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雲真、孫智慧：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發展型國家的挑戰

　　1982年，查默斯·約翰遜(ChalmersJohnson)創新性地提出發展型國家概念，因而這一概念成為經濟學、政治經濟學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學在發展模式、國際政策等學術領域探討的重要主題。發展型國家概念廣泛地涉及國家與經濟發展的因果關係、國家與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相對作用問題，關係到重商主義與自由放任政策的選擇。發展型國家一直在東北亞經濟發展中起主導作用，但從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東北亞發展型政權面臨著一系列內外重大挑戰，並由此開始了自身的轉化甚至衰落，特別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滲透。新自由主義以一種新的跨國政府和統治階級的崛起為前提，該階級由重要的世界性生產資料的擁有者組成，而生產資料主要屬於跨國公司和私營的金融機構。[1]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使人們對發展型國家能否繼續扮演這樣的角色產生了懷疑。相比於依附論，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背景下，發展型國家在理論與實踐上仍提供了一個可替代的方案。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必然導致對市場力量信心的喪失，以及對國家管理經濟事務能力的間斷性的復興。為此，對發展型國家的概念基礎及其受到的挑戰的考察是必要的。

　　中國學者對發展型國家進行了初步探討與評述，進而解釋發展型國家的衰落及其超越發展型國家視域下中國的國家轉型等議題。郁建興等學者不僅批評性地考察了發展型國家及其超越發展型國家的方式，而且運用「發展型國家」為分析框架，從國家轉型的視角描述和分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2]陳良文從持續的發展意願解釋發展型國家：趙自勇評述並反思了發展型國家理論研究。[3]特別是，朱天飈強調發展型國家的政商關係、塑造不同政商關係的歷史制度，為研究發展型政權的衰落問題開啟了一個新視角。[4]

　　現有發展型國家研究更多地關注國內環境方面，低估了世界體系因素的影響，因此，最容易遭到忽視的地方是美國對在戰後期間霸權或戰爭期間世界體系解體產生的塑造性和約束性影響。禹貞恩認為，很少把注意力投向一些戰略目標上，如競爭性大國和超級大國：地區權力均衡：管理貿易、投資、能源和環境污染的跨國規則和關係：多國公司和跨國非政府組織的行為和外國援助，等等。[5]

　　與利益、權力概念一樣，觀念具有解釋人類行為的分量，可以發揮重要的獨立分析作用。戈爾茨坦(Goldstein)等人認為，觀念以下述方式影響政策：觀念所體現出的原則化或因果性的信念為行為者提供了路線圖，使其對目標或目的-手段關係更加清晰：在不存在單一均衡的戰略形勢下，觀念影響戰略形勢的結果：觀念能夠嵌入政治制度當中。為此，筆者試圖從結構性的觀念因素解讀發展型國家的興衰，包括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國家自主性的挑戰、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霸權[6]及其國際經濟制度的改革措施，進而思考全球化背景下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以及知識分子的知識與道德作用等問題。對此，筆者認為發展型國家逐漸形成於「二戰」後內嵌式自由主義觀念所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之中。然而20世紀70年代左右，新自由主義霸權的日益擴展挑戰著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觀念，而且由於知識觀念的傳播與國內社會聯盟利益相結合的原因得以國內化，從而削弱了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角色與調控能力。

　　一、發展型國家的興起與困境

　　發展型國家模式是後發展國家在「二戰」後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一種戰略模式，曾經被視為後發展國家實現經濟發展的主要手段。發展型國家強調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被認為是介於英美自由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之間的一種中間模式。從20世紀後半期開始，以東亞為主的一些後發展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領域迅速崛起，從1960年開始的近20年中，日本的經濟年增長率超過7%，而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以及中國台灣的經濟年增長率更是超過了8%。高速的經濟增長使這些國家和地區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發展型國家主要有三個特徵，即明確的經濟發展目標、一個自主而有效的官僚體系、緊密的政商關係。發展型國家是強調經濟民族主義和新重商主義的德國歷史學派邏輯上的衣缽繼承者，其國家行為的中心是具有超強能力和自主性的國家官僚。

　　1.1經濟民族主義的重要角色

　　很多學者對發展型國家進行了更具本質性的論述，即勞工地位、土地改革在為發展型國家提供穩定和支持方面的作用，以及國內社會聯盟的本質。然而，東北亞發展型國家利用民族主義來動員各種社會集團的能量以促進經濟發展，有異於歐洲大陸的國家形態以及其經濟產生於戰爭和帝國主義。東北亞日本、韓國與中國台灣三個經濟體產生了高度的新重商主義和民族主義趨勢，特別是在日本和韓國，這意味著強勢的國家干預和對大型經濟聯合企業的排斥。約翰遜傳遞的真相是，與韓國或中國一樣，在選擇經濟發展作為對抗西方帝國主義並保證國家生存方面，日本是一個頑強的國家。

　　對於約翰遜而言，戰爭時期對於日本(經濟)民族主義和中國(共產主義)民族主義的崛起十分重要。這一時期事實上是理解東亞其他地方發展型國家興起的關鍵時期。兩國的民族主義並非是一個普通的民族主義，而是脫胎於戰爭和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本身呈現出了多樣性。約翰遜認為，日本信奉的政治經濟學與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李斯特(Liszt)的「經濟國家主義」或「新重商主義」一脈相承。禹貞恩認為：「重商主義仍然是一種注重實效的適應形式，一種有關經濟活動的理論，而不是經濟要如何運行的理論。」[7]自19世紀40-80年代，德國給予日本的不是一個理想的模型，而是一個有條理地運轉著的模式：在世界經濟的溫床中由國家塑造的後工業化。

　　1.2強國家能力

　　強大的國家能力構成發展型國家的政治社會基礎。發展型國家涉入市場和社會的前提是國家有能力規劃政策並有效執行這些政策，這要求國家具有很強的掌控能力。強國家能力首先要求後發展型社會基本完成國家建設，政權的制度化水平較高，國家具有相當的整合水平。經驗表明，許多後發展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之所以難以有所建樹，最重要的原因在於缺乏一個強有力的政權。發展型國家最重要的制度特徵是國家具有較高的自主性。國家可以通過將商界綜合進它的決策體系以保持自主性，並把自主性轉化為能力。這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最成功的做法，而且也部分發生在新興工業化國家中。

　　在早期的發展型理論中，國家自主性被認為國家可以向社會強加意志，可以有效壓制社會組織和個人，如約翰遜指出的，「國家的軟權威主義特徵」是國家自主性的來源。但是學者們發現，國家並不是以專制權力來實現對經濟社會的領導，國家與社會組織之間並非對立、衝突的關係，而是一種呈現出相對合作關係的國家「嵌入式自主性」或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有管理的互相依賴」。與其說這些獨特的國家力量和能力來自命令式的權力運用(帶有專制色彩的)，倒不如說它們來自官僚自主性和政商合作關係的非凡結合(建制性的)。[8]

　　1.3「二戰」後美國所主導的內嵌式自由主義

　　冷戰的國際格局為東北亞發展型國家提供了所謂的「國際政治與安全環境」，這不單是由於朝鮮戰爭使日本得到了可與「馬歇爾計劃」相媲美的意外橫財，也使日本、南朝鮮(即韓國)和中國台灣在20世紀50-60年代進入了美國的保護範圍。同樣，冷戰為非常態形式的資本主義的興起提供了重大背景，至少從盛行的盎格魯-薩克遜自由放任的意識形態的視野來看是如此。作為美國在冷戰時期的盟友，它們從美國的經濟政策和其他政策中得到了優待。基於東北亞的地緣政治形勢，它們大肆蠱惑，「共產主義的威脅是真實的」，因此，恢復政治秩序和促進經濟發展都被視為保證國家安全的基本手段。在面對國際體系的結構性障礙的時候，它們不僅僅提高了自己的經濟福利，而且以其自身努力受到了體系霸權的自願幫助。如果美國不熱心支持它們的經濟繁榮，這三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成功很難想像。出於國家或地區安全的考慮，日本和韓國尤其高度重視發展工業化，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樣，日本帝國主義在那裡留下了基礎設施、受過教育的勞動者和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有效的制度。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由於全球化存在著自由貿易的環境，這些經濟體可以實施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9]

　　然而更為重要的是經濟民族主義中隱含的國際觀念背景，即美國所主導的內嵌式自由主義。戰後經濟秩序協定體現了自由放任與干預主義的獨特混合，被稱之為內嵌式自由主義。「與30年代的經濟民族主義不同，國際經濟秩序在性質上應是多邊的：但與金本位和自由貿易的自由主義也不同，它的多邊主義又是建立在國內干預主義基礎上的。」[10]「二戰」後，國際經濟秩序基於一個宏大的國內交易之上：社會被要求忍受自由化所帶來的變革和紊亂：國家則許諾通過它新近獲得的國內經濟和社會政策角色緩衝這些影響。這個國內契約是自由化國際經濟機制的根基。在這個契約的基礎上，自由化的國際機制被「內嵌」入合理的社會目標之中，贏得公眾的支持，從而達成一個市場利益和社會價值的妥協。所以，「二戰」後的自由主義被約翰·拉格(JohnRage)稱為「內嵌的自由主義」(embeddedliberalism)。

　　事實上，日本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直陷入經濟停滯狀態。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等在1997年金融危機中遭受重創，而巴西、墨西哥等其他國家經濟持續增長的時間更為短暫，隨後陷入了長期的經濟衰退之中。在經濟自由化和開放的壓力下，韓國政府日益喪失了對經濟和金融領域的控制權，最終導致了1997年金融危機中政府的「無能為力」。儘管政府還使用政策手段，但財閥們主要從國內國際市場上直接獲得資本來源，不再依賴政府：國內許多企業私有化程度的不斷加大：貿易全球化使得財閥們在全球範圍內調動資本和貨物，日益逃避政府的控制。

　　發展型國家自身面臨著相互矛盾的政策規定、政策選擇的巨大挑戰，也面臨著來自其社會、國際體系以及其他國家的壓力。一些發展型國家的困境來自於各種行為體相互衝突的壓力。在全球化時代，國際組織和跨國公司的影響力日益增強，因而國家作為完全自主獨立的權力維度已不再可能。全球化本身縮小、弱化並侵蝕著國家，國家在經濟上越來越相互依賴。工業化國家的政府能力越發受到某些事件的影響，所以對這些事件政治權威只能施加部分的控制，政府調控國民經濟的能力顯著下降了。在國民經濟方而，對國家主權最嚴重的侵蝕，顯然在於這些國家陷沒於世界經濟之中，失去了任何形式的總體政治控制。全球化已經削弱了發展型國家的「特殊權力」，但是國家精英在公正有效地應對全球化上貧乏無力，使得發展神話不再光彩奪目。

　　新自由主義產生於對「二戰」後內嵌式自由主義的失望，導致一些權力流向公司與銀行等非國家行為體。里根指出，政府本身就是問題，而不是解決辦法。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具有意識形態或至少規範性的取向，發展型國家觀念並不是主導性話語。觀念傾向於內嵌於制度之中，成為國家行為的決定性因素。觀念是有效力的，很大程度上其與物質權力是相聯繫的，當然觀念本身也會成為一種物質力量。許多觀察者預測亞洲金融危機是新自由主義的勝利，如索羅斯(Soros)視其為亞洲模式的消亡。最明顯的是，國際經濟制度在管理經濟以及制度化方面的援助性壓力，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政策建議。開放市場為口號的「華盛頓共識」又以全球化之勢迫使日本、韓國等國政府放棄對國內經濟的發展型管理，轉向更為開放和自由的世界自由貿易體系和全球金融經濟體系，試圖建立全球統一的貿易和市場體系。前者強調發展型國家對市場的管制，而後者強調市場的自我規制與自我管理，在這一開放市場和自由貿易主導的世界經濟體制轉變的背景下，發展型國家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和危機。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實際上是一個受到可認同的、機構和社會集團援助的過程，一般受到社會經濟和社會階級之間(通常是內部的)政治對抗的推動。

　　2.1新自由主義觀念的興起與擴散

　　在戰後初期(1945-1976年)，發展經濟學強調國家的作用並盛行一時。發展經濟學家認為，發展中國家要求政府積極進行管理，而且國際社會應當在欠發達國家的發展中發揮核心作用。然而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新古典經濟學關於自由市場的觀點在學術界和國際局勢中取得了勝利，而且「新自由主義」思想和「結構性調整」學說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佔據了統治地位。隨著撒切爾夫人以及里根的當選，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日益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發揮著顯著的作用，因此，一個支持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的聯盟逐漸形成。無論其弱點是什麼，自由主義國家似乎證明了其優勢性的生產能力而增加著財富。這種社會的政治經濟組織的擴展經常被稱之為經濟全球化。當然，最近學者們日益強調國家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而且「華盛頓共識」的倡導者在某種程度上也修正了其對適當政策改革的看法。新自由主義者不僅反對特定的干預政策，如進口替代工業化和抑制財政，而且還試圖通過質疑發展型國家傳統觀點背後的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來反對國家應該起到任何積極作用(除了維持法律和秩序以及進行可能的物質性基礎建設等領域)的主張。

　　新自由主義觀念體現了霸權者的知識或道德基礎。新自由主義反對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認為政府不僅不能促進經濟的穩定和增長，反而會限制市場經濟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調節。他們還把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的降低、資本積累的減少、經濟危機的加劇、失業的增加、通貨膨脹等，統統歸咎於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要求國家放鬆對資本和金融市場的管制、加大私有化的力度、限制和削減福利開支、減免稅收等。自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首先推動市場原則，強調小型政府、私有化、國內外投資的平等對待、自由貿易以及不受約束的市場。新自由主義思維在美國等少數國家的推動下迫使發展型國家不得不開放國內市場，特別是發展型國家經濟普遍陷入了危機。只要能早日擺脫危機，這些國家對各種「處方」都持比較開放的態度，因而新自由主義乘虛而入，成為影響這些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思潮，尤其是拉丁美洲地區的國家。實質上，債務危機標誌著以進口替代為基礎的發展戰略和國家，應當在欠發達經濟體中起巨大作用的觀點己不適用。20世紀80年代後期，蘇聯的解體和統制經濟的失敗進一步加強了市場體系無比優越的信念。但正是欠發達國家的債務危機，導致了新自由主義學說和結構性調整政策的勝利。

　　2.2國際經濟制度的意識形態角色

　　思想只有以權力(以及使用權力的願望或意志)為後盾才更具影響力。自由主義觀念制度化在各種國際機構的實踐之中，而且提供了行動的路線圖，從而成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載體。雖然世界銀行報告意識到國家有助於經濟增長，但是從根本上而言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仍然敵視國家。新自由主義觀念在塑造思想與政策方面仍具有相當大的權力。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要求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改變發展中國家經濟政策的聲音和願望越來越大，尤其是在美國政府部門。世界貨幣基金組織和柯林頓政府成員呼籲並推動了1997-1998年的韓國改革。債務危機更改變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作用，同時也對欠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工業國和發展中經濟體的關係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新生的獲益者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大力支持，而且國際組織經濟政策的新自由主義硬核仍然沒有改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受金融危機影響的國家提出了改革方案，包括放鬆管制、開放資本市場、實現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並要求這些國家進行政治和經濟的結構性改革，增加政府的開放度和透明程度、改善金融市場規制、取消部分產業的壟斷，將國家的角色從直接干預經濟向市場監管和制度提供轉變。調整結構的主張意味著有條件貸款，從必須改變宏觀經濟政策擴大到微觀經濟政策，整個經濟也必須徹底改變。這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為對欠發達國家經濟有相當影響的經濟發展機構。

　　世界銀行《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稱，進入全球化時代之後，國家的角色和職能應該是解除管制，不再為經濟「掌舵」。國家應該是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包括規則和制度)，國家不再是經濟繁榮的直接提供者，而應是「合作夥伴、催化劑和協調者」。也就是說，不應該積極地塑造經濟發展進程，而應該對全球化的世界經濟變數做出回應。這些主張似乎都與發展型國家的經濟政策嚴重衝突，世界銀行將政府職能限定在提供公共物品和基礎設施，而任憑私人資本和市場自由發展，從而對發展型國家干預經濟的政治設定了限制。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向發展型國家對本國經濟採取的戰略性產業政策的實施和行政指導體制提出了質疑。世界貿易組織規章制度生效後，日韓兩國為促進本國經濟發展而採取的戰略性產業政策受到世界貿易組織規章的約束甚至禁止。最明顯的是，世界貿易組織對發展型國家促進出口、限制進口的靈活的國家產業政策構成了約束。因為在新自由主義所主導的世界貿易組織規章中，自由貿易與開放市場的世界經貿秩序反對東亞發展型國家在實現產業化過程中採用的產業政策，並禁止其他發展中國家效仿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曾經採取的這些成功的產業策略。

　　2.3新自由主義觀念的國內化

　　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實行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大規模的政府重構計劃，因而全球政治環境變化削弱了國家管制主義的基礎。「全球化和其他國際力量再大也要通過國內結構和關係起作用，而結構和關係都會重新塑造這些外部力量，使其產生不同結果。」國內的政治選擇為新自由主義方向的改革開闢了道路，致力於新古典經濟思想並得到國際機構大力支持的國內知識精英日益處於主導地位。「新」的經濟思想是由國內認知界起關鍵作用並受到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力支持的小部分人所提出和推動的。20世紀80年代以後，上台的發展型國家的新一代領導人多數在西方接受教育，較容易接受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他們在韓國和中國台灣的政府機構內充當要職，推動了新自由主義觀念的擴散，逐漸使其國家或地區融入到由新自由主義所推動的全球化進程中。

　　對韓國而言，在朴正熙時代，美國人培訓的韓國經濟學家就佔據了重要的職位。然而，他們的影響並不是實質性的，意識形態的滲透當時還不太徹底。一位觀察家指出，這些美國人訓練的社會科學家往往都充當了「顧問」，而非「決策者」。而且，朴正熙「瞧不起美國培養的經濟學家」，尤其是當20世紀70年代韓國的發展戰略轉向了重工業時，這些學者所能發揮的作用便更加下降了。對經濟自由主義而言，朴正熙相信只要讓個人追求私利，爭鬥永遠不會停息。他認為，李承晚時期就是「自由放任」政策失敗的典型，政變之後「國家就應該積極地直接介入經濟活動」。

　　全球化已經成為當今政治經濟話語中的流行詞，卻不是新近的現象。一般而言，全球化始於19世紀，而在1914-1945年曾經中斷過，現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在延續著。從歷史的經驗來看，大多數後發展國家成功的經濟發展都是依賴於一個具有高度國家能力且具有發展導向的國家政權，儘管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給發展型國家製造了一個富有挑戰性的環境，而且強國家能力本身也並不保證經濟有效地發展。特別是，當發展型國家實現了經濟高速發展的成就後，強國家能力有可能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但是，後發展型國家的政府在全球經濟體系中仍然決定著本國經濟的地位。

　　3.1全球化時代國家的必要性

　　毋庸置疑的是，每個國家的官員與公民都試圖建立具有效能的國家，而且尋求在國際體系中的國家自主性。如果一個國家未能建立一個強大的自主性國家，將會導致國內的動蕩乃至於強有力的國際干預的風險。儘管國家必須應對來自國際政治與經濟實體、他國、公司以及非政府組織的各種強大壓力，但國家是我們時代資本擴展的基本構成性因素。美國及其他主要發達國家表明，有效政府為國家市場的發展提供了基礎。很多學者認為，16、17世紀的尼德蘭、1850-1914年的德國體現了發展型國家的特點。19世紀晚期開始快速發展的法國和德國，高度集中的金融體系和國家扶植的大企業發揮著主導性作用，國家干預的力度要遠遠高於英國。20世紀初才步入快速發展行列的蘇聯和日本，國家干預力量發揮了最主要的作用，國家親自參與了資本的積累、金融系統的構造乃至大企業的組建，國家還實行強制性的產業政策。波蘭尼(Prane)將19世紀文明的崩潰歸因為一個不受管制的市場的形成，堅持認為自我調節的市場的理念是徹頭徹尾的烏托邦。許多發展中經濟體受到新自由主義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和結構改革主張的強烈影響，已經進行了遵循市場規律的重要改革，不過許多國家往往非常講究實際，不打算完全接受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開放和國家不干預經濟的辦法，繼續提防全球經濟「深入一體化」。結果，身處工業化中的經濟體，甚至非常發達的國家往往執行向世界經濟有選擇地開放的戰略。國家在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之間徘徊，試圖引導經濟以增進本國經濟和政治的利益。

　　國際金融領域的治理仍會依賴於世界各個國家，儘管國家以合作的方式促成這些結果，那麼國際體系管理的主要任務仍然是由國家所實施的。在接受「熱錢」(hotmoney)之前，國家必須確信自己具有調節信貸及其銀行的能力，以有效地將儲蓄分配到投資之中。私人治理活動將會出現在國家所推動的治理結構之中，其作用不可低估，沒有這種私人治理活動，市場將會產生危機從而導致自由主義秩序的失敗。新自由主義國家觀念的基本缺點在於每個協議必須經由國家簽署與批准才使其具有效力，而且國家也是協議實施的工具，國家以此維繫著自由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當下國際政治經濟以自由主義安排為特徵，但是國家仍有許多適應性選擇。一個經濟體各個部門的調控或失控程度、政府的相對自由化以及對公司放鬆管制的妥協是國家決策範圍。在國際政治經濟中，國家必須在相對自由化以及對其經濟的保護方面做出選擇。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機制的建設依賴於國家談判與決策，以推動整個經濟活動。

　　除了自由主義聯盟的霸權，自由主義計劃中另一不可或缺的因素是發展型國家的維繫與擴展。葛蘭西(Gramsci)指出，自由貿易主義運動是以錯誤的理論為指導思想的，這種錯誤理論的實踐根源是不難弄清楚的：它是以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的劃分為出發點的，把這種劃分看作是並且表述為有機的劃分，其實這只是一種方法論上的劃分。發展型國家仍然是秩序、民主與繁榮的關鍵，穩定且繁榮的國家構成了國際合作的基石。即使在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大獲全勝的歲月，政府也扮演著轉型的施行者，只有國家才擁有裁減其官僚機構並使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權威。

　　市場與國家實際上是緊密相連的，但國家與市場之間的張力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二者彼此都尋求維繫自主性，然而都需要體系的有效功能以保持繁榮。儘管有效經濟體系依賴於國家與市場的活動，但是繁榮的市場從根本上依賴於政治決策。當時在位的美國柯林頓與英國布萊爾接受了大多數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但是也體現出對內嵌式自由主義的再次捍衛。保護措施的完全移植或許會導致不再支持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這種威脅仍然是完全取消內嵌式自由主義無法克服的障礙。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依賴於自由主義觀念的擴展，消解著傳統的官僚結構，因此選擇工業與商業部門，以在某種程度上塑造著比較優勢是明智的。經濟發展不是去解決涉及要素積累和「擺正」基礎位置的具體經濟問題，它是一種需要國家建立經濟制度、培育社會行為者和執行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政策才能完成的社會過程。經濟基礎是經濟發展成功的充分條件，但是運作良好的國家也是必要條件，沒有具有效能的國家，經濟基礎甚至都不可能存在。

　　3.2國家應對全球政治經濟趨勢的差異

　　儘管國際政治經濟的總體趨勢為各國提供了機會與挑戰，但是這些趨勢對不同的國家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因為這些趨勢的影響與作用需要經過截然不同的國家過濾。發展中國家並不僅僅是全球新自由主義倒霉的犧牲品或被動的對象：它們就像其他國家一樣，受到了具有自身利益和戰略的階級和社會力量的開發，其中大多數與新自由主義的主導性意識形態是協調一致的。國家的意識形態和組織是一方面，然而國家權力移植到社會結構之上的方法則是另一方面。不同意識形態模式、不同組織模式以及不同政商關係模式導致很多不同的組合，從而使真實世界裡的國家在追求經濟發展時擁有不同的能力。工業化國家具有更複雜的經濟以及更有效的管理能力，在調整性地適應全球化壓力方面處於優勢地位，強國比弱制度化的國家更能夠有效地應對全球化壓力。弱國幾乎無力改變其所參與的國際規則，它們失去了其國內經濟管理的控制，無力運用其與公民社會的聯繫以動員對其發展政策的支持。每個國家以自己的方式面對著不同的環境，需要應對其歷史傳統與稟賦、國際體系的各種限制。因此，每個國家具有獨特的歷史結構以及國際體系中的獨特地位，必須設計出具體政策以解決其自身的具體問題。

　　金融自由化並不一致性地導致國家的脫離，因此新自由主義路徑並不是進行調節性改革的唯一路徑，而且自由化的過程依賴於原有的政權目標與制度安排。相比於日本與中國台灣，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韓國具有更強大的制度基礎，所以韓國的新自由主義促使其更易於發生金融動蕩而不是從市場的退卻。從1997年金融危機對韓國、中國台灣的不同影響來看，中國台灣對於在開放資本市場方面更為謹慎，而且並不期望成為經合組織等國際機構的成員。因而金融自由化成為中國台灣補充且增強其能力的一個工具，這表明資本市場的開放並不必然導致從市場的退卻。金融市場開放在20世紀90年代初快速發展，公司與金融制度得以在海外市場籌集越來越多的資金，但顯然沒有監管這些資金的程度與構成沒有得到有效的監管。在韓國沿著新自由主義改革前行的時候，其行為也引起對國內政治壓力的基本反應，其中最為關鍵的或許是國家結構變化的推動力，即新興官僚所推動的基本意識形態取向的衝突。國家行為體在涉足韓國經濟中角色與範圍的共識的消解，開啟了更大程度的金融獨立的商業壓力。實踐上，這意味著國家對金融制度控制的減少，銀行的私有化，股票市場的發展，放棄協調投資的能力而代之以信貸控制。

　　發展型國家需要利益優勢，反抗那些干預其自身自主發展的諸多壓力，這裡所說的自主發展包括政治與經濟兩個層面。國家不僅需要涉及適當的經濟發展戰略及其他經濟政策，而且需要國家政治體制的構建。在這個過程中，自主發展離不開對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的利用，需要在更廣泛的世界上以合作的方式追求財富與權力。政府機構需要以有效的方式運轉，並且實施明確的決策以實現公共目標，管制與調節經濟生產活動及其相關的私人治理活動，這就涉及國家政治選擇與政治生活的性質。在比較分析美國模式、歐洲模式、日本模式以及中國模式之後，其共同之處是社會團結與民族主義、戰爭恐懼所提供的激勵、與其他國家競爭的期望以及政府對發展的強大責任。一般來說，具有以下特點的國家傾向於更有能力決定和實施工業轉型的政策：對經濟增長的集中追求，與資本集團的緊密聯盟，對其他利益集團的嚴密控制，以及健全的職業化官僚機構。

　　3.3發展型國家模式的比較研究

　　新自由主義霸權類型構成了當下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特徵，這種新自由主義觀念是以權力為基礎的。新自由主義不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社會再生產機制，而是一套可逆轉的政策。同樣，很少有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批評者想要廢除國家之間以及內部日益增長的社會、經濟和文化上的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相反，關鍵在於民主化和平等化這些全球化的積極方面。因此，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最大的挑戰是一種替代資本主義的全球民主之挑戰。對發展型國家的研究加入到了最近新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同它的批評者之間，關於重商主義與自由放任的大討論之中。這場爭論的價值在於促使分析工作越過國家與市場的毫無結構的爭論，去探尋國家的特徵、它的設計方案以及對社會的嵌入。作為「有機知識分子」的學者應該擺脫目前市場與政府相對角色的形而上學爭論，關注歷史經驗比較研究，如工業化不同道路和多種模式的比較、參與國際分工的模式、關於內需的發展道路、國家創新體系的比較、拉美失敗型國家的重新認識等問題。

　　四、結語及啟示

　　世界正趨向新的聚合，其機制是經濟一體化，受到貿易與投資以及資本市場自由化的推動。東北亞發展型國家產生於霸權支配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中，新自由主義霸權對其產生了不可低估的挑戰。作為新興統治階級最適當的政治意識形態，自由主義自然地否定了其歷史分期及其資本主義剝削性質的掩蓋。各種形式的金融危機表明，全球網路需要國家的整體互動來加以應對。無管制的金融市場不僅破壞國家經濟，而且最終會損害金融市場全球運行的基礎：過多的自由不僅會破壞各國的國內基礎，而使國際金融體系處於動蕩之中。發展型國家面臨著一系列廣泛的管理挑戰，卻經常管理著全球化過程所產生的收益與風險。然而，管理的成功依賴於其制度能力與政治合法性，這就需要國家戰略性地操控政治合法性，塑造制度能力。一個更強大的發展型國家或許能夠更好地治癒全球化綜合症。

　　當前，中國社會科學家傾向於淡化意識形態，而西方經濟學家在意識形態上捍衛和倡導西方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因而西方經濟學背後的意識形態因素仍需更加關注。中國發展模式無法用西方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概念範疇來解釋，作為後發展國家，我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李斯特的國民經濟學，現在的發達國家在歷史上當他們落後的時候，都是在類似於李斯特國民經濟學的指導下崛起的。發展型國家領導者需要闡明令人信服的觀念，鼓舞並動員民眾以利用政治參與者的能量。國家應該在廣泛的世界市場範圍內通過開放與封閉對競爭進行管制。換言之，這就是波蘭尼的國家理論。在全球化的21世紀，為了更有效地發展，國家必須承擔更多的責任，獲得更多的自主性，並且建構更加複雜的內嵌性的必需形式。

　　注釋

　　[1]朱天飈：「發展型國家的衰落」，《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5年第5期，第39-40頁。

　　[2]郁建興等：「發展型國家：一種理論範式的批評性考察」，《文史哲》，2008年第4期，第157-168頁：郁建興等：「超越發展型國家與中國的國家轉型」，《學術月刊》，2008年第4期，第5-12頁。

　　[3]陳良文：「持續的發展意願與發展型國家」，《江淮論壇》，2004年第5期：趙自勇：「發展型國家理論研究的進展和反思」，《當代亞太》，2005年第11期。

　　[4]朱天飈：「發展型國家的衰落」，《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5年第5期，第39-40頁。

　　[5][美]禹貞恩著，曹海軍譯：《發展型國家》，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年版。

　　[6]根據葛蘭西的觀點，霸權是由權力與意識形態所構成的，即人不僅受到權力的支配，而且受到觀念的支配。觀念維繫著整個社會集團意識形態的統一。

　　[7][美]禹貞恩著，曹海軍譯：《發展型國家》，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年版，第5頁。

　　[8][澳]琳達·維斯等著，黃兆輝等譯：《國家與經濟發展》，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年版，第189頁。

　　[9][美]羅伯特·吉爾平著，楊宇光等譯：《全球政治經濟學：解讀國際經濟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5頁。

　　[10]JohnRuggie，「InternationalRegimes，Transactions，andChange：EmbeddedChangeinthePostwarEconomicOrder」，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6，Issue.2，1982，p.397.

　　(作者單位：白雲真，中央編譯局；孫智慧，中央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