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與城市二：被父權制空間削弱的女性

二戰後，城市空間建設向高度現代化也就是高度父權化轉變，在郊區建設起來的理想家庭模式，極大地限制了女性的發展選擇，於是有人提出了一個沒有性別歧視的城市的構想。

Daphne Spain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城市與環境規劃系教授）經濟體制變革是空間變化的根源。「二戰」後，城市從生產中心逐漸轉變為消費中心。如果我們延續此前的設想——生產是男性化的，而消費是女性化的——那麼，城市是否也應當變得更加女性化呢？

高度父權的戰後空間建設恰恰相反。戰後的經濟繁榮衍生出了一套自己的獨立領域——我將之稱為「高度父權制」的空間。在建築學上，與之相匹配的是同時代的「高度現代主義」。

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是高度現代主義建築風格的鼓吹者。這種建築風格體現了完全的國家控制下的理性、功能化的城市設計理念，1950年代的美國公共住房即是典型代表。

在美國之外，巴西規劃的新政治中心巴伐利亞也是高度現代主義的代表。這個新興的巴西內陸城市由柯布西耶的弟子Oscar Niemeyer設計，用以取代混亂的沿海首都里約熱內盧。

在巴伐利亞，所有的公共空間都是精心設計過的。街道，與其說是服務於居民，不如說是服務於汽車；所有的住房都依據居民的職業設計，住宅區被安放在一個個巨型方塊街區里。

這個有著紀念碑意義的大城市在四年內拔地而起，並於1960年向世界宣告建成。遺憾的是，巴伐利亞的後期發展遠不如預期中的成功——城市居民鮮有機會塑造他們自己的房屋、社區和公共聚居空間，將歐洲標準照搬照套到巴西文化，更是堪稱災難。這也難免有學者將巴伐利亞稱作高度現代主義「最大的失敗」。

「高度現代主義」所顯現出的對理性的強調、對環境的控制，以及對所謂的專業知識的強調，都表現出顯著的男性化特徵。父權制，作為男性群體主宰女性群體的一種系統化的社會結構和實踐，在「高度現代主義」盛行的同一年代席捲美國。在「父權制」空間里，男性繼續掌控著女性所不及的政治和經濟權利，並利用這些權利創造出一種令兩性都認為是很正常的意識形態，即女性在公共領域的成就要小於男性。

「二戰」後，那些曾在戰爭期間響應號召成為美國國內工業生產主力的「鉚工露斯」們（Rosie the Riveters），大多都放棄工作，回歸家庭。至於那些仍在工作的婦女，她們的薪資約莫只有男人的五分之三。一部分原因是，女性僱工所從事多是教師、護士、圖書管理員等低收入、幫扶性質的工作。加上大學錄取的女性學員數量小於男性，她們所能獲得的職業期待和高薪期待都十分黯淡。

這些依循傳統的性別期待，自然而然地印刻在了城市景觀上。女性主義學者對「人造」環境的評價利落而乾脆——「這不過是父權社會的物質表現罷了」。阿普爾頓等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學者認為，男人從事生產、女性從事生育的家庭勞動分工，是父權資本主義的核心。男性在公共領域的勞動付出是付費的，並且可見的；女性的家庭勞動是無償的，並且是隱形的，這就強化了家庭內外的不平等。

從家庭到工作，勞動力的空間分化得到了加強。按照Markusen的觀點，圍繞「父權中心制」形成的家庭組織結構，「應該為當代城市結構及其問題承擔必要的因果責任」。

「二戰後」，公共區域里也出現了三種制度化的性別空間。第一種是公共住房。公共住房最初是為工薪階級設計的，但聯邦政府通過修改法律，將其驅逐出去，交由「窮人中的窮人」優先居住，非裔美國婦女及其孩子成為公共住房的主要住戶。

第二種類型是監獄。這幾乎是另一種形式的「公共住房」。在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毒品戰爭」中，成千上萬的黑人男性被投進了監獄。

戰後，擴張的軍事基地貫穿了整個「陽光地帶」，這就造就了第三種性別空間——軍事基地。軍事基地可以看做是聯邦政府為男人設立的「保留地」。她們困居郊區生活

20世紀50年以來，性別意識形態發生了顯著的轉變，但城市落後於這一變化步伐。由鋼筋水泥構成的建築深陷於過時的城區規劃，在急劇變化的經濟周期面前顯得非常脆弱。

受聯邦政策和私營產業意願的影響，「二戰」後，大量居民湧入郊區，為滿戰後的住房需求。根據《G.I.Bill特種法案》，政府為白人退伍軍人提供住房補貼、廉價的汽油，以及與之相伴隨的大量高速公路建設項目。這些措施使得城市與郊區之間的通勤變得更容易、更廉價。

在紐約和賓夕法尼亞州，地產商William Levitt率先打造名為萊維敦（Levvittowns）的郊區經濟適用房。這一模式迅速被全美的房產開發商採納，Levitt甚至因此成為《生活》雜誌的封面人物。

這一時期的美國，種族隔離仍是合法的，但不可忽視的趨勢是，城市郊區變得越來越「白」，內城則變得越來越「黑」。實際上，在戰後數十年的住房建築高峰期中，居住層面上的種族隔離得到鞏固，這種隔離也限制了非裔美國人的財富累積和上進心。

「逆城市化」同樣造成了空間上的性別不平等。白天，位於市中心的工廠和辦公室里充斥著男性，位於郊區的家庭住房裡則被婦女和兒童佔據。郊區的建設延續著這樣的假設：就白種人而言，婦女是私人領域裡僅有的無需付薪的看護者，男性是公共領域裡唯一的僱傭勞動者。

歷史學家伊萊恩·泰勒（Elaine Tyler May）認為，「核心時代（nuclear age）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通過製造一種「與外部世界的危險相隔離的安全的私人巢穴」，以逃避冷戰造成的不安。

一些社會學家們也持有「空間是性別刻板印象的強化」這類觀點。施瓦茨（Schwartz）認為，城市裡的男性與城郊的女性的關聯是符合邏輯的。他指出，「從本質上講，郊區的女性化，不僅源於郊區在白天的性別結構，更源於家庭生活，而後者正是郊區生活存在的原因。在這種意義上，郊區符合弗洛伊德對女性的構想：被動、空虛、本性是為分散男性的注意力的……」

環境心理學家Saegert在1980年的文章《男性氣概的城市與女性氣質的郊區》中，挑戰了施瓦茨對郊區空間的簡單描述。Saegert認識到，越來越多的女性正在進入勞動力市場，工作機會也在向郊區轉移。這使得郊區社區作為家常寓所的「神話」被削弱。而且，不少母親開始改持這樣的觀點：考慮到公共交通和其他資源，在城市裡撫養孩子實際上要比在郊區更容易。

社會學家Shlay和DiGregorio發現，男性更滿意郊區生活，而非城市生活，而女性對城、鄉生活都很喜歡。具體而言，女性既迷戀於郊區的低密度、種族化和社會經濟同質性的特點，又懷念城市服務的多元化和接近性。

但是，只要大部分工作仍位於城市，而婦女少被僱傭，要將性別假設運用到美國城市景觀中就會面臨一些小問題。

到20世紀70年代，工作與人口持續向郊區遷移。一份薪水已經很難維持家庭生活，越來越多的妻子開始尋求工作。到20世紀80年代，絕大多數的美國婦女都成為勞動力。

第二波女性主義思潮也為女性提供了新的機會與期待。在離婚率與未婚生育率上升的大背景下，女性不可避免地尋求經濟獨立。女性同樣希望自己建立家庭，但分區法阻擋了這一進程。這一時期，市政分區將居住區與商業區嚴格隔離開來，這限制了能夠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人口數量。

Ritzdorf認為，城市功能空間「分區」使得單身母親難以在合理的距離內，尋找到兒童保育、商店、工作和住房；想要分攤住房費用的非親屬關係的單身人士或家長，還面臨著違反分區法的風險。而在那種有著前院後院的、低密度的傳統獨棟住宅的城郊社區里，婦女很難有其他選擇。這些曾經使得郊區富有吸引力的特性，開始成為絆腳石。

社會學家最早從事婦女與城市空間的研究。1980年，Wekerle和他的同事在其編輯的專欄「女性新空間」里發表文章《城市規劃：婦女付出的代價》。該專欄還發表了Fava的《新郊區社區中的女性地位》、Popenoe的《婦女與郊區社區環境：美國與瑞典的比較研究》等文章。文章都持這樣的觀點——土地利用模式將家庭、工作和服務分離開來，從而限制了美國郊區婦女的選擇。

一年後，Keller在其編著的刊物《女人的建築》里發布了一項對新澤西州孿生河（Twin Rivers）地區的規劃郊區社區的研究。這項於1970年代中期進行的研究發現，與許多地區一樣，丈夫們在社區之外工作，妻子們則待在家裡負責家庭瑣事、照看孩子。許多婦女都聲稱感到孤獨和厭倦，並表現出對社區兒童看護機構的渴求。婦女們指出，現有居住區在設計之初就假設「所有社區居民都是異性戀已婚夫婦」。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有著高離婚率的地區，離婚的後果並未被社區的設計者納入考慮範圍。這裡公寓稀少，尤其缺少設計合理的公寓；這裡幾乎沒有本地就業崗位；除了在早晚接送在外地上班的男性和少量女性的通勤巴士，當地幾乎沒有公共交通。」Keller在30多年前就已經意識到，建設環境的權利既能加強，也能削弱女性在家庭之外的機遇。

沒有性別歧視的城市會怎樣？1981年，先鋒女性主義學者 Dolores Hayden發表經典文章《沒有性別歧視的城市會是怎樣的？》。在這篇文章中，她將採取住房合作社設計的瑞典瑪麗堡屋（Marieberg house）、德國Steilshoop項目和英國的尼娜·韋斯特之家（Nina West Homes）稱作是「沒有性別歧視的城市」的典範。這些空間的共同點是，住宅社區應提供烹飪與兒童看護功能。

Hayden在書中指出，此種社會變革若要在美國發生，需建立一個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參與的組織——「為了更平等的社會而建房」——從而重新配置已經存在的城郊社區。

三年後，Hayden出版《再造美國夢：住房、工作與家庭生活的未來》一書。她在書中強調，作為主要家庭形態的「核心家庭」正在衰弱，但現有住宅儲量仍是「二戰」後建設的大量分離式獨棟住宅，兩者已不再匹配。

這一觀點引發了設計師與規劃者之間關於「怎樣才是最適合新型美國家庭的設計」的爭論。

Franck和Ahrentzen在1991年編撰的書籍《新家庭，新住房》中對Hayden的觀點做出了回應。他們認為，丹麥的合作住房、Jacquenline Leavitt為單身家長設計的集居屋，以及加拿大婦女為規避分離式獨棟住宅而成立的住房合作社，都為美國提供了可供參考的模板。

由Gordon等人進行的一系列研究還發現，女性比男性更加畏懼城市。但是，如果婦女避免踏入特定地點，或基於恐懼而限制其日常活動，她們也就喪失了參與政治、經濟或社會工作的機會。

女性主義地理學家Valentine將女性對城市的這種恐懼精確地描述為「父權制的空間表述」（spatial expression of patriarchy）。對來自陌生人的性攻擊——尤其是強姦——的恐懼，極大地抑制了女性的移動性。

女性主義學者認為，強姦是父權制的極端表現。通過實施或者威脅實施強姦行為，男性得以操控婦女。婦女恥於向有關機構報案，這也加劇了強姦恐懼。作為強姦受害者的婦女，甚至要背負多年「穿著挑逗」、「在錯誤時間出現在錯誤地方」的責難。

女性對公共場所的焦慮，很可能來源於對男性的恐懼。Sanko在1995年的書中寫到：「對抗女性的恐懼，意味著要對抗女性所面對的來自伴侶、熟人、客戶、工友，以及其他家庭內外的、潛在的男性暴力。」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有些女性寧可在「同志社區」（男同性戀社區）里享受夜生活了。正如Quilley在1997年所指出的那樣，相較於在異性戀者酒吧可能遇到的威脅，女性認為同志社區更有安全感。

一些學者指出，女性對街頭犯罪有種悖論般的恐懼，極有可能是源於女性在家庭內遭遇的肢體暴力和性暴力的經歷。另有研究顯示，相較於陌生人，女性更容易被熟人強姦。

當這些恐懼疊加在一起，女性就會選擇退出城市生活。研究者們發現，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出現公共空間中最常見的一種恐懼症，「廣場恐懼症」。許多女性對離開家庭、在陌生人間活動充滿恐懼。

（未完，歡迎繼續關注《性別與城市三——走向中性的21世紀》）（原載於2014年4月出版的《社會學年評》，山奼編譯，作者授權賽先生刊發。）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