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教育不是為了讓統治者更方便地統治

作者=羅四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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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看來，教育關係到現代等級社會中階級、文化和權力的聯繫方式，教育制度是當代社會中調控社會地位和特權的主要體制之一。在布迪厄的論述中，教育是一個特殊領域的社會實踐，若是將教育看成是更為廣大的社會群體實踐，不僅是社會問題的一部分，更是人的問題的一部分，那麼，這樣的教育與國民有什麼關係？這樣的教育與階級、文化和權力有什麼關係？這便是徐賁新書《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所關心的話題。

《統治與教育》

徐賁/著

三輝圖書·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6年4月

公民教育是徐賁寫作的一個主題，新書依然有著徐賁鮮明的個人特色，用深厚的理論穿透現實，帶有強烈的啟蒙意味。徐賁從教育與政體的關係入手，分析了西方歷史上三種政體原型「古典共和」 「現代民主共和」 「現代極權」中出現的國民教育，尤其著重分析了美國民主共和時期的公民教育與納粹德國的黨國主義教育，從正反兩個方面論證，「現代的國民教育，當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時，可以幫助人民變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然而當它是專制統治的臣民教育或黨民教育時，它卻使人民變得愚昧、盲從，既沒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沒有自我實現的意願。」而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幫助他們能夠更好地共同生活，不是為了讓統治者能更方便、更隨心所欲地統治他們。」

近日，就這本新書，《經濟觀察報》通過郵件採訪了在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任教的徐賁教授。

經濟觀察報：社會-政治意義上的公民與自然國民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

徐賁：自然國民其實也不是自然的，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指出，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民族國家也是一樣。任何一個人，只要出生在一個民族國家裡，就會成為這個國家的國民，只是看上去自然而已。國民身份與文化認同的身份不同。例如，海外華人認同中國文化，但並不自然而然就是中國的國民。每一個出生在中國的孩子，只要擁有中國身份證，就是中國國民。這樣的國民也常被稱為「公民」，但這並不是我在《統治與教育》中討論「公民教育」所說的社會-政治意義上的公民。

社會-政治意義上的公民，是享有公民權利並能盡公民責任和義務的公民。也就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充分公民」。這樣的公民是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一分子。

經濟觀察報：為什麼社會-政治意義上的公民只存在於民主政體？國民為什麼不能依靠教育成為公民？

徐賁：一個國家裡的公民共同構建他們的公民身份，他們擁有一些共同認同的基本價值觀，如自由、平等、人的尊嚴、個人權利、法治等等。這些價值並不是政府或政權為他們制定，並命令他們必須接受的。這些基本價值不成文地融合到他們的生活方式中，但同時也寫明在他們的成文憲法里。因此，可以說，公民身份是一種與民主政體同在的、與民主政治密不可分的個人與國家關係。這個意義上的「公民」，指的不只是具有法定身份的個人，而且還是一些與民主政體相符合的公民素質、稟性、責任、義務和權利。也就是一種綜合的、普遍的、集體的「公民性」。這樣的公民，他們的公民身份(citizen)與他們的公民素質（citizenship）才是一致的。

公民教育不只是在學校里學習一些自由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而且更是在民主生活中個人言行和思維習慣的自然培養，民主生活起到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國民成長為公民，需要的不僅是知識，而是實踐，而實踐是需要有具體現實條件的。就算在學校里學到一些關於公民的知識，如果沒有民主政治的條件讓你在日常的社會和政治生活中「做公民」和「當公民」，你還是不能成為公民。

經濟觀察報： 能否舉例說明教育、政體、國民三者之間的關係？教育能否改變國民或是政體？

徐賁：在這三者中，政體是第一位的。政體的國民文化往往被一般化地稱為「文化」或「國民性」，它指的是國民共同體的整體生活方式和大多數成員所具有的素質、稟性、思維方式、信仰、習慣、傳統慣例、價值觀、公共行為方式、對統治權力的態度等等。例如，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先是討論了美國的政治制度，如分權、權力的制衡、選舉制度、聯邦與地方權力的關係等等。接著，他又詳細討論了美國人的國民性特徵，如他們對自由和平等價值的觀念和堅持方式、普遍的公民結社、基督教傳統的影響和體現、自理和自治的要求和能力等等。他的出的結論是，美國的民主制度與美國人的民主價值和文化是一致的，這兩個方面形成了具有整體意義的，可以稱作為「民主政體」的「美國政體」。

教育不具備改變政體的功能或能力，也不以此為目標。政體是政治建構的產物，包括兩個相互聯繫的方面：政體的「制度「和政體的「公民文化」，制度與公民文化的一致使得政體的治理形式與政體對公民的教育效能之間，有一種密不可分的關係。政體不僅是政治的制度，而且是與這種制度相聯繫的公民群體生活方式，這樣的公民群體生活方式體現、維持、再生一種可以稱作為「國民性」的特徵。政體的制度與國民性，這二者的關係使得「治理」與「教育」不可避免地結合在了一起。一個好的政體造就普遍優秀的公民群體，而一個不好的政體則是國民道德淪喪的主要原因。今天，許多中國人強烈要求政治改革，最初起因正是由於強烈不滿現實政治的腐敗以及腐敗對整體國民道德的敗壞和毒害。

經濟觀察報：在美國成立之初，美國人自己對於民主共和的政體也表示懷疑，傑弗遜的教育理念對美國最初民主共和的締造有何作用？

徐賁：傑弗遜是一位民主主義者，他的教育理念在當時的美國是超前或是過於理想化的，因此他的一些教育政策主張難以獲得充分的支持。傑弗遜對自己的政策主張經常會根據實際的形勢做一些妥協。但始終堅持一些基本的教育理念。在民主制度中，這是很正常的。例如，他在1779年提案的「前言」中強調，要把學習政治自由、權利、義務、選舉、自治知識放在學校教育的首位。1818年，他參加在羅克費希角召開的維吉尼亞大學計劃委員會，修改了1779年提案，刪除了前言部分。在他撰寫的羅克費希角會議報告中，他特別談到了小學教育的六個目標，把職業教育放在最前面，漸次由閱讀和簿記、道德和才能以及對鄰里和國家的公民義務。

傑斐遜教育理念的最大特點是強調好的政體需要教育良好的人民，他強調，為了更好地維持社會穩定與和平，與其給政府軍隊，不如給人民知識，人民越沒有知識，就越可能成為暴民，而政府越動用軍隊鎮壓，民眾叛亂就越多，靠鎮壓維穩不是解決之道。民眾不僅要有選舉和監督政府的權利，而且還必須要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他認為，每個人都有自治的權利和義務，因此教育必須是普及的，他甚至認為，一旦教育普及了，沒有接受教育的人，不應該有選舉權。向這樣的政策主張在今天看來，也還是太理想化了。

經濟觀察報： 現代極權教育的典型可以說是納粹德國的國民教育。納粹德國採取什麼教育手段國民進行再造的？

徐賁：最根本的就是「黨化教育」，它不僅在學校里實行，而且深入生活社會的每一個領域：新聞、書籍雜誌出版、思想、學術、藝術、體育、大眾文化、家庭教育、社區文化等等。黨化宣傳是一種全方位宣傳。只有在國家政治權力致力於全方位控制民間社會的極權國家裡，才會有這種全方位宣傳。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以其非常成功的黨化教育和黨化宣傳成為現代極權的範例。在倒台之前，前蘇聯和它在東歐的模範盟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都曾經是黨化教育和黨化宣傳非常成功的極權政體國家。民主政體培養人們持久而積極的公民意識，而極權政體則在訓練消極服從。成功的民主，它的必要條件是全體公民對一切可能出現的問題都自己思考；而成功的極權主義則要求人們服從替代他們思考的人。納粹德國培養了無數不能自己思考的國民，把他們變成為納粹罪惡事業大膽作惡的機器。黨化教育要讓所有的人都知道，對什麼應該保持沉默，對什麼應該刻意忘卻，或者至少裝著不再記得。納粹政權在它存在的短短12年間相當成功地達到了它的極權國民教育目標。

經濟觀察報：美國教材是如何做到思想性和政治性的？與之比較，納粹德國是如何利用教材進行教育的？比如說歷史教材。

徐賁：美國的教材不是教育部的官僚們定的，出版不受政府權力的管制，也沒有誰來規定有什麼外來價值觀不準進入課堂或教科書的。美國教材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也就是美國民主社會的基本價值觀，自然而然體現在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之中，不是用宣傳灌輸到人民的頭腦里的。例如，我所居住的加州奧克蘭市中學八年級英文課本里，有一篇叫 「建起社區花園」的課文。一個人先開始建，鄰居們看到了，紛紛開始加入，大家一起努力，建成了美麗的花園。在共同辛勤的勞動中，大家彼此加深了了解。在鄰里慶祝花園建成的派對上，有一個居民說：「以前我到街角的小店裡買東西時，以為店主找錯了錢，和他吵了一架。這次看到店主發起建花園，努力為社區做好事，我已經是 他的好朋友了。」

經濟觀察報：為什麼在前蘇聯和納粹德國會出現集體失憶現象，年輕一代人對過去的屠殺或是事件一無所知？統治者的遺忘術是什麼？

徐賁：遺忘術有各種各樣，可以是硬性的極權宣傳和洗腦，也可以是用半真話的軟實力來偽裝的欺騙手段，或者是二者兼而用之。具體的手段中，有經常使用的，也有推陳出新的，例如歪曲和改寫歷史、明目張胆地塗改歷史圖片、編寫和使用不符合歷史真相的歷史教科書、設立各種學術或歷史事件討論的禁區、編造對自己有利的英雄歷史和英雄故事。問題不只是在於統治者們做了些什麼，而且還有被統治者，尤其是他們當中的知識分子做了些什麼。前蘇聯和納粹德國的極權洗腦和集體遺忘工程，都是在知識分子的積極或被動協助下完成的。普通人也以他們的沉默、諂媚、順從、犬儒主義予以合作和配合。其實，他們並不是真的遺忘了，而是裝出遺忘的樣子。為了裝出遺忘的樣子，不出差錯，他們必須時時刻刻記住該遺忘什麼，該表現出不記得什麼。到了什麼敏感的日子，就特別要當心別做哪些可能惹麻煩的事情。在所有的遺忘術後面，起作用的都是暴力和恐懼。

經濟觀察報：在你看來，公民社會需要什麼樣的理想教育？

徐賁：所謂的理想教育，其實也就是教育面向未來的一個整體目標。我想，也許可以用「全人教育」或者「樹人教育」來概括公民社會的教育目標吧。它看上去很理想化，但實際上是建立在丘吉爾所說的那種「低而堅實」的觀念基礎上的，那就是，人天生並不完善，人要儘可能地完善起來，這樣的目標是永無止境的。

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51篇里寫道，「政府……不就是人性的最大體現嗎？如果人是天使，那就根本不需要政府。」 普林斯頓大學第20 任校長艾斯格魯伯（Christopher L. Eisgruber）在2013年9月22日的《校長就職講話：人文大學的理念》解釋道，如果人是天使，人就自然會相互合作，相互關愛，時時處處都做好事，「他們已就不需要法律，不需要法庭，也不需要憲法」。但是，「人不是天使，所以他們需要用憲法來建立各種制度，規定程序和分離權力」。同樣，如果人是天使，人也就不需要老師，「不需要有人來激發他們的學習或糾正他們的錯誤。如果學生們是天使，他們至多只需要幾份課程表、一個圖書館、幾個實驗室、一台電腦，或者幾個無數人都可以參加的在線講授課程。他們都可以多多少少地自學成才，甚至成為像富蘭克林或林肯那樣的准超人」。人需要憲政法治和需要樹人教育的道理是一樣的，對實現目標的觀念也是一致的。因此，這二者的教育功能是相輔相成的。憲政法治和人文教育都非易舉，都必須持之以恆地實行、實踐方能見效和持續，任何教育理想恐怕都需要有這樣的精神才算是有意義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