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廢止中醫案」始末

與中國文化密切結合的醫療體系中醫，視人為一個整體，是與天、地對應的「小宇宙」；在實施救治的過程中，中醫強調「辨證論治」。幾千年來，中醫一直守護著民族的健康。但在明清之季，隨著與西方文化的不斷接觸、交流，基於現代科學的西醫開始傳入中國，並逐漸佔據主導地位，從而引發了中西醫之間強烈的碰撞和衝突。西方醫學傳入中國近代西方醫學的傳入，醫史學界一般將之劃分為「兩次傳入」。第一次是指自1582年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華開始，延至清初，所傳入的西方醫學。這一時期，西方醫學主要通過傳教士進行傳播。但那時眾多的傳教士中，真正通醫者並不多。同時由於天主教耶穌會的保守本性，這一時期的醫學傳播並未將真正代表西方近代先進科學的知識與方法介紹給中國。一些西醫思想（如解剖生理等學說）也被一些中醫認識和接受。但在中國醫學幾千年的積累和注重救治的傳統面前，解剖學等西方醫學的影響還十分有限。第二次一般以1805年牛痘術傳入為始點。在這一時期，西方醫學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和發展。1846年，莫頓在美國表演乙醚麻醉成功，結束了「比速度」的外科手術。1876年，科赫首先證實細菌能夠產生疾病。至19世紀末，大多數傳染病的病原體幾乎都被查明並分離培養成功。此時來華的傳教士大多屬於基督教新教派，其中的醫生也逐漸增多，意在通過醫療配合宣教和擴大在華利益。更重要的是，列強通過槍炮打開中國大門之後，取得了在華的一系列特權，其中就包括「設立醫館」、建造「醫人院」，從而形成了武力、醫藥、宗教、商業等為一體的殖民策略。在這種背景下，西方醫學不僅憑依其最新的科學成果漸次取得了對中醫的比較優勢，而且在遠超出醫學的範圍和程度上對中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並在政治層面獲得了持久的迴音。1840年後，圍繞富國強兵、抵禦外侮等國家政治，中國興起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醫學雖不是作為施政大策出現，也多有牽涉。1962年，洋務派在北京創建同文館，並於1865年增設醫科。1881年，李鴻章在天津設立「天津醫學館」，1893年由清政府接辦，改稱北洋醫學堂，為我國海軍醫學校之始。當中日甲午戰爭宣告洋務運動失敗之時，「西學為用」的醫學也迅速轉化為「醫學救國論」。1897年，梁啟超在上海《時務報》發表醫學改良意見：「凡世界文明之極軌，惟有醫學……醫者，純乎民事者也，故言保民，必自醫學始。英人之初變政也，首講求攝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講求全體，而講化學，而講植物學，而講道路，而講住宅，而講飲食多寡之率，而講衣服寒熱之法，而講工作久暫之刻，而講產孕，而講育嬰，而講養生，而講免疫……」梁啟超認為欲強國必先強種，保種之道不外兩途：「一曰學以保其心靈，二曰醫以保其軀殼。」當時報紙也多有此論。在這些呼籲下，光緒帝決心變法時，對醫學也下諭指示：「醫學一門關係至重，極應另立醫學堂，考求中西醫理，歸大學堂兼轄，以期醫學精進。」後梁啟超對此曾有評述：「醫者……泰西大學為一科，今特許增之，實為維新之一政也。」1903年，清政府制訂大學堂章程，其中醫科大學分醫學門和藥學門，醫學門設29門課，中醫課居一；藥學門設17門課，中藥亦僅居一。中醫邊緣化地位一目了然。隨著西方醫學的陸續進入，從國人最初的好奇與我自巋然不動，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選擇性學習，再到一邊倒的西方傾向，醫學逐漸從單純的技術上升為政治，成為促進變革、挽救國家的一種方略。時代的脈搏，形塑著醫學的發展，而醫學的進境，也成為透視中國政治的一個可靠視角。「廢止中醫案」轟動一時1929年2月23日，國民政府中央衛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與會的有委員會延聘的委員，包括各市衛生局長、各省的醫院院長、各醫學院院長以及各地西醫界人士共120人。在三天的會議期間，通過了由西醫余岩等提出的《廢止舊醫以掃除醫藥衛生之障礙案》，另擬《請明令廢止舊醫學校案》呈教育部。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廢止中醫案」。此案一出，向無聯絡的中醫界達成空前的團結。3月8日，領風氣之先的上海40多個團體一起聚會，宣布成立「上海醫藥團體聯合會」，倡議3月17日召開中醫全國代表大會，共商抗爭之計。是日，來自全國15個省市、132個團體的262位代表雲集上海總商會大禮堂，召開全國醫藥團體聯合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三項決議：定3月17日為國醫節；成立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組織赴南京請願團。3月19日大會閉幕當晚，由醫界名流謝利恆、蔡文芳、陳存仁，葯界代表隨翰英、張梅庵組成的五人請願團（另張贊臣、岑志良為隨團秘書）連夜搭乘滬寧路火車進南京請願。在南京期間，請願團分別向行政院、衛生部、工商部呈文請願，並得到焦易堂、陳果夫、張靜江、孔祥熙、葉楚傖、李石曾、薛篤弼等國民黨要人的分別接見。最後，蔣介石也接見了請願代表，並作出了令代表們放心的表態。不日，蔣介石下達批諭：茲令行政院分飭各部，將前項布告與命令撤銷，並交立法院備案。又准全國醫藥業聯合總會所請，由國民政府宣布，以3月17日為「國醫節」。至此，「廢止中醫」論爭似乎以中醫的全面勝利而畫上了圓滿的句號。然而，檢視歷史我們便可以發現，「廢止中醫」論爭遠不是中醫厄運與危機的肇始，當時的勝局也不預示著其前程將是一片坦途。事實上，在此之前，廢止中醫的政府行動早在北洋政府時期就已開了先河，而此後國民政府對中醫的抑壓也是愈演愈烈。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醫「致難兼采」為由，在新頒布的學制及各類學校條例中，只提倡醫學專門學校（西醫）而沒有涉及中醫，完全把中醫藥排除在醫學教育系統之外，史稱「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1913年，時任教育總長的汪大燮在接見京師醫學會代表要求將中醫列入醫學教育系統時更是公開表示：「余決議今後廢去中醫，不用中藥。所請立案一節，難以照準。」隨後，江西當局頒布了取締中醫章程32條，教育部也公布了「大學規程」、「醫學專門學校規程」和「藥學專門學校規程」，仍摒中醫於政府教育體系之外。對此，全國19個省市的中醫界組成中醫救亡請願團，要求中西醫平等，中醫教育合法化。在這種情形下，北洋政府一面詭詞搪塞說廢除中醫中藥政策不會實施，一面仍拒絕將中醫列入醫學教育計劃。教育部更是在有關批示中批評中醫「非最新學說」、「非具有完全科學知識」，甚至立案「應毋庸議」。國務院的批示也如出一轍。中醫界第一次抗爭就此失敗。幸運的是，北洋政府未及進一步廢棄中醫時即已遭推翻。中醫的首次厄運就這樣隨著北洋政府的倒台而輕鬆化解。但在民國「廢止中醫案」後，中醫的處境並未得到根本的改變，相反，在政府的抑壓下，中醫開始逐步走向更為艱難的境地。就在論爭後不久，教育、衛生兩部通令中醫禁止參用西藥及器械；中醫學校降格為中醫傳習所或中醫學社，不準用學校的名稱；中醫醫院改為醫室。目的仍在於逐漸消滅中醫。在這樣的打壓下，歷時千年的國粹中醫，終於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至新中國成立前夕，散居各地的約50萬中醫，絕大部分已無法繼續開業，全國沒有一所公立中醫院校，中醫研究停滯不前，中醫書籍出版維艱，中藥生產日益萎縮，中醫藥店也紛紛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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