看,它和1127年朝廷南遷後在中國南方燒制的官窯器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繫,或者還可能是其直接原型。這樣似乎就有一些可能:這種亞歷山大碗也許是產於河南的其他什麼地方,大概是在北宋末年,也可能是1111年到1125年間的開封地區,而且更可能是一個北宋官窯。」[7]這個見解早在1993年提出,實在是難能可貴。2005年5月,筆者應英國東方陶瓷學會之邀赴英訪問,在大英博物館見到了這件「亞歷山大碗」。該碗與汝州張公巷窯出土的同類器物相比,無論是胎質胎色、器表開片,還是六齣花口對應的外壁凹進線和內壁凸出如筋狀,以及平直圈足的製作工藝等,兩者均完全相同(圖一四),只是「亞歷山大碗」的釉色呈灰青色,釉面玉質感更強。可以肯定地說,這件「亞歷山大碗」是汝州張公巷窯生產的。·86· 汝州張公巷窯的發現與認識四汝州張公巷窯的性質於幾種器形,應是一窯或數窯的廢棄品。這種有意識地挖坑集中掩埋殘次品的做法,不見於寶豐清涼寺汝窯中心燒造區,而見於杭州老虎洞窯[8],被認為是官窯處理廢棄品的方法。同時,汝州張公巷窯生產的青釉瓷器,既有碗、·87·這批汝州張公巷窯瓷器主要出土於20個灰坑中,而每一個坑的瓷片基本都能拼成完整或可復原的器物,每坑又品種單一,往往只限 文物·2006年第7期見[10]。一種認為明清文獻不提北宋官窯,因而北宋根本就沒有官窯;另一種認為北宋官窯就是汝窯,將汝窯和北宋官窯合為一體;第三種認為北宋官窯與修內司官窯先後俱存,但在器形及胎釉特徵上不易區分。汝州張公巷窯發現之初,由於其青釉瓷盤與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從開封購買的4件青釉瓷盤完全一致,有專家就提出汝州張公巷窯有可能是北宋官窯。2004年,張公巷窯的發掘取得了重要收穫,曾召開「汝州張公巷窯考古新發現專家盤、盞、盞托、套盒等日常生活用具,又有瓶、壺、熏爐等陳設類用瓷,造型端莊大方,製作工藝精細,顯然不是一般的民間用瓷。因此,汝州張公巷窯場的性質應屬官窯。關於官窯的最早記載,目前研究者常引的是《說郛》所錄南宋顧文薦的《負暄雜錄》和元代陶宗儀《輟耕錄》轉載南宋葉衡》兩則史料[9]研討會」,與會的多數陶瓷研究者認為該窯址就是北宋官窯。筆者贊同汝州張公巷窯是北宋官窯之說,認為應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分析。一是張公巷窯青瓷器的年代能否確定在北宋末期。由於張公巷窯址地處汝州市區,前後三次發掘揭露的面積不足200平方米。受發掘面積的限制,尤其是宋末金元時期的地層堆積和灰坑打破關係特別複雜,目前還不能斷定燒制年代就在北宋末期。但從張公巷窯青釉瓷的器物造型、胎質釉色、燒造工藝等來看,顯然承繼了汝窯的風格,兩者的年代不會相距很遠。二是在北京和台北兩個故宮博物院的傳世文物中有無張公巷窯青瓷器。據常理推測,如果它確屬北宋官窯的話,應該在國內外博物館,尤其是兩個故宮博物院收藏有完整的瓷器,就像宋代汝窯和南宋官窯的傳世品一樣。但遺憾的是,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和大英博物館入藏的張公巷窯瓷器的時間均晚至20世紀,而且都不是完整器,應不屬於明清宮廷的傳世品。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有一大批宋代官窯瓷器,1988年曾舉辦「宋官窯特展」,展品全部沿用清宮標註的「北宋官窯」、「修內司官窯」、「郊壇下官窯」舊名。的《坦齋筆,兩者的內容基本相同。其中《坦齋筆衡》記述:「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窯,質頗粗厚。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宮遺制,置窯於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澄泥為范,極其精緻,油色瑩澈,為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窯,比舊窯大不侔矣。」由此可知,北宋晚期宮廷用瓷主要是汝窯和官窯,而南宋時期宮廷用瓷先為修內司窯,後為郊壇下窯。上述諸窯除北宋官窯外,1956年在浙江杭州烏龜山發掘了郊壇下窯址,1987年在河南寶豐清涼寺發現了汝窯窯址,近年又在浙江杭州老虎洞找到了修內司窯址,說明此文獻的可信度極高。對於北宋官窯的研究,由於對古文獻的理解不同和缺乏考古發掘資料,長期以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陶瓷界曾形成三種不同的意·88· 汝州張公巷窯的發現與認識從這次展覽刊布的圖片來看[11],在25件「北宋官窯」瓷器中,還沒有能與汝州張公巷窯對上號的器物。我們期待在更多的博物館發現汝州張公巷窯青瓷器。三是在寶豐清涼寺汝窯、汝州張公巷窯和杭州老虎洞窯三者之間能否形成完整的器形連接鏈。汝州張公巷窯儘管與寶豐清涼寺汝窯有一定的區別,但製作工藝和器物造型均仿自汝窯已不容置疑。問題是杭州老虎洞窯更多地仿燒哪個窯?從現有資料看,老虎洞窯仿燒汝窯主要是較厚的青釉、支燒工藝和器物組合;承繼張公巷窯則更多地偏重於器物造型和製作工藝方面,如盤口折肩瓶為圈足而非汝窯的平底,盤、碗類器物多為平直圈足而非外裹足,支釘呈圓形而又多見六枚之數等[12]發現》,文物出版社,2005年。[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臨汝嚴和店汝窯遺址的發掘》,《華夏考古》1995年第3期。[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寶豐清涼寺汝窯址的調查與試掘》,《文物》1989年第11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寶豐清涼寺汝窯址2000年發掘簡報》,《文物》2001年第11期。[4]陸明華《兩宋官窯有關問題研究》,《上海博物館集刊》第八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5]王健華《故宮博物院殘損瓷器綜述》,《故宮學刊》2005年總第二輯。[6]宋良璧《廣東省博物館藏河南幾個窯口的唐宋陶瓷》,《河南鈞瓷汝瓷與三彩》,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馮素閣《簡述廣東省博物館藏汝瓷標本》,《中國古陶瓷研究》第七輯,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7][8]同[4]。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窯址》,《文物》2002年第10期。[9](宋)顧文薦《負暄雜錄》,《說郛》卷一八,涵芬樓本;(元)陶宗儀《輟耕錄》卷二九「窯器」條,津逮秘書本。[10]中國硅酸鹽學會主編《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11]台北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宋官窯特展》,台北故宮博物院,1979年。[12]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文物出版社,2002年。。由於汝州張公巷窯出土青瓷器的造型還不是很多,汝窯與張公巷窯又不易區分,因此目前只能籠統地說杭州老虎洞窯既仿燒寶豐清涼寺汝窯,又繼承了張公巷窯的燒制工藝。綜上所述,南宋人關於北宋官窯的記述具有一定的真實性,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汝州張公巷窯的發現,已經為我們尋找北宋官窯提供了重要的信息。雖然我們還不能遽斷它就是北宋官窯,但隨著今後汝州張公巷窯的進一步發掘,相信會獲得更多的實物資料,以最終解決撲朔迷離的北宋官窯懸案。[1]郭木森《河南汝州張公巷窯考古獲重大成果》,《中國文物報》2004年5月21日第1版;郭木森《河南汝州張公巷窯址》,《2004年中國重要考古(責任編輯: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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