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文學中的詩歌

文革詩歌延續了十七年文學中詩歌作為時代感應神經的傳統。並將其推向極致，成為文革文學中社會功用十分重要的文學部類。文革詩歌的存在方式，一般多為公開發表和潛在傳播兩大部分。如果把公開發表理解為在公開的出版物上發表，就還應該有一個中間形態，即雖然不是由官方主辦的報刊與出版社發表和出版，其傳播卻是認可或默認的公開形式。文革前期大量印行的群眾團體（非常寬泛而複雜，軍隊等官方機構也可以包括在內）報紙刊物及單行本，便屬此類。比如紅衛兵小報，由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和《紅衛兵文藝》編輯出版的《寫在火紅的戰旗上——紅衛兵詩選》等，成了公開報刊、出版社停辦後的文學傳播主體，傳播面寬、發行量大，值得深入研究。在周總理直接領導和關心下，1971年3月15日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被認為是文革以來召開的第一個意識形態封面的全國性會議，也是建國以來最重要的一次出版工作者的盛大集會。出版文藝類書籍提到議事日程。周總理還特別指示，有些新書一時出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書，也可以印一些。出版社開始恢復，准公開發表、出版的文學作品才逐漸減少，地下文學和官方文學的界限才逐漸分明起來。據統計，從1972年到1975年，各出版社出版的詩集達390餘種，是個不小的數字。報刊發表的詩作，無法準確統計。公開出版的詩集，屬於原創的應佔大部分，以回應毛澤東的小說沒有了、詩歌也沒有了的批評。少量為文革前印行的詩集經過不同程度修改後重新刊行。從文革文學史角度看，文革詩歌除釀造了自己特殊的「繁榮」，幾大詩歌事件，是應予以特別注意的。它們有：「工農兵詩歌」被特別關注，《西沙之戰》的發表方式及其影響，《理想之歌》的創作形式及創作者們的命運，「李瑛現象」，文革前詩歌的修改和重印，小靳庄詩歌等。

《工農兵詩選》

在詩集和封面標明「工農兵詩選」，用意不言自明。工農兵佔領上層建築，不僅顯示文學創作的新氣象，也是文化大革命取得成果的證據。現在看到的詩集中，都有「非工農兵」作品被選入。有的會在內文中做一說明，更多的是沒有。詩作者大多也不會站出來更正，能忝列工農兵隊伍，在那樣的時代是榮幸之事。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風展紅旗》中，紀守、黃聲音、李松濤、崔合美、時永福等，文革前已有不少詩作發表。《戰尤酣》中，王懷讓、張天民、胡笳、管用和、劉章、紀學，也是一些詩壇的熟面孔。新人輩出，卻又哀其短暫，曇花一現。那時的工農兵詩人們，現在能記起的有多少？

《理想之歌》

《理想之歌》是文革詩歌史中一段頗富戲劇性的歷史，也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這部長詩由北大中文系文學專業72級工農兵學員集體創作。謝冕曾給予指點。楊匡滿、孟偉哉是其責任編輯。1973年《人民文學》準備復刊，需要一首長詩，剛復出的老詩人們推給年輕小將們來寫，當然非皇城根兒的北大中文系莫屬。高紅十等四位學員寫了改，頗費了番心思，復刊卻泡湯了。又說要出書，又改。高紅十擬了個只寫知青的提綱，便成了執筆者。1974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以《理想之歌》署名北京大學中文系七二級創作班工農兵學員集體創作，大約因為如此，被排列在詩集的倒數第二條。詩集出版後並沒有引起大的反響。直到1975年12月，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編輯成配樂詩朗誦，1976年1月《人民日報》全文刊出，影響一夜之間遍及全國，以至一時洛陽紙貴。據《光明日報》報道，「許多人從書店買不到詩集，紛紛到北京大學索要，學生們油印了一部分，很快又散發光了。」高紅十也因媒體的關注而走紅，而被認定為唯一作者，並選擇重回陝北務農。1976年4月《理想之歌》印行第二版，長詩由北京的同學做了較多的修改，其時高紅十正在陝北插隊，已是鞭長莫及。日本學者岩佐昌章評價說：「寫上山下鄉的詩歌，小說不少，但沒有一部像《理想之歌》明確地賦予應有的意義。」「並不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歌，但是高紅十這一代人有著自豪奮進的《理想之歌》.」圖左為1974年版，圖右為1976年版。

張永枚：《西沙之戰》

張永枚1954年出版他的第一部詩集《新春》的時候，才20歲出頭。之後先後出版《騎馬挎槍走天下》、《將軍柳》、《螺號》等詩集，成為十七年文學中有影響的青年詩人。1974年，張永枚創作詩報告《西沙之戰》《光明日報》頭版發表，《人民日報》及國內各大小報刊爭相轉載，創建國以來長篇報告詩連載最多的記錄，同浩然的《西沙兒女》同為當年的暢銷書。文體雖不乏創新的意味，但因為表現出對極左的政治勢力的急切趨附，而成為他詩歌創作的一大敗筆。圖為1974年7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單行本《西沙之戰》，大32開，5幅彩色插圖。

李瑛現象

「八部樣板戲一位作家」的描述，有一定的片面性。李瑛這棵詩壇的長青樹，在文革詩歌中也是引人注目的。1966年12月李瑛在《人民日報》發表《英雄歐陽海——蔡永祥頌歌》後，也有短暫的空隙，供職的出版社也被勒令停辦，他也被趕到山區部隊，下到基層連隊工作。遠離詩壇，又並沒有遠離詩歌、遠離詩歌藝術。這樣，重回詩壇之後，1972年出版詩集《棗林村集》（一部分創作、發表在文革前），1973年出版詩集《紅花滿山》，1975年出版詩集《北疆紅似火》，1976年出版詩集《站起來的人民》和《進軍集》。《棗林村集》、《紅花滿山》文革中還被譯成外文走向世界。這已屬不易。這幾部詩集，都有自己的藝術追求，語言、格調清新、柔和，顯示出一定的抒情主體的個性化色彩，在文革的文學語境下，更屬不易。它們並沒有隨著文革的結束而速朽。從十七年文學到文革文學，到新時期文學，李瑛以自己的詩歌創作而挺立潮頭，值得我們深長思之。

《放歌集》及其他

賀敬之是十七年文學中主要的政治抒情詩人（洪子誠）。作品大都收在1961年12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詩集《放歌集》中，包括《回延安》、《三門峽歌》、《桂林山水歌》、《放聲歌唱》等曾經傳頌一時的作品。1972年，根據周總理對出版工作的指示精神，人民文學出版社擬以再版《放歌集》投石問路，解放一些文藝書目。再版時，詩人對初版收入的作品做了一些修改，並增選入《西去列車的窗口》、《雷鋒之歌》等7篇（部）作品。無印數，大32開本。張永枚的詩集《螺號》1963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選入1951年至1960年間的65首詩作。田間為其作序《題?螺號?》，既肯定了詩人已經取得的成就，也不客氣地指出其不足。作者的《後記》則簡單闡述了自己的藝術追求：構思巧妙，創造境界，音樂性，通俗，等。1972年9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出版說明說：「由作者作了一些修改」，抽調部分作品，增補30多首新作，共64首。抽調的作品有《我的丈夫是英雄》、《戰馬的墓志銘》、《漁汛三月三》、《小夜曲》、《星海》、《井岡歲月》等曾產生過一定影響的作品，增補的多是主題更為重大、戰鬥性更強的作品，如《行動起來，同志們》（「行動起來，同志們/捍衛社會主義道路！/捍衛革命！」）、《歡樂曲》、《黨是母親島是家》。1960年以後的作品，包括1970年改成的《轉戰陝北》、1972年創作的《征途上》、《火花閃閃》、《嘗草》、《鑼鼓聲聲》、《幸福時刻》等。至於修改，只要看看張把1963年版中的《將軍柳》改為《紅軍柳》，把《將軍站崗》改為《老紅軍站崗》，就可以多少可以窺見其所遵循的原則。至於抽調田間的《題?螺號?》和作者自己的《後記》是誰的主意，不得而知。王致遠的敘事長詩《胡桃坡》1965年3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經作者修改後，1973年8月印行第二版，也無印數。

小靳庄詩歌

《理想之歌》的創作出版是文革詩歌史中的正劇，令人悲喜交集，小靳庄詩歌則是由江青所導演的一出鬧劇。美國記者R?特里爾的《江青全傳》把天津郊區的小靳庄稱做江青的「模範村」。這種作法不是江青所獨創，「中國的某些領導人常熱衷於搞模範社區，在形式和管理上，它是整個國家發展的超前象徵。」江青與他人的不同，是「在這裡，可以展示輝煌的群眾文化，可以證明藝術是如何改變生活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從這個意義說，這出鬧劇，也是一個重要的文學事件，也是一個重要的文學事件，也具有文學史意義。小靳庄詩歌有兩個權威版本。一是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出版的《小靳庄詩歌選》。《後記》說，「小靳庄群眾性的詩歌創作活動，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興起的，在偉大的批林批孔運動中，開展的更加廣泛，更加深入了」。或許並非江青授意，卻又有政治上的敏感與靈活性。詩集分四輯：《給毛主席唱支豐收歌》、《鋤掉毒草化肥料》、《文化大革命結碩果》《箭桿河邊大寨花》。作者從大隊領導到普通社員，從七十老嫗到小學生，涵蓋廣泛。一版一次印行30萬冊，其中精裝本5000冊，讓現在的詩人望塵莫及。二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4月出版的《十二級颱風刮不倒——小靳庄詩歌選》，無印數。內容以反擊右傾翻案風為主，選收了1975年以來的部分詩作，還包括4首為小靳庄詩歌譜寫的歌曲。《後記》稱，「大寫革命詩歌，是小靳庄十件新事之一，也是家家戶戶、全體社員經常堅持的一項政治活動」。詩集中有一輯《大娘大嫂賽詩會》，可以一窺彼時之盛。

註：這裡只談及公開出版的詩歌，關於地下詩歌情況另文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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