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教育獨立」思潮評議

20世紀20年代，中國教育界曾經涌動起一股要求「教育獨立」的思潮和運動，其標誌是1922年蔡元培《教育獨立議》、李石岑《教育獨立建議》等方案的提出和當時南北各校師生的有關活動。儘管「教育獨立」主張立意頗高，但在現實層面充其量體現為企望「教育經費獨立」這一基本訴求。唯一的例外，是1928年前後一度試行的大學院及大學區制，那是一種力求在「法理上」為教育獨立奠定根基的努力，卻以失敗告終。「教育獨立」理念在知識界引起一定共鳴，直至抗戰時期教育獨立主張仍時有出現，該主張幾乎成為民國時期自由知識分子的一個玫瑰色的夢。已往學術界對此沒有給予足夠重視和適當評價，更絕少從教育自身運行規律的視角作出解釋和定位。本文擬就這段史事作一簡要評述，以期引發進一步的思考。「教育獨立」主張由來已久。清末，章太炎即提出教育獨立的設想：「學校者，使人知識精明，道行堅厲，不當隸政府，惟小學與海陸軍學校屬之，其他學校皆獨立。」[1]其主旨是擺脫清政府對中等以上學校的干預，保證學術、教育的自由發展。與此同時，嚴復亦主張「政、學分途」，而王國維更明確強調：「學術之發達，存乎其獨立而已。」[2]西方觀念的啟悟和中國書院的傳統，使得上層知識界對學術和教育相對獨立於政治已有了清晰的近代意識。1912年，蔡元培作為民國首任教育總長發表《對於新教育之意見》，其中論及政治家與教育家的區別：政治家是以謀現世幸福為其目的，而教育家則以人類的「終極關懷」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顧及現實，而後者往往慮及久遠。因而他主張共和時代的教育應當「超軼於政治」[3]。此番議論，頗令時人耳目一新。蔡氏也確能「知行合一」，在民國肇始、黨爭甚烈的政治環境中，他組建北京教育部，全然不顧黨派之分，請出教育專家、共和黨人范源濂作次長，稱「現在是國家教育創製的開始，要撇開個人的偏見、黨派的立場，給教育立一個統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計」[4]。顯然，他在向世人表明教育的超然地位，也因此招致國民黨內胡漢民諸人的不滿和指責。一般說來，民國年間具有歐美教育背景的人士大多偏重大學教育，而留學日本的知識群體往往致力於初、中級教育。蔡元培和范源濂在民國初年便代表了教育界的這兩種取向。蔡認定大學教育對國家發展具有引領和校正作用，他服膺德國洪堡等人的大學教育思想，注重高深學理研究，信奉學術至上和大學自治，為此著力營造「思想自由」的氛圍，使得北京大學的改革成效顯著。蔡本人雖隸屬國民黨，但任職北大期間卻幾乎成為「自由人」，他力求避開黨派干擾，建立一塊學術凈土；即使南方「護法」另建中樞，他依舊我行我素，獨立行事，因而能夠「領袖群倫」，深得自由派知識分子真心擁戴。然而1919年後，北方的辦學環境明顯惡化，內戰連年，政局動蕩，國立各校經費奇缺，備受困擾，師生罷教罷課風潮迭起，大學教育面臨生存危機。於是，教育界要求「獨立」之聲大起，從具體的教育經費獨立，到「形而上」的教育體制獨立，從而匯成一股「教育獨立」思潮。1922年初《教育雜誌》、《新教育》先後刊發李石岑、周鯁生、郭夢良等人研討「教育獨立」的文章，其中蔡元培《教育獨立議》堪稱代表作[5]。此時蔡主持北大已五年之久，又剛從歐美考察歸來，他明確提出：「教育事業應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因為政黨要製造一種特別的群性，抹殺個性，又追求近功，與教育的長遠目標不相宜，若將教育權交與政黨，政黨更迭，教育政策一變再變，教育即難有成效；教會信守教義，妨礙信仰和思想自由，若將教育權交與教會，教育難有活力。他主張仿行外國的大學區制，實施超然獨立的教育體制。對此，教育界人士多有回應，其中以胡適的態度最引人注目。這位五四時期的「典範人物」對蔡氏上述主張極為贊成，同年5月他在燕京大學座談時反覆引述《教育獨立議》的觀點，將之奉為圭臬。直至1937年抗戰之初，胡適參加廬山談話會，議及教育，他老調重彈，申明「教育應該獨立」的意見：「其涵義有三：1．現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學校長、董事長；更不得濫用政治勢力以國家公款津貼所長的學校。2．政治的勢力（黨派的勢力）不得侵入學校。中小學校長的選擇與中小學教員的聘任，皆不得受黨派勢力的影響。3．中央應禁止無知疆吏用他的偏見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學讀經之類。[6]」心時值國難，胡適非但沒有暫時收起「教育獨立」主張，反而加倍強調，其用意是借抗戰契機，革除國民黨官僚肆意插手教育的流弊，以維護文教事業。因為他認定「文化不亡則民族終不會亡」。即使在抗戰期間，教育界仍有「獨立」之聲，以至與國民黨戰時體制發生抵觸。1941年，接替羅家倫擔任中央大學校長的顧孟余上任伊始，便在校內宣明：「學術思想自由，一切黨派退出學校」，頗得廣大師生歡迎，也因之與最高當局發生「齟齬」，終於不得不掛冠而去[7]。顧氏早年任職北大，曾作為教務長協理校務，熟悉北大的自由傳統，後來從政，屬汪精衛一派，抗戰時與汪絕交，留在重慶，但對蔣介石並不順從。他在中央大學的不同尋常之舉，固然不無政治因素，然其知識分子的本性決定了他主持大學的某種必然選擇。可知，自清末至抗日戰爭中期，「教育獨立」思想在知識界始終存在，雖表現力度各時期有強弱之分，然其思想實質則一以貫之。「教育獨立」思潮的核心，是仿效西方「學術自由，大學自治」模式，力主教育擺脫來自政治的、宗教的種種牽擾，從人類傳承智能、謀求發展、完善身心的「終極」高度，達到某種獨立運行狀態，在一個特殊意義上為民族和國家的文明強盛奠立不拔之基。這一思想內涵明顯體現在「五四」以後教育界的若干努力之中。如所周知，蔡元培於「五四」前後排除政府和社會強勢者的種種干涉，苦苦支撐北大的獨特體驗，是促使他堅定主張由教育家辦教育的直接原因。胡適同樣如此。1925年北大等校因反對章士釗，提出脫離教育部，胡適等歐美派人士獨持異議，理由是：學校應置身政爭之外，「努力向學問的路上走，為國家留一個研究學術的機關」[8]。1932年7月，胡適對國民黨當局向大學及教育機構安插黨羽，釀成風潮，明確表示反對：「用大學校長的地位作擴張一黨或一派勢力的方法，結果必至於使學校的風紀掃地，使政府的威信掃地。[9]」這是他作為「凈臣」規誡政府，以維護教育機關的特殊性。1946年以後，胡適作為北大校長，仍重申「希望學校完全沒有黨派」，誠可謂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同時，他擬訂《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呼籲修正現行大學制度，「多多減除行政衙門的干涉，多多增加學術機關的自由和責任」[10]。增減之間，用心良苦。，中國教育界曾經涌動起一股要求「教育獨立」的思潮和運動，其標誌是1922年蔡元培《教育獨立議》、李石岑《教育獨立建議》等方案的提出和當時南北各校師生的有關活動。儘管「教育獨立」主張立意頗高，但在現實層面充其量體現為企望「教育經費獨立」這一基本訴求。唯一的例外，是1928年前後一度試行的大學院及大學區制，那是一種力求在「法理上」為教育獨立奠定根基的努力，卻以失敗告終。「教育獨立」理念在知識界引起一定共鳴，直至抗戰時期教育獨立主張仍時有出現，該主張幾乎成為民國時期自由知識分子的一個玫瑰色的夢。已往學術界對此沒有給予足夠重視和適當評價，更絕少從教育自身運行規律的視角作出解釋和定位。本文擬就這段史事作一簡要評述，以期引發進一步的思考。「教育獨立」主張由來已久。清末，章太炎即提出教育獨立的設想：「學校者，使人知識精明，道行堅厲，不當隸政府，惟小學與海陸軍學校屬之，其他學校皆獨立。」[1]其主旨是擺脫清政府對中等以上學校的干預，保證學術、教育的自由發展。與此同時，嚴復亦主張「政、學分途」，而王國維更明確強調：「學術之發達，存乎其獨立而已。」[2]西方觀念的啟悟和中國書院的傳統，使得上層知識界對學術和教育相對獨立於政治已有了清晰的近代意識。1912年，蔡元培作為民國首任教育總長發表《對於新教育之意見》，其中論及政治家與教育家的區別：政治家是以謀現世幸福為其目的，而教育家則以人類的「終極關懷」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顧及現實，而後者往往慮及久遠。因而他主張共和時代的教育應當「超軼於政治」[3]。此番議論，頗令時人耳目一新。蔡氏也確能「知行合一」，在民國肇始、黨爭甚烈的政治環境中，他組建北京教育部，全然不顧黨派之分，請出教育專家、共和黨人范源濂作次長，稱「現在是國家教育創製的開始，要撇開個人的偏見、黨派的立場，給教育立一個統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計」[4]。顯然，他在向世人表明教育的超然地位，也因此招致國民黨內胡漢民諸人的不滿和指責。請登錄會員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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