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鮑曼】鮑曼：鮑曼論鮑曼——自述（一）

06-21

王立秋譯

【按】本文原文為丹麥語，原載於Michael Hviid Jacobsen和Poul Poder編輯，Hans Reitzels Forlag於2006年在哥本哈根出版的《論鮑曼——批判論文集》(Om Bauman—kritiske essays)，英譯文載相同編者編輯的，Ashgate初版於2008年的《齊格蒙·鮑曼的社會學——挑戰與批判》(The Sociology of Zygmunt Bauman—Challenges and Critique)。中譯文依據英譯本譯出。作為很少進行「自傳」寫作的鮑曼為數不多的自我反思之作，本文既是對鮑曼一生學術生涯的總結，又是研究鮑曼的一份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謹以本譯文紀念十七小時前離開我們的鮑曼。

在我五十年的學術生涯里，我躲避和抵抗了數不清的，隨歲月推移拉扯得更加厲害的，要我去創作一個關於我的社會學歷程的整全而自洽的故事，澄清其目的並昭示其邏輯——若在其曲折蜿蜒的背後有這樣的東西存在的話——的拉力和推力。抵抗這樣的壓力的原因有很多；幸運的是，傳記的特性使之更加容易了。

首先，我曾懷疑（現在也依然懷疑）大多數這樣的「自傳」演練會落入自我推銷或自我辯護的窠臼，二者都得不到多少同情。作為一名社會學家，我可以理解為什麼會有人堅持這樣寫作以及為什麼一些這樣寫作的人會得到人們廢寢忘食的閱讀——但理解一個習慣不必然就意味著寬恕它，更不用說沉湎於它了。

不過我倒也不曾被迫爬過街壘去保衛這一信念。和我的大多數同樣不一樣，我，幸運地，不曾被學術事業的殘酷現實逼迫去背叛這一信念。事實上，在我的整個學術生涯中，只有一次，我不得不寫一個求職申請：1953年，為擔任華沙大學一位哲學教授的助教。如此，我也不曾被迫學著去「推銷自己」和用按需求創作的，關於我真實的或者公認的成就和高貴意圖的故事，來討好潛在的買家。我未能習得發明/寫作這樣的故事的技能——但不知道怎樣寫這樣的故事，反倒有助於我避免去做我一開始就不樂意去做的事了。

學術生涯，如果有這麼一個東西存在的話，如今，已安然地在我身後了，如此，今日今時，寫作它也就不會有自我推銷的目的，和那樣的預期了。至於自我辯護嘛——做了的、沒做的事情一直是那樣，現在要說懺悔已經晚了，更不用說救贖了。因此，也就沒有理由繼續抵抗了。但不知道怎樣寫的問題還在。與和諧而優雅的體系——我年輕、博學且才華橫溢的朋友邁克爾·赫維德·雅各布森(Michael Hviid Jacobsen)和保羅·波德(Poul Poder)當然希望我這麼寫——相反，我能提供的只是一些破碎的、彼此無關聯的或者說關聯得勉強的反思；且依據的更多地是我記得我相信什麼（我的信條），而不是我事實上做了什麼、或未能完成什麼。

不過這朵烏雲後也有一線光明：至少在這一連串被拼湊在一起組成一個人的生活的偶然里，不會有回溯的邏輯潛入。如此，我們——邁克爾·赫維德·雅各布森、保羅·波德、我自己和我們的讀者——也就能夠從很久以前休謨就警告過我們要避免的謬誤（儘管他的警告往往是徒勞的）中脫身了：那就是，在此之後(post hoc)總是、到處且必然意味著因此之故(propter h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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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我讀了加繆的《反抗者》。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有讀過那本書了，儘管我回頭看過其他許多其他促使我思考或使我的思想保持在自己的方向上的書好幾次，並且經常為引用和檢查引用是否準確，查證原文而回到那些文本。《反抗者》不同於其他我讀過的書。不是說它給我留下的印象不如其他書深刻；也不是說，它在我心智上鐫刻的痕迹不比其他書更深刻，或不格外地抵抗拋光和抹除；也不是說，它給我留下的影響在量或強度上不如其他的書。我猜，使加繆的書不同於其他書的，是我們相遇的時刻。母乳能哺乳嬰兒到它把握手足之間的差異、直立起來開始行走的時候，而一旦到了那個時候，嬰兒就不會再回頭去吃奶了，它不會忘記母乳的味道，但也不需要去重新品嘗，刷新自己的記憶——因為從此之後它的任務是往前走，留意它走出的每一步路了，而在它往後走出的每一步中，都有母乳的蹤跡、遺產和禮贈，儘管那個嬰兒和從那個嬰兒長出來的那個大人不再記得它的味道了。

加繆的反抗者是一個說「不」的人。他也是一個說「是」的人。一個以這樣的方式——為他人留出空間——說出那兩個詞中的每一個的人。反抗者拒絕接受現狀(what is)，但他也不去拒斥它。他不會譴責人類的境況——這一境況是未完成的、不可完成的和被非人穿透的，它被它的莫里亞蒂教授，它的敵基督，它的第二自我，它內心的惡魔，它成真的噩夢所糾纏——他不會因為現狀比不上可能的境況，比不上人類應得的境況和人類能夠推測的境況就去譴責它。但他也不會輕蔑或鄙視這一境況；甚至也不會蔑視鑄成這一境況的人。他的座右銘是hic Rhodos, hc salta（這裡是羅陀斯，就在這裡跳吧！）。他總是「就位，就緒，準備好出發」——但對向人性的飛躍來說，除以其非人性來完成的「現存的」人類境況外，沒有其他跳台了。

那句座右銘定義了加繆的反抗者。它也使他和「形而上學的」及「歷史的」反抗者分開，後者是他的近親卻不是他武裝的同夥；後者甚至可能是他不共戴天的敵人和最奸詐的對手。

形而上學的反抗者拒斥人類的境況，指控它不義、欺詐、卑鄙和荒謬。他否認其存在的權利和被承認的權利。他認為必須把那個境況從它污染的心智中，從它阻擋的路上掃除。形而上學的反抗者是不寬容的。他不會寬恕，更不用說赦免不抵抗的罪了。他仇恨罪，但他甚至更加仇恨罪人。他仇恨世界的非人；但他更仇恨——因為他也鄙視和唾棄——這個世界的奴隸、受害者和附帶的受害者。形而上學的反抗者會說，「現存」的人類境況的最惡之罪，是它針對反抗的合謀。但對他來說，任何罪行都不如不抵抗的人更令他討厭。

歷史的反抗者的錯誤甚至更加可怕，或者說，看起來更加可怕——因為加繆的反抗者恰恰不得不在歷史的反抗者的對立面上宣告替他自己的反抗。在加繆寫作的時代，形而上學的反抗者看起來已經被他的「歷史的」表親給推翻、廢黜了——這個改朝換代看起來是不可逆轉、最終的。在那個時候，這點也變得明顯了：儘管歷史的反抗者反抗各種形而上學的奴役——但他卻是以新的、改進版的奴役的名義來為之。他反抗的是面對人類孤獨的事實和隨之而來的責任。他不能容忍神的監護或自然的冷靜啟示還是默示的人的無能與無意義之荒謬，也同樣不能容忍道德主體的境況。加繆說，農奴制是二十世紀真正的激情。被自己的選擇和行為鼓勵、因被孤立者的無力而感到恐懼的歷史的反抗者匆忙地尋找庇護——他絕望地尋找一個新的權威（這個權威將接受他的投降）和一種新的成規（他將墨守這一新的成規）。他在歷史的規律中找到了它們。歷史的規律舒緩了要負責任的選擇的重任給肩膀帶來的痛苦。歷史的規律也免除了最恐怖的那種義務——歷史性的義務：也即，對他者的關愛（自我，獨立但不孤獨，自導而不被放棄的主題便誕生與此）。最後，歷史的規律還提供了一種最有效的，逃避殘忍之罪的方法：他通過在善惡之間的區分上打下進步的歷史必然性的烙印。

在這麼多年後，我不確定，加繆是不是說過上面所有的話或用相同或類似的詞表達過他的思想，但不管怎麼說，這是我在閱讀《反抗者》的時候學到的東西。我猜，我從中學到的東西在某種意義上是根深蒂固的：它要求回憶或重述——卻不要求明確地表達。它就沉在那裡——在那裡，這些思想被用來思想其他思想的同時本身很少被思及……好吧，現在，在半個世紀後，它們終於被思考了，而邁克爾·赫維德·雅各布森和保羅·波德則是它們復生的助產士……

可以說，我的社會學的非社會學的來源（框架、基礎）就在這裡。而當我從我現在所在的路的盡頭回頭看起點的時候，我也看到了安東尼奧·葛蘭西，他正在他的監獄歲月中（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艱難地嘗試「從蕪菁中取血」，與他不曾謀面的加繆對話，把我推向他不曾選擇為自己的家的社會學。我想，正是從我在消化了加繆的cogito「我反抗故我在」一兩年後閱讀的，葛蘭西的《獄中筆記》中，我學會了如何以社會學的工具為武裝來進行反抗，以及，如何把社會學的志業納入反抗的一生。葛蘭西幫我把加繆關於人類境況的哲學翻譯為一種人類實踐的哲學；儘管我猜，加繆就不曾離開過葛蘭西的書房（我去參觀過的那個書房）並警覺地監視著他翻譯的每一步，在文本危險地轉向種種「歷史的」反抗（葛蘭西，在他的監獄隔間中一直沒有意識到這種「歷史的」反抗的病態的後果，當然這是他的福氣，而比他活得更久的加繆卻有足夠的時間來見證的研究它）的時候大喊「錯啦！」

四十年前，在一篇關於葛蘭西的短文中，我引用了《獄中筆記》：「當一個人斷言即便人不存在某一現實也將存在的時候——人們要麼把這樣的假設當作比喻要麼人們就會陷入某種神秘主義。我們只有在現實與人關聯的時候才能認識、知道現實，而如果人是『歷史地生成的』的話，那麼，認識和現實也是生成的，客觀性也是生成的，以此類推」。我評論說「社會知識的客觀性，動態地、歷史地理解，不會是完善認識的工具的結果——據說，完善認識的工具，就是在認識行動中逐一排除社會實踐的連續元素。毋寧說，它是人類實踐的普世化的一個功能，而人類實踐的普世化將消除與特定實踐綁定的特定的意識形態……只有通過克服分裂人類社會的群體衝突，客觀性才是可能的。認識的客觀性只可能是其主觀性的普世性，也只可能出自歷史的實踐」。我還指出，人改造自己——就他們能夠改變其關係的總體而言；真正的個體性永遠是這樣的關係的組合，創造一種個性意味著意識到這個組合，改變一個人的個性則意味著改變這個組合。我還引用了葛蘭西的馬克思主義老師，安東尼奧·拉布里奧拉(Antonio Labriola)的計劃宣言，其中，他概述了「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這門「艱難藝術」的目標：「整體地理解紛亂狀態的事件，按其內在關聯和外在顯現來編織這些事件；從表面事件深入內里，然而在回到表面，以把激情和熱望分解為動機，從最近的開始，一直到最遙遠的」——然後，探索引起、援助和支持這些動機的共同性(commonality)的社會安排。

我猜，是有這麼一條筆直的思想路線，把我從所有那些早期的洞見，引向後來的概念結晶，即，這樣一個概念的結晶——社會學分析是一種「社會學的詮釋學」：一種對「社會事實」（人類的行動以及人類的信念、價值和態度）的詮釋，把它們詮釋為行動者對其生活經驗的闡釋及其對對此經驗的合理性的、「有意義的」回應的探求的最終產物、副產品或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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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這樣一個時代狼吞虎咽地吞噬加繆和葛蘭西的，在這個時代，安靜地消化他們是不大可能的。為留住精華，我不得不在馬克思主義的學院正統的「歷史必然性的鐵律」的錫拉巨岩(Scylla)和抽象經驗主義，其公開的、自稱的對手的卡律布狄斯大漩渦(Charybdis)之間航行。雙方都沒有給維護自身的、堅持己見的人留下多少空間。儘管本身在打消耗戰，但參戰的雙方又統一地憎恨著人類日常遭遇的偶然和模稜兩可。如我所見，在它們之間沒有多少選擇。它們看起來不過是兩種看似不同，實則相同的「不自由的科學」；兩套試圖做同一件事情——對異化社會的常識經驗進行編碼——的兩套方案罷了。用時下流行的無思想的瑣碎的「經驗研究」的套路，來修補僵化的馬克思主義的愚蠢與空洞，在我看來，無異於建議用凍傷來治療燒傷。

我猜，事實證明，我的航行，儘管全程充滿了危險，最終還是成功的。我想我的成功應該歸功於早先打的預防針：我在聆聽奧索斯基的《社會科學的特性》和在通讀C.懷特·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像力》時接種的疫苗。米爾斯大聲且令人信服地警告我們當心把確定性與根據有利於其發現的精細程度而不是對人類經驗來說的重要性和適切性來選擇的選擇方法的真與罪（對忠於此道的社會學家來說這是致命的）混為一談的陷阱；而奧索斯基則告訴我們，他的學生，要當心隱藏在數學確保的精確的迷醉背後的危險，他呼籲我們抵抗「容易」許諾的簡單生活的誘惑——我們很「容易」通過計算數字之間「相關」這一簡單的權宜之計來得出各種「結果」。他一再重複，社會學分析之準確，要求研究者具備廣泛而深刻的人文文化和一種固執的批判態度——研究者必須有批判自己給出的詮釋的膽量。「電子計算器不會取代智識的靈活性。」

感謝北京大學王立秋先生惠寄譯稿並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