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視角】樊勇明：全球治理新格局中的金磚合作

來源：《國際展望》第三期《國際展望》雜誌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主辦國際關係類雜誌，歡迎各位學者投稿。全球治理新格局中的金磚合作樊勇明【內容提要】全球治理格局在過去幾年中發生了重大變化。發達國家逐漸擺脫了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經濟增長停滯態勢，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則似乎正喪失世界經濟增長領跑者的地位，不得不轉向致力於內部的調整和改革。發達國家對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參與全球治理的態度由此而發生巨大變化，從過去的容忍或有限的歡迎，轉變為如今的排斥和抵制，「金磚失色論」大行其道，金磚國家合作參與全球治理的空間受到明顯的擠壓。但金磚國家合作勢頭非但沒有減弱，反而出現了一系列新的發展。金磚國家不僅在區域合作中展現了新的魅力，而且在國際政治中加強了政策協調和相互支持，為國際關係民主化提供了新的路徑選擇。今後的金磚國家合作將沿著積极參与全球治理和著力推動相互間務實合作兩個維度展開，主要體現為以下四個方面：積極謀求經濟增長、糾正相互間貿易不平衡；主動參與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朝「一體化大市場、多層次大流通、陸海空大聯通、文化大交流」的目標邁進；發揮金磚國家智庫理事會引領議題的作用，凝聚合作共識，籌組金磚國家大學聯盟，開展人文大交流，培養金磚合作人才。【關鍵詞】全球治理 金磚合作 國際關係民主化【作者簡介】樊勇明，復旦大學金磚國家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一、全球治理格局的新變化國際貨幣基金（IMF）在2013年10月9日發表的《世界經濟展望：轉型與緊張》引起了國際社會廣泛而巨大的反響。這份報告以明確的語言宣稱，發達國家將重執世界經濟增長的牛耳。報告稱：「全球經濟增長進入低速檔位」，但「經濟活動的驅動因素不斷變化，下行風險持續存在。中國和越來越多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正從周期高峰下滑」，美國「增長速度應該會加快」。[①]這一判斷不僅深刻地影響了全球經濟，而且對全球治理格局的變化也有重要影響。表1：2009—2014年世界經濟增長趨勢（%）國家類別200920102011201220132014世界經濟-0.45.23.93.22.93.6發達國家-3.43.01.71.51.22.0美國-2.82.51.82.81.62.6歐元區-4.42.01.5-0.6-0.41.0日本-5.54.7-0.62.02.01.2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3.17.56.24.94.55.1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轉型與緊張》，華盛頓，2013年10月，表A2、A3、A4，第152—157頁。註：2013年和2014年為預測值。從IMF對世界經濟增長趨勢的數據（見表1）來看，發達國家的經濟確實正在從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之中逐漸恢復過來。其中，美國恢復得最快，自2010年就開始止跌回升，保持了連續上升的勢頭；歐盟經濟的回升則還很不穩定，雖然在2010年和2011年出現增長，但2012年再次下滑，2013年經濟增長率預測值為-0.6%，2014年才有望達到1%的經濟增長率。日本因改為採取異常激進的經濟刺激政策，自2012年起擺脫長達20多年的停滯，出現了2%左右的增長。與此同時，新型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也失去了強勁勢頭，增長率一路下行，從2010年的7.5%跌至2013年的4.5%，2014年預計也只有5.1%。儘管發達國家經濟總體正在回升，但仍處於微弱和不穩定之中。有人形象地比喻道，發達國家的經濟只不過是從「重症監護病房轉到了普通病房」，但其基本向好趨勢仍是明顯的。據國際貨幣基金預測，從2014年到2019年五年之間，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的前景將更加樂觀，美國在2014年至2019年五年間的平均年經濟增長率為2.4%，歐元區的年平均增長率為1.3%。[②]對此形成對照的是，新興經濟體特別是金磚國家的經濟卻出現劇烈動蕩。就金磚國家而言，除了中國經濟主動降速以外，俄羅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無一不出現貨幣大幅貶值，通脹水平嚴重，資金外流，股市明顯下跌，緊縮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使本已減慢的經濟增長雪上加霜。2013年，印度經濟改革進展緩慢、宏觀政策空間受限，總體延續了2012年逐步放緩的趨勢。IMF預計，印度2013年經濟增速為3.8%，2014年經濟增長5.1%；在石油價格持續走低和盧布貶值的背景下，俄羅斯國內通貨膨脹壓力增大，經濟增速放緩，2013年俄羅斯經濟僅增長1.5%，2014年經濟增長率有所回升，大約為3%；2013年和2014年巴西經濟增長率均為2.5%。至於今後的中長期發展趨勢，IMF對新型經濟體持悲觀態度，預測在2014年到2019年的5年間，新興經濟體的平均經濟增速為4.3%。2020年至2025年，新興經濟體的平均經濟增速會繼續放緩，約為3.2%。[③]世界經濟增長格局的變化，迅速在國際政治領域裡得到反映。西方學術界首先質疑金磚合作。儘管金磚國家這個概念是美國高盛公司的經濟學家奧尼爾（JimO』Neill）提出來的，並在各種報紙雜誌上被廣泛追捧了十多年。但是，知名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於2013年4月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上發表題為《沒有粘結在一起的金磚》（BRICS Without Mortar）的文章，率先質疑金磚國家概念的政治內涵。他寫道，「儘管金磚國家這個組織或許有助於協調某些外交策略」，但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相互政治戰略上都「沒有辦法團結起來」。他堅持認為，沒有必要把金磚國家當作「必須認真看待的政治組織」。[④] 2013年8月26日《金融時報》刊登了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安德斯·奧斯倫德（AndersAslund）撰寫的題為「金磚四國錯失改革良機」的文章。奧斯倫德從經濟上否定了金磚國家的繼續存在，斷言「金磚四國的盛筵已經散場。它們能否恢復活力，取決於它們能否在嚴峻時期開展改革。因為缺乏勇氣，它們已經錯失了在繁榮時期改革的機會。」他指出，金磚國家經過十年被追捧後開始受到冷落，其「令人驚奇之處不是蜜月的結束，而是它竟然能持續如此之久」。[⑤]應該說，金磚國家確實在經濟上遇到了新的困難，面臨著嚴峻的考驗。應該指出，這些困難相當大程度上歸咎於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為了自救，美國先是大量發行貨幣以全球性通貨膨脹來轉嫁自身的危機，造成部分新興國家經濟的虛火上升；而後在自身經濟有所改善時又不顧他人利益，匆匆宣布量化寬鬆政策的退出，造成新興國家經濟的巨大波動。儘管如此，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並不試圖迴避自身經濟政策的失誤，正進行各種改革。但是，西方學術界對金磚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為應對困難而做出的種種努力視而不見，採取不加分析地全面否定和一棍子打死的態度。這同十多年前對金磚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讚揚和期盼相比，完全相反。發達國家政府更是以行動表明了其對金磚合作的態度。他們對新興經濟體參與IMF份額改革的前恭後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後，發達國家領導人曾以各種方式呼籲新興經濟體參與國際金融體系改革。2008年8月有關國家就IMF份額改革達成協議，同意出讓2.7%的股權給新興經濟體。2009年9月在美國的推動下，各方同意再從發達國家轉讓5%的份額給新興經濟體，並同意將IMF的理事由24名減少為20名。2010年12月經美國再次提議，各方同意將轉讓的份額上升到6%，並將20名理事中的2個名額由歐洲國家轉讓給新興經濟體。按此計劃，中國將成為IMF中第6大投票權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也可望同時進入IMF主要十大投票權國的行列。但令人不解的是，2010年12月達成的協議遲遲得不到落實。發達國家給出的理由是：這一改革方案需得到相關國家議會的批准。就美國而言，奧巴馬總統先是以不妨礙其連任選舉為由推遲了國會的審議，而後又以共和黨和民主黨意見不統一，再次推遲國會審議。後來據稱，兩黨已經達成協議把此議案同烏克蘭援助案捆綁在一起審議。但2014年3月24日，美國國會卻只是單獨審議了烏克蘭援助案而對IMF股權改革隻字不提。其他發達國家也大體如此，對自己前幾年做出的許諾，幾乎集體失憶。其中玄機，無需深究即可自明。世界經濟增長主導權的易手，直接影響了全球治理格局的變化。發達國家隨著自身實力的恢復，對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全球治理中的定位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由前些年的容忍和有限歡迎，逐漸轉變為排斥和抵制，金磚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參與全球治理的空間被大大壓縮。二、區域治理是金磚合作的新領域面對發達國家的前恭後倨，口惠而實不至的做法，金磚國家合作參與全球治理的意志和力度非但沒有減弱，反而有空前的加強。2013年內，金磚國家合作的成就可圈可點，除了金磚銀行和金磚國家外匯儲備庫等經濟領域裡的合作取得明顯進展以外，區域合作開始成為金磚國家合作的新領域。金磚銀行的構想是由印度首先提出的。在2012年新德里峰會期間，金磚國家領導人指示各自財長對成立金磚銀行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進行評估。2013年德班領導人峰會根據財長們的評估報告，決定成立金磚銀行。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宣言指出：金磚銀行的建立是「為金磚國家、其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和可持續發展項目籌集資金，作為對全球增長和發展領域的現有多邊和區域金融機構的補充」。[⑥]這一決定是建立金磚銀行的關鍵性一步。根據領導人的共識，金磚國家的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們在2013年內和2014年上半年舉行了多次會晤，具體討論資本金的籌集、首任行長的選任等重大問題。如果說金磚銀行的籌建只是為了解決金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融資難題的話，金磚國家外匯儲備庫建設則是金磚國家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遲遲不能落實的正面回應。維護全球金融穩定，幫助有關國家抵禦金融風險是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的重要職責。但無論是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機，還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因美國次貸危機而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都一再表明IMF既有機制已無法有效應對危機。在此背景下，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呼聲不斷高漲。但發達國家出於一己之私，口惠而實不至，使得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改革期望一再落空。不得已之下，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只能效仿亞洲國家的「清邁倡議」模式，通過自助聯合來為自己構建金融防火牆，金磚國家的外匯儲備庫應運而生。比之「清邁模式」，金磚國家的認識更為統一，行動更為迅速，規模更為巨大。「清邁倡議」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有醞釀，1994年日本等就有過建立亞洲版「IMF」的討論，由於遭到美國的強烈反對，因此相關議論迅速偃旗息鼓。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馬來西亞、泰國、韓國和新加坡等遭到沉重打擊。在痛定思痛後，2000年5月東盟的10個成員國以及中日韓3國（即「10+3」）的財長在泰國清邁共同簽署了建立區域性貨幣互換網路的協議，即《清邁倡議》，決定建立起區域性的金融互助自救機制。經過多次協商後，以多邊貨幣互換為核心的亞洲外匯儲備庫的規模在2012年達到了2400億美元，同時還有金額與此不相上下的雙邊貨幣互換機制。以「清邁倡議」為基礎的亞洲外匯儲備庫儘管從未動用，但其建立和擴展卻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極不穩定的國際金融體系中尋求聯合自保提供了思路和樣板。在IMF份額改革遲遲得不到落實、各國經濟因美國退出量化寬鬆而出現劇烈波動的巨大壓力之下，金磚國家也把目光轉向了金融領域裡的聯合自保。金磚國家領導人在出席2012年6月於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時，指示各國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探討成立可以「自我管理」的外匯儲備庫的可能性，通過貨幣互換幫助各國應對短期流動性壓力，解決對外支付可能出現的危機，穩定國內金融體系，從而為金磚國家的經濟編織一張金融安全網。經過9個月的工作，金磚國家財長和央行行長們達成一致意見，在2013年3月的德班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上提出了初始規模為1000億美元的金磚國家外匯儲備庫的建議。金磚國家領導人當即批准了這一建議，並且要求財長和央行行長們繼續工作，提出實施計劃。在當年9月召開的G20聖彼得堡峰會上，金磚國家領導人再次會晤，就金磚國家外匯儲備庫的規模、出資分攤等問題達成一致意見，並決定將此問題提交擬於2014年7月在巴西召開的第六次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作最後的決定。「清邁倡議」從議論到正式啟動花了五六年時間，擴容增資又花了六七年時間。相比之下，金磚國家外匯儲備庫建設的步伐則要快得多，力度則要大得多。如果說基於「清邁倡議」而建成的亞洲外匯儲備庫是亞洲版的「IMF」，那麼金磚國家外匯儲備庫就是金磚版的「IMF」。這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形成了巨大的倒逼壓力。香港證監會前主席沈聯濤發表評論文章指出，「美聯儲的決定強化了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看法，即它們在應對資本外流和金融市場波動性上只能依靠自己」，「新興市場需要建立自己的貨幣互換機制，以預防危機並在美元主導的帝國主義中守住自己的生命線」。關於金磚銀行和金磚國家外匯儲備庫的影響，有人認為這是「國際貨幣體系中一次重大的進展」，「大多數西方分析師將其看作具有長期發展前景的金融機構。但在實踐中，它將成為重要的論壇，讓新興市場經濟體討論如何改進國際貨幣體系，尤其是當儲備貨幣國家不願意改變現狀的情況下。」[⑦]印度中央智庫首席總監依倫·埃克斯在2013年9月4日明確向《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金磚儲備庫、金磚銀行將把金磚國家聯合起來，形成世界重要的金融體系，促進金磚國家經濟和金融發展。」[⑧]區域合作是金磚國家在2013年內十分耀眼的亮點。2013年3月26日召開的德班峰會主題被確定為「金磚國家與非洲：致力於發展、一體化和工業化的夥伴關係」，有5000人出席會議，除5位金磚國家的領導人以外，十多位非洲國家領導人也應邀參加了會議。3月27日下午金磚國家領導人同應邀參會的塞內加爾總統薩勒、查德總統代比、安哥拉總統多斯桑托斯、象牙海岸總統瓦塔拉、貝南總統亞伊、剛果共和國總統薩蘇、莫三比克總統格布扎、烏干達總統穆塞韋尼、赤道幾內亞總統奧比昂、幾內亞總統孔戴、埃及總統穆爾西、衣索比亞總理海爾馬里亞姆舉行對話會，南非總統祖馬以非盟委員會主席參加對話會。各國領導人圍繞「釋放非洲潛力：金磚國家和非洲在基礎設施領域的合作」這一議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非洲聯盟（非盟）輪值主席國衣索比亞總理海爾馬里亞姆等非洲國家領導人表示，金磚國家作為發展中國家的聯合體，彼此深化合作，實現互利共贏的發展，為廣大非洲國家樹立了典範。近年來，非洲經濟保持連續較快增長，非洲是充滿希望的大陸。非洲需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一體化和工業化，提升整體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金磚國家快速發展為非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非洲願同金磚國家建立合作夥伴關係。這種關係是新興市場國家同發展中國家相互支持、互利共贏的關係。[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對話會上指出，金磚國家同非洲國家有廣泛共同利益，是志同道合的朋友。[⑩]非洲崛起對金磚國家是機遇，金磚國家發展對非洲也是機遇。南非總統祖馬強調，金磚國家是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和投資者，金磚國家同非洲國家的合作有利於加強非洲國家跨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融合，有利於非洲國家提升教育水平、加強能力建設、減少貧困，繼而有助於將非洲變成全球經濟新的增長點。以金磚國家同非洲的夥伴關係為主題，舉行金磚國家與非洲領導人對話會，是迄今為止金磚國家峰會的一個創舉。一方面，它體現了金磚國家與非洲國家構建夥伴關係的積極意願。近年來，金磚國家與非洲的合作全面深化。21世紀頭十年里，金磚國家每個成員國與非洲的合作都得到大幅提升。2011年，除南非外金磚四國與非洲的貿易額突破2500億美元，較10年前增長12倍，對非累計投資額達600多億美元。[11]另一方面，它也體現了金磚國家合作的開放性與包容性。峰會後發表的金磚國家領導人《德班宣言》表示，「認識到區域一體化對非洲可持續增長、發展和消除貧困的重要意義，重申支持非洲大陸一體化進程」。與此同時，宣言還強調金磚國家「對加強同其他國家，特別是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以及相關國際、區域性組織的聯繫與合作持開放態度」。[12]金磚國家是涵蓋亞洲、歐洲、拉美和非洲的重要經濟體。南非對於南部非洲和整個非洲大陸，巴西對於拉丁美洲，中國、俄羅斯和印度對於亞太地區，都是地區經濟發展的領頭羊和維護地區安全不可或缺的力量。德班峰會確立的金磚國家與地區發展的互動模式將在今後金磚國家合作參與全球治理中得到廣泛的發展。三、烏克蘭危機和金磚國家國際政治領域合作早在2009年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一次舉行會晤時，就有觀點認為這「正式開啟了『金磚』把增長的經濟力量轉化為地緣政治影響力、把分散的『政治聲音』轉化為『政治聯盟』的大膽嘗試」。[13]總體來說，迄今為止的金磚國家合作主要集中在與自身經濟發展有直接利益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能源與氣候變化等世界經濟話題上。相比之下，金磚國家在國際政治領域的合作並不多。除了對國際形勢的發展和國際關係準則做原則性表態以外，幾乎很少就具體的國際政治熱點問題採取聯合行動。從2011年起，這一「重經輕政」的格局某種程度上出現改變。2011年4月《三亞宣言》曾經就利比亞局勢表態，原則上表示五國願在安理會就利比亞問題加強合作，呼籲各方通過和平手段和對話解決分歧。此後，西方國家在敘利亞問題上步步進逼。2011年9月4日，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莫斯科同巴西外長帕特里奧塔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表示，反對美國和歐盟對敘利亞實施包括石油禁運在內的制裁。他說，「如果取決於金磚國家，不會（允許敘利亞）重複利比亞的局面。」[14]事後，其他金磚國家的官方也就此問題正式表示支持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的這一立場。2014年3月發生的烏克蘭危機，極大地推動了金磚國家在國際政治領域裡的政策協調與相互支持。眾所周知，無論是歷史淵源還是現實地緣政治，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均無法置身事外。自從前蘇聯解體以來，西方國家不斷利用烏克蘭等問題壓縮俄羅斯的政治經濟利益空間。2004年西方勢力利用「橙色革命」推翻了親俄的庫奇馬政權。俄羅斯則於2010年通過天然氣交易，讓親俄的亞努科維奇取代了親西方的季莫申科。西方對此耿耿於懷，頻頻向亞努科維奇示好，乘烏克蘭財政困難之機，以談判烏克蘭加入歐盟為橄欖枝，拉攏亞努科維奇。西方國家既想在政治上把烏克蘭納入囊中，但又不願付出實際代價。烏克蘭政府的債務總額約為160億美元，但歐盟給出的援助只有區區10多億美元。這給了俄羅斯乘虛而入的機會，普京表示將給烏克蘭150億美元的援助。這樣，亞努科維奇立即終止與歐盟的入盟談判，結果引發全國性抗議。由於各種外國勢力的介入，烏克蘭的抗議示威活動愈演愈烈，由反政府示威演變成武裝衝突。儘管俄羅斯同美歐國家經過艱苦談判，達成協議推動反對派和政府通過談判逐步交權。但烏克蘭內部的親西方勢力急不可耐，繼續挑起事端，趕走了亞努科維奇，宣布成立清一色的親西方政權。西方的這一舉動開創了外國勢力利用國內政治分歧來推翻他國合法民選總統的先例。在此情況下，俄羅斯採取反擊，以公民投票方式將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版圖。為了挽回頹勢，西方國家立即做出一系列反應。在美國的帶領下，西方國家先是宣布集體抵制原定在俄羅斯索契舉行的八國集團（G8）峰會，後又將與核安全沒有任何關聯的烏克蘭問題強加到全球核安全峰會中，還單方面舉行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暫停了俄羅斯的G8成員資格。與此同時，西方國家紛紛對俄羅斯採取了各種形式的政治經濟制裁。此外，西方還密謀將俄羅斯排除在預定於2014年11月澳大利亞舉行的G20峰會之外。儘管以公民投票形式改變一國版圖的做法是否恰當仍有爭論，但西方國家的諸多做法仍引發了金磚國家的強烈不滿。就在3月24日西方舉行七國首腦會議的同時，在南非外長的提議下，金磚國家舉行外長會議專門討論烏克蘭危機。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對比金磚外長會議聯合聲明和海牙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宣言，還可發現金磚國家在諸多國際政治秩序、國際關係準則等根本性問題上與西方國家的不同理念。首先，金磚國家一致對利用制裁手段解決烏克蘭危機表示譴責。會後發表的金磚國家外長會議聯合聲明稱：「濫用不友好言論、制裁、回應性制裁和強權政治不利於根據國際法，包括聯合國憲章規定的目標和原則，慎重權衡地和平解決危機。」[15]其次，針對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宣言稱基於「開放、民主、個人自由和社會進步」的理念暫停俄羅斯G8資格的說法，金磚外長會議聲明則針鋒相對地提出，金磚國家的共同理念是「和平、安全、發展和合作」以及「爭取更加平等與公正的世界」並「謀求國際關係民主化」。再次，針對把俄羅斯排除在澳大利亞舉行的G20峰會之外的流言，金磚國家外長聲明特意提到，金磚國家外長已注意到媒體上流傳的關於2014年11月澳大利亞G20峰會的種種說法，強調指出「G20的運營是屬於所有平等的成員國，任何國家不能單方面地改變它的性質與特徵」。[16]2014年3月的金磚國家外長會議被普遍認為是自2009年金磚國家作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登上國際舞台以來就具體的國際問題採取的第一次聯合行動，這將是金磚國家在國際政治領域裡開展廣泛的政策協調與相互支持的起點。四、金磚國家合作前景展望在世界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全球治理格局正出現新的組合時，金磚國家合作的前景如何，是把握國際關係發展變化的關鍵之一。如上文所述，金磚國家已經並將繼續在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區域合作和國際政治熱點問題上開展有效而廣泛的合作與政策協調。今後一段時期的金磚合作將在以下領域裡得到加強和發展。第一，金磚國家要理直氣壯地講增長、謀發展，在動態性擴大中糾正相互間貿易失衡。目前金磚國家面臨三重壓力：一是世界經濟下滑壓力的加重而引起的周期性波動壓力增大；二是美國量化寬鬆的退出，導致巴西、印度、南非以及俄羅斯的經濟都不同程度出現振蕩，社會不滿上升；三是巴西、印度和南非2014年都面臨大選壓力。相應地，國際輿論特別是西方主流媒體正大力鼓吹「金磚褪色論」和「金磚分化論」。在這一不利情況下，重振金磚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合作的勢頭尤為重要。金磚國家擁有全球30%的領土面積和42%的人口，自2010年以來金磚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80%；儘管近兩年自身經濟動蕩，金磚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仍保持在50%以上。金磚國家應該理直氣壯地講增長、謀發展，以良好的經濟增長來讓「金磚失色論」不攻自破。在現階段，貿易不僅是金磚各國是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同時也是聯繫金磚各國經濟的最強大紐帶。自2001年以來，金磚五國間貿易的增長速度高於同期全球其他地區間貿易的增速。2012年金磚五國間貿易額達約3100億美元，是2002年的11倍以上。[17]據中國海關統計，2013年，中國與俄羅斯、巴西、南非和印度四國的貿易總額3002.9億美元，比2012年增長3.3%。[18]在看到相互貿易快速增長的同時，也不能不指出：金磚國家間的貿易存在著兩個失衡，即貿易份額的不平衡性和貿易結構的失衡。中國幾乎佔了金磚國家相互貿易總額的85%。[19]數據還表明，中國不僅在貿易份額上占絕對優勢，而且在貿易結構上也不平衡：中國對金磚國家出口以製成品為主，金磚國家對中國出口則以資源性產品和初級產品為主。這部分地導致了對金磚國家與中國經濟貿易關係的疑慮。例如，巴西在拉美是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但中國從巴西進口商品近90%是原材料，如鐵礦砂、原油、大豆、肉雞等礦產和農業初級產品；而巴西從中國進口的大多是附加值較高的工業產品，如機電、醫療器械、家電、汽車及零配件等工業製成品。巴西經濟界擔心，長期來看這將影響巴西工業部門的發展，巴西的產業結構可能退化為以原材料出口為導向，此前所建立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部門將逐漸萎縮。應該說，出現上述兩個不平衡，既有貿易政策的偏差，也有各自比較優勢的因素。對此，只能在動態性的擴大中尋求再平衡，即：通過進一步擴大貿易規模實現貿易份額的平衡；通過促進相互投資，力求在發展中尋求貿易結構的平衡。貿易量的持續擴大是在實現動態性擴大中尋求再平衡的關鍵，而這又取決於金磚國家經濟的健康發展和貿易自由化的進程。所謂貿易便利化是指在消減跨境貿易面臨的各種阻礙所採用的各種措施和進程[20]，例如通過簡化程序、協調法律法規和標準、採用新技術和其他有效方法，消除或減少資源跨國流動和配置的機制性和技術性障礙，以不斷提高全球貿易的運作效率，最大限度地實現貿易的自由和開放。貿易便利化更多是對現狀改善的承諾，而不是對現有制度和機制的改革承諾。由於金磚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受益程度也不一樣，各國對貿易自由化、對外開放等與經濟全球化密切相關的理念和目標的態度大不相同。因此，相對以制度重塑為核心的貿易自由化而言，貿易便利化往往成為有關各方最易達成共識、推行合作的起點。換而言之，貿易便利化是金磚各國在對外經濟戰略上的最大公約數。作為金磚國家中經濟規模最大、所佔貿易份額最多的中國，除積極推進貿易便利化以外，有必要從參與全球治理的戰略高度出發，樹立正確的義利觀，在貿易中主動對金磚國家讓利，為糾正金磚國家貿易的兩大失衡作出積極的貢獻。第二，積極主動地參與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定。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制定已經在緊鑼密鼓地展開著。美國在亞太地區積極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的同時，與歐盟國家緊鑼密鼓地進行著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和服務業貿易協定（TISA）。這些談判的對象各有側重，但議題大體一致，談判指向也十分明確，反映出美歐發達國家在雙邊、區域和全球多邊的各層次之間相互配合，相互補充、相互支持的戰略布局。有人形象地指出，美歐已經擺出了以歐盟和北美自貿區（NAFTA）為後盾，以TPP為先鋒，TTIP為主攻，TISA以及其他的雙邊投資協定談判為副攻的全面進攻態勢。這直接地反映出美歐發達國家撇開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代表的多邊貿易體系，重掌新一輪全球貿易規則制定主導權的戰略意圖。這使金磚國家面臨兩大歷史性選擇：一，是否堅持目前以WTO為代表的多邊貿易體系；二，是否採取與時俱進的理念參與新一輪全球貿易規則的制定。在2013年12月3—7日印尼巴厘島舉行的第9屆WTO部長會議上，金磚國家已經集體對第一個問題作出了回答。在中國和其他金磚國家的積極推動下，會議發表了149國的《巴厘部長宣言》，達成「巴厘一攬子協定」，歷時12年的多哈回合談判終獲歷史性突破。「巴厘一攬子協定」包括10份文件，內容涵蓋了簡化海關及口岸通關程序、允許發展中國家在糧食安全問題上具有更多選擇權、協助最不發達國家發展貿易等內容。這一協定大大精簡了多哈回合原來龐大而廣泛的議題，把焦點集中在各方能夠接受的重大問題上，使WTO「歷史上首次迎來真正成果」，從而重樹了各方對多邊貿易體制的信心，維護了WTO的信譽和談判功能，堅定了各國以WTO為代表的多邊貿易體制是解決全球性貿易問題最佳平台的信念，確保WTO在全球貿易中的主導地位。[21]國際輿論也普遍認為，「巴厘一攬子協定」是WTO成立20年來在談判領域取得的重大突破。儘管如此，不能不看到金磚國家在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制定中將面臨重大考驗。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的核心包括三個方面：第一，貨物貿易地位大大下降，即使貨物貿易的擴大也不再主要依靠關稅減讓，而主要是對各種非關稅壁壘的清除，並進一步將貿易與環境標準、勞工標準等掛鉤，以保證社會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第二，服務貿易和投資的開放將成為新貿易規則的主體。擴大金融保險、會計諮詢、軟體設計、教育培訓、影視娛樂、醫療藥品等高端服務行業的市場准入最為優先考慮。投資談判則集中於國內外投資者的同等國民待遇及其平等地與所在國政府的爭端解決等問題。可見，服務貿易和投資的開放已經超出經貿領域，深入了各國政治體制和政府管理方式之中。第三，發展中國家優惠待遇將被大大削減。發展中國家的優惠待遇是以WTO為代表的多邊貿易體制的核心內容。由於美歐等發達國家一再指責中國等新興國家利用稅收優惠、政府補貼、貨幣低估等政策，獲得不公平的競爭優勢，最終導致了多邊貿易體制功能衰減。為此，美國提出，所有新的貿易談判將不再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單方面優惠，而是採取以「政府改革」換取「市場准入」的模式，謀求發展中國家在法律和規則上與發達國家的「深度一體化」，從而「重塑」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由此可見，美國式「市場至上主義」將成為新一輪全球貿易規則制定的基本理念和主導方向。金磚國家也是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的主體，應以主動姿態積極介入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制定中去，在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制定中維護自己正當的權益，同時以合理的新標準、新規則積極推動國內的各項改革和經濟產業結構調整。第三，加強金磚國家之間的務實合作，推進金磚國家朝「一體化大市場、多層次大流通、陸海空大聯通、文化大交流」的目標邁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席2013年金磚國家領導人德班峰會時指出，「金磚國家要朝著一體化大市場、多層次大流通、陸海空大聯通、文化大交流的目標邁進」，「要圍繞創新、增長主題，共同探索形成新的經濟競爭優勢。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合作，實現互聯互通。要妥善處理合作和競爭的關係，謀求互利共贏。」[22]歷史經驗表明，在經濟上的務實合作是國家集團開展政治合作的戰略基礎。歐盟的發展就是一部相互經濟務實合作推動相互間政治戰略合作的歷史。歐盟從上世紀50年代的煤鋼聯營起步，經過西歐共同市場、歐洲大市場直到今天的歐盟與歐元，這一經驗值得金磚國家借鑒。作為務實合作的載體，建立金磚國家海陸聯運體系，是一個具有戰略眼光的選擇。金磚五國中，南非和巴西兩國遠在南部非洲和南美洲，中俄印三國雖然陸上接壤，但由於各自地域遼闊，接壤地區均不是經濟發達地區。在此情況下如何實現「陸海空大聯通」，謀求建設「一體化的大市場」目標是一個必須破解的難題。海陸聯運將能有效地解決地緣上不相連的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經濟合作問題。海陸聯運以海運為主，在最終交貨運輸區段由陸運承擔，適用於長距離、大批量運輸，既有航運的低成本優勢又有陸運的快捷優勢，是國際運輸的發展趨勢。有必要建議金磚國領導人研究建設金磚國家之間的海陸聯運體系，儘快形成俄羅斯的聖彼得堡、海參崴，南非的開普敦，中國的上海、深圳、大連和印度的新德里、孟買、加爾各答，以及巴西的聖保羅、里約熱內盧等重要港口之間的聯合海陸聯運航線，組建船隊、興建碼頭和倉庫、鋪設鐵路和公路，從而帶動金磚國家社會基礎設施建設的全面發展。在建設一體化大市場、尋求多層次大流通、實現陸海空大聯通的過程中，將會有一批大項目、大工程湧現出來。事實表明，一個大項目將會極大地調動金磚國家務實合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事實上，金磚國家也已經初步具備了開展大項目、大工程的必要條件。一方面，金磚國家工商理事會的成立為金磚國家開展大項目、大工程引進了巨大的民間活力，參加工商理事會的成員都是在各國具有重要影響的大企業，他們將為金磚國家的大項目大工程提供不可或缺的動力。另一方面，金磚銀行即將成立也為這類大工程的資金籌集提供了可能。除了上述的金磚國家海陸聯運體系，金磚國家海底光纜計劃也已得到廣泛關注。在斯諾登事件和稜鏡計劃的刺激下，金磚各國都感到建設自主的通訊體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還有消息說，在過去5年中，全球光纜投資額的3/5集中在印度、中國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今後新增項目則主要集中在巴西，數據顯示，僅巴西市場將會吸引55億美元的投資，用於建設11個海底光纜系統，巴西和歐洲之間2個，巴西和美國之間4個以及巴西和非洲之間5個。可以預料，連接金磚國家的海底3.4萬公里光纜建設將成為金磚國家經濟一個新亮點。[23]第四，發揮金磚國家智庫理事會引領議題的作用，凝聚合作共識，籌組金磚國家大學聯盟，開展人文大交流，培養金磚合作人才。在2013年的德班峰會上，金磚國家智庫理事會在5位金磚國家領導人的直接關心下正式成立。由於目前金磚國家合作主要圍繞各國輪流主辦的領導人峰會，議題連貫性和實效性有待進一步改進，因此金磚國家智庫理事會的成立可能推動金磚國家合作的進一步機制化。智庫理事會將在評估合作進程，引領議題上發揮重要作用，為金磚合作的進一步機制化作出努力。人文大交流是一切政治認同和經濟合作的基礎，因此頗有必要推動金磚國家大學聯盟的建立。「金磚國家大學聯盟」設想由中國復旦大學、清華大學、四川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浙江師範大學和俄羅斯國立高等經濟大學、聖彼得堡大學、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遠東大學和烏拉爾大學共同提出，計劃在金磚五國中各選取3—5所綜合性知名大學組建，形成緊密的國際教育和人文交流的共同體。建立金磚國家留學專項基金，擴大金磚國家相互之間的學生交流，在大學聯盟的框架下開展本科、碩士和博士各個層次國際雙學位聯合培養；在文、理、醫、工、農各學科、各層次聯合召開各種學術研討會和合作研究，教師互派、學生交換。目前，巴西聖保羅大學、國立巴西利亞大學、聯邦里約熱內盧大學，南非開普敦大學、比勒陀利亞大學、斯坦陵布希大學，以及印度尼赫魯大學、德里大學先後以不同方式表示了積极參与籌建的態度。在籌組金磚國家大學聯盟的同時，還要重視面向一般人民群眾的文化交流。建議在各大中城市裡，視具體情況和金磚國家在當地的領事機構合作，設立金磚國家文化中心，舉辦金磚國家文化周或電影周、旅遊節等，盡量為一般群眾提供接觸金磚國家的文化和參與同金磚國家各種交流的機會，增進金磚國家間的相互了解與信任。有理由相信，在世界格局多極化的進程中，金磚國家會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成為全球治理中的一支生力軍。金磚國家間務實合作的範圍會越來越寬廣，合作的內容將越來越紮實，合作的水平必然越來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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