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所謂「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設想」的真相
06-21
關於所謂「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設想」的真相張光明(中央編譯局世界所研究員)發布時間:08-02-2811:57:53320 原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在最近十五年來的國內理論界中,馬克思晚年關於俄國社會發展問題的某些論述,亦即當今所謂「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問題,如果不是最大熱點,也算得上是最大熱點之一。國內出版的相關的文章、書籍很多很多,觀點則大都眾口一詞,即斷言馬克思晚年發生了「重大思想轉變」,提出了「東方社會理論」,為落後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指出了方向云云。這種觀點被到處轉相襲用,充斥於哲學、歷史、社會主義研究等各個領域,並已寫進各種教科書和思想教育讀本,至今幾成定論。筆者歷來不同意此說。①但鑒於問題並未解決,今天仍有重新討論的必要。在筆者看來,上述觀點其實是建立在對馬克思有關思想和歷史實際進程的曲解之上的,由此產生的所有發揮均屬望文生義,根本經不住事實的檢驗。不論人們做這件事時的願望多麼良好,但違反了科學的起碼要求,結果只能是幫倒忙。一、歷史事實的真相與時下人們通常只注意馬克思給查蘇利奇的複信草稿等兩三個文獻不同,馬克思、恩格斯關於這個問題的論述甚多,形成了一個長長的系列,認真耐心地梳理考察這些歷史資料,正是全部問題的關鍵。19世紀60-70年代,馬克思密切地關注著俄國社會的發展狀況,研究了大量俄國經濟、財政、農業和土地公社資料等方面的文獻,逐漸形成了較為確定的觀點。至少在1870年12月下半月到1月初之間,馬克思已預言俄國農村公社可能有兩種發展前途。②但在這個問題上首先公開發表意見的,是恩格斯而不是馬克思。1875年,恩格斯按照馬克思的建議,與俄國民粹派思想家特卡喬夫進行了一場論戰。恩格斯一方面根據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認為社會主義只有在生產力「發展到甚至對我們現代條件來說也是很高的階段」時才能到來,並據此駁斥了特卡喬夫關於「在俄國實現社會革命沒有任何困難」、俄國農民「比西歐各國人民更接近於社會主義」的主張;但另一方面恩格斯也同意,現在有可能根據新的條件重新考慮俄國農村公社的命運。他提出這樣一種設想:俄國農村公社所有制本來只不過是俄國社會落後停滯的產物和專制主義制度的基礎,但「也不可否認有可能使這一社會形式轉變為高級形式,只要它能夠保留到條件已經成熟到可以這樣做的時候」。這些成熟的條件是什麼呢?恩格斯明確地提出:「如果有什麼東西還能挽救俄國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變成確實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麼這正是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③最後,恩格斯對俄國革命表示了熱切的希望,預言這一革命將會「對全歐洲具有極偉大的意義,就是它會一舉消滅歐洲整個反動勢力的迄今一直未被觸動的最後的後備力量」。④,稍為熟悉「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始末的人都會看出,恩格斯在這裡已經基本勾畫出了他和馬克思後來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的輪廓,只是由於論戰的需要,關於俄國公社可能「轉變為高級形式」的分析還沒有被置於主要地位而已。到了1877年11月,馬克思在一封給彼得堡《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中對俄國社會發展問題作了進一步的說明。關於這封著名的信,過去和現在都有大量曲解。其實,馬克思在此信中的敘述雖然比較隱晦,但意思還是相當清楚的,那就是:第一,針對米海洛夫斯基對《資本論》的誤解,重申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即決不能把這一方法變成先驗地判定各個民族發展道路的「一般的歷史哲學理論」;第二,如果人們想弄清俄國未來是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要去獨立地研究俄國的經濟和社會現狀,而不是把《資本論》中關於西歐資本主義發生史的概述套用過來;第三,簡略地表達了自己對俄國社會發展方向的意見。在這裡,馬克思講了如下一段意味深長的話:「為了能夠對當代俄國的經濟發展作出準確的判斷,我學習了俄文,後來又在許多年內研究了和這個問題有關的官方發表的和其他方面的資料。我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災難性的波折。」⑤這表明,馬克思認為俄國此時還處在歷史發展的十字路口上,它固然已經開始朝資本主義方向邁步,但畢竟還走得不遠,還存在通過某種努力使它轉向另一個方向的可能性。這裡雖然語焉不詳,卻可以隱隱看出馬克思希望俄國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心情。然則需要有怎樣的力量和條件才能使俄國避免資本主義方向呢?信中卻略而不談。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進一步談論問題就勢必引出革命的結論,而這對《祖國紀事》來說很可能意味著危險。⑥1880年8月5日,恩格斯在給俄國經濟統計學家敏·卡·哥爾布諾娃的複信中,就她關於俄國農村公社和勞動組合已經開始瓦解的報道談了如下意見:這種瓦解可能還要延續很長時間。但由於西歐「總的潮流是向著正好相反的方向發展」以及俄國社會主義將會「及時地變得足夠強大」,所以有可能「在人民千百年來的天然的協作本能完全泯滅之前,求助於這種本能。因此,生產合作社和人民中間實行合作的其他形式,在俄國也應當以不同於西方的觀點看待」。這裡顯然是重複了他在1875年時的意見,即對在俄國利用農村公社直接走社會主義道路寄予希望。恩格斯沒有忘記補充一句:「但是,當然它們畢竟還是一些微小的治標辦法。」⑦就思想實質而言,馬克思1881年3月8日給查蘇利奇的複信及其草稿與恩格斯的這封信完全一致,但恩格斯的信現今很少有人再提起(原因之一,恐怕是人們感到它不便利於製造「恩格斯與馬克思的分歧」),馬克思的複信和草稿卻是赫赫有名。這封複信十分簡略,但前三個草稿(共四個草稿,第四稿大致與定稿同)的內容相當豐富,包含有對農村公社內部結構與外部環境各種影響因素的大量細緻分析。綜合起來,其核心思想可歸結如下。俄國農村公社是由於俄國閉塞落後而遺留下來的古代社會形態的遺迹,它的內部結構中既包含公有制的因素,也包含私有制的因素。農村公社這種「固有的二重性」使它具有向公有制或私有制發展的兩種可能性。至於它究竟往哪個方向發展,則完全取決於它所處的歷史環境。馬克思認為,設若俄國是孤立的,那它的公社就一定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滅亡。但問題在於俄國所處的現代環境不是孤立的,而是受到西歐的強烈影響,而西歐的社會發展又是以資本主義的滅亡和向社會主義過渡為必然方向,這便使俄國農村公社獲得了某種有利條件,不必重新經歷西歐由公社所有制向私有制演化的漫長道路,即「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來」,成為直接向更高的社會形態邁進的便利基礎。但所有這些都還只是可能性,要想使這些可能性成為現實,就必須儘快進行革命,以便及時打破專制國家及其引進的資本主義對公社的種種破壞和瓦解。馬克思寫道:「如果革命在適當的時刻發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來以保證農村公社的自由發展,那麼,農村公社就會很快地變為俄國社會新生的因素,變為優於其他還處在資本主義制度奴役下的國家的因素。」⑧初看起來,上述論述頗近似於革命民粹派思想,因此後來一發表就被作為民粹派後裔的社會革命黨人欣喜地抓住大加利用;⑨到了今天,它們又被不少論者們拿來作為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的核心證據。但請不要忘記,1881年的這封信和草稿並非馬克思恩格斯關於俄國問題論述的全部,他們此後在這一問題上還寫了大量文獻,如今卻往往被人們出於實用目的而棄置不顧了。馬克思恩格斯為1882年《共產黨宣言》俄文版所寫的序言就是其中最重要者之一。在這個不長的序言中,關於俄國農村公社命運的正面論述只有一句話:「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不要小看這短短一句話,它被馬克思恩格斯稱做「目前唯一可能的答覆」。⑩它的重要之點在於,恰好著重指出了為恩格斯1875年所提出,而恩格斯在1880年、馬克思在1877年和1881年出於某種考慮均未明言的那一原則: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正因其固有的重要性,筆者所見到的不少國外有關論著儘管觀點各不相同,但都引用了這段話。國內情況卻不是這樣。近十五年來在我們的許多論者那裡,對這段話起初有意無意地避而不談,後來實在避不開時便輕描淡寫,化大為小,化有為無。對此大概只能作一個解釋:這段話使這些在「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上大做文章的論者們頗感為難,被迫採取迂迴策略。馬克思去世後,恩格斯循著上述思路繼續作了許多論述。這時出現了一個新的背景:以普列漢諾夫為首的一小批前民粹派革命者轉向馬克思主義,反戈一擊對民粹派思想展開批判,確認俄國已不可能避免資本主義;但民粹派仍堅持自己的理論主張並繼續對沙皇政府進行鬥爭。恩格斯乃採取「雙重態度」,既歡迎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新的理論觀點,又繼續支持民粹派的反沙皇活動。1883年9月9日恩格斯在與民粹派活動家洛帕廷會談時,就認為在俄國「在人民生活的實際情況中已經為在新的基礎上改造社會積累了足夠的材料」,所以當前對俄國革命者來說重要的不是理論宣傳而是實際行動,是調動一切力量摧毀專制統治。這些話使民粹派人士大受鼓舞。B11與此同時,恩格斯在與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通信中,對他們無保留地接受了馬克思的理論大為讚許(例如可參見他在1883年11月13日、1885年4月23日給查蘇利奇的信),但又總是儘力為民粹派辯護。恩格斯把話說得很清楚:理論上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是對的,但他相信俄國革命指日可待,所以打什麼旗號並不那麼重要,「最重要的是:在俄國能有一種推動力,能爆發革命」。他認為可以指望民粹派承擔起點燃「導火線」的職責,而此後事態的「急流」將會把他們的幻想沖得一乾二淨。B12這顯然是說,他支持民粹派,但卻是出於儘快促發革命的需要,並不等於支持他們的理論觀點。80年代晚期,俄國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勞動解放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活動影響擴大,這些都促使恩格斯重新去考慮俄國社會發展的前景,結果導致他在俄國問題上的觀點發生決定性改變,放棄了先前對民粹派的希望,轉而確信俄國只能走資本主義道路了。1888年9月19日恩格斯與《紐約人民報》編輯部代表的談話表明,他此時已認為俄國近期不可能爆發革命。1890年4月3日,恩格斯在給查蘇利奇的信中完全同意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見,認為必須同民粹派進行鬥爭。從90年代初開始,恩格斯在許多通信、談話和文章中反覆證明,俄國已經不可挽回地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農村公社的滅亡已成定局,關於俄國可以繞過資本主義階段的主張已經過時。恩格斯對俄國失去一個走歷史捷徑的機會誠然感到惋惜,「但對經濟事實是無可奈何的」。B13特別在1894年1月為《「論俄國的社會問題」》所寫的「跋」中,恩格斯對當年馬克思(同時也包括他自己)在俄國問題上所抱的希望以及現今不得不放棄這種希望,作出了一個系統而令人信服的解釋。恩格斯指出,在歷史上各地的農村公社已證明除了解體以外沒有別的出路,即使是在俄國它僥倖保留到了西方資本主義生產瀕臨崩潰的時代,單憑自身的力量也是不可能轉變為新的社會形式的。但如果西歐無產階級取得了勝利並把生產資料轉歸公有,那倒是有可能在俄國「利用公有制的殘餘和與相適應的人民風尚作為強大的手段,來大大縮短自己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並避免我們在西歐開闢道路時所不得不經歷的大部分苦難和鬥爭」。所以,使公社新生的「首創因素只能來自西方的工業無產階級,而不是來自公社本身」。馬克思和他當初之所以對俄國公社抱有希望,是因為當時俄國革命推翻沙皇制度並引發西方革命的前景似乎「指日可待」,以致他們兩人都希望俄國公社「能夠同西歐的轉變相配合而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然而結果未如人願,沙皇制度戰勝了民粹派,資本主義在俄國發展起來,舊的農村公社愈來愈快地崩潰,到了1894年就已經完全不能指靠農村公社了。恩格斯說,沒有西方無產階級的勝利,「目前的俄國無論從公社那裡還是從資本主義那裡,都不可能達到社會主義的改造」。推而廣之,恩格斯認為「這不僅適用於俄國,而且適用於處在資本主義以前的階段的一切國家」。B14夠了,以上冗長的摘引其實還只是全部有關歷史資料中的一小部分,但大約已能使讀者達到這樣一些結論:第一,在俄國社會發展問題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致的,時下一些學者大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歧」,其實全無根據;第二,所謂「跨越卡夫丁峽谷設想」的實質,不在於馬克思晚年轉而相信什麼「東方社會的新道路」,而在於俄國革命與西歐革命的「互相補充」;第三,「設想」至遲到19世紀90年代便已由恩格斯宣布過時,在「設想」的首創者那裡它已經失去實踐的意義,只具有歷史文獻的價值了。二、馬克思恩格斯的真實思想邏輯現在根據以上史實作些分析。為了盡量簡便起見,分作三點。(一)在這個所謂「跨越卡夫丁峽谷設想」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對俄國革命的熱望,而不是如時下作者們所說的什麼對「東方農村公社發展道路特殊性」的新認識。換句話說,馬克思恩格斯是為改革後俄國的形勢和民粹派革命運動所激發,才提出了這個「設想」的。1861年,俄國通過農奴制改革全面開始了資本主義歷程。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由專制政府引進資本主義的「外誘型」模式,在發展中始終伴隨著比西歐當初更深刻的矛盾。驟然興起的工業化既缺少資金也缺少市場,每前進一步都步履蹣跚,障礙重重,幾乎是在經濟、財政、社會和政治的多重危機之林中穿行。國家為了推行工業化,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壓榨掠奪農民。在政府及其培植的資本主義的盤剝下,農村公社的生存受到了致命威脅。正是這樣一種形勢把革命知識分子推上了「村社社會主義」的道路。國內惡劣的現狀喚起了他們把資本主義當作政府移植的「怪物」加以反對的激情,西歐社會主義運動的方向則使他們對農村公社產生了熱戀,通過革命和保留農村公社的方法來避免資本主義並直接走向西歐正在努力以求的社會主義目標,在他們中間成為一種誘人的思路。這一思想從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到70年代民粹派,形成了一個穩固的傳統,激勵著他們去奮鬥去犧牲,而他們也確曾給沙皇制度造成了不小的恐慌。馬克思和恩格斯歷來視俄國為停滯落後的專制主義國家,在這樣一個地方首先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在他們看來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們一向尖刻嘲笑俄國泛斯拉夫主義政治流亡者關於俄國比西方更接近社會主義的玄想。但同時,他們把俄國專制制度看作歐洲一切反動勢力的最後堡壘,只有摧毀這個堡壘,才能免除對西歐革命的威脅。由於這個原因,他們對俄國任何一點可能發生的革命苗頭--不管它是什麼革命,只要有利於推翻沙皇就行--都抱以歡迎態度,而俄國農奴制改革後的形勢發展和民粹派運動的興起,使他們相信這樣的革命確實臨近了。1859年12月13日,馬克思致信恩格斯,認為俄國社會運動的發展速度快於歐洲其他各地。1861年農奴制改革後,馬克思恩格斯注視著俄國的每一步社會變革,越來越感到這裡隨時都可能出現動蕩和革命。到了70年代,他們更是一再預言,俄國革命迫在眉睫,指日可待,而「只要俄國一發生革命,整個歐洲的面貌就要改變」。B15正是這種判斷使他們對民粹派及其思想產生了興趣。他們與民粹派革命者建立了密切的交往,精心研究了民粹主義文獻和有關俄國土地公社的各種資料,認為可以考慮民粹派的主張。應當承認,這一時期他們的確支持了民粹派觀點,但不要忘記這種支持是有保留的。馬恩在與民粹派人士的交往中不僅鼓勵他們的革命熱情,而且含蓄地贊同了他們對農村公社生命力的看法,有不同意見也盡量不同他們爭論。只能說這是一種出於策略考慮的「雙重態度」,而這種「雙重態度」後來由恩格斯在1894年的《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中作了清楚的說明。B16(二)支持馬克思恩格斯這個「設想」的政治理論框架,是他們一貫持有的世界革命論,而不是什麼「東方社會理論」。世界革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貫的主張。這個主張認為,單獨一國是不可能孤立地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全過程的。在世界政治事務相互作用法則的影響下,一國如果發生革命,必將迅速波及到其他國家,形成一種普遍的革命鏈條,最後匯成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總浪潮。換言之,就世界歷史「長時段」的宏觀視野而言,社會主義革命始終是世界性的,「同時發生」的(但在具體發生的日期上,自然是各地有先有後)。順便說說,我們正是應當從這樣的意義上去理解和評價馬恩的所謂「同時勝利論」(這個術語很不準確),而不能按「同時」這個詞的狹隘通俗含義去曲解他們,以便人為地製造出日後「列寧一國勝利論」的「發展」。詳論留待另文,我們現在需要繼續談當前的問題。根據這個理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年認為,西方先進國家革命的勝利只能是各國無產階級共同努力的結果。《共產黨宣言》中「聯合的行動,至少是各文明國家的聯合的行動,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但世界並不是只由西方「文明國家」組成的,還存在大量非工業化的、前資本主義的國家。這些國家與西方「文明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將會發生怎樣的關係呢?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此也有不少論述。《共產主義原理》說「如果現在英國或法國的工人在解放自己,這必然會引起其他一切國家的革命,並遲早會使這些國家的工人也獲得解放」;「共產主義革命也會大大影響世界上其他國家,會完全改變並特別加速它們原來的發展進程」,講的是先進國家革命對較落後國家或「野蠻國家」的影響。稍後,當馬恩的研究視野擴大到全球時,他們更多地從「文明國家」和「半野蠻國家」或「野蠻國家」的雙向影響中考慮問題了。如果他們一旦認為後者會發生革命並有可能影響到前者,他們便會將其納入到世界革命的鏈條中加以考慮。例如在對待愛爾蘭民族和中國的太平天國起義時就是如此。1853年,馬克思談到太平天國革命時曾「有把握地說」:「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今工業體系這個火藥裝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引爆,這個普遍危機一旦擴展到國外,緊接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B17把這個「太平天國設想」中的「導火線」由中國農民起義者換成俄國知識分子民粹派,難道不就正是1882年《共產黨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所說「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嗎?所以歸根結底,「跨越卡夫丁峽谷設想」不過是馬恩世界革命理論遇到俄國改革後的緊張局勢時的又一次發揮運用而已,並無玄妙費解之處。區別只在於馬恩懂俄文,了解到俄國民粹派提出了一個關於農村公社生命力的神奇設想,因而願意在世界革命的理論構架內接納這個設想並把它設定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後的一個「副產品」,全部問題的核心仍在於他們一如既往地追求的西方無產階級革命。時下我們的許多論者為了迴避這一核心,就索性斷言馬克思在70年代已對西歐革命失去了信心。這實在是太輕視史實了。要不是限於篇幅,隨手就能從馬恩的文字中撿出七八條關於西歐革命的樂觀預言來駁倒這種說法。像這樣只顧「大膽假設」而不願「小心求證」,我們還能說什麼呢?(三)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世界歷史」範圍內對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具體途徑允許變通,但必須以直接立足於發達資本主義的物質基礎為指歸。這正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要求。大家知道,馬恩的歷史唯物主義是與「世界歷史」思想密切結合在一起的。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時代的世界已經形成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各個民族孤立發展的狀態已經徹底打破。建立在普遍交往基礎上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即「世界歷史」的時期,單個地區甚至每個人的發展現在不是決定於地域特殊性而是決定於世界整體的生產力總和。這個思想的重要性在於,它賦予歷史唯物主義以一種宏觀的世界性視野,從而在具體研究考察各個地區民族的發展時得以避免狹隘的機械論觀點。但這並不等於給試圖跳躍歷史發展階段的唯意志論以借口。《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談到「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這正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最主要原理之一。其所以如此,是因為馬恩認為社會主義只能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條件下的必然矛盾和積極成果雙重作用下的產物,舍此無他。如果在「世界交往」的鏈條上有某一落後國家產生了社會主義運動並在先進國家之前發生了革命,那它在發展中也只能借「世界交往」之力打破自己的地域性,使自己擴大成「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時發生的行動」的一部分,否則不但不可能得到最後的勝利,而且會「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種無可救藥的進退維谷之境」。所以,這個「世界交往」思想不但不與世界革命主張相矛盾,而且恰好是它的理論依據。馬克思恩格斯承認尚未達到社會主義革命成熟階段的國家的革命權利,但認為只有用世界革命來保證它們向科學社會主義方向正常發展。這就是他們的真實思想邏輯。這一思想迄今為止從來沒有實現過,但不能否認它在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上的理論深刻性。現在有同志把它貶之為「西方中心論」是不對的,它恰恰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必然結論。現在讓我們回到俄國問題上來吧。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強調俄國革命與西方革命的「互相補充」之不可缺少,是因為在落後的俄國不可能產生出只有在先進的西方才能產生出來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客觀條件、實現手段和成熟的主體。與落後的客觀現實相適應的只能是落後的主體及其意識,這又是一條唯物史觀的「原理」。恩格斯關於這一點後來寫道:「與俄國農民公社並存的西歐資本主義生產同時接近了崩潰的時刻,在這一時刻它本身就會顯示出一種新的生產形式,在這種新的生產形式下將有計劃地使用作為社會財產的生產資料,--單單這樣一個事實,並不能賦予俄國公社一種能夠使它把自己發展成這種新的社會形式的力量……每一種特定的經濟形態都應當解決它自己的、從它本身產生的任務;如果要去解決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濟形態的問題,那是十分荒謬的。」B18這裡明確地說明,抽象的「世界歷史」並不能成為像俄國這樣的落後國家「跳躍」的具體保證。事實上,俄國民粹派思想家的重要論據之一,正是抽象地利用「世界交往」思想。民粹主義理論的經典名作--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對反對公社所有制的哲學偏見的批判》一文就是如此。車氏無保留地承認西方社會發展的先進性和本國公社所有制的停滯落後性,但他認為既然有了先進的西方的影響及其展示出的方向,只要「利用先進民族的經驗和科學」,就可以化腐朽為神奇,變落後為先進,「越過中間階段,直接從低級階段一躍而進到最高階段」,B19也就是說把俄國公社所有制直接轉變成社會主義制度。這個思想設計是機智的、誘人的,但試問把它交給誰去實施呢?車氏的意圖是交給被他的思想所打動的俄國人民去實施。請問在馬克思恩格斯眼中這可能嗎?僅靠一小群熱情多於理智的民粹派知識分子加上從來把「米爾」混同於「世界」(在俄文中這本是一個詞)的村社農民,就能實現社會主義的根本改造嗎?這符合唯物史觀的起碼道理嗎?難道論者們真的相信晚年馬克思已如此徹底地「飛躍」到了民粹主義理論家的思想水平嗎?歸根結底,馬克思恩格斯的俄國「設想」,只是在他們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範圍內所作的一次具體策略運用,起決定作用的是政治判斷,根本不存在哲學上的「思想轉變」。時下人們熱炒的甚麼「歷史觀的突破和變革」、「人道主義的回歸」之類,不論說得多麼花哨玄妙,都是不著邊際的臆造。三、歷史的實際發展從這個角度看,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在理論上雖然嚴整和富有興味,但對當時現實中所包含的革命諸因素卻未免作了過於樂觀的估計,並不完全符合歷史進程的實際情況。首先,他們對俄國70年代局勢的判斷有誤。俄國當時固然面臨著深刻的危機,但還不是除了革命之外無路可走;沙皇政權通過扶持資本主義和實行欺騙加高壓政策,仍有很強的統治能力。其次,他們對民粹派革命政治活動的期待也過高了。民粹派並不缺少反對沙皇政權的決心和自我犧牲精神,但卻缺少足夠的社會支持。幾百個懷抱理想主義的革命知識分子在得不到人民了解的情況下,無論是「到民間去」還是向沙皇投炸彈,最後結局都不免是失敗。此外,馬恩對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響應能力也估計過高,而這又是與他們對資本主義生命力的估計一向過低有關的。總之,由於以上失誤,馬恩的這個設想是不可能實現的。恩格斯在90年代事實上也承認了這一點。B20然而,為什麼這一隻會引起歷史研究者興趣的往事,今天卻被人們賦予如此重大的現實意義呢?為什麼論者們把它同「東方社會主義」、甚至同今天的改革開放聯結在一起呢?惟一原因就是:20世紀的「東方社會主義」確實是在未經歷資本主義發展的情況下「跨越」式地出現的,因而與經典馬克思主義似乎存在不小的差距,解釋這裡面的矛盾並對後者做出合理論證,便成了今天馬克思主義者的責任。但意識到責任不等於就能很好地承擔起責任。在長久的教條主義禁錮之後,人們匆促地接過這個陌生的課題並立即習慣性地去尋找它的「經典」依據,實在找不到時便求助於自己的想像力,這就是問題發生的癥結所在。人們以為這樣可以給「東方社會主義」提供有分量的理論說明,其實切近地考察一下歷史,便可看出這樣作是多麼輕率。如果說,「跨越卡夫丁峽谷設想」的核心是「東方」對「西方」的依賴,「東方社會主義」的實質卻是孤懸於西方之外的獨立發展。僅此一點就已指出了解決問題的方向:答案應在粗糙的歷史中而不是理論家的精緻思維中,要想拿出像樣的說明就決不能依靠任何尋章摘句,而必須依靠縝密地分析歷史的實際演變。「東方社會主義」是在社會主義世界性發展進程中產生的,具體地說是在西方社會主義的影響下出現的。但它所據以活動的歷史背景、所能運用的社會政治資源、所能解決的社會任務都是與西方大相徑庭的。這便決定了它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同於西方的趨向。東方社會主義的第一站是俄國。普列漢諾夫一代人引進了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而這一主義到列寧一代手上開始俄國化了。列寧的馬克思主義有一個重大變化:把社會主義革命的核心主體由西方理論所強調的由資本主義充分發展所造就的強大的工人階級及其自覺意識,轉移到堅強的革命政黨及其「灌輸」、策劃和領導上來,這恰好是俄國現實的反映。依靠這一新的理論取向俄國社會主義奪取了政權,但心理上對西方的依靠並沒有馬上消除。於是最初的戰略仍是世界革命,即全力促進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以便獲得落後條件下缺少的社會主義物質文化前提。僅從這一點看,仍舊還是「互相補充」原則的思路。可是這時歷史再次顯示出它在任何理論設計面前的頑強性:西方資本主義並沒有被共產國際初期的世界革命戰略所打倒,它迅速地度過了一戰後的動蕩和危機,從20年代初起重新走上了正軌。這樣一來,陷入孤立狀態的蘇俄為求自保便只有走獨立發展的道路,而因此在心理上也需要有相應的轉移。20年代中期斯大林「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提出滿足了這一需要,在實用層面上自有其積極性,但在理論上它內在地具有重大缺陷。它割斷了社會主義與西方先進物質文化條件的聯繫,從而把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和實踐變得片面、簡陋和主觀化了。既然歷史決定了「東方」落後國家搞社會主義革命而又不能像預期的那樣走「互相補充」之路,情況也只能是這個樣子。無須諱言,從俄國以來,中國、朝鮮、越南、古巴……都是在這條道路上走過來的,曲折、反覆甚至大挫敗都算不得意外。鄧小平意識到,在這條道路上的社會主義如不去加速發展生產力以補上自身落後的固有缺陷,只能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這是總結了無數經驗教訓之後的合理結論。中國需要改革開放,需要以健康的心態和切實可行的措施獲取「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這在今天都是毫無疑問地正確的。但這些都是總結了歷史與當今形勢所得出的看法,而為了使這種總結進一步深化,真正上升到規律性認識的高度,理論界還有大量工作要做,還需要更加深入紮實的研究。為此的確應該從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汲取營養,但依筆者之見,今天所應吸取的首要東西是方法論,是運用唯物史觀去批判地、獨立地分析20世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發展演變,是從一百多年來世界物質條件與精神條件複雜作用的總和中細心地發現決定這些演變的線索。至於馬克思晚年關於俄國的論述,主要價值也應在這裡。大家都熟悉馬克思給《祖國紀事》的信中的忠告:不要把他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敘述變成「歷史哲學的萬能鑰匙」,而要對自己所處的具體環境中的發展分別加以研究和比較,然後就會很容易地找到解決問題的鑰匙。不此之圖,而是靠斷章取義地曲解馬克思的言論打造出一把新的「萬能鑰匙」,我擔心它不但難以打開任何一把鎖,反而會由於過於脆弱而折斷在複雜曲折的歷史鑰孔中。本著科學的誠實態度,多一些有根有據的獨立研究,少一些為己所用的任意發揮,如何?注釋:①主要參見《世界革命理論與跨越「卡夫丁峽谷」設想》(載《國際共運史研究》1992年第1期)和《跨越「卡夫丁峽谷」設想與東方社會主義並無聯繫》(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兩文。②從1870年12月下半月起,馬克思曾幾次會見過俄國女革命家伊·魯·托馬諾夫斯卡婭並討論了俄國農村公社的前途問題。托馬諾夫斯卡婭在1871年1月7日給馬克思的信中提到了馬克思「在有關俄國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命運問題上所預見的二者必擇其一」(見《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政治活動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頁)。③④⑤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82頁,第285頁,第340頁,第773頁。⑥即使是這樣,馬克思當時也沒有把該信寄出去。直到他去世後,恩格斯在1884年3月6日把這封信的抄本寄給了查蘇利奇。後者將其譯成俄文後,於1886年首次發表。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29頁。⑨馬克思給查蘇利奇的這封信及其草稿直到1924年才發表。當時引來了社會革命黨國外流亡者的一片喝彩聲,他們認為這證明已故的馬克思和民粹派是站在一起的。B10《共產黨宣言》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紀念版第37頁。B11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附錄所載洛帕廷給「民意黨」執委會委員奧沙尼娜的信,見該書第540頁。B12B16B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第671頁,第449頁,第442-443頁。B13《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政治活動家通信集》第598頁。B14以上均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4卷所收《「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一文。B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4頁。B1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695頁。B19《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三聯書店1959年版下卷第123頁。B20可參見恩格斯1892年9月22日、1893年10月17日給丹尼爾遜的信(分別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65頁、第39卷第148頁)。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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