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文學評論範文：時代夾縫中的性別抗爭

06-21

作者：閆紅

蕭紅以《生死場》等作品中鮮明的反帝愛國的社會性主題創作，奠定了她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但社會性主題的創作並不能抹除蕭紅在大時代的夾縫中對女性苦難、女性解放與階級、民族解放思考中的深刻張力。因為「她的困境在於她所面對的不是一個而是兩個敵人：帝國主義和男性父權專制」①。

蕭紅不僅親身體驗到階級壓迫、民族災難、飢餓、貧困、疾病對女性的死亡威脅，千百年來無處不在的濃重的男權意識的性別壓迫，給她帶來的生活不幸和情感痛苦，更是刻骨銘心。「五四」時期，女性文學第一次以群體的面貌浮出歷史地表，以持久的反對封建主義、追求女性解放的獨立品格，富於創造性地參與了中國文學現代精神的熔鑄與錘鍊。但是「五四」「這場改變了中華民族根本歷史面貌的革命運動，並沒有同時使女性主義敘事文學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因為說到底『五四』運動主要是以文化姿態出現的階級鬥爭，而不是女性所期待的那種從觀念到制度使女性得到根本解放的革命」②。然而「當歷史將女性無情地排除在一切社會活動之外的時候，女性卻用『文學』保存了自己；而當女性解放終於蔚為時代風氣，發展到一個更高層次的時候，女性則更以文學而『發現』自身，婦女必須把自己寫進文本——就像通過自己的奮鬥嵌入世界和歷史一樣」③。陳衡哲、冰心、廬隱、馮沅君、蘇雪林、石評梅、凌叔華等以對女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呼喊登上文學舞台。而到了風雲際會的三四十年代，這種萌芽的女性意識很快就被政治的呼聲和戰爭的血腥所吞沒。然而倔強堅韌的蕭紅逆歷史潮流而動，以女性深刻的歷史洞察，大智勇者探尋的氣魄，執拗地在「悲壯的大時代」的夾縫中，對女性的歷史、現實處境中所承受的巨大苦難做了空前的酣暢淋漓的處理和描寫。不僅超越了冰心、丁玲等「五四」女作家對知識女性個性解放和情愛生活的書寫，而且在丁玲、白朗等抗日女作家止步的地方，清醒地洞察到女性自我與國家民族主體的區別，開啟了在戰爭文學中重訴被遮蔽的性別表達和被忽略的性別犧牲的先例。

一、蛇與塔：自然刑法在劫難逃男權壓迫陰霾濃重

自階級產生以後，婦女就承受著階級和性別的雙重苦難，而形成蛇與塔的關係，這使女性的性別苦難深重、漫長、慘烈。在東北這偏遠荒寒之地，封建文化羅網比中原地區鬆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這「四大繩索」都體現在夫權上，粗暴地保存著「自一夫一妻制出現以來就紮下了根的對妻子的虐待」④。蕭紅置身在黑暗的社會裡，最直接地體驗到男性的凌辱、欺騙、壓迫、專制，她「體驗了生死交界處的掙扎，體驗了沒有愛情的生育和沒有意義的動物式的肉體苦難」⑤，這使蕭紅在女性主題的創作中完全沒有冰心那樣幽雅溫馨美好的情緒，對母愛和自然、童真發出柔婉和諧的頌歌；也失卻了廬隱、丁玲為追求「靈與肉一致的愛情」而發出的負著時代苦悶和心靈創傷的知識女性的叛逆絕叫。而把關注和表現的目光集中在那些負載著時代和社會最深重的災難、在「生死場」上呼喊著人生、詛咒著男權壓迫的被侮辱被損害的勞動女性。無論在早期的《棄兒》《王阿嫂之死》還是成名作《生死場》《呼蘭河傳》，她都單刀直入、血淋淋地揭示了令人顫慄的女性在劫難逃的自然刑法：生育之苦、死亡之門。在《生死場》的第六章「刑罰的日子」中，蕭紅將自己痛苦萬分的生育經驗填充其間，以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罕見的慘烈滯重的筆觸冷酷地解剖了這一女性的刑罰：麻面婆在生孩子時痛楚難忍，「肚子痛死了，拿刀快把我的肚子給割開吧！」金枝也未能逃脫這種痛苦的經歷，「她在炕角苦痛著臉色，她在那裡受著刑罰」，最可怖的是五姑姑的姐姐，孩子難產，她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然而女性以生命作抵押去孕育新的生命的崇高犧牲行為，男人非但不體恤女人，反而拳腳相加。她幾乎一動不敢動，她彷彿是在父權下的孩子一般怕著她的男人。在痛苦和屈辱的雙重摺磨下，被生育之苦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女人們發出了可怖的呼號：「受罪的女人，身邊若有洞，她將跳下去，身邊若有毒藥，她將吞下去！」在這裡蕭紅犀利地揭示出給女性帶來生存悲劇的更為深層的歷史文化原因，那便是傳統男權尤其是夫權對女性的殘害：無論是堅強的王婆、年老的福發嬸，還是年輕的金枝、美麗的月英，對自己的命運都無法自主，都逃不出濃重的男權壓迫的陰霾，都在丈夫的摧殘下早死、殘廢變形。「這種女性對於身體痛楚的真實體驗，就不是符號式的，而是經驗式的，被凸顯在她的書寫當中，構成女性特有的生存和文化關注。」⑥

蕭紅生活在封建的地主家庭中，從小就因為是女孩甚至受到親生母親的歧視，長大後為反抗包辦婚姻離家出走，但她並沒找到自由解放的道路，而是跌入了性別苦難的深淵。就連在進步的左翼文藝陣營內部，男尊女卑的觀念仍然頑固地統治著人們的頭腦，這使蕭紅感到沉重的壓抑和困苦。與蕭軍在上海期間，因為蕭軍的大男子主義和婚外情，蕭紅曾三次離家出走，但她都不得不默默回來，黑暗的社會並沒有給自強不息的女性以自我拯救的機會。她為了擺脫對蕭軍的依附性處境而與蕭軍分手，幾乎所有的朋友都站在蕭軍一邊，當她選擇與端木蕻良結合時，又遭到幾乎所有的朋友的反對，甚至密友的疏遠，蕭紅感到男權中心文化無處不在的陰霾使她欲哭無淚，欲訴無聲。到她創作《呼蘭河傳》的時候，在描述小城精神盛舉時專門列出一節「四月十八娘娘廟大會」，以娘娘廟和老爺廟相比照，集中刻畫了男性對女性的控制、欺壓，以諷刺揶揄的筆法對男性以性別優勢欺辱女性、妄自尊大的行為和歷史根由，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和無情的批判，憤恨和蔑視之情溢於言表。蕭紅不同於丁玲筆下的知識女性的精神悲劇和哲學式的自殺，但她反映了更普泛的女性的現實悲劇和歷史悲劇，意義更為重大。甚至可以說丁玲筆下知識女性的現代痛苦、覺醒和抗爭，正是以蕭紅筆下無數普通女性非人的生存和死亡為基石的。她的創作為勞動婦女成為女性文學的主人公開創了新的篇章，是對「五四」以來女性文學倚重知識女性或上層女性的情愛生活而顯示的整體單薄的一種彌補。為中國女性文學注入了一份粗糲的原生態的鮮活。

二、獨奏箜篌：在抗戰文學中堅守獨立的女性意識

在「紅色的三十年代」和「血染的四十年代」，更為慘烈的階級鬥爭和民族救亡的血雨腥風掃蕩了「五四」時代飄揚過的相對自由民主的空氣，女性文學煥發出前所未有的戰鬥色彩。「五四」時期真正的女性主義寫作的先鋒作家丁玲放棄了「莎菲式」的女性形象系列創作，很快寫出《韋護》《一九三零年春在上海》《水》這樣革命加戀愛的普羅文學作品，將個體淹沒在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社會意識突出而強烈。謝冰瑩、馮鏗、白朗等則將女性自我放大成了革命的抗日戰士，把革命鬥爭抗日戰場的拚殺，當成女性解放、自我狂歡的盛宴。這一時期丁玲的《某夜》《消息》《奔》《一顆未出膛的槍彈》，白朗的《我們十四個》《一面光榮的旗幟》，草明的《解放區散記》等都是這類題材的作品。從本質上說這是丁玲、謝冰瑩等「五四」時期「女性作為人」的現代女性意識在三四十年代合乎歷史邏輯的理想發展。

但理想與現實存在著歷史的差距，這種把階級解放、民族解放與女性解放、個性解放視為因果關係或涵蓋關係的意識，不僅是一種歷史的誤讀，而且導致了以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從三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女性、人性主題遭到文學界的漠視乃至鄙棄。三四十年代國家民族的「宏大敘事」，使女性的創痛在文學史上成為無暇顧及的盲點。但是「在丁玲那代女作家中似乎只有一個人逃脫了這種程式化的寫作和人生軌跡的，那就是蕭紅」⑦。

倔強執著的蕭紅忠於自己的內心感受和生命體驗，將時代主題與女性關懷緊密結合，在抗戰文本中蘊含了鮮明的女性立場和強烈的性別意識。她強調男女性別之間的差異，男女平等不等於女子男性化，看重女性的性別特徵對女性人格完善、心理健康甚至整個生命歷程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影響。蕭紅這一超前深刻的思想體現在《生死場》《朦朧的期待》《無題》《火線外》《呼蘭河傳》等文本中，以罕見的對女性、國家、民族關係思考中的深刻張力，揭示出「戰爭並沒有讓女人走開＂，而是讓女性付出了更慘重、更複雜的代價。以往《生死場》中對女性在戰爭中悲劇命運的審視被小說後半部的民族抗戰主題所沖淡。《生死場》中奸淫擄掠的日本兵的到來便是女人們的末日。二里半的妻子麻面婆被日本兵的刺刀挑死；十三歲的小姑娘被日本兵掠走；深夜不時傳來被日軍蹂躪的婦女的慘叫——金枝為躲避日本鬼子的姦淫而逃到城裡，卻沒有逃脫被自己同胞侮辱的命運，金枝憤然地說「從前恨男人，現在恨小日本子」，最後她轉到傷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國人呢，除外我什麼也不恨」。金枝從鄉村逃到城市，又從城市逃回鄉村，最後只好向尼姑庵走去，但尼姑庵也人去廟空，偌大的中國竟找不到女性的棲身之地，作者通過金枝告訴人們：民族戰爭解放了中國、解放了被壓迫階級，解放了男性，然而女性仍難以找到她們的出路和位置。一九三八年五月五日創作的散文《無題》，是蕭紅在抗戰文學中首次觸及「做人」與「做女人」的分裂。面對著一個在戰鬥中被敵人轟炸截去一條腿的殘廢女兵，她發出了這樣的質問：那女兵將來也是要做母親的，孩子若問她：「媽媽為什麼你少了一條腿呢？」媽媽回答是日本帝國主義給切斷的。成為一個母親，當孩子指問到她的殘缺點的時候，不管這殘缺是光榮過，還是恥辱過，對於做母親的都一齊會成為灼傷的。

在這裡蕭紅的女性本體意識與社會民族話語發生了衝突。即使到今天，這一衝突依然存在。馮鏗、謝冰瑩、丁玲、白朗等的文本中，「戎馬生涯」的新生活並不能完全填充女性的現實生活，女性天性中的一種遊離於現實的無所依傍、無所適從的精神狀態使她們經常感到苦悶、痛楚、矛盾、彷徨，她們敏銳地感到，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生活中，現代女性無論以怎樣強烈的社會參與意識與執著追求人生意義的探索，都被置於被邊緣、被忽略的地位，女性在革命中完成自身的拚搏、救贖時，她們的生命的真實、進取的意義都永遠消失、沉落在那災難的歲月中了。蕭紅正是在文學作品中歷史地說明了這被戰爭淹沒的失聲女人的空間，說明了階級、民族所遭受的苦難、浩劫不僅涵蓋了女性所同樣遭受的苦難，而且女性在國家與民族鬥爭中由於性別而遭受的壓迫、奴役，是超階級、超民族、超國家的。階級的、民族的抗爭不能全部包容女性尋求生存幸福、個性解放的奮鬥，階級的、民族的解放並不完全等同於女性的解放，女性的解放還存在著一個非階級非種族壓迫的性別歧視和性別責任。蕭紅女性主題這一深刻的思想在抗戰文學中是具有前瞻性的、彌足珍貴的，但蕭紅在抗戰文學中堅守獨立的女性意識這一寶貴的創作，因在主流文學創作的邊緣獨奏箜篌而沒有起到力挽狂瀾的作用，卻招致了主流文壇的批評。女性的真正解放無論如何是離不開社會制度的變革和整個階級民族的解放，所以進步的女性們「把自己的前途和幸福都寄托在革命的事業上面。誰也知道整個的舊社會不根本推翻，女子永遠沒有得到解放做人的一天」⑧。蕭紅從登上文壇之初，就為階級、民族的解放而吶喊而鬥爭，但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使她體驗到階級的民族的解放並不能直接導致女性解放，只是女性解放的必要前提，女性解放有更複雜的社會、歷史、人文、性別背景，女性解放必須被單獨地提出和重視。由於這一切問題都與特定的戰爭環境發生著深刻的關聯，女性解放被言說成階級、民族解放的一部分，從而喪失了其獨立存在的理由。比蕭紅更具強烈獨立的女性意識的丁玲，四十年代的《我在霞村的時候》《三八節有感》中，觸及了女性意識、人格獨立、男女平等，反對革命隊伍中某些新式的男權專制所導致的女性從屬狀態，但民族解放的主流強制話語使她越來越趨於中性或男性敘述，早期創作中那個孤高狷介、驕縱任性、卓爾不群的莎菲不見了，這一時期一片稱讚聲中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非常明顯地體現了這種變化。而蕭紅一生都在言說女性苦難，反抗封建男權社會和男權意識的壓迫，渴望女性得到尊重、平等、自由、幸福，把在宏大敘事下掩蓋的，即使在民族戰爭中也無法改變的性別壓迫公之於世，執著地言說著淹沒在巨大的階級仇恨和民族災難的洪流下女性精神和肉體的痛苦，成為那個時代絕無僅有的文本。可悲的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隨著年僅三十一歲的蕭紅的永逝，女性經驗的書寫在現代文學史上宣告終結，女性文學化蛹為蝶的過程被歷史性地終止了。

三、人生殘缺：理想愛情消解神聖母愛畸變

蕭紅是用整個生命為女性解放而奮鬥的作家，但這位一生都執著頑強地與男權文化壓迫作鬥爭的文藝戰士，自己的個人生活卻是殘缺的。在短暫的年僅三十一年的「痛苦的人生、服毒的人生」中，她比其他現代的女作家承受了更大的人生苦難：她有過男人，卻從無正式婚姻，她做過母親，卻從未得到過兒女。這徹骨的荒涼使她觀察生活的眼光蒙上一層濃重的陰雲。因此「婚戀的不幸，她與異性世界說不盡、理還亂的恩恩怨怨，在她的作品裡留下了一道道陰鬱的影子」⑨。

雖然蕭紅「沒有在她的作品中沉溺於個人的情感和經歷，更沒有隨意放縱和宣洩自我」⑩，但她在現實生活中情感體驗和身心創痛無疑給她的創作投下巨大的陰影。這明顯表現在蕭紅整個創作中愛情的缺席。「五四」時期的女性作家幾乎都把婚戀主題作為追求個性解放的旗幟，以對自由愛情美滿婚姻的激情書寫奏響女性青春的序曲。冰心在「真善美」世界中營造了純潔、美麗而憂傷的男女情愛氛圍；廬隱的眾多作品表達的是初戀的甜蜜回憶和失戀的悲哀苦悶；即使「高門巨族裡婉順的女性」凌叔華，表達的也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朦朧的愛情遐想；到了勇敢、叛逆的馮沅君和丁玲，則是直率強烈地大膽呼喚「靈與肉」相一致的愛情；然而蕭紅筆下則把「愛情」連根拔起，正因為缺席，才說明她的在乎，她曾說「什麼是痛苦？說不出的痛苦才是最大的痛苦」。瓦西列夫在《情愛論》中指出「愛情的藝術描繪和表現確實是一塊神奇的結晶體，它使人們得以觀察到任何時代和任何民族社會生活的本質特徵」(11)。在《生死場》中蕭紅揭示了福發嬸、金枝「無愛」的婚姻。年輕的金枝曾期待過愛情的春天，然而她的「愛情」卻沒有絲毫的甜蜜與美好，只是動物似的本能衝動。在蕭紅的小說創作中，金枝是與蕭紅經歷相接近的一個，金枝的「戀愛經歷」可以說明蕭紅消解理想愛情的理由。婚後，金枝的丈夫時常斥責妻子「懶老婆，白天做什麼來？」而出嫁沒幾個月妻子就漸漸學會了如何詛咒丈夫，「漸漸的感到男人是炎涼的人類，那正是和別的村婦一樣」。女性繁衍人類的偉大勞動行為被蕭紅稱為「刑罰」，等同於豬狗等動物式的生產，「牛或是馬在不知不覺中忙著栽培自己的痛苦——在鄉村人和動物一起忙著生，忙著死——」蕭紅頻繁地將人的性愛生育和動物的交配繁殖交叉在一起，這異化的描寫體現蕭紅對女性動物式的生命形式的深深厭惡。《生死場》中王婆講述她三歲的女兒摔死在鐵犁上時簡直就像一個魔鬼，她只顧割麥，竟把孩子摔死在鐵犁上而不淌下一滴淚！而對於金枝，「母親一向是這樣，很愛護女兒，可是當女兒敗壞了菜棵，母親便去愛護菜棵了，農家無論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過人的價值」，「鄉村的母親們對於孩子們永遠和敵人一般——媽媽們摧殘孩子永遠瘋狂著」。在這裡神聖的母愛畸變成可怕的幽靈。完全顛覆了冰心在她的小詩《繁星》《春水》和小說《超人》中對神聖母愛飽蘸著深情的頌歌。現實生活的重壓、男權壓迫的折磨，使善良、無私、偉大的母愛蕩然無存了！在《朦朧的期待》和《小城三月》中，李媽和翠姨都似乎感受到了愛情的閃光。

但嚴峻清醒的蕭紅拿起冷酷的現實主義解剖刀切除了這一心造幻影。李媽是個年輕能幹的女僕，她喜歡主人家的護衛兵金立之，小說描寫了在前線打鬼子的金立之短暫地回到主人家的時間裡，李媽內心所激起的巨大波瀾，她在憂鬱和焦急中等待金立之來和她告別，然而金立之並沒有和她單獨告別的意思，當李媽在黑暗中跑出去給他買戰地上最寶貴的煙時，金立之早已走了。李媽朦朧的期待破滅了。《小城三月》中的聰明漂亮的翠姨為現代文明所喚醒，小城的三月給她帶來一片生命的新綠。她期望上學受教育，她默默喜歡文明帥氣的堂哥，因為「她覺得到底是讀大學的人好，不野蠻，不會對女人不客氣，決不能像她的妹夫常常打她的妹妹」。這是一種全新的與現代文明相一致的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追求。然而堂哥面對翠姨的愛卻不知所措，翠姨無法得到心中愛人的情感回報，又不願意像牛馬一樣任一個不相識的男人驅使，終於在無望的沉默、自我折磨中走向死亡。蕭紅寧可讓翠姨死於愛情的幻想，也不讓她體驗到愛情的失望——在這裡明媚的春光失去了炫目的色彩，美麗的鄉村失去了田園詩般的風韻。蕭紅以自身愛情婚姻的悲劇，顯示了足以誘女人為之陪一世犧牲的「理想愛情」「神聖母愛」的虛幻性和欺騙性，是對「五四」女性文學倚重愛情婚姻題材的解構和顛覆，標誌著「五四」女性神話的終結。

在三四十年代主流文學的夾縫中，蕭紅始終保持著女性關懷的情愫和對女性命題的堅守，把獨立的女性話語同國家民族話語藝術性結合起來，因而獲得了超越左翼文學局限的較大的創作自由。其對民族、國家、女性關係的獨特闡釋具有無可替代的先鋒性，成為抗戰文學中彌足珍貴的文本。（責任編輯：趙紅玉）

作者簡介：閆紅（１９７０－），河北保定人，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