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大師斯托拉羅的操機員和DIT如何工作？

操機員訪談：

我是以軌道操作員身份入行的，在正式成為掌機之前，我推了十多年的軌道。在這期間，我慢慢學會了一些斯坦尼康的工作，做軌道操作工作的時候，我近水樓台地跟著一些攝影大師學到不少知識。比如，在推軌的時候，我會知道攝影師想要拍到什麼，這項工作讓我學著觀察演員，然後所有的動作和意識會變得同步起來。攝影機不應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出色的鏡頭運動，是讓人在察覺不到的同時又很富有感染力，當然，在靜態的畫面構圖上也是一樣的。

我本人就是在不斷變動的環境下長大的，我在15歲的時候，就已經在5個不同地方上過11所學校了。我對鏡頭運動和斯坦尼康一直很感興趣，在一個運動的鏡頭裡，鏡頭和物體的關係，以及鏡頭和背景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這聽起來很小兒科，但是不注意這些關係，畫面構圖和焦點就都達不到理想的效果。線性運動比交錯運動讓我容易接受，後者很容易給我造成困惑。

A機掌機在拍攝中的職責就是確認機器擺放位置和是否變焦，在與伍迪·艾倫和斯托拉羅拍攝《咖啡公社》的時候，我試著在我的雙重身份——攝像機操作和斯坦尼康操作中找到鏡頭的統一和平衡。如果我事先知道某一場用軌道拍攝開頭，後面換成斯坦尼康或其他什麼拍攝方式，那麼我要在拍攝手法上，讓這個鏡頭在風格和感覺上統一起來。

《咖啡公社》是廣角運用的典範，我們用到最多的是18和21mm COOKE S4。廣角鏡頭可以讓你的眼睛參與到畫面內外的「旅程」，而不是呈現給你通過特寫鏡頭剪接而來的生活。長焦鏡頭會讓畫面扁平化，會犧牲掉很多信息，讓觀眾的注意力局限在某一點上，這樣就意思不大了。

伍迪作為導演，他對無用的戲份絲毫不感興趣，他在這方面不會浪費時間，他對攝影機的調度也很少參與，所以當他和斯托拉羅說話的時候，我總會讓在他們旁邊的劇組人員保持安靜，讓他們能商量出結果，我也會仔細留意他們說的細節，這樣就不用他們再給我重複一遍整個的討論。伍迪在場面調度上非常傑出，比如，他不會讓兩個演員同時坐在離鏡頭很近的位置，相比之下他會選擇讓其中一個演員在鏡頭前表演，另一個安置在離鏡頭很遠的背景處，然後兩個人對戲。這會使表演更有張力，配上斯托拉羅的光和鏡頭角度，加強畫面的景深。導演和攝影指導的兩人合作非常有效，攝影指導斯托拉羅製造了一個靈活的表演區域，而伍迪則可以讓一系列表演在一個鏡頭中完成。

我第一次見到斯托拉羅是在洛杉磯的Panavision好萊塢分公司，那時我們正在準備綵排。看到他我有些緊張，他把我們帶到會議室，然後開始陳述他的構思。他給我們列舉了一些藝術大師，如米開朗基羅。我想起幾周前寫郵件問過西蒙（Simone，斯托拉羅過去的攝影助理）該以什麼畫幅拍攝。他回答我：「圖像一體化」（Univisium）。希望你喜歡！」，特地用了嘆號。我之前從沒接觸過那樣的畫幅。而斯托拉羅則向我解釋說，就和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一樣，這麼解釋真是太生動了。

《最後的晚餐》（1495-98）

我敢說斯托拉羅和伍迪很快就愛上了數字技術，我覺得伍迪更樂於看到顯示在監視器上的清晰畫面，相比較在膠片時代看了那麼久那種閃爍不定的老帶子的畫面來說，想必沒有人會不感激數字帶來的便利。

拍攝的時候，伍迪和斯托拉羅一般都在我旁邊，斯托拉羅總是很在意導演是否處於舒適的工作狀態。所以他在第一天拍攝就立下了要求：「我會在攝影機的一側，伍迪在另一側，在導演的走動範圍里，不許出現電纜這樣的東西。」毋庸置疑，斯托拉羅是一個出色的領導者。劇組電纜應當整潔的規範，不能擋路，我很贊同這一點，在狹窄的拍攝地，電纜很容易絆倒工作人員，有效的管理拍攝現場非常重要，而這也能保證導演在現場工作時輕鬆愉快的心情，但很多情況下大家都不太重視這些細節。斯托拉羅以人為本的工作態度還不止於此，因此我很欣賞他。他經常在現場提醒大家集中精神，在自己工作做好的同時也要注重部門間的合作，這讓大家都會對他人的工作抱有崇敬的心態。

當然，與任何攝影指導第一次合作的時候，他都會先試探你一個星期。所以，我盡量滿足了他提出的所有要求，然後我也覺得他很早就認同了我的工作。殺青後，斯托拉羅評價我是「攝影機畫家」。這對我來說是至高評價。在斯托拉羅眼裡，這部片子里有三個畫家：伍迪艾倫是文字畫家，掌機是攝影機畫家，最後是獨一無二的斯托拉羅光影畫家。

DIT：西蒙內 達爾岡傑羅（SIMONE D』ARCANGELO）

我在《咖啡公社》中的職位是DIT，我從入行起，就與斯托拉羅一起工作了。我是他的學生，2006年我作了他的第二攝影助理和膠片安裝員，之後數字攝影機開始投入使用，我成為義大利第一批DIT人員之一，可以說我是膠片員出身的DIT。

《咖啡公社》使用了SONY F65，因為斯托拉羅希望能拍4K、16bit。這部機器雖說是4K機，但可以拍出8K的效果，這點非常重要，它的色彩空間也較為廣。

在調色前，我和調色師Anthony Rafael做了一些測試，先確定大體風格。影片中不同場景、鏡頭我都套用了這個風格，我將其上傳到我的DIT工作站上。程序是這樣的：我們將4K、16bit、RAW格式拷貝到索尼存儲卡上，同時通過HD-SDI將S-LOG3 CINE上傳到我的DIT工作站。這樣LUT就自然套用到了斯托拉羅和伍迪的現場監視器上。我們也使用了Pomfort Silverstack管理數據，用MD5校驗數據。

我的設備包含一個索尼BVME 250，備有索尼 SPSLOG的LEADER 5333，LUTHER和SDI，以及IO硬碟----但是重量很輕，便於攜帶。監視器員負責為斯托拉羅和伍迪進行回放。第二攝影助理負責將攝影機上的存儲卡取下歸檔，就像是傳統的膠片員一樣，他會用Silverstack將數據下載再上傳至24TB陣列。他也負責圖像的檢查，做一些圖像採集的工作，最後我們會把存儲卡人工運送到Technicolor後期調色公司。斯托拉羅的工作方式很獨特，他喜歡坐在離現場很近的位置觀看他17寸的索尼PVM OLED監視器。他會分別用PRESTON無線控制器和調光器控制光圈和亮度。伍迪艾倫有他自己的25寸索尼 PVM監視器，同樣放置在離演員很近的位置，這是他們兩人的風格。他們不喜歡呆在監視器棚中工作。每天拍攝前我們都為他們準備工作台。斯托拉羅比較細心，他會告知你如何布置工作區域，他為他自己和伍迪在表演區附近留了一個相當舒服的位置。我要感謝Chris Konash，潘那維申的工程師，在籌備的時候為我們建立了F65數字工作流程。F65很給力，工作流程也很簡單。我覺得它拍出來的畫面是我見到過最清晰的了，這台機器跟我們磨合得相當好，在整個影片製作過程中，它的軟體系統也顯得非常成熟。斯托拉羅要求我們在使用的過程中做一些記錄，以便日後可對機器加以改善。我們統一認為需要一個配備雷電口或更快數據下載速度的工作站。我們現有的工作站是MAC PROS，帶PROMISE陣列、索尼 SR-D1 USB 3.0和SR-PC4 10 GBE。

安東尼負責每日樣片和DI的調色，每天我都會把斯托拉羅的要求發郵件給他，附件中還有色板和16bitTIFF格式的單幀。有時候我和斯托拉羅直接在達芬奇上將片段進行調色，然後再向安東尼展示斯托拉羅的意圖。達芬奇非常好上手，Livegrade比較適合初級調色，自帶色板，可以直接在現場監視器上套用色彩。

我們的斯坦尼康上配備的是索尼 F55攝影機，工作流程沒太大差別，只是數據比特率只有F65的一半，F55和F65兩個機器效果差不多，但是在高對比度的要求下，斯托拉羅還是發覺了差異，最後還是選擇了F65。在膠片過渡到數字時代的新篇章中，能與像斯托拉羅和伍迪這樣的傳奇人物合作，實為我莫大的榮幸。我一直認為一切沒有發生太大變化，只是相較以前有些小小不言的不同，但如果有心的話，優勢就顯現出來了。我相信斯托拉羅和伍迪對新系統頗為適應。而我則是盡量在新系統中為他們建立一個他們熟悉的工作流程。就像斯托拉羅說的，這就是進步。我們不能左右這個時代的前進，但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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