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她在旁觀皇帝的新衣

　　　我不僅僅只是一個作家，我主要是有道德良知的人。　　　　　　　　　　　　　　 ———蘇珊·桑塔格（1933－2004）

2004年5月23日的《紐約時報雜誌》以少有的素雅封面推薦桑塔格文章《我們就是照片》，這也是桑塔格公開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

　　被形容的桑塔格

40年來，公眾對桑塔格的讀解幾度分裂，她被截然不同的辭彙描述著：引發激烈爭議的，虎頭蛇尾的；創造性的，無創意的；幼稚天真的，深奧難解的；親切隨和的，冷漠超然的；高人一等的，民粹主義的；清教徒般的，縱情享樂的；真摯誠懇的，矯揉做作的；禁欲主義的，浮華奢侈的；左翼激進的，右翼保守的；深刻的，膚淺的；熱情的，冷血的；傲慢專斷的，猶豫不決的；明晰的，模糊的；狂熱的，理智的；疏遠冷淡的，溢於言表的；中肯的，過時的；模稜兩可的，堅持不懈的；狂歡的，憂鬱的；幽默的，古板的；冷漠的，激情的；剛愎自負的，性情和順的……但從來沒有任何人把她和愚蠢沾邊。（摘譯自2004年12月28日《紐約時報》訃聞版）

在那個令人生畏、固執己見和廣納博採的面具背後，是另一個桑塔格，更溫和、更脆弱，我們對她僅略知一二。———《紐約時報書評》前主編查爾斯·麥克格拉斯。

12月29日，星期三。上午九點半，我住院半個月後重返出版社，看見自己案頭堆積的郵包當中，有蘇珊·桑塔格的版權代理人輾轉送來的3部作品：《床上的愛麗絲》、《我等之輩》和《我們生活的方式》。一絲淡淡的欣喜隨即湧上心頭：桑塔格作品系列文學部分的翻譯和出版，長久期待之後即將成為現實。然而，半個小時後剛打開電腦，一則訃告就從紐約時報電子版跳入眼帘：蘇珊·桑塔格，小說家，隨筆家，一個激情昂揚地支持前衛藝術的批評家，一個以同樣激昂的政治見解而躋身20世紀最著名、最偏激的文人之列的批評家，昨天早晨在曼哈頓去世。她享年71歲，生前定居於曼哈頓。

她兒子戴維·里夫說，死因是急性骨髓白血病併發症。桑塔格女士在斯隆—凱特林癌症中心去世。過去30年，她一直斷斷續續地經受著癌症帶來的病害。她同病痛的搏鬥，為她最著名的著作之一《隱喻的疾病》（1978）提供了素材。

噩耗的來臨很突然，但我並不意外，自從前年10月在法蘭克福和她的約會取消後，各個國家出版她作品的相關編輯，就已開始默默祈禱她早日康復，癌症的化療已要求她不時出入醫院。英國《衛報》2002年1月的報道稱，她1998年就診斷出子宮癌，醫生說這種病人的壽命頂多還有5年，而且存活率只有5％。從很多年前開始，她身上突發的極度疼痛會持續數月，甚至連走路都成問題，生命依靠嗎啡製劑來維繫。她的文學代理人安德魯·懷利曾說：「有好幾次，我認真地想到，我們怕是要失去她了。」但桑塔格一如既往地樂觀看待自己的病況。她說：「這次，是一種不同的癌症，不過尚在早期階段。」她第一次被確診患上乳腺癌是上世紀70年代，當時醫生說，她恐怕連兩個月都活不了了。從那之後，正如訃告所說，她同疾病的鬥爭30年來一直沒有停止。

疾病沒有妨礙她參加重大的國際活動，我與她的兩次見面，就是在2001年5月的以色列國際書展期間。當時她在書展上獲得了耶路撒冷獎，那是一個表彰對人類進步作出獨特貢獻的有道德良知作家的重要獎項。當地發行量最大的《國土報》援引以色列外交部長、耶路撒冷獎評委主席佩雷斯的話，稱讚桑塔格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傑出的作家之一」。

聲譽僅次於諾貝爾獎的耶路撒冷獎對桑塔格的肯定，實際上代表了國際社會對她作為當今並不多見的有良知作家的普遍認同。這使她進入由羅素、博爾赫斯、波伏娃、昆德拉、帕斯和伯林等文學家、思想家組成的獲獎隊伍，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她獨特的文人身份：與大多數美國知識分子不同，她更像傳統的歐洲知識分子——經常涉身政治漩渦的深處，即使在激進的60代結束之後。此前，美國文化思想研究界，通常認為她是與左派批評家歐文·豪齊名的美國「現有的目光最敏銳的文論家」。

　　「14歲的印地安新娘」

「大多數小說家創作之初，總是以自身的經歷為題材，希望講述的是他們童年時代、他們的父母親、或學生時代的故事；也有可能，他們要寫自己年輕時的軍旅生活，或者年輕時做的荒唐風流韻事，要不就是過早走進的糊塗婚姻。」這是2003年12月桑塔格的小說處女作《恩主》中文版付梓前，她應邀所寫序言的開篇內容。

除了短篇小說集《我等之輩》，桑塔格的生平故事並不經常在她的虛構世界中出現。這本書里的《中國旅行計劃》，開頭部分基本上可說是她的童年記憶：

我雖出生在紐約，成長在美國的某個地方，可是生命卻是在中國孕育的。

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激發了自我有記憶起的第一次說謊。我上一年級的時候，就對班上的同學說我出生在中國。我想他們一定印象深刻。

我清楚我並不是在中國出生的。

桑塔格的生命肇始於中國。1933年1月16日，蘇珊·羅森布拉特出生於紐約。母親在臨產前幾個月，才獨自離開在天津從事毛皮貿易的的丈夫傑克·羅森布拉特回到美國。蘇珊5歲時，父親因肺結核在中國病逝。母親回國後把家搬到亞利桑那，不久再嫁美國空軍退役飛行員內森·桑塔格。蘇珊從此改姓桑塔格。這位桑塔格先生給少女蘇珊留下的早年印象中，一個片斷非常有戲劇色彩：

「蘇珊，要是你再這麼讀下去，以後怕永遠都嫁不出去了。」那天又看到她躺在客廳地板上痴讀《追憶逝水年華》，繼父不由得對她的未來憂慮起來。在美國人熱心經濟、疏遠文化的戰後歲月，書獃子少女自然不合時宜。蘇珊忍不住笑了出來，她想：「天啊，這傢伙真是古怪得夠可以了。外面肯定有無數人想認識我呢。」自信的蘇珊相信，像她這樣迷戀普魯斯特的人一定還有很多，否則誰還願意寫書呢？

她從那時就打定主意，將來一定要擺脫追逐物質的粗俗生活環境。她後來寫道：「我最大的夢想，是長大後去紐約，為《黨派評論》寫文章，擁有5000個讀者。」

16歲的生日還沒有到來，桑塔格就進了伯克利加州大學；一學期之後，她又轉學到芝加哥大學，在課堂上結識了28歲的社會學老師菲利普·里夫。10天後，他們就結成了夫妻。桑塔格時年17歲，外表看上去比實際年齡還要小，於是校園中流傳著一條轟動新聞：里夫博士娶了個14歲的印地安姑娘！

兩年後，他們的兒子戴維出生。隨後，桑塔格和丈夫遷居波士頓，開始了在哈佛大學的研究生學習。她在1954年獲得了英語碩士學位，又於次年得到了哲學碩士學位。接著，她開始攻讀博士學位，但沒有完成畢業論文。此間，她閱讀了大量的歐洲哲學著作，並得到社會學老師、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馬爾庫塞的指導，這點燃了她對歐洲知識分子傳統的嚮往。不久，她得到資助前往牛津和巴黎讀書，投身到由搖滾樂、新浪潮電影、新小說寫作和存在主義哲學思想組成的新興歐洲文化當中。

價值觀受到衝擊後，桑塔格的生命歷程發生了改變：1958年回到美國後她要求離婚，主動提出不要資助獨自撫養兒子。1979年，她接受《滾石》雜誌採訪時說：「搖滾樂是我離婚的理由。」正是從那個時候起，她萌發了讚頌前衛藝術的想法，並且很快以針對流行文化藝術為對象的研究論集《反對闡釋》（1964）一書揚名文壇。這也標誌著她與恪守「高級文化」的那群以嚴肅左派文人為代表的正統紐約知識分子分道揚鑣。到70年代初，隨著評論集《激進意志的風格》（1966）和《在土星星象下》（1972）的相繼出版，桑塔格作為文化批評名家的地位已經得到了確立。同時，她的小說家聲望也隨著《我等之輩》（1963）、《恩主》（1963）和《死亡裝備》（1967）的問世而馳名遐邇。

70年代之後，桑塔格文化批評成就，隨著《論攝影》和《疾病的隱喻》的陸續出版，再次達到學術高峰。然而，世人並不知道，在桑塔格一生的大多數歲月里，她居無定所，經常入不敷出。她是一個靠教書、寫作和編書維持生活的清貧知識分子。她雖然從60年代起就在曼哈頓定居，但直到1990年獲得麥克阿瑟基金會為期5年共34萬美元的學術津貼，加上首次擁有文學代理人而得到可觀稅收，她才得以買下自己的住所，依靠自己的力量償付醫療費用。在她1976年患上癌症前，她一直靠借住朋友的房子棲身紐約；因為付不起醫療保險，她是仰賴朋友的慷慨籌款，才得以同病魔搏鬥，並完成了轟動一時的名著《疾病的隱喻》（1978）和《艾滋病及其隱喻》（1989）。

席捲全球的消費主義狂潮，始終是桑塔格堅決抵制的對象之一。她生活中沒有奢侈品，沒有小汽車，家中甚至連電視機都沒有，她身後留下的只是將近兩萬冊的私人藏書。

　　參與老戰鬥的新兵士

作為美國文化思想史的重要人物，桑塔格的聲名和成就主要來自她以文化批評家身份所寫作的隨筆和論文，而不是她偶爾客串電影製作者、劇作家和話劇導演身份所取得的成就，甚至與她的小說創作努力也沒有太大的關係。她過去40年里所出版的那些非虛構文集已成為美國當代學術構成的不可分割部分。

對此，桑塔格自己也有明晰的判斷：「我知道《反對闡釋》一書被人們看作是60年代的示範文本之一，而且如今那段歲月已經成了傳奇的年代。其實我並不願意用『20世紀60年代』之類的標籤。把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時代的生活以10年為單元打包是時下的通行做法，然而我對此並不熱衷。當初人們並不稱它為60年代。對我來說那首先是我寫頭兩部小說的年月，也是我開始派發有關藝術、文化以及意識的功能等想法的時辰，那時這些想法不斷襲擾我，使我不能專註於小說寫作。我心裡充溢著傳播福音的狂熱。」她承認自己當時已經意識到，自己作為「參與一場老戰鬥的新兵士」要承擔的使命，那就是「反對市儈思想，反對道德上以及美學上的淺薄和冷漠」。

這部經典論集中所收錄的《反對闡釋》、《論風格》、《關於「坎普」的札記》和《一種文化與新感受力》4篇文章，是桑塔格在1960年代為張揚和捍衛電影、攝影、現代繪畫、舞蹈和流行音樂等前衛藝術的特殊價值而建樹的理論核心。當年以特里林和歐文·豪為中心的紐約知識分子群，自認是英國人文主義思想家馬修·阿諾德在美國的傳人，殫精竭慮地倡言保衛「高級文化」的嚴肅性，視通俗流行文化和先鋒藝術為「旁門左道」，立場基本上是文化保守主義。桑塔格卻反其道而行之，激勵推舉「以風格取代內容」的「新感受力」價值觀，為前衛藝術和流行文化開路和正名。她說：「我心中充滿著讚歎：有那麼多值得頌揚的東西。我四下環顧，看到不少重要事物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也許由於我的書卷氣，由於我對歐洲的熱愛和我在藝術中得到的快樂，我特別適於注意那些被我發現的事物，適於理解那些被我領會的東西。人們認為我所發現的那些東西『新奇』（對我來說算不上怎樣新），認為我代表著前衛的感性，而且從我的第一篇文章問世之初，就把我看作情趣締造者，……我不過是把自己作為一名年輕的哲學和文學學生，從尼采、佩特、王爾德、奧爾特加以及喬伊斯那裡學到的一些美學觀點，用到了一些新的資料上。」

稍後出版的《激進意志的風格》、《在土星星象下》，還有那部獲得1978年全國批評家獎的《論攝影》，主要論述依然是對《反對闡釋》所倡導思想的延續，但她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阿爾托、本雅明、西貝爾貝格和巴特等歐洲知識分子思想藝術資源的研究上面。

對於桑塔格令人眼花繚亂的思辯藝術，老派文學理論家並不買賬。在他們看來，桑塔格不是有原創性的思想家，她有把艱深晦澀的作家解釋得通俗易懂的特異才能，本質上卻只是一個出於為滿足大眾消費需求而奔忙的流行文化推廣者。有人還認為，她為普及流行藝術所取的學術手法曖昧不明、矯揉造作。歐文·豪則將她貶斥為「一個有把老奶奶的破布爛衫連綴成光鮮被褥本事的廣告推銷員」。

數十年的藝術發展事實證明，桑塔格的眼光並沒有問題，文化保守主義者對她的判斷是偏頗和失當的；她的論著40年後依然不斷再版重印，不斷得到廣泛閱讀和研究，也是她晚年由衷感到高興的理由。可她的欣喜之中，同樣夾雜著惆悵和感慨。她在文集《重點所在》（2001）中的《30年後……》末段說：「我希望隨著書的再版和新讀者的到來，這部作品能有助於完成一項堂吉訶德式的任務，即傳播當初我寫這些文章和評論時所想闡發的價值觀念。這些文章所表達的情趣判斷或許已經成了主流。然而支持這些判斷的價值卻仍然沒有得到光大。」

那篇文章是她1995年為次年在馬德里出版的《反對闡釋》西班牙文版所寫的序言。

　　左手批評，右手小說

進入80年代後，桑塔格毅然宣布，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小說創作上面。1987年，她在《紐約客》上發表了關注艾滋病患者境遇的動人傑作《我們生活的方式》，講述一群紐約人得知友人感染艾滋病後，自動表現出的迥然相異的連鎖反應。由於其寫作手法的別具匠心，以及作家自然流露出的對艾滋病患者的同情之心，這個作品在1999年入選了《20世紀最佳美國短篇小說集》。

1992年，桑塔格的第一部歷史小說《火山情人》出版。這是一部以義大利那不勒斯為背景，描繪3個英國男女之間浪漫情感的傳統小說。雖然這部書問世後風行一時，名列《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達兩個月之久，書評界卻普遍冷淡相待。這絲毫沒有影響桑塔格繼續探索用小說的題材再現歷史人物故事的信心，8年後問世的《在美國》可以看作是她以實力回應書評界的一部巨作，但該書也給她惹來一場文墨官司。

這部小說以19世紀移民美國試驗烏托邦理想的波蘭女演員海倫娜·摩德耶斯卡為原型，再現了早期歐洲移民在新大陸的人生遭際。小說出版後不久，《紐約時報》就報道了一點陣圖書館研究員指控桑塔格涉嫌剽竊。那位讀者反覆比照相關圖書後得出結論，這部382頁的小說中至少有12個段落與4本摩德耶斯卡傳記內容雷同，有些句子甚至一模一樣。她認為作者儘管在書前附言中提到小說寫作時曾參考部分圖書，卻並未具體告知讀者引用了哪些書的哪些內容，因此完全應該看作是剽竊行為。

被迫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桑塔格承認自己寫作中間參考了所說的那些傳記，可並不認為自己的小說是剽竊之作。她說自己引用的那些段落，在小說中都根據虛構需要，經過了藝術加工和改變，並不完全是照搬歷史事實。她說：「摩捷斯卡給人們忘得差不多了。她是一個了不起的歷史人物。我把她變成了一個出色的人物。真實的摩捷斯卡卻是一個可怕的有種族歧視的人。」她表示自己的作品並不是完全的歷史作品，而是取材於歷史人物和故事的「藝術作品」，而這種藝術創造的風格樣式，並不要求作者必須按照傳統歷史的寫作規矩，以腳註的方式展現自己引用的資料。

桑塔格的辯白沒有得到指控者的認同，也沒有影響這部小說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在美國》獲得了當年的美國國家圖書獎。桑塔格對於自己的獲獎感到誠惶誠恐，因為這也可以說是美國文學評論界給予她小說創作的最高讚賞。文化批評家桑塔格的傑出小說家的文壇地位也因之得以確定。

　　「自由的母獅子」

桑塔格身份的複雜，是很多她的觀察者無以恰切置評的因素。

在不同人眼中，桑塔格可能是情人、母親、朋友、預言家、思想者、人權活動家、文化批評家、小說家、戲劇家、電影製作人、戲劇導演、文學編輯、學院臨時兼職教員、自由寫作者，甚至還是一個電影演員。但這一切或恰當或適當的稱謂以外，她更偏愛一個令人敬佩的稱號：知識分子。她明白在眾多諂上媚下的權貴和膽小怕事的庸眾眼裡，自己往往會是「麻煩製造者」，而不是到處都受歡迎的人。

如同所有成長中會遭遇挫折、信仰和立場發生轉變和動搖的知識分子一樣，素來以激進的政治姿態得到世人矚目的桑塔格，從來都不是行動機械、頭腦僵化的循規蹈矩者。

上世紀60年代中期政治風雲變幻的歲月，桑塔格熱血沸騰地投身於反戰運動。在《巴黎評論》主辦的一次討論會上，她振聾發聵地喊出了「白種人是人類歷史的癌瘤」這樣的吼聲，乃至得出「美國的立國基礎是種族滅絕的大屠殺」和「美國生活的質量是對人類發展可能的羞辱」的極端結論。為了親眼目睹戰爭的現實，她於1968年以美國公民的身份訪問北越，寫出了長篇紀實報道《河內之行》。這時的桑塔格已經徹底告別了紐約高雅知識分子的安逸書齋，對越南和古巴反美事業的持續聲援，加上1979年對中國的訪問，左翼自由知識分子對她給予歡迎並引之為同道。然而，桑塔格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因為波蘭當局對民眾的殘酷鎮壓，明確指責其施行的舉動乃是「戴著人類面具的法西斯行徑」，則無疑引發了新的眾說紛紜。桑塔格政治姿態從左到右的極端轉變，使她的許多追隨者陷進困惑之中。

進入21世紀，桑塔格已年近古稀，但她對時事的發言力度卻沒有減弱。對「9·11」事件，她在《紐約客》上發表了強烈批評美國霸權主義的意見，認為那些恐怖分子並不是布希所謂的膽小鬼，而是對一個世界超級大國肆無忌憚干涉民主和自由的勇敢報復。她說：「我希望自己不會因為年老而越發膽怯。我認為自己是站在中間的立場上，以明顯的主流常識來寫文章。我僅僅是說，讓我們一起哀痛，讓我們不要一起蠢下去吧。」

桑塔格無所畏懼的公開表態，自然引起了軒然大波。隨即出版的《新共和》雜誌則反唇相譏：「奧薩馬·本·拉丹、薩達姆·海珊和蘇珊·桑塔格，他們有什麼共同之處？答案是：他們都期望著美國的毀滅。」

然而，桑塔格並沒有因此而緘口不言，隨後就出版了關於戰爭暴行攝影的論著《旁觀他人之痛苦》，進一步申明了她對美國霸權立場的否定態度。

2004年5月，在巴格達阿布格萊布監獄傳出美軍虐待囚犯事件的消息後，桑塔格在《紐約時報雜誌》發表文章，對布希政府的伊拉克的戰爭進行譴責。英國《金融時報》迅即作出反應，稱讚她為「自由的母獅子」。這幾乎是桑塔格留給人間的最後一篇文章。

　　「千萬別闡釋我的作品」

「我要到中國去。母親在那裡懷上了我，父親染上肺結核後再沒能離開中國。」

1963年，桑塔格在短篇小說中寫下上面的話時，到中國去的念頭可能已經萌生許久，但她肯定想不到10年後，她接連兩次來到，一次是在1973年，一次是在1979年。

桑塔格的中國之行，其實懷著複雜的情感。在1984年的《旅行反思》中，她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早期，許多西方的遊客都深信接待他們的中國主人的話：中國夜不閉戶，沒有同性戀，也沒有婚前性行為。……隨著去中國旅行的人越來越多，人們不禁發現，旅行者描寫的旅程簡直一模一樣：杭州附近的同一家產茶公社，上海的同一家自行車廠，北京的同一個『衚衕居委會』，——儘管這麼雷同，許多人還是熱情不減地往那兒跑，寫的書幾乎千篇一律。」

2000年，桑塔格說了意味深長的一句話：「我不是相對主義者，我是在耳聞亞洲與西方文化不同的言談中長大成人的。好多代漢學家，包括費正清在內，都宣稱只要討論亞洲，西方公民自由的標準就不相干，或者說不適用，因為這些標準源於強調個人價值的歐洲清教徒文化，而亞洲文化在根本上強調的是集體價值。」

20多年來，桑塔格對中國的關注沒有消減。她的代理人接受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邀請，要安排她於2003年5月再次訪問中國時，她沒有猶豫就答應了。然而，伴隨她的《疾病的隱喻》中文版同時出世的那場SARS疫症阻斷了她的來訪。但她並沒有放棄希望，10月間還同譯者姚君偉在電子郵件中說：她計劃2004年5月訪問中國，她期待著和譯者見面。

正如桑塔格自己所言，基本上她所有的主要譯者，都能真切感受到她對翻譯的苛求和積極支持。姚君偉談到《恩主》的翻譯時說：「她仍然堅持自己反對闡釋的立場。她在發給我的電子郵件中也多次表達了這一觀點。她一次次對我說，『就按字面意思譯，不要嘗試去闡釋，千萬別作進一步的解釋……』」

儘管有「美國最睿智的女性」（喬納森·米勒語）的美譽，桑塔格卻依然對寫作有著超常嚴謹的態度。她並不是一個多產的作家，寫作更是經常字斟句酌。很多已經開寫的作品，常常因為不肯遷就自己的草率而胎死腹中：她在2000年前後，一直在收集和研究相關資料，希望著力寫作一部描繪1920年代日本人在巴黎生活的長篇小說，並且計劃完成一部討論中國和共產主義關係的專著。在三十年創作生涯中，她主要為《紐約客》、《紐約書評》和《紐約時報》等報刊撰寫隨筆，很多年後才結成文集出版。一篇長篇隨筆，通常要寫9到12個月時間，反覆寫作二三十稿才最後定稿。在1992年的一個訪談中，桑塔格說：「有篇30頁長的隨筆，我寫有數千頁的草稿。《論攝影》裡面收錄了6篇文章，我天天都在寫，花了5年才完成。」

到2004年5月為止，從1999年7月《論攝影》首次由湖南美術出版社推出以後，南京譯林出版社除了正在翻譯的《死亡裝備》之外，已經出版了《恩主》、《火山情人》和《在美國》等長篇小說。在台灣，除了香港學者陳耀成和黃燦然編譯的《蘇珊·桑塔格文選》之外，她的《論攝影》、《疾病的隱喻》、《我等之輩》、《火山情人》、《床上的愛麗絲》和《旁觀他人之痛苦》等，都已經在晨星和麥田等出版社相繼推出。我所在的上海譯文出版社除了已經出版的《反對闡釋》、《疾病的隱喻》和《重點所在》之外，又已取得《激進意志的風格》、《在土星星象下》和《旁觀他人之痛苦》等三部文集的翻譯版權，目前正籌備出版她的戲劇《床上的愛麗絲》、短篇小說集《我等之輩》和《我們生活的方式》等系列虛構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