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日本侵華的歷史根源

試論日本侵華的歷史根源

中國和日本本是一衣帶水的近鄰，中日兩國人民有著數千年的友好交往，但到了近代，當中國逐步衰落後，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中，日本帝國主義卻成了侵略中國的元兇之一。日本長達五十年的侵華，特別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無窮的苦難和巨大的傷亡，嚴重威脅了中華民族的生存。本位試從政治、經濟、人口和思想四個角度來探討日本長期侵華的歷史根源，從而為現實的中日關係的友好發展提供歷史借鑒。

一、日本侵華的政治根源

在漫長的古代社會，中日之間的邦交關係一直非常友好，日本侵華的政治根源始於近代亞洲遭到西方列強入侵之後。日本在近代之初，和其他國家一樣，也是在歐美資本主義列強的炮火下被迫打開國門的，與此同時也不得不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直到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才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但由於日本的明治維新並不是日本人民通過革命取得的政權，因而在掌握了政權的日本統治階層中，就根深蒂固地存在著這樣的看法：企圖通過對中國、朝鮮等亞洲國家的侵略，以求得本國的發展，進而充當歐美各國在亞洲的尖兵，以提高其「國際地位」。吉田松陰是明治維新「元勛」們的導師，他對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統治階層有過巨大的影響。他在1855年曾說：「俄美肯定講和，我等決不能違次而失信於戎狄（歐美各國）。唯應嚴章程，篤信義，乘其間培養國力，換取易取之朝鮮、滿洲、中國，使失之於俄國之土地，償之於鮮、滿」，「失之歐洲，取之亞洲」。這兩段史料都反映出日本近代初期就已經存在的兩種傾向：一是對歐美強國卑躬屈膝，唯唯諾諾，二是對中國、朝鮮這樣的弱國處處掠奪，企圖在犧牲中國和朝鮮的條件下彌補自己的損失，擴充自己的國力。因此，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天皇就確定了對外擴張政策，宣稱要以武力「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由此可見，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由來已久。這一點還可以從與吉田松陰關係密切的木戶孝允的日記中看出：「希遣使節赴朝鮮，問彼無禮。彼如不服，則責其罪，攻其土，大張神州之威。」木戶孝允是1868年新成立的明治維新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日記中雖只提到朝鮮，但我們知道日本在近代早期一直是把朝鮮和中國一起作為侵略對象的，而且侵略朝鮮是侵略中國的跳板。

到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日本資本主義的急劇發展，日本統治集團的侵略慾望更大。它進一步鼓吹「大陸是日本生命線"的所謂大陸政策，準備擴大對中國和朝鮮的侵略」。1890年12月，日本內閣首相山縣有朋在第一屆國會上發表施政演說，公然宣稱：「國家獨立自衛之道，一是捍衛主權線，二是防護利益線。何謂"主權線』？國家之疆域是也。何謂"利益線』？即同我國主權線的安全緊密相關之區域是也」。這裡所說的同日本「安全緊密相關之區域」，就是指朝鮮和中國。日本軍國主義正是從這種強權主義出發，發動了侵略中國和朝鮮的甲午戰爭，開始走上大規模擴張道路。同年3月，山縣有朋在給外務大臣的指示《外交政略論》中說：「我邦利益線實在朝鮮、滿洲」。這也表明了日本的統治者所主張的不單純是保衛國土，而是為侵略朝鮮、中國，迅速擴張軍備。

如果說以上的史實中侵略的政治蓄謀還不十分明朗的話，那麼日本在一些重大的侵華事件，如甲午中日戰爭、二十一條、九一八事變、侵佔華北和全面侵華前日本政府的決策中，我們便一目了然了。

1876年，日本海陸軍開赴朝鮮，以武力脅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從而獲得了在朝鮮的諸多特權和利益。隨著日本在朝鮮的勢力不斷膨脹，它對中國的野心也越來越大。中法戰爭後，在對中國的策略上，日本統治集團分成兩派，一派主張不給清政府以喘息機會，立即乘機奪取朝鮮，與中國一戰；另一派則主張，日本應積蓄力量，「速節冗費，多建鐵路，趕添海軍」，待三五年後日本官商「充裕」時，看中國情形再定。1885年6月，日本政府採納了伊藤博文等人的後一派的主張，除繼續向朝鮮滲透勢力外，提出了一個以十年為期的擴軍計劃，作為發動對華戰爭的準備。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制定了《征討清國策》，準備以主力進攻北京，並分並佔領長江流域各戰略要地，阻止江南清軍北上；如果日本戰勝，則將中國的遼東半島、舟山群島和台灣、澎湖列島和長江兩岸之地，都劃歸日本版圖，同將中國其餘地方則分割成若干小國，分別受日本監護。這份狂妄的計劃還提出：「以五年為期作為準備，抓住時機準備進攻」，對中國進行一場以「國運相賭」的戰爭。從中可看出，日本侵略野心躍然紙上，而且已經製成具體的行動計劃，一場中日戰爭不可避免。

日本帝國主義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之後，壟斷資本迅速膨脹，侵略胃口越來越大，時刻妄圖獨霸中國。日本大隈內閣以支持袁世凱稱帝為誘餌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就是其典型一例。從二十一條的五號內容上看，二十一條一旦實現，中國就要整個淪亡！因此它遭到了全體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和歐美列強的不滿。鑒於此，隨後的日本寺內內閣主張採取比較隱蔽的侵略方式，即實行所謂的「菊分根」政策，也就是利用日本壟斷資本在一次大戰期間膨脹起來的機會，以投資的手段使中國殖民地化。

1927年4月田中義一內閣上台後，加速了侵華的步伐。1927年六七月間，日本田中義一內閣召開了「東方會議」，會議的內容是回顧和確定對華政策，中心議題是所謂「滿蒙政策」。會議確定了把「滿蒙」同「中國本土」分離開來的方針，形成了一個會議文件--《對話政策綱領》。該文件中聲稱，中國東北是同日本的生存「有重大關係」的「特殊地區」，強調日本「應當有不失時機地採取措施的思想準備」。據外務省政務次官森洛事後透露，這次會議的意圖是「使滿蒙脫離中國本土，置於日本勢力之下，由日本來參與該地的主權，並由日本擔當該地的治安工作。如果這樣露骨地說，可能招致麻煩，所以給它包上了一層"東方會議』的糖衣」。這樣日本政界就把目光瞄準了中國東北。

這一點還深刻表現在田中義一首相在東方會議後，將會議討論決定的方針政策，擬成一個題為《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於同年7月奏呈天皇。奏摺說：「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此所謂滿蒙者，依歷史非支那之領土，亦非支那特殊區域」。他還主張對中國東北和內蒙採取「鐵血主義」，即武力征服的手段。他還狂妄地認為，日本佔領了滿蒙，「就可以用滿蒙作基地」，征服全中國，「再利用中國的富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島，並進而征服小亞細亞及歐洲」。事實證明，《田中奏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以來奉為基本國策的「大陸政策」的一個標本，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東北已勢在必行。

日本帝國主義野心極大，它的侵略目標是要吞併中國，稱霸亞洲。繼九一八事變之後，它的下一個侵略步驟就是要佔領華北。為了製造輿論，日本軍閥公開叫嚷：華北「在實行日本大陸政策上有著重要的價值」，並毫不掩飾地指出，日本的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華北國」。日本關東軍駐華北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在給關東軍司令部的秘密情報中也說：「現在滿洲市場已臻飽和，短時期內亦難再行擴大，------帝國原料與市場的解決，實不能不注意於進攻中國東北。故華北誠帝國之最好殖民地」。這些瘋狂的叫囂表明，日本帝國主義急於要把它的侵略魔抓伸向華北，把華北變成第二個偽滿洲國，然後以華北為基地，向華東和華南擴張。

最後，日本於1936年8月7日召開以首相、外相、陸相、海相和藏相為核心的五相聯席會議，為其第二年的全面侵華制定了所謂「國策基準」，「帝國鑒於內外的形勢，認為當前應該確定的根本國策，在於外交和國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發展」。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綜合其大陸政策和海洋政策，以全面進攻中國為突破，南攻南洋群島，北攻西伯利亞的侵略擴張總綱領。它進一步表明，日本帝國主義將隨時掀起吞併中國並向亞洲其他國家擴張的侵略戰爭。

二、日本侵華的經濟根源

馬克思主義政治觀告訴我們，經濟決定政治，因此上述日本侵華的政治根源又與其內在的經濟根源密不可分。在日本看來，中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且近代中國當局落後無能，無法維護自己的領土和資源。這樣，日本就把中國的資源、人力、市場當作自己發展經濟的動力。日本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大隈重信在辛亥革命爆發時曾說：「要說作為銷售日本產品的市場哪裡最有希望？那麼不用說是中國。因為文明程度低的國家要把生產的物品銷售到文明程度高的國家去是很困難的。無論如何只好把它銷售到文明程度低於自己國家的地區去。日本在地理上與中國相距最近，文明程度又比中國高。------現在正在逐漸發展中的日本的各生產行業，除了滿足國內的需要之外，正把將近一億日元的產品輸出到中國。即便僅僅從輸出工業產品這一點看，中國也是我日本重要的稱心如意之市場。若中國因內亂而使商業陷於不振，交易被迫停止，則我日本經濟上所受之損失將會十分巨大。革命（辛亥革命）發生以來，已經歷時一月，即使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大阪、神戶的商店所受之打擊已經非常巨大。如若此種情形持續一年以上，則以向中國輸出為目的之企業主必將完全崩潰」。從大隈重信的這一段話中，我們可看出，中國已經成為了日本資本主義發展不可缺少的市場，同時也提出要確保和鞏固中國市場的問題。以後日本向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中國經濟侵略要求的具體體現，當時的大隈重信是主張依仗軍事力量擴張經濟的，因此對中國各種經濟資源的企圖也構成了日本侵華的經濟根源之一。比如，1931年3月，日本陸軍步兵大佐、首要戰爭罪犯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陸軍步兵學校所作的《從軍事上所見到的滿蒙》講話，其中叫嚷：「滿蒙的資源很豐富，有著作為國防資源所必需的所有的資源，是帝國自給自足所絕對必需的地區」。

另外，日本作為資本主義國家，其固有的經濟危機也構成了侵華的經濟根源。1890年，日本資本主義發生最初的經濟危機時。工人大批失業，農業連年歉收，米價不斷上漲。廣大城鄉的失業工人和破產農民不斷掀起米糧暴動，日本國內的階級矛盾非常尖銳。日本統治集團為了擺脫國內的困境，把「激奮人心」導向國外，便加速了對外侵略的步伐。又如，1937年，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新的經濟危機，處於內外交困的日本帝國主義，為了挽救它的垂危統治，決定發動對中國的全面進攻。1937年6月近衛內閣一上台，就致力於建立戰時體制，並表明要以戰爭來擺脫經濟危機，因而挑起了全面侵華戰爭。

三、日本侵華的人口根源

日本甲級戰犯重光葵在二戰後的監獄中所寫的《昭和的動亂》一書記載：「甲午中日戰爭時期，（日本）有三千餘萬人口，其後三十年增加了一倍達到六千萬，每年人口增加近百萬」。而日本是一個小島國，其國內耕地狹小，其他礦物資源也不足，因此如何保養這樣眾多的人口，這是可以動搖日本國策根基的大問題。在不可能實行海外移民的情況下，日本積極開發朝鮮和台灣，更以在滿洲的經濟活動來不斷地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滿洲問題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大，侵華滅亡中國也成了解決日本人口膨脹的企圖和幻想。

日本近代學者、翻譯家高田早苗在抄譯美國政治學者賴因施的《受東洋問題影響的十九世紀末的世界政治》而以《帝國主義論》為名出版的書中說：「人口之增加使土地增加成為必要，因此使彼等（近代民族國家）不能不以帝國主義取代以往之民族主義。亦即所謂帝國主義，無非彼等在力量與機會所允許限度內分割大量領土之一種希望」。這裡同樣說明了要為新增加人口尋找新的土地--侵略以中國核心的其他亞洲國家。

四、日本侵華的思想根源

在諸多侵華的歷史根源中，日本思想界「脫亞論」的思想根源是不可缺少的一環。所謂「脫亞論」，就是指由已經通過明治維新而發展起來的日本通過武力幫助中國、朝鮮等其它亞洲國家「擺脫亞洲之陋習」，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共興亞洲」的思想言論。「脫亞論」最早見於1885年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的《脫亞論》一文：「今日如欲成事，則我國不應猶豫不決地等待鄰國文明開化，------而應脫離其行列，與西洋之文明共進退；對待中國和朝鮮的方式，亦不必因鄰國之故而特別和善，應按西洋對待之法予以處置」。福澤諭吉曾對日本近代思想的成長給予過很大的影響，他這篇文章中認為日本比其它亞洲國家優越，主張日本要充當歐美國家的尖兵。日本以後的發展也確實起了歐美國家在「亞洲的憲兵」的作用，而「脫亞論」就成了它的精神支柱。

福澤諭吉在甲午中日戰爭一開始就說：日本「能否成為東洋文明之領袖，取決此一戰」。他還向政府捐獻了當時的錢1萬日元；戰後又稱這次勝利是「官民一致的勝利」，說「幸獲長生，得此見聞，既感愉快，又是慶幸」。可見，福澤諭吉不僅是一個「脫亞論」得倡導者，更是一名狂熱的侵華主義者。

福澤諭吉的弟子尾崎行雄繼承了他的「脫亞論」，並將其發揚、擴散。尾崎行雄在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時，也認為「并吞中國符合日本帝國主義之利益，亦為中華民族幸福也」，並說「世界各國中如有反對我并吞中國者，是為反對人類之幸福也，亦反對世界之利益也。如此狂暴無道之國，亦等閑視之，斷行我之天職可也。今雖等閑視之，他日中國果能踏上開明革新之途，列國皆能分享其福利則會豁然感悟，唯感謝我之恩澤而不遁也」。這些說明了「脫亞論」方針的結果必然導致對中國的侵略。同時還出現了「為了中國的進步，由日本使其殖民地化」的強盜言論。「脫亞論」的提出和發展對以後的日本侵華產生了重要影響，其實質是為日本侵華尋找借口。

總之，種種歷史根源最終導致了日本發動了侵華戰爭，反過來說，對華戰爭的實質，歸根到底就是日本對中國大陸的依賴乃民族生存和國家存在所不可缺少的條件。而且日本侵華的歷史根源有多個方面，逐次地深入探討每個歷史根源，都會幫助我們更加深刻地認清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性，為今後的中日關係的友好發展提供歷史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