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輿論的民族特性

摘 要：輿論總是在一定的文化圈、民族圈和宗教圈的範圍內形成，它不可避免地帶有文化與道德傳統的印記。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傳承下來的文化與道德給我國的輿論帶來深遠的影響。本文在分析我國輿論形成的歷史性原因中闡述了我國輿論的民族特性，並探究其形成的深層次因素，指出研究我國輿論民族特性的現實意義，認為在現階段，研究輿論的民族特性有助於推動一個成熟的公共領域建構，形成健全的輿論監督體制，進而推動我國民主政治的進程。

關鍵詞：輿論 民族特性 大眾媒介

法國18世紀史學家及文藝評論家丹納（Taine,H）在談到一個地區人的精神面貌和輿論特徵時，將種族（追溯歷史）、時代（具體環境）和制度（包括風俗）視為考察的三個主要因素。依據這種考察方法，我們中華民族在這塊古老的廣袤無垠的土地上經歷了五千年的風風雨雨，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傳統，賦予中國人獨特的民族性格和輿論特性。民族是人們在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形成的共同體。民族性格（亦稱民族心理狀態，心理素質），是一個民族的重要特徵之一。它是一個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形成的、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狀態，是一個民族在社會經濟、生產生活方式與自然地理環境的特點在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它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往往通過語言文字、文化藝術、社會風尚、生活習俗、宗教信仰以及對祖國、人民的熱愛與對鄉土的眷戀等形式，表現出本民族的愛好、興趣、性格、氣質、傳統、能力、情操和自豪感。因此，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質是離不開民族文化而單獨存在的。

輿論是「公眾對其關心的人物、事件、現象、問題和觀念的信念、態度和意見的總和，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強烈程度和持續性，並對有關事態的發展產生影響。」[1]在輿論的形成過程中，「絕大多數的輿論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圈、民族圈和宗教圈的範圍內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帶有文化與道德傳統的印記」。[2]所以我們首先必須承認輿論的民族特性，正如一個民族性格的形成一般，輿論的民族特性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強大的傳統習俗力量。李普曼在談到固定的成見對人們意見表達的影響時也提出了「輿論基本上就是對一些事實從道德上加以解釋和經過整理的一些看法」。[3]輿論作為一種價值判斷，是信念、態度、意見和情緒表現的總和，這種帶有主觀的精神形態，使輿論在傳統文化與道德的深沉影響下，表現出不同於其他民族的特性，且具有較強的生命力和穩定性。目前，我國正處於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由此而帶動的社會結構的變化，價值觀的多元化等給人們造成強大的衝擊，同時電子媒介的普及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現，使輿論的不斷形成、發展、消失變得司空見慣。面對輿論的瞬息變化，以及輿論的自發性、盲目性，黨和政府認識到對輿論進行正確引導的重要性，確保輿論向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上發展。大眾媒體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和擬態公眾的雙重角色，承擔著「上情下達」和「下情上達」的職能。因此，研究我國輿論的民族特性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它有助於當代中國公共領域的建構，為媒體更好的實施輿論監督提供平台，最終推動民主政治的進程。

一、我國輿論的民族特性

1、至上而下的輿論傳播速度快，渠道暢通。

　　中國幾千年封建大一統的歷史，強調皇權至上，等級制度的森嚴以及對萬民的控制。皇權及其附屬的王公貴族的特權對老百姓可以隨意踐踏，任意侵犯。這種皇權、特權對百姓私權的長久壓迫，造成老百姓對個體權力的麻木，對皇權和特權或者說公權的畏懼，形成君言民順的慣性。配合這種皇權制度的教育體制，對一般讀書人施以一種潛移默化的奴性教育，在民間則是一種愚民教育、一種不尚武的教育。中央集權、極權專制、愚民政策、踐踏天賦人權、不平等、非理性的種種愚妄，等等，成為兩千年來國家管理的唯一定式或模式。到了現代，雖然封建王朝划上了句號，但新政權的制度設計，並不是從保證百姓的私權出發，依然是從統治萬民、維護統治出發。中國沒有民主傳統，民間百姓沒有對話慾望、對話權力、對話渠道。民國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由於歷史、文化、軍事等諸多因素很快瓦解了。

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的新聞媒體從一開始就被定為黨的喉舌和思想文化宣傳工具，成為一種與政治相連的意識形態。大眾傳媒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擔當的不是輿論代言人的角色，不是社會的公器，而是作為國有資產，完全體現媒體擁有者的立場和意志。即使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的大眾媒體在「下情上達」功能的基礎上主要還是擔負「上情下達」的重要任務，特別是在大的原則和方針上。大眾傳媒為輿論進行議程設置時，會自覺的把國家、政府的指導方針放在第一位，為輿論提供反映主流意識的標準化意見，承擔著以國家意志即意識形態教化民眾的職責。而大眾在幾千年的皇權至上、個人權威及社會等級制度的影響下，其心理結構中的核心——信念系統對媒介提供的標準化意見普遍自發地形成定勢，從而進一步影響其態度的形成和意見的表達。這種固定成見「其特點是它在運用理智之前就已存在；是觀念的一種形式，在形成理智之前，它就對我們的意識施加了一定的影響」。[4]此固定成見形成的集體思維使大眾習慣了時刻把自己的看法想法去同主流意識形態的輿論"對錶"，即使有不同的意見也會在「沉默的螺旋」中消失或者湮沒在主流輿論中。國家權力機關和民眾個體向來從政治地位上就是上和下、尊和卑的關係，即使社會主義的中國通過法律的形式將兩者等量齊觀，平等待之，根深蒂固的傳統思維仍在現實里像一隻無形的手拔高一方壓矮一方。

由我國民族心理特性導致的由上至下的輿論傳播的快速及暢通易於形成輿論一律，而輿論一律是言論自由的大忌。《國語》中《詔公諫弭謗》一文就有記載：「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從中國的古老故事周厲王弭謗起，企圖輿論一律的戲劇在歷史上搬演了不知多少次。在「文革」期間，新聞媒體淪為四人幫的御用工具。相當一部分人認語錄、認派別而不認親人。人們不再信任直接經驗，而是聽命於那些享有話語霸權的集團。明明是暴行，卻稱之為"革命行動"；明明是交通中斷、停工停產、打、砸、搶、批鬥、遊街，全國一片混亂，卻叫做"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在那個缺乏言論自由的年代，人們對「以言治罪」的恐懼及特有的順從慣性，使不少人對「說」或「說什麼」多了一種骨子裡的謹慎。而輿論是由聲音和話語彙聚而成的，但只有經傳播且具有一定規模效應的公眾話語才能形成公眾輿論。言論自由的主旨就是形成輿論多元的良性狀態，輿論一律則是言論自由這一憲政理念的天敵和大忌，萬馬齊喑式的「輿論一律」必然會窒息言論自由理念。

社會等級制度引發的嚴重後果之一就是意見價值的評判標準不是意見本身，而是意見發言人的社會地位。「名言」往往是沾了「名人」之光才「一鳴驚人」，帶有明顯的話語霸權色彩 ，其實不少「名言」都可以出自平民百姓之口，因而對所謂「名言」的迷信不過是對所謂「名人」的膜拜的表徵而已。 我國大眾媒介對名人的關注，一方面固然是利益的趨使，另一方面就是傳統習俗的力量。從黨和政府的領導人，到社會各界的精英，他們的一言一行都被媒介無形的拔高。如果盲目地任由個人的社會地位作為意見的評判標準，而不是用客觀、冷靜、批判的態度來分析，那麼李普曼提出要由「局內人」統治「局外人」的理論假設恐怕就會實現，最終在話語權上走向少數人的專政。目前，不少媒體提倡「平民視角」與「平民意識」，力圖向創造歷史的主體和生活主體回歸，普通老百姓的事迹和言語也受到關注，但總體來說，大眾媒體的寵兒仍然是在「名人」的身上。

2、人際輿論過剩導致針對市民的輿論容易勃興，而有關國家大事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輿論相對過弱。

中國人在歷史上就是一個缺乏公共精神的民族。林語堂說得很直白：「中國是一個個人主義的民族，他們心系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會。此種只顧效忠家族的心理實即為擴大的自私心理。」 除了對公共的物質的東西漠不關心外，這種缺乏公共精神還表現在政治意識形態上，即對公共的政治意識不聞不問，顯得異常冷漠。十九世紀，美國傳教士明恩溥通過在中國二十多年的觀察，也發現了幾乎相似的現象。明恩溥在《中國人的素質》中還舉了一個例子：1851年，道光皇帝死了，外國人很關心道光的三個兒子中由誰來繼承皇位，繼位後政策會有什麼變化。在小酒館裡，幾個外國人試圖同酒館裡的中國人討論這個問題。但中國人說，幹嘛去費精神想那些無聊的推測呢？那是大臣們的事。咱們瞎琢磨政治，那才叫傻呢。平民百姓是如此，百姓中的精英——讀書人也是如此，「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便說明了這點。

中國人為什麼缺乏維護公共事物，關心公共事物的精神呢？「我們時常想到，中國政府在本質上是一個家長制的政府，要求臣民順從聽命。」[5]明恩溥的這個判斷是準確的。自漢朝以來，歷朝政府依據的文化基礎都是由西漢確立的「王道」——儒家學說，儒教是一門「入世」學說，它提供的「入世」途徑則是「古之欲明明得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身修而後齊家，家齊而後國治，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大學》）。這種文化的核心是國如家，國只是家的外延和擴大，治國的才能是在治家的過程中學習到的。在共和之前的中國，政府就等於家族，家族就等於國家，三者之間渾然一體，很難區分，「朕即天下，天下即朕。」政府是家長制，最大的家長是「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家長制」的最大特點，正如林語堂所言，「只顧效忠家庭的心理」極其強烈。所以就是政府自己，所有政策的出發點也是「忙於照顧家長自己」，使自己的「江山」傳於後世而不衰，而不是考慮公眾的利益，興辦公益事業，為「臣民」提供一個平等、公正、自由、寬鬆的生存環境。當一個政府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基業萬世」，當所有的「臣民」都在修鍊「治家」的功夫時，可想而知，家族以外的公共精神也就所剩無幾了。政府考慮的是他的江山能擁有多久，而「民眾的態度則與政府的態度十分對應。所有的人都認為，只有自己的個人財產不受損失，就不必去關心或者沒有責任去關心公共財產。」[6]中國人公共精神的缺乏，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孔子曾經在《論語》中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表達了人們對公共事物的態度：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我們看來，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是結果，而在極大程度上是中國人對不屬於自己責任的事情不感興趣的原因。」[7]回想一下，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深受「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影響。在這種文化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又一代人，缺乏公共精神是絲毫也不奇怪的。

由此可見，中國人公共精神的喪失，是文化培養的結果。在一種缺乏公共精神的文化中，是長不出公共精神的。在當代中國，我們曾經試圖來培養中國人的公共精神。但採用的是經濟手段和文化的絕對化。在經濟上施行的是「一大二公，甚至走到了「吃公社食堂」的極端。而在政治觀念上，與這種絕對公共經濟相伴，提出了「集體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的觀念，甚至造就出一批新的道德典型——為了撈取被洪水沖走的一根木頭而」英勇「獻身的英雄。事實證明，這種抹殺和無視民眾個性的方法同無限擴大民眾私心的做法，同樣造就不出真正的公共精神來。真正的公共精神的培養，首先是要使民眾樹立起良好的公共環境下發展個性的意識，使民眾「不在其位，也謀其政」。

與此相對的便是人際輿論的相對過剩，針對市民的輿論容易勃興。輿論是社會的凈化器，是終古不老的法律。在信息傳播方式多元化的今天，「輿論不僅僅是人們對於公共事物的想像，它有時也侵入私人生活的領域」。[8]特別是當個人或集體的行為有悖於傳統的價值觀或道德時，更容易引起長期的輿論發生。中國是一個以德治國的社會，對人和事往往從倫理道德的層面上來判斷是非。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傳統的道德觀念包括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道德觀念在經濟原則的衝擊下受到強烈的震撼。所謂的「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便是道德與輿論的力量在金錢面前顯得蒼白無力的最恰當的描述。比如輿論長期以來對「看客文化」的譴責。當年魯迅先生在那篇著名的小說《墳》里，深刻指出了民族劣根性中的「看客文化」：那些脖子伸長了像鴨一樣的老百姓，漠然地看著革命者夏瑜為了民眾爭取自由和民主被砍頭的場景，至今仍然不斷的在現實生活中一次又一次的重演，英雄流血又流淚的事經常發生。歸根到底，這仍是傳統文化「熏陶」的結果。

3、較重視輿論的一致性，敵視標新立異、獨樹一幟的意見。

我國傳統上是一個國家權力大於社會權力、地方權力的國家。新中國成立以後，政府擔當起社會資源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全能角色，長期以來國家與社會不分，市場經濟不發達，未孕育一個相對獨立於國家的市民社會，沒有形成成熟的制約國家權力的社會權力。儘管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力圖重塑自身的職能形象，逐步轉換為社會規則的制定者和監督者，避免其職能的「越位」、「錯位」和「缺位」，但目前的現狀仍然是國家權力過強，社會權力、地方權力相對而弱，社會權力和地方權力還不能對國家權力進行有效監督。在輿論宣傳上國家要求社會和地方要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特別是在大的指導原則和方針上更是亦步亦趨。獨特的國情，再加上長期以來受封建專制主義思想和思維模式影響太嚴重，對不同意見和聲音，特別是標新立異、獨樹一幟的意見較為敵視。輿論的一致性被看作是維護社會穩定和團結的必要因素。

但我們也要認識到，伴隨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輿論一律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還了。在國家主義和集體主義意識形態訴求仍然佔主流話語系統的同時，人們的社會價值觀呈現多元化格局，各種生活觀念和方式得到追求和認可。「主旋律」之外的輿論是不一的，但輿論不一律的存在並不代表對各種意見本身的肯定。比如文藝界近幾年先後出現的倍受爭議的美女作家衛慧和「寧當『妓女作家』也不當『美女作家』」的九丹，她們的作品和以及觀點，受到人們的普遍批評和唾罵，陸文夫先生在蘇州舉行的「吳文化和現代化」研討會上，針對目前有關文化熱點話題發表言論時說道「九丹——道德淪喪，是一種文化倒退」。這種對新生事物和意見的敵視是在非主流意識形態上對輿論不一致的表現。

二、我國輿論民族特性的形成因素

1、傳統思維方式的缺陷。

輿論自身是信念、態度、意見和情緒表現的總和，信念在個人的心理結構中處於核心地位，這裡的信念是指人們在接觸外界之前，頭腦里已經存在的關於現實世界的圖像、信條、價值觀，在李普曼那裡稱為「固定成見」。他寫道：「不管我們認識什麼熟悉的東西，我們都會藉助於我們腦子裡已經有的形象」，「我們的一些信條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我們將看到什麼」。[9]所以一種特定的輿論環境，總是同一定的思維方式相聯繫。「如果說公眾的信念系統是輿論環境相對穩定的內核，那麼思維方式是形成這一內核的形成機制。」[10]思維方式總是帶著鮮明的時代和民族特徵。因此分析我國國民思維方式的民族特徵，有助於對我國輿論特性的認識。

我國民族思維方式的缺陷表現為非批判的思維方式以及缺乏實證分析的精神。非批判的思維方式即唯書唯上，「隻言片語的最高指示，人們竟能以洋洋萬言對它作傳教般的闡述，寥寥數言的經典引據，人們卻連篇累牘地注釋它和論證它，而不考察其本身的前提如何」。[11]這種缺陷是我國長期以來存在的小農依附心理以及道德本位的思維方式的集中反映。它導致人們對皇權及偶像的盲目崇拜和逆來順受，引發「十年動亂」中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即使在今天，這種思維方式仍佔主導地位。無論是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還是公眾輿論的「把關人」，大眾媒體普遍缺乏一種批判的態度和實證的精神。公眾在對大眾媒體進行的議程設置上依然缺乏冷靜思考的姿態。在輿論形成的過程中，大眾意見的彙集與趨同受媒體的影響嚴重，輿論的多元化受到阻礙，不利於我國民主進程的建設。

2、中國民眾（包括新聞工作者）公民意識的欠缺。

公民意識，是在西方公民社會學說的主要話語，指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意識，其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參與意識，即公民關注公共事務、監督權力運作、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在封建社會中，傳統的小農經濟、封建統治者的「愚民」政策、「言禁」、「報禁」制度，人民的權利意識和政治參與意識被無情剝奪和壓制；在近現代中國，由於軍閥專制統治和社會動亂頻繁，民主化進程屢遭中斷，致使公民社會資源十分匱乏，不僅沒有產生系統的公民社會理論，公民社會的實踐更是舉步維艱，公民意識更是無從談起。公民意識的缺乏使現代中國公共領域的建構走上一條極為艱難曲折的路。新中國成立以後，人民開始有了「當家作主」的意識，但是封建遺毒的長期浸染，加之極不正常的社會政治生活和權力運作的高度集中化，公民意識始終沒有紮下根來。著名學者李慎之指出，「缺乏公民意識，是中國與先進國家最大的差距」。改革開放的公民意識儘管從總體上有可顯著的增長，但從社會發展提出的客觀要求相比，中國民眾的公民意識仍然處於很不發達和很不自覺的階段。

公民意識的缺乏大大的妨礙了我國公共領域的建設和質量的提升。公共領域這一概念最初起源於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在論及城邦制時提出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所謂的公共領域就是指社會意見和思想觀念自由表達和交流的公共空間，藉助這一空間，民意和民智得以匯聚，道德信仰得以建立，文化傳統得以繼承，也藉助這一空間，公民表達了他們的利益訴求和權利訴求，實施對政府和其他一切權力機構的監督。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指出，公共領域尤其是大眾傳媒構建的公共領域的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一種對話機制，——通過對話，社會公眾對公共決策進行質詢和批評，監督權利部門的運行，並藉此達成國家利益和公眾利益之間的平衡。而我國由於公民意識的歷史性缺乏，使由大眾媒介構成的公共領域無法有效的以公眾輿論的形式與代表國家的官方進行溝通和對話，進而實現公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之間的良性互動。

3、政治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後和社會監督體系的不完善

由於種種歷史和現實的原因，現階段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沒有跟上經濟制度的發展，嚴重製約了公共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我國權力運作的現行體制和機制還是高度集權機制，黨和政府的職能過大，權力運行過程封閉和不透明，缺乏內部制約和監督機制。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監督體系無法真正建立，公共權力的運作體制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受到阻礙。新聞媒體在沒有獨立的政治地位的前提下，「社會公器」的權利和義務不能充分履行，新聞媒體在報道什麼、如何報道等方面仍舊沒有完全自主的權利，實質上剝奪了媒體開闢公共領域的主體性和主體資格。大眾媒體對行政的依附特點，決定了大眾媒體對公眾輿論的把關原則，導致弱勢輿論與非主流輿論的疏忽與流失，不利於輿論的多元化。

三、研究我國輿論的民族特性的現實意義

1、有利於形成健全的輿論，推進我國民主政治的進程。梁啟超指出，輿論是政治、政體之基礎，他在1910年2月20日發表的《國風報序列》中寫道，「立憲政治者，質言之則輿論政治而已。地方自治諸機關以及諮議局、資政院，乃至將來安全獨立之國會，凡其所討論設施，無一非輿論之返照。」[12]他同時指出，輿論若要對民主政治有所貢獻，必須將自身轉變和成長為健全的輿論，而健全輿論之形成，則有賴於嚮導者和民眾之諸種心理條件。可見，研究我國國民的心理特徵，探究輿論的民族特性，有目的的引導健全輿論的形成，可推動我國民主政治的進程。

2、有利於輿論監督的有效進行。這裡指的輿論監督的是一個擴大化概念，是「輿論監督（馬克思稱之為『廣泛而無名的』）、媒介監督和某種程度的媒介履行公共政治權力被混淆起來的統稱」。[13] 從1987年黨的十三大到2002年黨的十六大，「輿論監督」的概念連續四次出現在黨的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表明我國政府和國家對輿論作為第四種權力的重視。 反思形成我國輿論民族特性的因素，增強公眾和新聞工作者的公民意識與批判精神，使我國的輿論既是公民社會監督公權和遏制權力腐敗的「利劍」，又堪稱保障和庇護公民私權不受非法侵蝕、限制和侵犯進而維繫公民社會自身高度的獨立性和自治性的「盾牌」。

3、有利於大眾媒介與輿論的互動。首先是大眾媒介對輿論的導向問題。「報紙或許不能直接告訴人們怎樣想，卻能告訴人們想什麼」，[14]大眾媒介的「議程設置」理論在一定範圍內是有效的。陳力丹在《輿論學——輿論導向研究》一書中分析了輿論作為一種自在的社會信息形態的不同表現及相應的輿論引導，這是從微觀層次上對不同的輿論進行不同的引導。在宏觀上，輿論作為一種具有民族特色的精神狀態，除了自身的自發性、盲目性帶來的缺陷，還有不同於其他民族的優勢和劣勢。大眾媒介如果能針對其特性進行引導，有利於輿論的理性化、多元化。輿論一方面通過大眾媒介合理表達自己的聲音，一方面克服國民的慣性思維，多一點冷靜，少一些衝動；多一點理智，少一些盲目。這樣，輿論與大眾媒介才能形成良性互動，構建一個成熟的公共領域。

自從有了人類社會，便有了輿論活動，但輿論學作為一門年輕的學科在我國還有待研究和發展。對於我國的特殊國情而言，研究輿論不但要在學理的層面進行深入探討，還應結合具體社會結構與環境，在實踐層面上推動輿論學的發展，達成理論與實踐的良性互動。因此研究我國輿論的民族特性，無論是在學理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具有現實意義。由於輿論的發展受制於生產力發展水平、社會形態的發展具體樣式、政治經濟架構等制度性資源以及民眾的民主意識，不同階段的輿論有不同的形態。研究我國輿論的特性，不僅僅只停留在民族的角度，還應有多層次、多方面的視野，使輿論學與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同樣欣欣向榮。

注 釋：

[1] 《揭示公共關係的奧秘——輿論學》，孟小平，中國新聞出版社，1989年版， P.36.

[2] 《輿論學——輿論導向研究》, 陳力丹,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版, P.56.

[3] 《輿論學》，李普曼，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 P.82.

[4] 《輿論學》，李普曼，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 P.63.

[5] [6][7] 《中國人的性格》，明恩溥。

[8] 《揭示公共關係的奧秘——輿論學》，孟小平，中國新聞出版社，1989年版，P.34

[9] 《輿論學》，李普曼，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 P.77.

[10] [11] 《揭示公共關係的奧秘——輿論學》，孟小平，中國新聞出版社，1989年版，P.86.

[12] 《梁啟超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P.559.

[13] 《關於輿論監督的幾個認識問題》，陳力丹，網站名：力丹做學問 http://www.cjr.com.cn/

[14] 《傳播學的起源、研究與應用》，賽弗林、 坦卡特，福建人民出版社譯本，P. 262.

參考書目與網頁：

1、《輿論學——輿論導向研究》, 陳力丹,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版。

2、《揭示公共關係的奧秘——輿論學》，孟小平，中國新聞出版社，1989年版。

3、《輿論學》，李普曼，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

4、《新聞輿論研究》，王雄，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

5、《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哈貝馬斯，曹衛東等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

6、《新聞輿論與新聞文化》，秦志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7、《藝術哲學》，丹納，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

8、《吾國與吾民》，林語堂，寶文堂書店，1988年版。

9、《中國倫理思想史研究》，張岱年，上海出版社，1989年版。

10、《中國人的性格》，明恩溥，http://www.bookhome.net/jishi/other/zgrdxg/xu.html。

11、《關於輿論監督的幾個認識問題》，陳力丹 網站名：力丹做學問 http://www.cjr.com.cn/

12、《傳播學論壇》http://ruanzixiao.myrice.com/index.htm

13、《新世紀輿論學的輝煌》，劉建明，《現代傳播》，2002年第一期。

（歐陽雲玲：女，1979年出生，湖南湘潭人，現為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02級的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新聞理論。）