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講座 | 篆刻用字摭談（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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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大篆與小篆混用的問題。馬衡先生說：「古印之沿革變遷既已明了，方可進而言刻印。」沙孟海先生說：「前代璽印各有體制，取法乎上，不容牽緄，辨體之事也。」商、西周的甲金文字中象形字的比重較大，由象形字組成的指事字、會意字更多，象形意趣濃烈；春秋戰國的文字大多仍有象形意味；秦統一後的小篆方正整飭，筆畫由圓弧趨於方折，且簡省筆畫，象形意味難以尋覓。古璽與秦印的根本區別在哪裡？在於用字不同。戰國時期，六國用古文（亦即大篆），秦國用小篆，形體不同。六國用大篆入印稱古璽（如圖一「計官之　」印、圖二「郾白犬」印），秦國用小篆入印稱秦印（如圖三「弄狗廚印」印、圖四「王姑沙」印）。名稱不同，用篆不同，布白及裝飾手法（界格等）不同，意趣當然也不同。從這一概念和視覺效果出發，大篆與小篆當然不能混用。古文字學家對戰國文字分域已多成共識，即秦、楚、齊、燕、三晉五系。這五系文字各有特點，多可分辨。所以，《古文字類編》《戰國文字編》皆用五系分域的方法來介紹戰國文字。拙編《古璽印圖典》也是用五系分域的方法編排。古璽與秦印文字體系不同，界格形制也不同。即使楚、齊、燕、三晉四系的古璽，其文字風格及界格形制也不同。這些古璽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底蘊，是我們應該敬畏的經典。

　　吳昌碩以石鼓文入印，且大小篆混用。春秋中晚期的石鼓文是大篆向小篆過渡的書體。與石鼓文同時期的秦公大墓石磬文字（圖五），其中小篆的形體已佔46.5％。戰國時期，秦文字書作所見不多。徐無聞先生認為那時已使用小篆，秦始皇統一文字就是為了廢黜六國古文，通行小篆而已。石鼓文和秦公大墓石磬文字就是秦系大篆和小篆的混用書作。從吳昌碩的印作看，小篆用得多，大篆用得少，而且多方正規整，象形意味的六國古文根本未見，實質就是不加界格的秦印，風格頗為協調。1918年，徐星洲（字星周）輯生平得意之作160鈕為《耦花盦印存》四冊，缶翁親為撰序。文云：「……夫刻印本不難，而難於字體之純一、配置之疏密、朱白之分布、方圓之互異。更有甚者，信手捉刀，魯魚亥豕，散見零星，輒謂繆篆。如斯若可，無庸研究。而陋塞之士遂據以為根柢，則此貽禍於印學者，實非淺鮮。星周通六書之旨，是以印學具有淵源。余雖與之談藝，蓋欣吾道之不孤也。」讀此可得幾點啟示：一，刻印並不難，而取資書體不同的字並使它們統一風格、和諧協調，是比較困難的；二，文字配置之疏密、朱白之分布、方圓之互異也是影響作品成敗的重要因素；三，研究文字學須通「六書」之旨，不可信手捉刀，胡亂用字，否則會出現「魯魚亥豕」的錯誤而貽笑大方。所以，通「六書」之旨，文字學功底深厚，選字配字並使之協調自然不會費力，也會使印學傳承淵源有自。

　　第五，書者、印人要做學者型的書法篆刻家。有學者說，理論家是專門搞理論研究的，書法篆刻家是專門搞創作實踐的，不可同日而語。非也！歷來有成就的書法篆刻大家，如吳昌碩、于右任、馬衡、張宗祥、沙孟海、趙朴初、啟功等，哪一位不是著作等身的學者、文化名人？須知，理論指導實踐，實踐豐富理論。因而要兩條腿走路，識篆與書篆並行。只有熟諳「六書」，通漢字書體之演變，才能書體協調，用字有理有據；對初文（本字）、古今字、正字、俗字、異體字、形近字、通假字、偏旁通用等文字學知識都能分辨清楚、正確使用，這才是繼承傳統的正道。沙先生所說的「造意遣詞，必於大雅，深根寧極，造次中度，本學之事也」，就是要增強書者、印人的文化涵養。如果不讀書不看報，不研究點理論、寫點文章，終究就是個寫字匠、刻字匠而已。我們可以這樣說，一個人有無古文字修養決定著他篆刻水平的高低。所謂「古文字修養」大致包括：一，熟悉各種古文字字體，如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古文、陶文、小篆等，能夠使用各種古文字的工具書；二，善於書寫各種（擅長某一種也好）古文字字體；三，具備古文字學的一些基礎知識，如文字演變規律、古文字結構方式、古文字的特殊符號等。如能經常關心和了解古文字研究的新成果、新進展當然更好。有了古文字修養就有了鑒別、選字的能力，不刻錯字，更不會跟風逐流，將錯就錯，以訛傳訛。對璽印的發展源流、風格流派有相當研究，則可以不落窠臼，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精通「六書」，掌握文字學的原理與內在規律，以及文字學家的研究成果，正確地使用各體文字的工具書，用字精確，皆有出處，這就是書法篆刻創作正確用字的學問。

來源：《中國書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